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童裝民俗事象的實例

『壹』 民俗事象進行邏輯劃分被分為三大類八小類的民俗，分別是指什麼呢

指人們在日常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中，通過語言 和行為所傳承的喜好、風尚、習慣、禁忌等。民俗是一種覺的社會文化現象。一般說來，由於人們所處的自然環境、歷史條件不同，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所形成的風俗習慣也就不同。

劃分民俗的范圍和類別的原則總是與民俗的定義聯系在一起的，既然把民俗定義為群體內模式化的生活文化，那麼，就以民俗事象所歸屬的生活形態為依據來進行邏輯劃分，於是，得到三大類八小類的民俗：

1.物質生活民俗（1）生產民俗（2）工商業民俗 （3）生活民俗

2.社會生活民俗（1）社會組織民俗（2）歲時節日民俗（3）人生禮俗

3.精神生活民俗：（1）游藝民俗（2）民俗觀念

『貳』 如何完整的描述一個民俗事象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中國民俗具有獨特的民族氣質。中國民俗文化特徵主要有以下表現：
一、民俗文化活動的集體性
任何一種民俗無疑是一種文化，稱之為民俗文化。民俗是伴隨著人類群體的產生而產生的。因此，民俗培育了社會的一致性，增強了民族的認同，強化了民族精神，塑造了民族品格。沒有人類群體就沒有民俗文化，所以說民俗文化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民俗的集體性可理解為：首先，任何一種民俗，都產生於特定的群體，如某個特定地域或某個民族。其次，一種民俗一旦形成，就會成為集體的行為習慣，流傳於一代又一代的集體中。再次，在流傳中由集體不斷補充、加工、完善。也就是說，民俗文化不是個人行為，一個人創造或倡導的一種民俗形式，沒有公眾的認可或積極推行，它決不會長久地延續下去，即使勉強地生存下來，也不會有其廣泛性。生活在某個民俗文化圈內的每個人都是民俗文化的創造者、傳承者，也是民俗文化的被教化與熏陶者。
二、民俗文化活動的傳承性
民俗是習得知識，需要在一代一代中傳遞，具有時間傳衍的連續性，民俗是時間的連續體。是一個地方區域內長期人文積淀的一種客觀反映，它是一個地方文化的象徵，是古老文化的傳承，所以傳承民俗文化，就是延續古老的文明和人文精神，也是一種文化信仰。民俗文化的傳承性就是教化和規范民眾，使民眾立足於當代，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民俗文化傳承著我國優秀的民間文化，延續傳統文化精神，增強廣大群眾的民族認同感的生動和富於人性的社會化。這是一種自覺的傳承，且具有原生態的特性，因此更具親和力。
三、民俗文化活動的地方性
民俗文化活動的傳承是以人世代相傳，除了中華民族文化大傳統之外，如春節活動等具有全國性特點。各個地方依自己的特殊環境形成了服務地方的文化小傳統，同一種民俗事象在各地會出現不同形態，不同時代，不同的地區都會有自己的特點。鄉民的生活文化具有明顯的地方性，所謂「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還有一種說法是「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這是較概略的區分。總之，民俗文化的發生、發展、演變是在一定地域空間下進行的，它受地理環境、人們謀生方式與歷史傳統的影響和制約，因此民俗文化顯現出濃烈的地方特色。
四、民俗文化活動的變異性
民俗文化因其傳承的特殊性，在日常生活中人相襲，代相傳，具有相對穩定的特性。但民俗作為一種基礎文化，它在傳承與傳播過程中並非一成不變。相反，它隨著時空的變化不斷地發生變異，形成了與穩定性相聯系的變異性特徵。變異性是中國民俗的顯明特徵之一。民俗在傳承中變異，在變異中傳承。民俗的變異性從總的方面看，與歷史性、地方性相關聯，同類民俗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都會有各自的特點。民俗的變異性，一般說來有3種情況：一種是民俗表現形式的變化；一種是民俗性質的變異；再一種是舊俗的消亡。民俗的變異性特徵為移風易俗提供了學理的依據，人們可以依據民俗變異的規律，「化民易俗」，刪繁就簡，推陳出新，為建設民族的新文化服務。
五、民俗文化活動的豐富性
中國自立國之始，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形成今天56個民族共處的狀態。同一種民俗，在中華各民族的不斷融合中，各民族習俗被接納到中華文化體系之中，但都保留著各自的民族特性，從而豐富了中國的民俗文化活動。在各地區會出現不同的形態。中華文化以包容著四方的氣象著稱於世，其中民俗涵化之功甚偉。自古到今民族文化的融合，首先是民俗文化層面的接納，民俗文化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影響極度深遠。漢族民俗中復合了不少少數民族習俗，可以說從來就沒有純粹意義的漢民俗，只有民俗復合時間的早晚而已。同樣，現存的各少數民族也程度不一地受到漢民俗影響。因此，中國民俗文化活動形式極為豐富。
六、民俗文化活動的實用性
開展民俗文化活動的只有一個，即服務於人們的生活需要，實用性是中國民俗最本質的特點，民俗文化服務人們的生產和生活，人民依賴民俗開展生產，繁衍後代，尋求精神愉快。民眾創造了民俗，民俗服務了民眾。民俗信仰的直接功利性是它區別於一般宗教信仰的根本特徵之一。當然，中國民俗的實用性，不僅僅表現在信仰心裡方面，更重要的是許多民俗文化活動在民眾實際生活中發揮著效用。

『叄』 民俗特點如何存體現在民俗事象中

(一)歷 史 性
(二)地 方 性
(三)傳 承 性
(四)變 異 性
民俗的最本質特點，是在群體的傳承中逐漸積淀而成，即顧頡剛先生所說的由「壘層的」方式所造成，而不是一朝一夕突然出現或突然消失的。歷史上也曾發生過某一民族或群體的民俗突然改變或突然消失的事件，這種情況的發生，要麼是因為民族邦國戰爭，某一民族或群體突然被滅亡，戰勝者強迫戰敗者改變自己的民俗或信仰；要麼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使某個民族或群體驟然消亡，該民族或群體的民俗也就因此湮沒無聞了。

