宋代的賦稅制服

1. 宋朝的政治軍事賦役制度是怎麼樣的

宋朝的政治體制大體沿襲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長官擔任，而是另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又增設參知政事為副相，通稱執政，與宰相合稱「宰執」。宋朝的相權大幅萎縮，僅負責行政職能。中書門下與樞密院合稱二府，掌文武大權。又設鹽鐵、戶部、度支三司，主管財政大權，號稱計省。這樣三司、宰執、樞密使三權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權，加強了皇權。宋朝還在御史台之外增設諫院和置諫官，這些都是監察機構，負責彈劾等事宜。 宋太祖建國初年，為加強皇權和軍事階層的穩定，決定加強中央集權，防止將領剝奪權利。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了都點檢這個重要的禁軍職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過杯酒釋兵權解除了武官的軍權，禁軍的領導機構改為殿前司和侍衛司，分別由殿前都指揮使、步軍都指揮使和馬軍都指揮使（三帥）統領。但是，三帥無發兵之權。宋朝在中央設立樞密院來負責軍務。樞密院直接對皇帝負責，其他任何官員都不得過問。而樞密院雖能發兵，卻不能直接統軍，這樣就導致了統兵權與調兵權的分離。同時，宋朝經常更換統兵將領，以防止軍隊中出現個人勢力。宋朝的兵力部署可謂「強干弱枝」「守內虛外」。宋朝的軍隊分為四種，即禁軍、廂軍、鄉兵、藩兵。禁軍是中央軍，也是宋朝軍隊的主力。廂軍是各州的鎮兵，由地方長官控制。鄉兵則是按機關抽調的壯丁。藩兵是防守在邊境的非漢民族軍隊。 北宋中期以後對遼、西夏等國的戰爭，使得軍事費用增加，對統兵將帥限制太多「權任輕而法制密」，將不專兵，動相牽掣，「元戎不知其將校之能否，將校不知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以謙讓自任。」[11]和軍紀不明使宋軍嚴重缺乏訓練，終日「游戲於廛市間，以鬻巧誘畫為業，衣服舉措不類軍兵」[12]「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僱人荷之。」[13]。張演評說：「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祿而薄其禮。」 宋代的農材賦役制度，大致延續中唐之後的兩稅法，但增加了丁稅。而差役則甚為繁重造成*人民負擔，因此王安石變法時有免役法的推行。

