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服设计理论研究现状

㈠ 论述幼稚园制服产生的背景,内容与意义

一、开创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时期(1919－1928年)陈鹤琴先生1919年离美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任教授，开始了对儿童心理与教育的科学实验和研究。次年喜得长子陈一鸣，逐日对其身心发展进行周密的观察、实验和文字与摄影记录．连续808天，对孩子的身体、动作、摸仿、暗示感受性、游戏、好奇心、惧怕、知识、言语、美感、思想等多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发表了系列关于儿童心理及教育的论文，并于1925年出版《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两部著作。其中《家庭教育》一书论述了家庭教育的101条原则和教育孩子的具体方法，堪称为一部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家教经典，陶行知先生发表书评《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称著者"以科学的头脑、母亲的心肠做成此书，系近今中国出版教育专书中最有价值之著作。"1923年由东南大学教育科支持，起南京鼓楼幼稚园，试验适合国情的中国化、科学化的幼稚教育，次年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现今幼稚教育之弊病"，指出中国普通幼稚园当时大概有四种弊病：一是与环境的接触太少，在游戏室的时间太多；二是功课太简单；三是团体动作太多；四是没有具体的目标。[1]1925年扩建鼓楼幼稚园园舍，邀请东南大学陆志韦等10人成立董事会，筹募资金，该园成为东南大学教育科实验幼稚园，派助教张宗磷协助研究工作，至此我国第一所幼稚教育实验中心诞生了。陈先生主持实验幼稚园的课程、故事、读法、设备和幼稚生应有的习惯和技能等，并与张宗麟合写《一年来南京鼓楼幼稚园实验概要》一文，由《新教育评论》发表。是年夏，主东南大学幼稚师范讲习所，编写的讲稿《幼稚教育》围绕"为什么幼稚园""幼稚教育的目标、原则、课程"等同题，对中国化、科学化的幼稚园作了全面论述。1927年创我国最早的幼稚教育研究刊物《幼稚教育》，同时发表《我们的主张》一文，根据自己幼稚园的理论和实验总结，提出适合我国国情和幼儿发展特点的15条园主张，其中涉及到适应国情、家园共宵、教育内容、幼稚园课程、教师素养、师幼关系、教法、设备、评价等方面的内容，这15条信条为当时中国的幼稚教育指明了道路，正如陈先生所言："我们所主张的15条信条当然不是金科玉律尽善尽美，但从现在中国幼稚教育的情形来看，这15条信条也许是治病良方呢!"[2]是年，在《幼稚教育》上发表《幼稚教育之新趋势》，根据世界幼稚教育发展的情况，提出幼稚教育发展的7种新趋势：注重自由活动、注重户外活动、厘定课程、规定标准、研究幼稚生心理、幼稚园与一年级应联络、蒙养园运动，[3]种新趋势对当时我国幼稚教育的发展都有指导价值和意义。1928年，陈先生负责全国幼稚园课程标准的草拟和制定工作，5月与张宗麟合著《幼稚教育丛刊》，出版《幼稚园的读法》《幼稚园的故事》《幼稚园的课程》和《幼稚园的设备》，同时，反对小学和幼稚园的分科教学法，提倡"整个教学法"，主张把儿童所应该学的东西整个地、有系统地教给儿童。次年8月，陈先生负责编制的《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经中小学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审查通过，由教育部颁发在全国试行。该课程标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幼稚教育总目标，第二部分为课程范围，包括音乐、故事和儿歌、游戏、社会和自然、工作、静息、餐点7个方面的内容，第三部分是教育方法，提出了17种教育方法及要点。该标准成为指导我国当时幼稚教育的纲领性文件．使我国的幼稚教育不再盲目仿效他人，它对推动我国幼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时期丰富的幼儿教育思想的产生，既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原因，也不可忽视陈先生的个人因素。从内因来说．陈先生1914年清华毕业赴美留学，考取的是庚子赔款奖学金，陈先生说："清华大学经费来自美国退还的庚款，我游学美国也用的是庚款，庚款是什么呢?还不是中国人民的民脂民膏!人民的脂膏栽培了我，我如何不感激呢!如何不思报答呢!"[4]他在启程去美国之前，原本想学医，在横渡太平洋的邮船上，他改变了注意，认为要挽救病弱的中国，必须从教育人做起，而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儿童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他决定把一生献给祖国的儿童教育事业，他的志向得到同舟赴美的陶行知先生的赞赏，后来两人一起在哥仑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另一主要内因是陈先生对儿童无限的热爱，正如陈先生所言："我是喜欢儿童的，儿童也是喜欢我的"，他呼吁全社会都来"热爱儿童""尊重儿童""一切为儿童"，正是陈先生对儿童的这种纯爱，才确定了他献身儿童教育事业的人生志向。从外因来说，陈先生留美期间．师从克伯屈、孟禄、桑代克、罗格等知名教授，系统学习了美国的教育学说及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方法．对克伯屈采用的启发式教学法，深感受益。回国后，正值"五四"新文化教育运动时期，他以亲身经历批判封建宗法制陈腐教育对儿童的束缚与残害，针对当时中国的幼儿教育被外国教会所垄断、全盘西洋化的现状，疾呼："幼稚教育抄袭西洋，不切合中华民族性，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使中国儿童适应。"[5]加之回国后就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儿童心理学课程．对早期儿童心理发展作了连续而周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这些内外因素交织在一起，更坚定了他从幼儿教育人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的中国化、科学化、民主化、大众化的现代幼儿教育之路的决心。二、广泛开展教学实验和研究，编写各类儿童课本和读物的时期(1928－1939年)经过陈先生和先辈们的共同努力，中国的幼儿教育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此时从教会手中收回教育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陈先生凭着对祖国的满腔热情，对儿童的热爱，受聘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任处长．为的中国儿童学。在主持教育处工作11年期间．的6所小学都附设幼稚园，并在小学和幼稚园大力提倡各种教学实验和教学研究活动，仍然关心幼稚教育的发展，编写了系列适合儿童特点的各类儿童课本和课外读物：1931年在《儿童教育》上发表《四年来中国之幼稚教育》，次年，与陶行知、张宗麟合著并出版《幼稚教育论文集》，编写出版《幼稚园课本》16册；1935年在《新闻报》上发表《对于儿童年实施后的宏愿》，要求全民族、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教育儿童，为维护和保障儿童权益奋斗；1937年7月，正值卢沟桥事件发生之时，中华儿童教育社在北平举行第7届年会，陈先生参加主席团讨论学前儿童教育问题，坚持到会议结束才带领南方与会同志绕道回沪，可见他对幼儿教育问题的关心和重视。是年，在《播音教育月刊》上发表《怎样做父母》《怎样教小孩》；1938年与钟昭华合编出版《南京鼓楼幼稚园儿童生活写真》。陈鹤琴先生认为，要使幼稚教育发展，必须发动和组织的人合作来做，他说："推敲切磋，真理才出；科学进步，端在合作。""实地研究的人愈多愈好。"[6]在这一思想主导下，他大力创儿童教育学术团体和刊物，20年代他发起组织幼稚教育研究会，1929年在此基础上创建中华儿童教育社，到30年代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儿童教育学术团体，还主编《幼稚教育》《儿童教育》《小学教师》等刊物，广泛交流经验，扩大宣传，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幼儿教育在战时的发展。