『肆』 固原有特色的民俗事象。

關於生產、生活、文娛、制度、信仰等方面的民俗活動和民俗現象的總稱,亦可表示單一的民俗活動。此術語由日本民俗學家最早使用,後傳入我國,成為民俗學界的一個通用語。

『伍』 舉例說一下方言和民俗的關系（400字以上）至少2個例子

方言研究,從來就離不開民俗的研究。通過民俗來收集方言,是方言研究的一個傳統;透過方言來探求民俗,又是民俗研究的必由之路。方言是民俗得以延續的載體，民俗是方言表現的重要內容。方言隨民俗的產生而產生，亦隨其消亡而消亡；而許多民俗如果沒有方言的潤色也會黯然無光。

方言是全民語言的一個分支, 是全民語言的地方變體, 是一種語言中跟標准語有區別的、只在一個地區使用的話；是相對於一個社會的共同語或一種語言中的標准語而說的。

日本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提出了民俗學對象的「三分法」: 習慣 (社會技術)； 口碑(語言藝術) ； 感情、觀念、信仰(心意現象) 。語言民俗是民俗的一大門類，廣義的語言民俗指的是那些聽得見的口傳形式的民俗事象, 包括民間語言和民間文學兩個部分；而狹義的語言民俗僅指其中的民間語言部分, 不包括故事、歌謠等成篇的民間文學作品；作為民俗學研究對象的民間語言, 是指廣大民眾用來表達思想並承載民間文化的口頭慣用語, 其主要部分是民眾集體傳承的俗話套語。

因此，不管從客觀存在的事實看，還是從我們研究方言和民俗的需要來講，二者都是密不可分，相輔相成的。

一、民俗因不同地域的方言而差別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民俗是第一性的,方言是第二性的。先有某種民俗,然後才能產生與之相應的方言詞；民俗是產生方言詞的基礎,沒有民俗就沒有方言。然而,民俗的形成和鞏固必須藉助於一定的語言形式,不同的民俗形式在同一地區用不同的方言詞表示；同一種民俗現象在不同的地區需要附著在不同的方言詞上。

例如：在粵方言區和客家方言區, 宴席上一般要有「發菜燜豬手」這道菜。這是因為, 方言中「發菜」諧音「發財」,「豬手(豬蹄) 」諧音「就手(輕易的意思) 」,「發菜豬手」諧音「發財就手」。就是能輕易地發財、順利地發財之意。北方人雖然也希望發財, 卻沒有這個風俗。因為北方不像粵方言、客家方言那樣把豬前蹄叫豬手,即使叫豬手, 北方話也不與「就手」諧音,也就沒有「發財就手」的諧音,也就不會有這個風俗了。

又如在晉北，由於氣候寒冷,小麥的種植面積很小,產量很低，糧食以黍米為主；晉北人一日三餐離不開「糕」。曾有「早晨稀飯煮糕,午飯蒸現糕,晚飯火烤糕」的順口溜，又由於「糕」與「高」諧音,吃糕增添了人們過節、賀歲時的喜慶氣氛;同時,也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糕」民俗。從而產生了極為豐富、具有濃郁的地域文化特點的方言詞。

二、通過方言可以透視民俗現象

民俗是廣泛流行於民間的風俗習慣,是一種文化現象。方言是某一地區內的人們所使用的交際工具,是一種社會現象。方言與民俗都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都帶有很強的地域性。獨特的方言詞,對於民俗的形成和鞏固具有很強的聚集和凝結作用。民俗方言詞不僅僅是語言符號,還應看作是具有象徵作用的民俗符號。

如「盤纏」一詞,過去為旅行者所帶錢物,為防丟失和賊人發現,便用布袋「盤」、「纏」於腰間,因而得名。現在,雖沒有了用布袋包裹錢物於腰間的習慣,可「盤纏」仍指旅行者所帶的錢物,一般具體指路費。又如：在山西晉南地區,新娘迎娶回來進門時,不能直接從地上走,要從前後傳遞的鋪在地上的紅布袋上面走過,謂之「傳袋」, 「 袋」諧音「代」,取「傳宗接代」之意。

每一個方言詞就是一個支撐點,它可使某一種民俗更穩定、更完整；每一個特色方言又是一個民俗集合體,它可集一種復雜的民俗現象於一詞；見詞生義,由詞連俗。

三、記載民俗的方言詞因民俗的消失而亡

民俗與反映民俗的方言詞其發展規律一般是平衡的、共存的、互動的。方言詞隨民俗的產生而產生,也隨民俗的消亡而隱去。

古代晉北素有養羊之俗，由於婦女不會織布,所以那時人們炕上鋪的是「羊毛氈」,;冬季男人、女人,連小孩都穿「白茬羊皮襖」和「白茬羊皮褲」(一種沒有任何布裝飾的皮襖) ;腳上穿的是羊毛織的「毛襪」和羊毛做成的「氈鞋」、「毛靴」,也叫「毛窩」、「毛圪塔」;頭上戴的是羊毛織的「氈帽」。解放後,隨著紡織工業的發展,晉北人穿戴「白茬羊皮」的民俗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已很少看到「白茬羊皮襖」和「白茬羊皮褲」之類的衣服了。記錄這些民俗的方言詞也就逐步在人們的日常口語中消失了。

在晉南、晉中一帶,解放前有「指腹為婚」的「娃娃親」,解放後此俗消失, 「娃娃親」一詞也隨之不用。「磕得腦(磕頭) 作揖」是解放前流行在晉南的基本禮俗,是逢年過節、婚禮壽慶晚輩向長輩施行的一種大禮,解放後逐漸廢除,該詞也隨之不用。

四、方言、民俗的演變因地區不同而異

當今都市生活節奏的加快,生活格局的變化，很多民俗已悄然消失或淡化；許多生活在大城市的人無不喟嘆；現在的年味越來越淡;婚喪嫁娶越來越簡。太原、晉中一帶過去流行的洞房之夜,圓房前要喝疙瘩湯,湯中放紅棗、花生,諧「早生」之義，現在這種習俗可能已盪然無存。然而在一些山區的小村莊,還保留著更多的傳統民俗。如太行山的山溝里,黃土高原窯洞中的農民,這里的經濟落後而觀念陳舊,生活單調而民風淳樸,民俗方言還保留得相當多。有些落後的民俗在城市和經濟發達的農村早已絕跡,而在貧窮的山區農村還時而見到,如「換親」系指貧窮的家庭兩家互娶對方的女兒為兒媳婦,這樣可以省錢,但多數家庭並不幸福。一些舊的民俗在介於都市與村莊之間的地方,有的保留,有的消失,但無論何種地方,方言與民俗的相伴而來、共生共滅的互動關系卻是一致的。