2. 宋朝推行的是什麼賦稅制度解釋一下

宋代賦稅制度，大體也是由唐代兩稅制沿下，我們不再詳講。只講一點較重要的。本來兩稅制度，把一切賦稅項目，都歸並了，成為單一的兩稅。租庸調是三個項目分列的，對田地有租，對丁役有庸，對戶籍有調。讓我們眼前淺顯舉例，譬如台灣征入農田米穀這是租。要台灣民眾義務服役，修機場道路水利工程之類這是庸。糖是台灣土產，要台灣一地貢獻多少糖，由民間攤派，按家分出，這是調。兩稅法則把這三項全並入了田租，因此田租額增高了。收取田租之後，如要修機場築道路，應由出錢自僱工役。如需要糖或其他物品，也應由出錢自買。向民間收稅，則全歸入一個項目下。這樣過了多少年以後，這辦法便出了毛病。晚唐時代軍事時起，軍隊到了一地方，抑就要民眾幫忙如修路之類，又要征發地方特產，如台灣出糖，別處軍隊到台灣來，便不想自己買糖，卻向民間要。他們認為這些是向來如此，他們卻忘了原來這些庸與調早已包括劃並在兩稅里，把民間田租加重了，現在又要地方出勞役，出土貢，那豈不是民眾又增加了負擔嗎？這一種可有的流弊，在唐代改行兩稅制時，早有人說到，因當時單圖稅收便利，信不及，到後來卻逐步實現了。更重要的還有一點。在漢代，中國本有地方自治組織，其首領稱三老，三老之下有嗇夫游徼。三老是掌教化的，嗇夫主收田租，游徼管警察盜賊。他們都代表地方，協助。這一制度，到隋唐便沒有了，變成有名無實。到了五代時候，軍隊每到一地方，要地方出力役，出貢調，那些本來早不在國家規定的制度里，於是臨時就得找地方領袖，向他們要房子，要稻草，要馬料，要用具，要壯丁，要給養。這明知道不好辦，但也得勉強辦。軍隊常川來往，這些地方領袖，就變成專是對上辦差。地方行政官卻感到有此一種人，又省事、又易督責，於是即使地方上沒有這樣人，也硬要舉出一個兩個來。軍隊像水一樣地流，到了某地就要派差，所以辦差的辦上三五年，家私就垮了。一個垮了，再找另一個。以後即使沒有軍隊需索，地方長官也依然沿著舊習，仍要地方照常辦差，這樣就變成地方又多了一筆負擔。而更壞的是使地方上沒有一個能興旺的家，興旺了，派差便輪到他。這是宋代之所謂差役法。宋代之差役，也如秦代之戍邊，都是由前面歷史沿襲下來，沒有仔細注意，而遂為社會之大害。王荊公變法，始訂出免役錢的辦法來。由規定，叫地方出錢，每家攤派，如此可免地方上私家為辦公差破產之苦。但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爭論，因為要民眾攤出免役錢，豈不又要增重民眾的負擔？但王荊公的主張，認為既不免要向地方需索，與其擇肥而噬，是一家一家排著次第破產，不如平均攤派，為害轉輕。以後司馬溫公做宰相，他對荊公新法，一切反對，因要恢復差役，其時荊公已退休在南京，聽得此消息，他說：「這件事還能反對嗎？」可見荊公對此制度之改革是確有自信的。蘇東坡原來也反對免役法，但後來對司馬溫公主張復役又反對了。溫公力主執行，東坡對他說：「從前我們反對王安石不許人有異議，為什麼你執政了，又不許別人有異議呢？」但溫公終於不聽，旁邊跑出來一個蔡京，他挺胸力保說我三個月可以把差役法辦成，結果終於給他辦成了。但是後來驅逐溫公舊黨重行新辦法時，即是這個蔡京。現在大家都知道蔡京是個壞人了，在當時連司馬溫公也認他是好人。我們專憑此一制度之變動與爭執，可見要評定一制度之是非得失利害分量，在當時是並不容易的。而人物之賢奸則更難辨。但蔡京害了溫公尚淺，他害了荊公卻深。因他後來主張新法，把宋朝弄壞了，後世遂連荊公都罵作小人，豈不是蔡京連累了王荊公遭受此不白之冤？但王荊公的免役法，則直到清代，直到今天，中國社會便一向不再有力役了。然而正因為沒有役，人口就不要詳密計算。中國的戶口冊子，宋代有，明代有，清代開始有，後來逐漸沒有了。即便宋明兩代有，也不覺重要，因而不甚可靠了。王荊公的免役法，還得人人出錢免役，明代有一條鞭法，又把丁稅歸到田租里，便不看重人丁了。到清代中葉以後，有地丁攤糧永不增賦之令，於是便不要丁冊了。然而這樣一來，變成只有土地與發生了直接關系，人口與卻像沒有直接關系了。一個國民，只要沒有土地，不應科舉考試，不犯法令，甚至他終身可以與國家不發生絲毫直接關系，這又豈是中國政治上歷來重看輕徭薄賦制的理想者所預期而衷心贊成的呢？