三、活教育理论体系形成、较完整幼稚师范教育体系建立的时期(1939－1949年)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上贫穷落后，老百姓一贫如洗，人民生活极其艰难，科学技术极不发达，教育也陷入陈旧腐败、抄袭外国、停止不前的局面．幼儿教育显得尤为突出。对此．陶行知先生曾尖锐地揭露：当时国内的幼稚园害了三种病，即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陈鹤琴先生面对旧教育的全盘西化、脱离实际、死读书本的时弊，也严肃地指出："今日抄日本，明日抄美国，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来。"陶行知先生曾把旧中国陈旧腐败的教育概括为"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针对当时的这种教育现状，陈先生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改变，他要下决心使这种腐败的"死教育"变为"前进的、活泼的、有生气的教育"。陈鹤琴先生青年时期受到欧美新教育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资产阶级进步教育运动的影响。这一进步教育运动抨击当时传统教育的形式主义教学方法，反对以教师、教材为中心和对儿童活动的束缚．强调儿童的主动性和学习兴趣，提倡"做中学"的教学方法，提倡"实验"的精神。陈先生十分赞赏这种观点。他借鉴了杜威教育思想中正确合理的部分，正如陈先生自己所言："最知名的教育家之一杜威博士所提倡的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对形成中国的活教育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7]但是，陈先生的借鉴不是盲目的，他在本国进行幼儿教育实验研究的过程中指出："要晓得我们的小孩子不是美国的小孩子，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们视为好的东西在我们用起来未必都是优良的。""总之．幼稚园的设施，总应当处处以适应本国国情为主体，至于那些具有世界性的教材和教法，也可以采用，总以不违反国情为唯一条件。"[8]另外，陈先生对欧洲11国的教育考察，也促使他下决心在中国实验活教育。1934年7月，陈鹤琴先生开始了长达7个月的欧洲教育考察，他参观了许多新型的实验学校，与各国的教育专家进行了教育问题的讨论，对各国的教育有了大致的了解和整体的把握，这使他对"新教育"的源头--欧洲新教育有了真实的感受，从中看到了现代世界教育发展趋势的共同特性，认为这是中国教育值得借鉴的。特别是各国教育都注重"做"，注重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和创造精神，这给了陈先生很大的启发，为他在中国实践活教育指明了方向。陈鹤琴先生在活教育实验过程中，得到了陶行知先生的支持和帮助，他特别赞赏和佩服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思想，陈先生汲取了杜威的"做中学"、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提出了"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的教育思想。但是，陈鹤琴和陶行知的思想都超越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是在实验本国教育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从内因来说，陈先生从小就接受私塾教育，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深有体会，即便清王朝被推翻，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教学方法仍很死板，学校活动的中心仍是老师，教材的内容往往远离学生生活。陈先生说："他们机械的、被动的被灌输以有限的所谓知识食粮，而实际上它们却难以消化--没有机会去接触大自然。只要他们读和写，而从不要求他们自己去想去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活教育植下种子，生根发芽，开出花朵。"[9]1940年陈先生赴重庆参加国民教育会议，途经桂林时给中山学校题词："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10]4月谢绝留在重庆任教育部国民教育司司长之职，表示"要做事，不做官"，回到江西，邀集一批有志人士在泰和大岭山上以"荒山辟乐园"的精神起了"扛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实验"活教育"，实现了由中国人自己培养幼教师资的宏愿。其实．陈先生早在20年代就迫切的感到，要实现幼儿教育的中国化、科学化，不能靠外国教会控制幼教师资的训练，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培训师资。早在1928年他就提出《各省师范学校急需设幼稚科案》，建议"就环境适应之地，开设幼稚师范学校，或就各省之师范内，添设幼稚科，以培养专门人才，供给良好师资。"[11]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的创建就迈出了这第一步。是年，确定并实施活教育的思想："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即目的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即课程论；"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即方法论。"[12]1941年1月，陈先生主编的《活教育》月刊创刊，确定的刊物宗旨是：建设教育理论、辅导教师进修、提供具体教材、讨论实际方法，并发表《活教育与死教育》一文。继而发表活教育的17条教学原则：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你要儿童怎样做，就应当教儿童怎样学；鼓励儿童去发现他自己的世界；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我们的活教材；比较教学法；用比赛的方法来增进学习的效率；积极的暗示胜于消极的命令；替代教学法；注意环境、利用环境；分组学习，共同研究；教学游戏化；教学故事化；教师教教师；儿童教儿童；精密观察。[13]1942年，在《活教育》月刊上发表《活教育要怎样实施》，总结子两年来活教育实施的经验，长．为的中国儿童学。在主持教育处工作11年期间．的6所小学都附设幼稚园，并在小学和幼稚园大力提倡各种教学实验和教学研究活动，仍然关心幼稚教育的发展，编写了系列适合儿童特点的各类儿童课本和课外读物：1931年在《儿童教育》上发表《四年来中国之幼稚教育》，次年，与陶行知、张宗麟合著并出版《幼稚教育论文集》，编写出版《幼稚园课本》16册；1935年在《新闻报》上发表《对于儿童年实施后的宏愿》，要求全民族、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教育儿童，为维护和保障儿童权益奋斗；1937年7月，正值卢沟桥事件发生之时，中华儿童教育社在北平举行第7届年会，陈先生参加主席团讨论学前儿童教育问题，坚持到会议结束才带领南方与会同志绕道回沪，可见他对幼儿教育问题的关心和重视。是年，在《播音教育月刊》上发表《怎样做父母》《怎样教小孩》；1938年与钟昭华合编出版《南京鼓楼幼稚园儿童生活写真》。陈鹤琴先生认为，要使幼稚教育发展，必须发动和组织的人合作来做，他说："推敲切磋，真理才出；科学进步，端在合作。""实地研究的人愈多愈好。"[6]在这一思想主导下，他大力创儿童教育学术团体和刊物，20年代他发起组织幼稚教育研究会，1929年在此基础上创建中华儿童教育社，到30年代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儿童教育学术团体，还主编《幼稚教育》《儿童教育》《小学教师》等刊物，广泛交流经验，扩大宣传，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幼儿教育在战时的发展。三、活教育理论体系形成、较完整幼稚师范教育体系建立的时期(1939－1949年)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上贫穷落后，老百姓一贫如洗，人民生活极其艰难，科学技术极不发达，教育也陷入陈旧腐败、抄袭外国、停止不前的局面．幼儿教育显得尤为突出。对此．