以上只是方言與民俗之間的幾個明顯的、主要的聯系；其實，在人類燦爛的歷史文化長河中，豐富的方言和絢爛多彩的民俗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不僅是人類文明的寶貴遺產，也是我們進行方言和民俗研究的寶貴資料，需要我們不斷地攫取，才能在研究道路上邁進，同時也才能更好地保護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

地域性是方言的第一屬性，從不同的方言可以看出不同地區的民俗和文化。

大冶市位於湖北省東南部，長江中游南岸，地處武漢、鄂州、黃石、九江城市帶之間和湖北「冶金走廊」腹地。西北與鄂州市為鄰，東北與蘄春、浠水縣隔江相對，西南與武漢市、咸寧市毗鄰，東南與陽新縣接壤。大冶的方言跟咸寧的很相似，但跟武漢的相差很遠。民俗也有一些細微的差別。

從語音方面說，大冶方言的很多發音都處於上古和中古時期。普通話和一些方言中，「組」、「曉」等細音聲母j、q、x在大冶還處於g、k、h的發音狀態，保持舌根音的狀況。如：「鞋」，在普通話和別的一些方言中，聲母為「x」，而在大冶方言中發音中，聲母則為「h」，把「鞋子」讀成「孩子」。語音的演變具有地域性，由此可看出，大冶的方言變化相對與別的地方來說比較小，變化速度也比較慢。說明與外界的交流不是很充分，人口流動情況不顯著，處於比較保守的狀態，還不夠開放。也可從此處看出為什麼每年高考，大冶的考生，八成左右都留在了湖北，而不願意報考外省的高校。

從詞彙方面看，大冶的方言很具地方特色，「子」化音跟北京話里的「兒」話音一樣普遍。如：「明兒」在大冶方言中說為「門子」，其中的「門」為「明兒」的連讀音；「後天」說成「後子」。在大冶人的小名中，字的後面加「子」現象很普及，如：叫一個叫作胡慧的人，她的小名就很可能就叫慧子。這是大冶方言和民俗中比較具有地方特色的一點。當然，在人的小名中，疊音的現象也並存著，如：一個叫李婷的人，她的小名叫「婷婷」的可能性也比較大。當然，這只存在於小孩的小名中，還沒有「子」化音的普遍。

從語速和語調方面看，大冶方言比普通話或是一般地方方言的語速要快點，語調要高點。大冶人說起方言來，嘰里呱啦一大片，很快，外地人很難聽懂。這跟大冶人的急性子有關。大冶人做事一般很乾脆，很利索，不喜歡婆婆媽媽，拖泥帶水，生活的節奏很快。比如一般人沒事就不怎麼逛街，要逛街的話，得擺個很的架勢，逛一回街的任務很重，要買的東西通常會很多，而這些通常在去之前都會想好。大冶話的語調也比較高，說起話來，高聲高調，這跟大冶人的性格有很大關系。大冶人的性格普遍比較開朗，很熱情，很好客。越是要好的朋友，見面時說話的聲音和語調就越高，這跟蒙古族見面摔交和傣族的潑水節比較相似。熟人見面，說話的聲音越大，通常說明兩人的關系就越好。另外，大冶人性格的張揚現象比較普遍，這就跟大冶的經濟有很大的關系。大冶的礦業、酒業、教育業、交通業都比較發達，跟周圍的同級市相比，經濟水平要高出很多。所謂「財大氣粗」就是這個意思

『陸』 民俗文化主要包括哪些內容

立春風俗

東郊迎春

立春日迎春，是中華先民於立春日進行的一項重要活動，是從天子到庶民都要參加的一項活動。在周代，立春時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去東郊迎春，祈求豐收。回來之後，要賞賜群臣，布德和令以施惠兆民。這種活動必然影響到庶民，使之成為後來世世代代的全民的迎春活動。古時的迎春活動，開始時在東郊，因為迎春活動中祭拜的句芒神是東方之神。後來，迎春活動的地點就不止是在東郊了，宮廷內、府衙門前等地都有迎春的活動，活動的內容也越來越豐富。在宋代，"立春日，宰臣以下，入朝稱賀"（宋吳自牧《夢粱錄》），這種立春的賀節，也是一種迎春活動。在清代，還有所謂"拜春"的習俗："立春日為春朝，士庶交相慶賀，謂之'拜春'。粉為丸，祀神供先，其儀亞於歲朝，埒於冬至"（清顧祿《清嘉錄》"拜春"）。這種"拜春"的活動，與元旦的"拜年"相似，也是迎春活動的一種。迎春儀式，又稱行春。

春帖子

又稱春帖、春端帖、春端帖子。這是一種在"立春"日剪帖在宮中門帳上的書有詩句的帖子。詩體近於宮詞，多為絕句，文字工麗，內容大都是歌功頌德的，或者寓規諫之意。 "立春"日貼春帖、作春帖詞，在宋代很盛行。