3. 宋代的賦稅制度是什麼樣的

宋代賦稅制度，大體也是由唐代兩稅制沿下，我們不再詳講。只講一點較重要的。本來兩稅制度，把一切賦稅項目，都歸並了，成為單一的兩稅。租庸調是三個項目分列的，對田地有租，對丁役有庸，對戶籍有調。讓我們眼前淺顯舉例，譬如台灣征入農田米穀這是租。要台灣民眾義務服役，修機場道路水利工程之類這是庸。糖是台灣土產，政府要台灣一地貢獻多少糖，由民間攤派，按家分出，這是調。兩稅法則把這三項全並入了田租，因此田租額增高了。政府收取田租之後，如要修機場築道路，應由政府出錢自僱工役。如政府需要糖或其他物品，也應由政府出錢自買。政府向民間收稅，則全歸入一個項目下。這樣過了多少年以後，這辦法便出了毛病。晚唐時代軍事時起，軍隊到了一地方，依舊要民眾幫忙如修路之類，又要征發地方特產，如台灣出糖，別處軍隊到台灣來，便不想自己買糖，卻向民間要。他們認為這些是向來如此，他們卻忘了原來這些庸與調早已包括劃並在兩稅里，把民間田租加重了，現在又要地方出勞役，出土貢，那豈不是民眾又增加了負擔嗎？這一種可有的流弊，在唐代改行兩稅制時，早有人說到，因當時單圖稅收便利，信不及，到後來卻逐步實現了。更重要的還有一點。在漢代，中國本有地方自治組織，其首領稱三老，三老之下有嗇夫游徼。三老是掌教化的，嗇夫主收田租，游徼管警察盜賊。他們都代表地方，協助政府。這一制度，到隋唐便沒有了，變成有名無實。到了五代時候，軍隊每到一地方，要地方出力役，出貢調，那些本來早不在國家規定的制度里，於是臨時就得找地方領袖，向他們要房子，要稻草，要馬料，要用具，要壯丁，要給養。這明知道不好辦，但也得勉強辦。軍隊常川來往，這些地方領袖，就變成專是對上班差。地方行政官卻感到有此一種人，又省事、又易督責，於是即使地方上沒有這樣人，也硬要舉出一個兩個來。軍隊像水一樣地流，到了某地就要派差，所以辦差的辦上三五年，家私就垮了。一個垮了，再找另一個。以後即使沒有軍隊需索，地方長官也依然沿著舊習，仍要地方照常辦差，這樣就變成地方又多了一筆負擔。而更壞的是使地方上沒有一個能興旺的家，興旺了，派差便輪到他。這是宋代之所謂差役法。宋代之差役，也如秦代之戍邊，都是由前面歷史沿襲下來，政府沒有仔細注意，而遂為社會之大害。王荊公變法，始訂出免役錢的辦法來。由政府規定，叫地方出錢，每家攤派，如此可免地方上私家為政府辦公差破產之苦。但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爭論，因為要民眾攤出免役錢，豈不又要增重民眾的負擔？但王荊公的主張，認為政府既不免要向地方需索，與其擇肥而噬，是一家一家排著次第破產，不如平均攤派，為害轉輕。以後司馬溫公做宰相，他對荊公新法，一切反對，因要恢復差役，其時荊公已退休在南京，聽得此消息，他說：「這件事還能反對嗎？」可見荊公對此制度之改革是確有自信的。蘇東坡原來也反對免役法，但後來對司馬溫公主張復役又反對了。溫公力主執行，東坡對他說：「從前我們反對王安石不許人有異議，為什麼你執政了，又不許別人有異議呢？」但溫公終於不聽，旁邊跑出來一個蔡京，他挺胸力保說我三個月可以把差役法辦成，結果終於給他辦成了。但是後來驅逐溫公舊黨重行新辦法時，即是這個蔡京。現在大家都知道蔡京是個壞人了，在當時連司馬溫公也認他是好人。我們專憑此一制度之變動與爭執，可見要評定一制度之是非得失利害分量，在當時是並不容易的。而人物之賢奸則更難辨。但蔡京害了溫公尚淺，他害了荊公卻深。因他後來主張新法，把宋朝弄壞了，後世遂連荊公都罵作小人，豈不是蔡京連累了王荊公遭受此不白之冤？但王荊公的免役法，則直到清代，直到今天，中國社會便一向不再有力役了。然而正因為沒有役，人口就不要詳密計算。中國政府的戶口冊子，宋代有，明代有，清代開始有，後來逐漸沒有了。即便宋明兩代有，也不覺重要，因而不甚可靠了。王荊公的免役法，還得人人出錢免疫，明代有一條鞭法，又把丁稅歸到田租里，便不看重人丁了。到清代中葉以後，有地丁攤糧永不增賦之令，於是便不要丁冊了。然而這樣一來，變成只有土地與政府發生了直接關系，人口與政府卻像沒有直接關系了。一個國民，只要沒有天地，不應科舉考試，不犯政府法令，甚至他終身可以與國家不發生絲毫直接關系，這又豈是中國政治上歷來重看輕徭薄賦制的理想者所預期而衷心贊成的呢？

4. 中國古代賦稅制度的演變

算賦是秦漢時政府向成年人徵收的人頭稅。它始於商鞅變法，是作為軍賦徵收的人頭稅，在秦時或稱作口賦。
公元前203年，劉邦下令，規定凡是年齡在15－56歲的人出賦錢，每人120錢為一算，這就是算賦（東漢時也稱口算），從此成為定製。
算賦是漢政府財政收入中的一個主要項目，歸大農經營，目的是「為治庫兵（兵器）車馬」，故仍是軍賦性質。
算賦一律用貨幣繳納，除漢昭帝因谷價過賤傷農，有兩次特詔暫用菽粟代錢外，幾乎沒有例外。算賦數額有因特殊情況而減輕或蠲免的，偶爾也有增加的。
一般來講，算賦為每人一年一算，但也有特殊情況，如秦朝曾有法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西漢政府為了鼓勵戶口增殖，提倡早婚。公元前189年下令：女子年齡15以上至30未嫁五算，即算賦五倍於常人。
《漢律》還規定，賈人與奴婢倍算，即商人與奴婢的算賦一倍於常人。這顯然是為了抑商和限制蓄奴。
口賦，是漢代政府向十四歲及其以下的兒童徵收的人頭稅。也稱口錢、口賤錢。
西漢初年，口賦徵收額是每人20錢。起征的年齡是7歲，到漢武帝時提前到3歲起征。
漢元帝時，貢禹上書，請求把起納年齡再推遲到7歲，被採納。
口賦很少減免，東漢末年軍閥混戰，統治黑暗，甚至嬰兒一歲即令起納。《零陵先賢傳》說「漢末產子一歲則出口錢，民多不舉產」。
漢代的算賦是政府的稅收，歸大農；口賦是帝室的稅收；歸少府。
算賦口賦徵收的是貨幣，使農民不得不拋售大量農產品，從而加強了農民與市場的聯系，同時也促進了漢代的商品經濟的發展。但這種人頭稅一直到清朝雍正帝時，實行攤丁入畝徵收統一的地丁銀，才徹底的廢除。