陶行知先生曾尖锐地揭露：当时国内的幼稚园害了三种病，即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陈鹤琴先生面对旧教育的全盘西化、脱离实际、死读书本的时弊，也严肃地指出："今日抄日本，明日抄美国，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来。"陶行知先生曾把旧中国陈旧腐败的教育概括为"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针对当时的这种教育现状，陈先生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改变，他要下决心使这种腐败的"死教育"变为"前进的、活泼的、有生气的教育"。陈鹤琴先生青年时期受到欧美新教育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资产阶级进步教育运动的影响。这一进步教育运动抨击当时传统教育的形式主义教学方法，反对以教师、教材为中心和对儿童活动的束缚．强调儿童的主动性和学习兴趣，提倡"做中学"的教学方法，提倡"实验"的精神。陈先生十分赞赏这种观点。他借鉴了杜威教育思想中正确合理的部分，正如陈先生自己所言："最知名的教育家之一杜威博士所提倡的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对形成中国的活教育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7]但是，陈先生的借鉴不是盲目的，他在本国进行幼儿教育实验研究的过程中指出："要晓得我们的小孩子不是美国的小孩子，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们视为好的东西在我们用起来未必都是优良的。""总之．幼稚园的设施，总应当处处以适应本国国情为主体，至于那些具有世界性的教材和教法，也可以采用，总以不违反国情为唯一条件。"[8]另外，陈先生对欧洲11国的教育考察，也促使他下决心在中国实验活教育。1934年7月，陈鹤琴先生开始了长达7个月的欧洲教育考察，他参观了许多新型的实验学校，与各国的教育专家进行了教育问题的讨论，对各国的教育有了大致的了解和整体的把握，这使他对"新教育"的源头--欧洲新教育有了真实的感受，从中看到了现代世界教育发展趋势的共同特性，认为这是中国教育值得借鉴的。特别是各国教育都注重"做"，注重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和创造精神，这给了陈先生很大的启发，为他在中国实践活教育指明了方向。陈鹤琴先生在活教育实验过程中，得到了陶行知先生的支持和帮助，他特别赞赏和佩服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思想，陈先生汲取了杜威的"做中学"、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提出了"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的教育思想。但是，陈鹤琴和陶行知的思想都超越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是在实验本国教育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从内因来说，陈先生从小就接受私塾教育，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深有体会，即便清王朝被推翻，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教学方法仍很死板，学校活动的中心仍是老师，教材的内容往往远离学生生活。陈先生说："他们机械的、被动的被灌输以有限的所谓知识食粮，而实际上它们却难以消化--没有机会去接触大自然。只要他们读和写，而从不要求他们自己去想去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活教育植下种子，生根发芽，开出花朵。"[9]1940年陈先生赴重庆参加国民教育会议，途经桂林时给中山学校题词："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10]4月谢绝留在重庆任教育部国民教育司司长之职，表示"要做事，不做官"，回到江西，邀集一批有志人士在泰和大岭山上以"荒山辟乐园"的精神起了"扛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实验"活教育"，实现了由中国人自己培养幼教师资的宏愿。其实．陈先生早在20年代就迫切的感到，要实现幼儿教育的中国化、科学化，不能靠外国教会控制幼教师资的训练，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培训师资。早在1928年他就提出《各省师范学校急需设幼稚科案》，建议"就环境适应之地，开设幼稚师范学校，或就各省之师范内，添设幼稚科，以培养专门人才，供给良好师资。"[11]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的创建就迈出了这第一步。是年，确定并实施活教育的思想："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即目的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即课程论；"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即方法论。"[12]1941年1月，陈先生主编的《活教育》月刊创刊，确定的刊物宗旨是：建设教育理论、辅导教师进修、提供具体教材、讨论实际方法，并发表《活教育与死教育》一文。继而发表活教育的17条教学原则：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你要儿童怎样做，就应当教儿童怎样学；鼓励儿童去发现他自己的世界；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我们的活教材；比较教学法；用比赛的方法来增进学习的效率；积极的暗示胜于消极的命令；替代教学法；注意环境、利用环境；分组学习，共同研究；教学游戏化；教学故事化；教师教教师；儿童教儿童；精密观察。[13]1942年，在《活教育》月刊上发表《活教育要怎样实施》，总结子两年来活教育实施的经验，教育内涵、提高教育效率案》《建议根据专业学习，让幼教干部归队，加强科学技术研究、提高工作效率案》。陈先生虽从政，但热爱、关心幼教事业之心依然强烈。1979年，陈先生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小组发言中讲到："这次我借出席五届二次政协会议之机，提出了三点提案：1．在全国各省市恢复或建立幼儿师范学校，以培养幼教师资。2在全国各省市高等师范学校恢复或建立幼儿园和实验小学，作为进行科学实验取得系统经验的场所。3．设立儿童玩具、教具、设备的研究室和实验工厂。这三点提案，经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已建议国务院交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19]是年11月在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被推选为名誉理事长，并发表讲话，讲话就开展幼儿教育科学研究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要对于作为幼儿教育基础的儿童心理作全面、系统、切实的科学实验；第二，要重视幼儿家庭教育的科学实验；第三，对幼儿园的教育应进行系统、深入的科学实验与研究，要好示范性幼儿园；第四，必须重视和解决幼教玩具、教具的科学实验和制造，这是一个极为迫切的重大问题。"陈鹤琴先生的三个提案和几点建议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幼儿教育事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81年，年近90的陈先生还为"六一"国际儿童节题词："一切为儿童、一切为教育、一切为四化。"同年11月，为浙江《幼儿教育》创刊题词："热爱、了解和研究儿童，教育他们使之胜过前人。"这既是对一切从事幼儿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者的谆谆教诲，也体现了陈先生热爱儿童、关心儿童教育事业的挚热情怀。纵览陈鹤琴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国儿童教育事业奉献的一生，为中国幼儿教育事业尽瘁的一生，继承、弘扬和发展陈鹤琴的幼儿教育思想，为新时期我国幼儿教育的改革和创新献力，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㈡ 大学生寒假作业论文！