春牛

立春日勸農春耕的象徵性的牛。泥捏紙粘而成，也叫「土牛」。立春日天子率群臣東郊迎春，鞭春牛以示勸農耕，士民都出城圍觀。

咬春

立春日吃春餅稱為「咬春」。民間在立春這一天要吃一些春天的新鮮蔬菜，既為防病，又有迎接新春的意味。唐《四時寶鏡》記載："立春，食蘆、春餅、生菜，號'菜盤'。"可見唐代人已經開始試春盤、吃春餅了。所謂春餅，又叫荷葉餅，其實是一種燙面薄餅--用兩小塊水面，中間抹油，擀成薄餅，烙熟後可揭成兩張。春餅是用來卷菜吃的，菜包括熟菜和炒菜。昔日，吃春餅時講究到盒子鋪去叫「蘇盤」(又稱盒子菜)。盒子鋪就是醬肉鋪，店家派人送菜到家。盒子里分格碼放熏大肚、松仁小肚、爐肉(一種掛爐烤豬肉)、清醬肉、熏肘子、醬肘子、醬口條、熏雞、醬鴨等，吃時需改刀切成細絲，另配幾種家常炒菜(通常為肉絲炒韭芽、肉絲炒菠菜、醋烹綠豆芽、素炒粉絲，攤雞蛋等，若有剛上市的「野雞脖韭菜」炒瘦肉絲，再配以攤雞蛋，更是鮮香爽口)，一起卷進春餅里吃。
中國傳統民俗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在中華民族特有的自然環境、經濟方式、社會結構、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制約下孕育、發生並傳承的，因而中國傳統民俗既有人類民俗的共性，又有不同於其他國家和民族的獨特個性。分析和揭示中國傳統民俗的基本特點是民俗文化研究的應有之舉，其與各類具體事象的描述應是深入研究中國民俗相輔相成、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遺憾的是，近年來綜合性的論述一直比較沉寂。本文意在引起人們對這方面研究的重視。綜合考察中國民俗的傳承、演變過程，可以發現以下幾個特點表現得十分明顯。

一、原始信仰長期留存

原始信仰習俗在數千年的歷史發展中長期傳承和流行，是中國傳統民俗的一大特點。自然崇拜、動植物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巫術、占卜、祈禳、祭祀、禁忌等習俗不但在人們的信仰活動中集中地表現出來，而且貫穿於人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個方面。我們不必花費筆墨去敘述形形色色、紛繁復雜的巫術、祭祀儀式，只要看看人們日常生活中滲透的信仰習俗，就足以說明這個問題。如在物質生產活動中，春祈、秋報、求雨、禳災、用占卜來預測氣候和年成，以及圍繞農事而形成一系列的禁忌等，長期以來一直是農業生產的傳統習俗。《左傳》記載：「社稷二祀，……自夏以上祀之。」[1] 《漢書·郊祀志》也記載：「郊祀社稷，所從來尚矣。」[2]可見， 對土地神和穀神的祭祀，早在不可確知的上古時代就很流行了。其後，農業生產的整個過程，始終伴隨著一系列的信仰習俗，據《禮記·月令》的記載，一年中除十一、十二月外，十個月都有「祈谷」、「命民社」、「祈來年」等固定的祭祀農業諸神的活動，實際上，許多農事節日就是由此形成的。此類農事信仰習俗在後世堪稱長盛不衰，時至今日也遠沒有絕跡。就獵、牧、漁、林、交通、運輸、貿易等行業及各項手工業而言，舉行某些巫術性儀式，祭祀有關的神靈，恪守
一定的禁忌等，也是十分普遍的現象。

在衣食住行中，原始信仰習俗也常有反映。如造房建墳便與堪輿術緊緊連在一起，請陰陽先生看風水選宅地，是動工前的第一步。從破土開工到建成進宅，每個重要環節都要選擇吉日良辰，整個過程有著一系列的巫術、祭祀、禁忌活動。其中，上樑儀式尤為隆重，樑上要貼「上樑大吉」、「姜太公在此」等紅紙條幅；工匠登高時要唱《上樑文》，然後在樑上將饅頭、散錢等拋下，以驅煞、鎮鬼；有時還要在正檐下掛一面銅鏡，用來照射妖邪。凡此種種，不一而述。我們從殷墟甲骨文中的「卜居」記載，《尚書》中《召誥》、《洛誥》兩篇所述周成王選都洛邑時的龜卜過程，敦煌文書中保留的《建宅文》[3]、《鎮宅文》，[4 ]以及後世層出不窮的風水圖書中可以看出， 營造活動中的原始信仰是源遠流長，綿綿不斷的。

中國的傳統服飾，按禮制的規定，必須與一定的信仰活動相適應，故有所謂的「祭服」。此外，民間還流行許許多多用以避邪的衣服和飾品，如五毒背心、五香布袋、辟邪鞋飾、玉佩、護身符等。飲食生活中，船家食魚忌翻身，不稱「箸」而稱「筷」；河南人做飯忌說「少」、「沒」、「光」、「爛」、「完了」、「不夠」等詞語；東北人包餃子忌不捏褶，因為捏光邊象「和尚頭」，不吉利，而且包成的餃子忌擺成圈，必須擺得橫豎成行，才能財路通達，這些禁忌習俗都是我們常聞常見的。事實上，飲食中的原始信仰很早就盛行了，如漢代便有「俗說：雷鳴不得作醬，雷已發聲作醬，令人腹內雷鳴。」「俗說：臘正旦食得菟髕者，名之日幸，賞以寒酒。幸者，善樣，令人吉利也。」之類的記載[5]。又據《山海經》的記載：「招搖之山……有木焉， 其狀如谷而黑理，其華四照，其名曰迷＠①gǔ，佩之不迷。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②＠②（猩猩），食之善走。」「扭陽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謠，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孫。」「柢山……有魚焉，其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③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④，冬死而夏生，食之無腫疾。」[6]這種食用、 佩戴某種東西
就可以取得某種實際效用的觀念正是模擬巫術的觀念，而後世盛行的吃什麼補什麼的說法，如以「吃了熊心豹子膽」來形容別人膽大妄為，顯然與之一脈相承。至於喝了中葯，將葯渣倒在大路上的習俗，很明顯與接觸巫術有關。

遇到出行、聚會等家庭或社會活動時，人們也常以卜筮、圓夢、求簽、測字等方式來預測吉凶，決定行止。《墨子》中所記：「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7] 即叢辰佔法預測出行吉凶之一例。在民間，甚至連洗頭、制衣也都有種種趨吉避凶的習俗。如《論衡》中記載：「《沐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頭。……裁衣有書，書有吉凶，凶日制衣則有禍，吉日則有福。」[8]此外，各種前兆迷信在民間也盛行不衰。 《尚書·牧誓》中「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化雞之晨，惟家之索。」的記載表明，早在周代之前，人們已篤信雌雞報晨是家道衰敗的前兆。《左傳》中也有不少日食預兆災變的記載。《山海經》中記載的前兆迷信尤多，如「長右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四耳，其名長右，其音如吟，見則郡縣大水。」[9]「剡山……有獸焉，其狀如彘而人面，黃身而赤尾， 其名曰合窳，其音如嬰兒。……見則天下大水。」[10]傳至後世，流行於各地的前兆迷信，諸如「烏鴉叫凶，喜鵲叫吉」、「貓頭鷹叫孝」、「左眼跳福，右眼跳禍」、「雞上屋兆凶」、「噴嚏兆災」、「燈花兆喜」等，都是我們熟知的。