5. 【歷史】【北宋初】賦稅制度，農稅幾稅一商稅幾稅一茶稅怎麼收

權威回答：
就宋代財政史的例證看，影響國家制度呈現地方性特色的主要原因，還不在於立法者對地域差異的認識，而是中央與地方財政的實際需要，以及歲幣與邊境戰爭的需要。

作為一個中央集權的財政體系，就其原則而言，中央政府所強調的無疑是天下一體，各地財賦通融均濟。因此宋代各路負責財政事務的轉運司長官的基本職掌之一，就是要足「郡縣之費。如果說北宋初期地方財政相對寬裕，中央政府也確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天下財賦通融均濟，然大致從北宋中期起，趙宋政權對於地方財政的管理原則實際已發生明顯轉變。也就是每一路分基本依賴本地財政收入、獨立核算的理財精神。在各路分內部，可以說就是「以一州一縣之力，供一州一縣之費」。在這種各路州郡獨立核算的理財格局之下，可以想像，各地財政收入與開支畸輕畸重局面會隨之出現；相應地，州郡為了應對各自獨特的財政局面，在財政的收與支方面也會因事創制，自行其事，從而使得本屬天下一體的財政體制呈現一人千面之相，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換句話說，各個地方的父母官為了本地方利益，創謀財路，形成貪贓枉法的根源。
雖然宋代地方政府在財政管理方面的因事創制，自行其事，集中體現在國家財務制度之地方化現象上，即調整國家財政制度，使之適應於地方的需要。在歷史現實中，這種調整多屬法外行為。主要表現如下：
1）賬不上報
中央集權的財政制度之主要體現之一，是中央計司得以周知天下各級財務部門的收支賬目。北宋元豐以前，諸路州軍歲造計帳供省，三司得以總知天下歲收歲支總數。元豐三年(1080年)改州軍供帳制度後，轉運司除將各州軍錢糧物帛等收支主項別造計帳申省外，還需上報一路《收支見在錢物狀》，中央仍能藉此知天下財計出入之大數。至北宋末年，這一制度雖未廢止，但在國家財政管理的實際中，根據賦稅制度的規定所征取的錢物正額與實際歲收之間以及中央規定撥留的財稅與州軍實際經費開支之間愈見脫節。到南宋，就更加嚴重，中央政府不知州軍歲收歲支實數，已非一時一地的現象。宋廷雖屢次下詔，令州軍供具出納實數，但僅具文而已。當時的戶部，除上供錢物外，僅能掌握各地常平錢谷、戶口、稅租(即兩稅正額)之數。但即便常平錢谷及戶口、稅租，諸路州軍也多「遷延日月，不即供申」，戶部無可奈何。
現存文獻所載有關南宋時期的財政數據，如上供、經總制、折帛、月樁、糴本等錢，無一不是中央計司征調地方財政的項目；南宋時期不僅如酒稅等歲入不見於全國總收數，即如國家正賦兩稅的全國總收數也付諸闕如。
2）財不入庫
兩宋國家財務管理制度，對留供地方歲計財物的賬務、倉庫等方面都有嚴格的規定，以防官吏作弊。從北宋中後期起，隨著地方財政預算的吃緊，州縣財政在賬務、倉庫等各方面的管理制度均出現混亂，管理地方財務賬籍的各種制度越來越無法落實。北宋末年講議司論州縣收支官物時已稱，「賬內官物與簿歷不同，簿歷內又與倉庫見在不同。至有賬尾見在錢物一二十萬，而歷與庫內全無見在。攢造驅磨申奏，徒為無用之空文。南宋更甚。紹興二十六年(1156年)正月二十七日，權戶部侍郎鍾世明上言提到：「諸路州軍錢物，並合隸軍資庫。近年以來，州軍多將拘到錢物別置庫眼赤歷拘收，以為羨余之獻、公庫之用。」(同前書「食貨」五二之三三)以致州軍財賦，「惟憑赤歷，難以稽考」。
地方州軍財不入庫現象，原因無非有二：其一，州軍防止上級計司非理「劃刷」錢物，以保證本地財政開支的需要；其二，方便地方官吏營私舞弊。比較常見的是將大量財賦撥入公使庫，以供官吏揮霍。紹興二十八年湖北總領逢當霖上奏提到的一個例子是：「近年又復輒將在倉米斛出糶，取其價值，以資妄用，此殊可駭。
3）賦不依法
宋初以來的制度，賦稅課利的征斂有嚴格規定，創賦增稅之權，集中於中央，不容地方染指，故立有「擅增歲賦法」。在法：受納應納數外輒收羨余，或輒他用，及非法擅斂，並有斷罪條法」。但由於地方財政入不敷出，大多虧空，完全按照國家法令征發賦稅，根本無法滿足上供及本地開支，因此州縣多「不免創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一般來講，地方政府在「巧取於民」的過程中，較少「鑿空白撰多依法定賦稅因緣延展，徵收附加稅，國家關於賦稅徵收的統一制度也因此演化出多種「地方版本」。
4）貪贓枉法
以上地方財政種種地方化的表現，實質也就是非制度化現象，而又為上級計司不得不默許，結果之一，必然為地方官吏貪贓枉法大開方便之門。如二稅苗米入納，各地附收耗米，名目繁多。官吏緣此多收入己，簡直順理成章。地方官吏貪贓枉法，文獻記載反映了不少，歷代如此，多為學者所關注。其間名目百出，常超乎想像。
兩宋財政制度的地方化現象當然不止於此，但這幾方面可謂比較典型者，可以肯定。