近三十年回顾及相关问题探讨

〔摘要〕文献回顾表明，国内生活质量研究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目前的研究重心越来越偏向于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等主观生活质量领域。论文对生活质量等概念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梳理，对生活质量研究中的两种不同视角、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中生活质量研究的不同重点、生活质量测量指标的全面性与指标的可比性之间的矛盾、不同研究之间的借鉴和积累，以及对加强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间关系和联系机制的综合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幸福感

随着社会向现代化方向的不断发展，世界范围内的生活质量研究从上世纪中期开始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而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整个社会的改革开放，也在带来巨大的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同时，引发和促进了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统计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医学等多个学科对生活质量问题的关注和探索。形成了一个既关系到中国小康社会建设目标，也关系到广大城乡居民日常生活水平和幸福状况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在系统回顾国内近三十年生活质量研究基本状况的基础上，对生活质量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谈谈笔者的思考和认识。

一、近三十年来国内生活质量研究的回顾

国内的生活质量研究开始于80年代初期，基本上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发展得非常迅速。据笔者对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核心期刊进行的统计，从1980年到2007年10月，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生活质量方面的研究论文就有500篇左右。下面是对历年发表的研究论文的统计结果①(见表1)。

表1的结果向我们展示了国内近三十年来生活质量研究的两个基本特征：

1.相对明显的三个发展阶段。从表1最后两栏的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内的生活质量研究(包括生活满意度研究和幸福感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80年至1990年。这一阶段中研究的数量非常少，11年中共发表了论文17篇，平均每年115篇。可以说这11年是国内生活质量研究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从1991年至2000年。这一阶段中，研究数量有了一定的发展，10年中共发表了论文118篇，平均每年发表12篇，年均发表论文数是第一阶段的8倍。可以说这10年是国内生活质量研究的成型阶段。从2001年至2007年是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研究论文的数量急剧上升，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从最低的20多篇直线上升到最高的78篇。在不到7年的时间内，共发表了研究论文364篇，平均每年发表论文52篇，年平均发表论文数分别是第二阶段的413倍，是第一阶段的3417倍。这一阶段不仅发表的论文数量众多，研究所涉及的方面也越来越广，可以说是国内生活质量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

2.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等主观生活质量的内容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2002年以前的生活质量研究，无论是探讨客观生活质量(社会指标)的内容，还是探讨主观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的内容，基本上都是采用“生活质量”的概念。只是到了2002年以后，才出现了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以及(主观)幸福感三个方面的研究并存，并且三者份量相当的局面(实际上，许多以“生活质量”为标题的研究，探讨的同样是“生活满意度”的内容)。特别是直接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在最近的两三年中更是超过了以“生活质量”为题的研究。这一状况表明，在第三阶段，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研究者开始将对(客观)生活质量的关注和研究，转向了对明显带有主观特征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关注和研究上。

除了论文数量上的变化，近三十年国内生活质量研究在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上，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不断完善的成熟过程。我国生活质量研究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对社会指标的研究。较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起草的社会统计指标草案、1986年北京社科院的《首都社会发展指标及其评估方法》，直到1988至1992年中国社科院在“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课题中，明确将“生活质量”纳入我国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所进行的系统研究。〔1〕即使到了2000年以后，在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学者以及政府部门的研究中，这种社会指标意义上的生活质量研究倾向依然十分明显。另一方面，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学家林南教授与国内学者合作进行的两项生活质量研究，又将西方、特别是美国生活质量研究中那种关注人们对生活状况的主观评价、关注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的传统引入国内，〔2〕形成了两种不同视角、不同内涵的生活质量研究方向。到了9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卢淑华教授等人以及笔者在对生活质量的研究中，又将上述两种视角结合起来，集中探讨了生活质量的主、客观指标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探讨了参考框架对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3〕本世纪以来，沿着上述三种方向的研究都在进一步发展。同时，最早由国外心理学家在上世纪中期所提出和推动的“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简称SWB)研究也开始被我国学者所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也汇入到对生活质量研究的领域中来，并很快成为近期研究中的一大焦点。

从大的方面看，国内有关客观生活质量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指标体系的建构以及运用上。比较普遍的情形是，不同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构建一套在维度、指标，以及合成方式、权重等方面均不完全相同的指标体系。同时，研究者采用自己的指标体系来对所关注的不同群体、不同地区进行生活质量的比较和排序。这方面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方面这些研究所建构的指标体系互不相同，因而它们的研究结果相互之间难以做出合适的比较；另一方面则由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多地是采用相对宏观的、非个体的指标，因而往往只能用来进行样本状况的描述和比较，很少运用经验数据去探讨和分析影响这种客观生活质量的各种因素。在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方面，则出现了以“生活满意度”为研究对象和以“幸福感”为研究对象的两大分支领域。由于这两个分支领域的内容都与人们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也比较接近，加上一些研究者对二者的内涵、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异同，以及它们与主观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认识还不够清晰，导致具体研究中同样存在一些不确切、不清晰、不一致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发展。