在民間社會生活中，祭祀祖先和村社保護神一直是家族、村落的重大事務，而社交往來時，以某種信仰儀式或賭咒發誓來互相約束、取信，也是人們經常採用的方式。在人生儀禮中，原始信仰滲透得尤深。如圍繞生育，就有五花八門的生殖崇拜、祈求子息的習俗和產婦、產房禁忌，以及一系列為嬰兒祈福的儀式。結婚迎親時，也有許多巫術活動，撒谷豆攘三煞至少在西漢時就已流行[11]，以弓箭鎮邪，懸銅鏡驅崇等，早在唐宋文獻中已有記載[12]。喪葬因與鬼魂觀念和祖先崇拜聯系在一起，信仰活動更是形式繁復，名目眾多。從山頂洞人在屍骨上撒赤鐵礦粉到《儀禮·士喪禮》中的有關記載，各種喪葬信仰習俗不斷地發展演變，長期延續。

再從中國的傳統節日看，也大多源於上古祭祀，盡管不少節日在後世的演變中，或融合成多重內容的綜合節日，或發生了性質上的變化，但祭祀的內容仍或多或少地保留著，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除各種歲時農事節俗外，還要分別祭祀青帝句芒、赤帝祝融、白帝蓐收、黑帝玄冥；中元節、冬至、除夕，都有祭祀祖先的儀式。

原始信仰習俗在傳承中始終表現出濃重的神秘性，人們覺得這些習俗是不可捉摸和無法解釋的，在神秘莫測的氣氛中產生的恐懼、敬畏心理便導致了盲目信從的民俗行為。這與世界上其他許多國家和民族的民俗深受宗教影響的狀況，形成了明顯的差異。

原始信仰習俗在中國長期延續有其多重原因。

其一，中國傳統文化是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中孕育和發展的，在數千年的歷史進程中，始終一脈相承，從未中斷。這種聯綿不斷的文化體系決定了中國民俗文化的傳遞途徑是暢通無阻的，而因地理環境等因素造成的那種較為保守的文化性格又使古老的風俗在傳承中不會輕易改變。因此，作為原始民俗主體的原始信仰能夠在後世大量保留和長期傳承。

其二，由農業經濟和宗法社會中發生的中國文化是以務實精神以及對現實生活、世間關系的注重為特徵的，因而原始信仰始終未能發展成為一種全民信奉的宗教。如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不但未能成為占統治地位的「國教」，而且本身就滲透了古老的巫術、祭祀成分。至於一些外來的宗教，如佛教，也只能在中國特定的社會文化條件的制約下生存，無法取代原有的信仰習俗。

其三，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民族的歷史發展並不平衡，當漢族地區已進入封建社會時，許多少數民族還處在氏族部落制或更原始的社會階段，因而原始信仰習俗在各少數民族中是大量存在的。當某些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或在中原地區建立政權時，也必然會帶來許多原始信仰習俗，如遼、金、元、清政權的建立便帶來了北方民族薩滿跳神的習俗。

中國傳統民俗的這一特點提醒我們，在研究中不能不考慮到原始信仰的多方面影響，即使研究外來宗教也應重視外來宗教與本土原始信仰的沖突、融合所發生的諸多變化。

二、宗法觀念影響深遠

誠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建立在農業經濟基礎上的以父家長為中心的宗法制度是中國傳統文化所依託的社會結構。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社會雖發生過種種變遷，但以血緣紐帶維系著的宗法制度及其遺存和變種卻長期保留著。這種以宗法為特徵的社會結構定勢，對民間風俗產生了長期的、重大的影響。

從傳統的社會心理看，人們對血緣關系的高度重視，明顯地反映出宗法觀念的影響。研究民俗的學者都注意到，中國的親屬稱謂系統十分繁復精細，它不僅與其他國家和民族一樣，縱向地區分上下輩分，而且在父母系、嫡庶出、年長幼等同輩橫向方面，也有極其嚴格細微的規定。如本人上一輩的男性長輩就有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等，女性長輩就有伯母、嬸母、舅母、姑母、姨母等。這種不厭其煩的稱謂方式，實際上是由著意強調血緣親疏和系別的宗法社會派生的。在社會生活中，家庭成員的權利和義務、相互之間的關系、財產的繼承和分配等，正是由稱謂表示出來的血緣關系以及由此確立的尊卑、男女、長幼的不同地位而排定的。孔子強調「正名」，要求人們嚴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秩序，立意也就在此。

從中國傳統的社會生活看，親屬集團乃至村落社區的多種民俗活動大多是圍繞血緣關系這一軸心展開的。這一方面人們已談得很多了，我們不妨從另一方面來看看。唐宋以降，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隨著社會文化條件的諸多變化和社交活動的不斷擴大，一些人突破了家族和村落的范圍，根據自己的信仰、專長、志趣和特殊需要，相互交往，重新組合，形成了一些新的活動群體。如宋代文獻中對此類家族、村落之外的民間結社、結會就有頗多記載[13]。應該說，這些游離於家族之外的社會交往和民間組織反映了一種新的人際關系，但是人們還是篤信血緣的力量。異姓朋友常常通過「結義」的方式結成「義兄弟」，宋代的洪邁曾談到這一現象：「自外入而非正者曰義，義父、義兒、義兄弟、義服之類是也。」[14]元、明時的戲劇、小說多有朋友「結義」的描寫，如《單刀會》、《三國演義》就根據劉備、關羽、張飛的史事敷衍出一段「桃園三結義」的故事，並在後世成為「異姓兄弟」的楷模。舊時，浙江一帶即有男子結拜組成的「十兄弟」，廣州地區則有女子結拜組成的「金蘭會」。明、清時的民間會黨也常常模擬家族形式，以結盟方式入會，師徒間以父子相稱，眾徒間以兄弟相稱。上述現象表明，人們始終認為，通過某種儀式使非血緣
的關系轉化為象徵性的血緣關系，就能夠產生強大的約束力和凝聚力。民間對血緣關系的重視，於此可見一斑。