6. 宋代的稅賦制度有什麼歷史意義

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廣泛而深入，使宋代各項經濟制度的制訂和實施呈現出新的特點，而宋代賦稅制度的變遷，正是這些特點的充分體現。

宋代賦稅制度變遷所發揮的作用，有利於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宋朝徭役制度與賦稅、保甲、胥吏等制度以及農民的生活等關系緊密，是政府對基層社會進行有效管理的重要制度，對宋朝社會的發展和國計民生具有很大的影響。

7. 宋代戶等制在賦稅制度上的重要性表現在哪些方面

宋代戶等制遠比前代完備，在賦役制度上的重要性更為突出。兩稅的支移和折變，規定先富後貧，自近及遠的原則，往往上戶從重，下戶從輕。其他如和買、義倉、科配等等都有類似規定。在災年則往往按戶等高低，首先蠲免或減少下戶的賦稅，並對下戶實施賑濟。在差役方面，北宋前期和中期，第一、二等戶任耆長、戶長、里正、衙前，第三等戶充弓手，第四、五等戶充壯丁，也體現了戶等愈低，差役愈輕的精神。攤派夫役，有時也按戶等規定各戶出夫多少。

8. 宋代的賦稅制度是什麼樣的

宋代的賦稅制度主要是沿用唐代的賦稅制度。即兩稅制度，舊唐書中記載：凡有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郡縣稅三十分之一（後改為十分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舊式。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歷十四年（779）墾田之數為准而均征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逾歲之後，有戶增而稅減輕，及人散而失均者，進退長吏，而以尚書度支總統焉」。

9. 中國宋代賦役制度由勞役到實物再到貨幣原因

<table> <tbody> <tr> <td> <div> C </td> </tr> </tbody> </table><br/><table> <tbody> <tr> <td> <div> <br>試題分析：本題考察的是中國古代的賦稅制度的特點，從春秋的「初稅畝」到明朝的「一條鞭法」再到清初的「攤丁入畝」，這種演變體現了以人丁為主的征稅標准到以土地財產為主的征稅標准、由實物、勞役地租為主到貨幣地租為主。也反映了封建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控制松馳。C項表述與史實相反，應是由繁雜多項<br>到簡化單一。 </td> </tr> </tbody> </table>

10. 古代的賦稅制度有哪些

賦稅古代朝廷宏觀管理經濟的重要手段，是隨土地制度或狀況的變化而變化的。

古代的賦稅制度含義很廣泛，一般包括以下內容。

以人丁為依據的丁稅；

以戶為依據的財產稅；

以田畝為依據的土地稅；

以成年男子為依據的徭役和兵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