二、对生活质量研究中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

1.生活质量概念的不同理解及其亚概念的建构

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分清概念是起码的前提。它可以保证不同的研究者使用同一概念所探讨的是同一件事。在生活质量研究中，无论研究者关注的是构建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和测量方法，还是关注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各种因素，都只有在清楚界定了大家所说的生活质量指的是同一件事物、是同一种现象时，这种探讨才有意义。

对于“生活质量”这个最基本的概念，国内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理解。因而在对生活质量的测量和评估上，也相应存在三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理解是把生活质量定义为社会中人们客观生活条件的综合反映。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所谓生活质量，就是指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上人口生活条件的综合状况。换言之，生活质量就是生活条件的综合反映。”〔4〕这种看法主要从影响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客观条件方面来理解生活质量，将其作为反映人们生活状况、生活条件、生活水平，同时也反映社会发展程度的社会指标；研究者在测量和评估这种意义上的生活质量时，主要运用衣、食、住、行等反映人们生活条件的客观指标。第二种理解是把生活质量定义为人们对于生活总体水平和各种客观生活条件的主观评价，看作人们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以及对生活各方面的满意度。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林南教授等人在其论文的第一句话中开门见山指出的：生活质量的定义是“对于生活及其各个方面的评价和总结”〔5〕。这种看法是从人们的主观感受方面来理解生活质量。因而研究者在研究中主要采用反映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主观指标来测量和评估生活质量。第三种理解是将上面两种理解结合起来进行考虑，认为生活质量是由反映人们生活状况的客观条件和人们对生活状况的主观感受两部分组成的。生活质量中既包含客观条件，又包含主观评价，因而，在对生活质量进行测量和评估时，应该既有反映生活条件的客观指标，又有反映人们满意程度的主观指标。“客观指标是从产生生活质量的'成因'方面来进行操作化的，是生活质量的'投入'；而主观指标是从生活质量的'结果'方面来进行操作化的，是生活质量的'产出'。”〔6〕

笔者认为，这种客观存在的对生活质量概念多种不同理解的现实，是人们对生活质量这一特定领域中的现象在认识上逐步深化、逐步发展过程的一种反映。同时，它也是不同研究者关注这一领域现象中的不同方面的一种反映。我们的任务并不是去评判孰是孰非，而是要在理解这种现实的同时，尽可能梳理出内涵明确、界定清楚的亚概念及其基本内容，使之能既关照到对生活质量现象的不同理解，也有利于不同的研究者明确自己所研究现象的内涵和重点究竟是什么。

2.主观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概念及其关系

在英文文献中，与“生活质量”、“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等概念相对应的词语分别是qualityoflife，subjectivewell-being，lifesatisfaction。与国内情况有所不同的是，国外文献中相对较少使用“主观生活质量”(subjectivequalityoflife)和“客观生活质量”(objectivequalityoflife)的概念。换句话说，“主观生活质量”和“客观生活质量”的概念更多的是国内生活质量研究领域中使用的概念。从目前情况看，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状况：国外的“生活质量”概念在内涵上，主要对应于国内的“主观生活质量”概念，即指的是人们对自身生活条件和状况的评价。对它的测量指标也主要是处于“认知”层面的“生活满意度”的测量。而国外对应于国内“客观生活质量”意义的“生活质量”概念，则早已演变成“社会指标”(socialindicator)的内容，并且越来越淡出生活质量研究的领域，成为人类发展研究领域的一种指标了。

至于“幸福感”的研究，则主要是从心理学视角出发来探讨幸福、测量幸福所形成的一个相对专门的心理学领域。应该看到，幸福感虽然与人们的生活质量有关，但它与生活质量却并不是同一件事情。美国研究幸福感的著名心理学家E.Diener指出，“作为心理学的专门术语，主观幸福感专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SWB由三个不同维度组成：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是SWB的关键指标，作为认知因素，是更有效的肯定性衡量标准，是独立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另一个因素。”〔7〕按E.Diener的定义，幸福感(SWB)中包含了生活满意度。这样，生活满意度又成了幸福感的测量指标。因此，国内有的研究者将生活满意度归为“生活质量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并且认为，“一般将主观幸福感界定为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认知评价。研究者们选取的主观幸福感维度主要包括总体生活满意感和具体领域满意感。”〔8〕

综上所述，源自于社会学的生活质量研究和源自于心理学的幸福感研究，都将“生活满意度”作为自己的内涵和测量指标，正是在“生活满意度”上二者形成了交叉、发生了联系。但尽管如此，二者鲜明的学科背景所体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特别是二者探讨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属点，则仍然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别。这也是我们在理解这几个概念之间关系时应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从研究的角度看，生活满意度的测量相对直接一些、相对容易一些。研究者主要采用问卷中李克特形式的评价问题来测量；而幸福感的测量则相对间接一些、相对困难一些，研究者多采用心理测验量表来测量。在应用上，生活满意度的测量更多地用于生活质量的研究中，而幸福感的测量则可能更偏向于心理健康、精神健康方面的研究。另外，由于对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所探讨的实际上是人们对理想中的状况与现实中的状况之间差距的主观认知和评价，因此，应该充分认识到参考框架在这种评价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无论是人们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还是他们对生活各个具体方面的满意度，都是一种既与客观物质生活条件本身有关，同时也与三种主观的参考框架有关的事物。这或许是生活满意度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特征。这三种参考框架分别是：(1)以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状态为比较对象的基本参考框架；(2)以身边的、周围的人们为比较对象的横向参考框架；(3)以过去的、以前的状况为比较对象的纵向参考框架。任何一种现实状况一定是在一种或多种参考框架中才能被评价成“满意”或者“不满意”的。

3.生活质量研究的两种视角

生活质量研究可以说有两个不同的起源：一个是关注人们客观生活状况的社会指标研究，另一个是关注人们主观感受的生活满意度研究和幸福感研究。这两种不同的起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形成了生活质量研究领域中两种不同中心、不同目标的生活质量研究观：一种是以社会为中心，以衡量社会发展程度为目标的生活质量研究观；另一种则是以社会中的人为中心，以衡量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状况、生活满意程度为目标的生活质量研究观。