宗法觀念影響下的社會心理的另一重大表現是，數千年來，「孝親」情感一直在社會觀念中占據著至高無上的地位。民間時時重復做的一件大事是對去世先祖的隆重祭奠和頂禮膜拜，以此祈求祖先保佑後人人丁興旺，家族昌盛。人們認為其他神靈都不如祖先神尊貴，因而各地都建有祠堂、家廟，各家都奉祀祖先牌位，而定期舉行祭祖儀式則是民間最重要的信仰活動。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一個人如果不祭祖先，那是沒有容足之地的。「孝親」的另一表現是對在世長輩的絕對順從和孝敬。在人們心目中，「孝」是一切道德規范的核心和母體，正如《孝經》中說的，「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15]，因此，「百善孝為先」成為社會公認的准則，而「無父無子」、「六親不認」的人，則為眾人所不齒。

由尊祖孝親又導出一個普遍的心理定勢，即極端尊重傳統，並因此形成了厚古薄今、因循守成的思想傾向。人們對待古已有之的傳統慣制總是抱著謹慎恪守，不敢輕易背棄的態度，在評價事物時，總是以是否符合「古法」，是否傳承有緒為標准，提出某種看法時，也總要引述古人、前人之語來加強自己說話的分量，民間長期流傳的諺語、俗語常是勸戒他人時的有力法寶。民間三百六十行，各行各業都有自己信奉的「祖師」，都講究「家法」、「師承」，並有「祖師」創業授藝的神奇傳說。如果木匠不標榜「師傳絕技」，郎中不炫耀「祖傳秘方」，便難以取信他人。

宗法制度和宗法觀念的影響還通過禮儀制度的形式，在人們物質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表現出來。歷史上，等級禮制不僅以「三綱五常」的規范作為道德的內涵，而且還以消費品的等級分配作為實質性的內容。歷代王朝都用禮制規定社會秩序，人們按照自己的等級身份，而不是財產多寡過著相應的生活，以此保障尊卑貴賤不可逾越的道德信條。以生活用品的使用來看，禮制都作了周詳完備的規定，諸如衣冠服飾、房舍傢具、車馬乘騎、日用雜品等，物無巨細，其種類、形制、質料、樣式、色彩等，都有嚴格的等級差別，甚至小至門釘的數目、腰帶的裝飾，都有一定的規格，貴賤不能混淆。在社會生活中，人際關系、社交往來、婚喪喜慶、吉凶禍福等，也都有一系列的禮儀規定。歷代統治者還時常有「正禮俗」的舉動，運用法制、哲理、教化等手段，將民間風俗納入禮制的軌道。在禮制的約束下，人們不能超越自己的身份享用不該享用的物品，做出不合禮儀的舉動，於是塑成了循禮蹈規、安分守己的民族性格，形成了拘謹、守成、儉約、古樸的民俗風情。

三、民族和地區間存在明顯差別

中國是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生存在這塊土地上的各個民族統一於整個中華民族之中，各民族豐富多採的民俗風情構成了中國民俗的整體。從歷史上看，各民族在文化上經歷了長期的交流和融合。夏商時代，中原黃河流域是夏族，東部淮河流域是東夷，南方長江流域是三苗，西北黃湟一帶是羌族，大漠南北是葷粥，至春秋時期，黃河流域的商周各族與其他民族相互影響和同化，形成華夏族。秦代，當時的東夷、南蠻、百越、諸戎、笮、＠⑤、夜郎等族皆統一於秦王朝，其後，匈奴、烏孫、東胡、肅慎、扶余等族又逐漸統一於漢王朝。魏晉南北朝時期，許多少數民族進入中原，與漢族雜處，於是出現了大規模的融合和同化。唐代，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系得到加強和鞏固，文化交流也有很大發展。五代十國和宋代，雖出現過多元割據的局面，但元代大一統後，不僅結束了宋與遼金的對峙，而且也統一了大夏、回鶻和大理等政權，而各民族的文化也得到進一步的融合與交流。明清以後，更有所發展，當今我國已是具有五十六個民族的統一國家。當然，肯定各民族的交流、融合、統一，並不等於說各民族的民俗也是一致的，事實上，多樣性、豐富性和民族間的差別性正是中國民俗的重要特徵。

各民族民俗的差別是因各民族不同的自然環境、經濟方式、社會狀況、文化特點等造成的。從各民族所處的地理環境看，有平原、深山、密林、水鄉、沙漠、海島，氣候條件也東、南、西、北相差極大。東北山林中的民族與南海島嶼上的民族，西北戈壁的民族與江南水鄉的民族，必然會在各方面存在重大差別。從歷史發展看，各民族也不平衡。漢族的先民早在八千多年以前就發明了農業，夏商周以來，一直以農桑為主要的經濟方式，與此同時，許多少數民族則實行不同的經濟方式，如北方的匈奴、鮮卑、契丹、柔然、黨項、蒙古等族，曾長期從事游牧經濟，而東北、西南的一些少數民族則長期以原始的漁獵、採集為主要的經濟方式。不同的經濟方式必然形成不同的物質生產和物質生活習俗。各民族的社會發展也不相同，漢族很早就進入了封建社會，而許多少數民族卻長期處在原始的氏族社會，到近代，仍有不少民族處於奴隸制、半奴隸制、封建制、封建農奴制，甚至氏族社會階段，而不同的社會狀況便形成了不同的社會民俗。上述可見，各民族歷史進程的不同，反映在民俗上，便構成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民俗並存的特點。