从目前研究来看，政府部门以及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相对更看重社会层面的生活质量研究。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由于统计学界研究生活质量的目的在于确定社会发展统计指标和小康生活标准，而当时吃、穿、用、住等物质方面的消费是绝对的主导追求，因此统计学界几乎都采用消费、收入、吃、穿、用、住、行、社会文化、社会环境、社会服务、身体健康状况等方面反映客观物质条件的社会指标来测量居民生活质量。”〔9〕与此同时，这方面的研究也更多地将生活质量看作衡量社会发展、社会变迁的指标，也常常将这种意义上的生活质量与社会发展、社会政策放在一起进行讨论。而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等学科则相对看重个人层面以及群体层面的生活质量研究。他们更关心社会中的人们具体的生活条件、人们对具体的生活条件的主观感受和评价，以及与人们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的各种影响因素。只有在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生活质量研究中，才会有反映人们主观感受和评价的主观性指标。而这种视角的生活质量研究，其目标既包括不断改善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同时也包括努力促进人们的这种主观感受和评价朝着积极的、满意的方向发展。

4.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与生活质量研究的不同重点

5.测量指标的全面性、完备性与指标的可比性、资料的可得性之间的矛盾

在生活质量的研究中，一个基本的任务是要建立合适的生活质量测量指标。然而，这一任务也正是研究者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一大难点。这种困难主要体现在概念测量的全面性、完备性与测量指标的可比性、指标所涉及数据的可得性上。比如，为了对反映人们物质生活条件和水平的(客观)生活质量进行测量，国内外研究者设计出了许多不同的指标体系。“在国外文献中，颇负盛名的综合指数应首推莫里斯建立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物质生活质量指数'由于具有简明、综合的特点，业已为许多人所接受，用来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或生活质量变化，甚至被推为全球估价模式。”〔10〕但由于这一指数仅包含三个指标，即识字率、婴儿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因而只反映了健康和教育两个方面的最基本内容，同时也没有用权重来区分指标的不同重要性。所以，国内学者一般认为，用这样的指标来衡量生活质量显得过于简单。通常研究者会结合国内情况和自己的分析，选择更多方面和更多具体的指标。比如，有的研究者建立了包括5大方面、共8个指标的生活质量指数，其中涉及到教育(识字率、入学率)、健康(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儿童死亡率)、营养(热量供给)、平等(收入分配)、环境(安全用水人口比例)等；〔11〕有的研究者建立了包括就业、收入水平、收入分配、贫困、消费、健康、教育、环境和城市化等9个方面的34个指标作为生活质量的评价标准；〔12〕还有的研究者则建立了包括收入、教育、消费、文娱休闲、健康、居住、生活设施、生态环境、社会保障等9个大的方面、共36项指标的指标体系来反映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整体状况。〔13〕

在这种看起来是追求测量指标全面性、完善性的过程中，研究者必然会遇到不同指标体系之间的可比性，以及不断扩大的指标体系与资料可得性之间的矛盾。一般来说，研究者对全面性、完善性的追求，往往会限制和损害研究结果的可比性以及研究资料和数据的可得性。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生活质量还应当包括住房、交通、生活服务、社会秩序和精神风尚等方面的内容。但是，由于笔者试图从全球出发来构筑生活质量指数，而从全球出发构筑指数时又限于指标的可比性和资料的可得性，因而难以选择合适的指标来表示这些方面，只能暂付厥如。”〔14〕如果只用莫里斯“物质生活质量指数”中的三个指标，那么，无论是中外社会中的生活质量比较，还是不同时期中的生活质量比较，都会十分容易；这样的三个指标所需要的数据在各个国家的统计中都是可以得到的。然而，随着研究者指标体系的不断扩大，具体测量指标不断增多，不同研究之间的可比性也随之减小，许多情况下一些指标所需要的数据也无法获得。

6.研究回顾与不同研究之间的借鉴和积累

生活质量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是，许多研究者在进行自己的研究前，不太注意回顾以往研究的已有结果，特别是已有的理论观点。因而，研究的起点不高，很少有与以往研究的理论对话。例如，关于幸福感(SWB)的研究，西方学者Wilson在近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提出了个体差异的两点理论假设，并且西方后续研究也已经表明“外在、客观的变量对SWB的影响相当小，人口统计项目(性别、收入、智力水平等)只能解释SWB不足20%的变化，外在环境只能解释SWB变化的15%。由于外部因素影响较小，研究者们转向研究内部因素即Wilson的第二点假设来解释SWB的变异性：个人内部建构决定生活事件如何被感知，从而影响幸福体验”〔15〕。但国内一些学者在探讨SWB的问题时，较常见的做法是直接按照自己的思路，对特定对象的幸福感现状进行描述，同时，依旧用自己的数据去分析外在环境变量、人口背景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而完全不管前人已有的研究结论，不是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从而去努力回答与前人研究成果相关的理论问题。

不注意进行研究回顾的另一个表现是，众多相同主题的研究在具体测量指标的选择上互不相同，由此导致研究结果相互之间无法比较。比如，同样是对“主观生活质量”进行的研究，有的研究者用“生活满意度”来测量，〔16〕而有的研究者则用“幸福感”来测量。〔17〕至于为什么选用某一种指标，研究者则很少讨论。同样的，对于不同研究所得出的不一致的、甚至是相反的结果，研究者也不去展开探讨，使得不同研究的研究结果在帮助人们提高对问题的认识方面作用不大。比如，“近年来，我国出现了许多关于幸福感的讨论。由于在幸福感测度、样本选取和分析方法上的差异，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曾慧超、袁岳(2005)，罗楚亮(2006)采用显变量测度幸福感，调查的问题是'总的看来，您现在幸福吗？'得出了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邢占军(2006)采用潜变量测度幸福感，调查了10个方面的内容，涉及知足充裕、自我接受、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心态平衡、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人际关系和家庭氛围等体验，得出了城镇居民幸福感强于农村居民。”〔18〕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果城乡居民的幸福感本身是一个客观的事物、一种客观的现实，那么对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结论来说，自然就有一个谁的研究方法相对科学、谁的结论更接近这种客观现实的问题。但是，这样的问题既没有引起进行了研究、但持有不同结论的研究者之间的认真探讨，也没有引起该领域中相关研究者的关注，导致了一种“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互不相干、互不讨论”的局面。