從文化上看，各民族也有很大差別。我國大多數的民族都使用本民族的語言，這些民族語言分別屬於漢藏語系、阿爾泰語系、南亞語系、印歐語系、南島語系等不同語系，而漢藏語系中又有藏緬語族、壯侗語族、苗瑤語族，阿爾泰語系中又有蒙古語族、通古斯滿語族、突厥語族，語族之下還有不同的語支。宗教信仰也多種多樣，如蒙古族、藏族信仰喇嘛教，傣、布朗、德昂等族信仰小乘佛教，回、維吾爾、柯爾克孜、塔塔爾、烏孜別克、塔吉克、東鄉、撒拉、保安等族信仰伊斯蘭教，還有一些民族則保留著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包括祖先崇拜、圖騰崇拜、巫教、薩滿教等。此外，在民族性格、社會心理、審美情趣、傳統慣制等方面，各民族也有所不同。文化上的差別使各民族在衣食住行、社會交往、人生儀禮、游戲娛樂等各個方面都形成了差別明顯、各具特色的民俗風情。

除民族間的差別外，同一民族也常因地理環境、氣候條件、文化傳襲等不同而在民俗上產生地區間的明顯差別。以漢族為例，由於人口眾多，幅員遼闊，不同地區便形成了具有不同特點的地方民俗。這一點實際上在日益興起的區域文化研究中，已為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如上古時期，中原、荊楚、吳越，就有著不同的民俗。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除記載了各地的山川物產外，還敘述了各地的民俗風情，如「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慾，故謂之俗」；「秦地，……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幽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河內……俗剛強，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楚……，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信巫鬼，重淫祀」；「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16]。顯然，班固已認識到民間風俗的區域性特點。宋代以降，由於各地經濟、文化的不平衡發展，都市與農村、江南與西北、沿海與內地、交通要沖與邊地僻壤，在生活習慣、民間風俗上都存在很大反差。因此，後世的地方民俗專著、地方誌中的風俗志以及筆記、游記等，都述及民間風俗的地區差別。實際上，某些人數較多、活動區域較大的少數
民族也有此類差別，如黑龍江地區的蒙古族與內蒙草原上的蒙古族，甘肅、雲南的藏族與青藏高原的藏族，都在民俗上表現出一定的地域特點。

中國民俗的上述特點，與某些民族比較單一，生態環境不那麼復雜的國家的民俗，有很大不同。這告誡我們，在研究中國民俗時，切不可一概而論，泛泛而談，唯有在注意其統一性和整體性的同時又十分注意民族和地區間的差別，才能認識中國民俗的全貌。

四、既一以貫之又不斷變遷

我們談中國傳統民俗當然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的是漢族的傳統民俗。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具有十分悠久的歷史，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古代文化曾經歷了多種變革，並不斷地吸收和融合了許多外來文化，卻又始終保持著一脈相承、聯綿不斷的發展系統。上述狀況反映在民俗上，便表現出既一以貫之，又不斷變遷的特點。

從物質生產和物質生活看，中國與其他民族一樣，也是經過了原始的採集、漁獵經濟後進入農耕時代的，而在農業生產中，其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也是不斷進步的。與此相應，人們的衣、食、住、行、運輸、貿易等，也不斷地從蒙昧向文明發展。就社會狀況而言，中國也經歷了由低級向高級的進化，在此期間，具體的經濟、政治、社會制度曾發生過多種變化。

再看宗教信仰，在原始信仰習俗長期延續的同時，還相繼產生了道教，傳入了佛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等。在歲時節日、游藝競技等方面，也因歷史變革和外來文化的傳入而發生許多變化。因此，我們考察中國民俗的傳承，可發現其既保持著固有的傳統，顯示出鮮明的中國特色，又時時變動，表現出顯著的時代特徵。

如果深入分析，又可發現，中國傳統民俗的變遷是不平衡，不同步的。在各類民俗事象中，衣、食、住、行等消費民俗堪稱最活躍的部分。以飲食為例，《禮記·內則》中記載的周代佳餚僅「炮豚」、「牛炙」、「濡魚」、「＠⑥珍」等數種，做法都很簡單，而且當時的平民很難享用肉食，故春秋時的曹劌有「肉食者鄙」的說法[17]。到了唐代，情況大不一樣了，僅據韋巨源《食譜》和謝諷《食經》所載食品名目統計，就有一百兒十種。與此同時，胡餅、乳酷之類的胡食也在中原地區日益流行。宋代食品花式之豐富，製作之精美，已到了令人嘆為觀止的地步。吳自牧《夢粱錄·分茶酒店》記載的各式菜餚將近三百種，《麵食店》一篇記載的佐酒菜餚和花式面有一百多種。又據周密《武林舊事》記載，杭州市場上出售的食品，市食小吃類有41種，糖果類有42種，菜蔬類有20種，粥類有9種，涼水類有17種，糕類有19種， 蒸作從食類有57種，名酒類有54種。僅據上述記載，已足以使人目不暇接了。明清以來，各地的名菜佳餚和風味小吃更是數不勝數了。

服飾的變化也很大，傳統的樣式至戰國時變為「胡服騎射」是人們熟知的，而到了唐代，採用和融合胡服樣式已是普遍的現象。宋代服飾更形成了喜好「變古」的傾向，述說「風俗僭侈」，指斥「怪服、妖服」[18]的言論在宋代文獻中可謂比比皆是。吳自牧在敘述杭州風俗時即稱：「自淳＠⑦yòu年來，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後生，不體舊規，裹奇巾異服，三五為群，斗美誇麗，殊令人厭見，非復舊時淳樸矣」[19]。至明代中晚期，慕尚新異，追求艷麗己成為一股社會風尚[20]，「士民競以華服相誇耀，鄉間婦女亦好為華服」[21]的現象使士大夫發出了「極亂世界」的驚嘆。[22]

出行由乘車、騎馬變為坐轎，住房、傢具由簡朴趨於奢華，也都反映出消費民俗的巨大變化。我們從正史《禮志》、《輿服志》及歷代王朝對民間衣食住行「越禮逾制」一再下達的禁令和某些不得已的放寬，可以看出統治者的驚恐和無可奈何。

相對而言，民間信仰習俗則較為穩定，變化十分緩慢，歷代王朝不斷下令禁止民間「淫祠」卻難以收效的事實，從另一方面說明了問題。

還有一些民俗事象，雖形式上長期延續，但實質內容卻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一點在傳統的節日習俗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如年節燃爆竹原是一種驅除鬼魅的手段，後世卻被用來製造歡樂喜慶的氣氛。宋代，人們已能製作雙響的爆仗和連響的鞭炮，並創制了各式各樣的煙花，除夕之夜，通宵達旦，聲震如雷的爆仗、絢麗奇幻的煙花與鼓樂聲、歡呼聲交織在一起，將節日氣氛推向高潮。元宵節源出以燈火祭神、禮佛的舉動，後來也充滿了觀賞花燈的娛樂成分。立春宏道的《迎春歌》對當時熱鬧非凡的行春盛況作了十分生動的描述。端午節原為「惡日」，但自宋代開始，也被視為「葵榴斗艷，梔艾爭香，角黍色金，菖蒲切玉」的佳景時節，除沿襲驅瘟避邪的舊俗外，人們還「遞相宴賞」，「對時行樂」。

『柒』 電影紅河谷民俗事象在影片敘述中的作用

電影紅河谷民俗事象在影片敘述中起到鋪墊的作用，以後面開展打了基礎

『捌』 什麼是民俗事象

關於生產、生活、文娛、制度、信仰等方面的民俗活動和民俗現象的總稱,亦可表示單一的民俗活動。此術語由日本民俗學家最早使用,後傳入我國,成為民俗學界的一個通用語。

就像咋們大年三十的晚上要吃餃子放鞭炮！

『玖』 各民俗事象類型之間有什麼關系

民風民俗是貼身的「老棉襖」，外國人來中國最喜歡搜羅那些民風民俗的殘跡和余物，因為這裡麵包含著久遠的民族個性。隨著時光流逝，我們保留下來的民風民俗逐漸減少了。但是每年在特定的日子，它們會大規模卷土重來，這些日子主要是指傳統的節日，尤以春節最為重要。如今民風民俗仍在，但也許已經具有了新的含義，它在於我們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份證明，重新體驗一種「回老家」的感覺，或者在這個年關的時候懷念那些已經過完了的歲歲年年。
結婚的時候，要找一個好日子；女子結婚上轎，雙腳不能踩地，要由他人背上轎子；出行的時候，一定要翻一翻老皇歷；公雞可以食五毒，因此公雞的剪紙可以辟邪……這些計較和習慣，今天的文明人已經把它們統統都當成迷信來對待了。但是不論人們如何從理性上來反對這些舊習，還是有好多人兢兢業業地遵循著它們。我們且不說那些禁忌如何地沒有依據與可笑，只是考慮一下那些禁忌與說法所具有的獨特的儀式般的神秘感，以及這種神秘感的作用。比如結婚的那些奇異風俗，恰好因為它們的繁瑣，而使得結婚的儀式顯得更為隆重，而結婚的人也因此被一種神秘感所緊緊包圍著。這種包圍就是那些外在的習俗所營造出來的，於是結婚雙方都會對婚姻這樁大事具有一種敬畏之感，也許這會增加他們對婚姻的珍惜。從好的一個方面講，這類古老的民俗對於傳統社會組織與家庭倫理的維持，具有著某種正面的作用。當然，從壞的一方面看，因為一些民俗缺乏科學性，容易破壞人們的正常思維，從而對社會具有破壞作用。

我們今天來看關於民俗的書，也許只是把它們當成一種趣味游戲，也可以把它們看做是一種對自己的鄉土之根的回憶。手邊這套「圖文中國民俗叢書」把中國民俗分成幾塊來進行專門的研究和描述，包括婚俗、喪俗、武術、禁忌、數術等。不但有比較專業的論述，而且還有一些現場的圖片，使我們對那些重要的傳統有了一個綜合的認識。本書不但有表面的介紹，還有深層的探討，把每種民俗的淵源和歷史都清晰地勾勒了出來。

關於禁忌，書中收集了很多生動的資料。每個地方、不同民族的禁忌是不同的。比如在沿海漁民家做客，吃飯的時候要注意用詞，一不小心，就會觸犯禁忌，使主客兩不歡。比如吃魚的時候，想把盤子中的魚翻過來，你可不能這么說，你要說把魚給轉過來或者倒過來。他們是很忌諱說翻這個詞的。

在許多地方，比如在浙江青田，進礦挖煤，不可說「洞」字，而老鼠卻成了礦工們的吉祥物。他們認為「老鼠」代表著安全。而民間向來有老鼠娶親的吉祥畫。這裡面也許有科學依據，因為在礦井下，如果有很多老鼠，也許能證明這里有通向外面的孔穴，因此有利於安全。而學者們則對禁忌有著自己更為獨特的看法。本書作者說，破壞禁忌，一般都會得到懲罰，而這種懲罰主要由「當事人的內心力量來實行」。這句話可謂一語中的。英國著名的學者弗雷澤在《金枝》中說：「如果某種特項行為的後果對他將是不愉快和危險的，他就自然要很小心地不要那樣行動，以免承受這種後果。換言之，他不去做那類根據他對因果關系的錯誤理解而錯誤地相信會帶來災害的事情。他使自己服從於禁忌。這樣，禁忌就成了應用巫術中的消極的應用。

由此看來，許多民俗其實具有著某種科學的成分，但是這種科學的成分是以非科學的包裝而出現的，因此它就遠離了科學的本性了。而有些民族禁忌，則有著某種心理學的解釋。有些禁忌是古老的信仰，人們信仰萬物有靈論。人們認為我們身邊的每個東西都有生命，有自己的想法，不僅僅是動植物，就是茶杯、茶壺等也有自己的生命，所以它們會對人們的生活產生影響。所以好多人製造了一些禁忌，比如茶壺的嘴不能對著自己的客人，因為茶壺的諧音是「茶虎」，如果對著客人自然就是冒犯他了。再如客人第一次來你家，你可不能讓他吃餃子，因為餃子是滾燙的滑溜的，吃餃子難道是讓客人快點滾不成？今天看來，這些雞零狗碎的細節，其實也是一種交流感情的方式，比如一個拙於言語的人不能向自己的客人用話語表示親近和好感，他就可以利用這些小細節來讓客人體會到主人對他的尊重。這不也給平凡的生活添加了很多神秘的樂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