7.加强对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间关系及其联系机制的综合研究

总体上看，近三十年来国内客观生活质量的研究与主观生活质量(包括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研究在所涉及的范围上都有了明显的拓展，特别是对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更是朝着专门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两个相对独立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前面表1的结果显示，在2000年以来的短短几年中，专门探讨“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研究论文超过了200篇，占到了近三十年国内全部生活质量研究论文总数的40%左右。这是一种非常快的发展势头。但是，相比之下，生活质量研究中的第三个方向，即将客观生活质量与主观生活质量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则尚无大的进展。

我们知道，专业领域的不断分化和整合，是推动科学研究不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相对比较繁荣和比较深入的主、客观生活质量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将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结合起来的综合性研究，将是国内生活质量研究领域中下一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和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综合性研究的开展和所取得的成果，将会对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提供重要帮助，同时也将会大大提升国内生活质量研究的整体水平。

〔参考文献〕

〔1〕詹天庠，等.关于生活质量评估的指标与方法〔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7，(6)；潘祖光.“生活质量”研究的进展和趋势〔J〕.浙江社会科学，1994，(6).

〔2〕林南，等.生活质量的结构与指标〔J〕.社会学研究，1987，(6)；林南，等.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结构模型探讨〔J〕.中国社会科学，1989，(4).

〔3〕卢淑华，等.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作用机制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992，(1)；风笑天，等.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质量：指标及其结构〔J〕.社会学研究，2000，(4).

〔4〕〔10〕〔11〕〔14〕冯立天主编.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4，64-65，64-66，66.

〔5〕林南，等.1987.

〔6〕卢淑华，等.1992.

〔7〕〔15〕吴明霞.30年来西方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发展〔J〕.心理学动态，2000，(4).

〔8〕邢占军.测量幸福〔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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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上海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课题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上海统计，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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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邢占军.城乡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初探〔J〕.社会，2006，(1).

〔18〕孙凤.性别、职业与主观幸福感〔J〕.经济科学，2007，(1).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㈢ VI设计的理论知识有哪些组成

VIS视觉识别系统简称VI，包括企业标志、标准字、标准色、标准范围、使用方法、事务用品、广告设计、传播媒体、制服、交通工具等等。
视觉识别系统是将企业的基本理念转化成系统化的视觉传达形式，塑造与企业经营理念、行为规范相一致的视觉形象。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迫切需要差别化的视觉识别来建立和维护企业及其产品的形象和荣誉。MI是抽象的理念识别，BI是动态行为识别，与它们相比，VI的传播力量与感染力量最为具体和直接，可把企业的基本精神及特色更清晰地表达出来。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视觉感官获得的信息量，在人们日常接受的外界刺激中比重最高达到百分之八十三左右。VI效果最直接，项目最普遍，比MI、BI较易控制和管理，但MI始终是企业形象的核心。我们知道，单纯的表象不是形象，惟有以MI为内涵，深深扎根在企业文化、企业行为中的VI才能“常青”。
另外，在新的“形象论”中，我认为还应该强调“人”的形象问题。企业员工特别是管理者阶层的思想品格、修养、穿着打扮、气质、风度、行为对企业形象、人员信心甚至企业士气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人，其实也有MI、BI、VI，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这就是你或你所代表的企业以及企业产品留给他人的第一印象。
企业VI设计的发展
1、图形的应用越来越少：企业运用图形越来越少了。因为企业标识的主要功能就是传递给受众信息，告诉受众“我是谁”，而图形的应用，却让传播多了一道障碍。因为，“传播不在于你放进去什么，而在于看到的人从里面拿出来什么”。这个意义的图形，在受众那里，却可能是别的意思。所以，图形标志中的应用越来越少了。
2、标识主要由文字组成，文字多是中英文的搭配：因为标识的信息传播意义，文字是更好传递的工具；而英文的使用，VI设计让企业的标识能够更好的体现国际化的特点；。
3、文字标识的图形化：因为现在是读图时代，将文字图形化，更好的保持了企业形象的统一，也更好的传递了企业的信息。
4、设计越来越简单化：很清楚，越是简单的东西，其传播力和影响力越强。

㈣ 浙江大学光及电磁波研究中心

隐身制服是指一种通过特殊的材料制作而成的制服，具有像变色龙和部分鱼类一样变色，能够随环境而改变颜色，那么士兵无论上山下海都可以保持隐身了。研发能够感应环境并作出调适的物料，若将这项技术应用在军事上，亦可造出透气舒适的军服，其物料亦能抵抗化学战，阻隔有害化学物质[1]。 [编辑本段]隐身制服-社会背景 “隐身草”、“隐身衣”、“隐身药”，各种形式的隐身方式不断地出现在各类传说或文学作品中，已经十分接近使人遁形的梦境。
其实隐身这个词早就出现在战斗机与雷达的博弈中，只是那时的人不像现在这样接近隐身衣。如果制服可以像变色龙一样，能够随环境而改变颜色，那么士兵无论上山下海都可以保持隐身了。据香港《大公报》报道，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研究员表示，理论上已证实人造物料可以像变色龙和部分鱼类一样变色，相信只要五至十年时间，就可研制出变色材料。 [编辑本段]隐身制服-基本原理 研发能够感应环境并作出调适的物料是一个很好的目标。大自然系统中有什么东西比人造系统更出色，其一便是感应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应用这种生物特性，不仅可研制出变色的物料，还可以改变物料的其它特性，包括透气度和控温能力。举个例子，美国新墨西哥州在春天的时候，早上寒冷，但下午就变得温暖，将来人们只要穿上一件能调节保暖能力的衣服便可，毋须更换衣服。 [编辑本段]隐身制服-研究现状 前期研究
隐身制服材料

研究生物工程学的巴桑说，科学家已经掌握怎样将两种颜色来回变换，下一步是了解如何在人工环境中达到这种效果，继而是研制可以变色的材料。
若将这项技术应用在军事上，亦可造出透气舒适的军服，其物料亦能抵抗化学战，阻隔有害化学物质。《生物技术与生物工程》杂志在去年十月已刊出桑迪亚实验室一篇研究变色物料的论文。2008年十二月二日出版的《先进材料》杂志亦以这项研究作为封面文章的题材。
最新进展
美国杜克大学及中国东南大学的科学家宣布，他们已经研制出了一种可以扭曲微波的隐身斗篷。该成果在2009年1月16日的顶尖期刊美国《科学》杂志刊登。
文章第一作者，该项目的负责人来自中国的“80后”刘若鹏说：“斗篷使物体隐形的能力，能发展出其他各种隐身功能。关键的技术在于复杂的特异材料的设计。”这种复杂的设计得益于刘若鹏等研究员长时间合作开发出来的特异材料快速设计系统，才使得成千上万种复杂的电磁微结构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自动设计完成。
而国际电磁科学院浙江大学分院的博士后陈红胜，曾在2007年与其导师孔金瓯院士以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磁波理论及应用研究中心合作，共同完成了关于隐身衣的论文——“电磁波与隐身衣的交互机理研究”。这一研究成果在国际科技界首次解释了隐身衣的物理机制，提出了对隐形效果定量分析的理论框架，学术界称，“这项成果将在隐身衣的设计中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编辑本段]隐身制服-应用方向 军用方向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戴维·史密斯是美国《科学》报告的第二作者，2000年史密斯领导的研究小组研制出一种网格状材料，称它可以改变光的传播路线。2003年，全 美国大兵

球数座实验室先后确认了史密斯小组的研究结果，随后《科学》杂志将其列为当年的10大科学研究突破之一。正是这一突破自然法则的发明为隐身衣的研制奠定了基础。
美国国防部大力资助了史密斯小组的研究工作，可想而知，军事是隐身衣的重要用途之一。史密斯称，隐身材料可以用来隐藏侦察机，也可以保护进入敌军阵地的特种部队。英国伦敦大学理论物理学家约翰·彭德里爵士预期，军方可望在五年内利用这种技术来避免船舰和坦克被雷达的微波探测系统发现。
民用方向
史密斯小组还称，对于一些有碍观瞻的工厂，比如炼油厂、化工厂等建筑物，也可以包上一层隐身材料，保证城市整体景观的和谐，甚至科研人员还可以研发一些其他类型的隐身材料用于民用，比如用来改变地震波的方向，或者阻止放射性物质的泄漏。 [编辑本段]隐身制服-相关发展 隐身技术促进透镜发展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美国“国家纳米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华人科学家张翔曾表示，隐形材料还有比隐身衣重要得多、影响深远得多的用途。他自己最 原理分析

看重的其实并不是隐身衣，而是一个很快就能“真刀真枪”用上的领域——透镜。负折射材料可在纳米尺度上让可见光和近红外光弯曲，假如下一步能在正常尺度上实现这一奇观，隐形效果就有望成为现实。
借助负折射材料制作的透镜，研发人员就可以在极小的尺度上工作，制造出更小的电路，这将意味着芯片的存储能力、集成能力会向前大大推进。高性能计算机的纳米级集成电路、更高存储量的DVD等可能也将接踵而来。
负折射透镜也有望给生物学等科研领域带来重大变化。现有显微镜可以让科学家看到单个细胞，但细胞里面是如何运转的，却无法如此看到。有了衍射极限大大缩小的负折射透镜，科学家将有望窥探活细胞的内部，这对于研究病毒入侵细胞的机制、新药筛选等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编辑本段]隐身制服-社会影响 积极效应
隐身制服的研制成功，那么士兵无论上山下海都可以保持隐身了。研发能够感应环境并作出调适的物料，若将这项技术应用在军事上，亦可造出透气舒适的军服，其物料亦能抵抗化学战，阻隔有害化学物质。
局限与负面
任何一个人穿上这种衣服都可以把自己隐藏起来。这一现实让很多人忧心忡忡，美国犯罪纪实小说作家安妮·戴维斯说：“现在，我们总是提醒单身女性把车停在光线明亮的地方，取车前先看看周围有无可疑人物。但如果隐形衣真的面世的话，这些措施会变得毫无用处。就算抢劫犯或强奸犯站在你身边，你也不知道。” 针对这些担心，史密斯指出：“在隐身衣面世前，还有大量的基础科学问题有待解决，现在就担心它的负面影响有点过

㈤ 制服的重要性

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市场竞争，企业形象系统CI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制服作为企业形象中重要识别因素，能够传达出社团企业的种种信息：经济实力、经营状况、精神面貌、管理水平等等，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军装-----最大的职业装，则影响到国家和军威的形象。职业装于国家、于社团、于个人都是一种社会符号和形象象征。
设计的优劣是职业装品位和风格的关键，职业装的设计是一系统工程、融艺术、实用、科学于一体，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和制约，关注、重视、研究、探讨职业装设计正成为商界、企业界、设计界等各行业的热门话题。
【企业统一制服的好处】
公司统一制服有以下四大基本作用：
1.树立企业形象
企业如人一样，有一个形象问题，这些形象可能是高楼大厦，也可能是铺天盖地的广告，但企业形象最能生动和随时随地体现的，首先是员工的形象，可以想象，一帮素质低下、穿着打扮邋遢的人即便住在豪华的高楼大厦里，也会与硬件环境格格不入，这就是为什么一些高档宾馆要写上这一句话的原因：“衣冠不整，谢绝入内”。可见，企业形象，首先是人的形象！
2.提高企业凝聚力
人是最活跃的企业资源，也是唯一一种会自我调控生产效率的资源。一个企业只有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才能将企业的人力资源效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要想提高企业效益，优先要提高员工凝聚力。
当企业的员工为自己的企业而骄傲，感到企业在关心自己的利益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加强对企业的向心力。好的职业装能够从一个侧面加强企业自豪感和体现企业对员工利益的关心。
3.创造独特的企业文化
职业装在企业形象识别系统(CIS)中虽然属于视觉识别(VI)的范畴，但是服装是穿在人身上，也能反映员工的精神风貌，体现出一种企业的文化内涵，这是其一；其二，设计独特的职业装，同时，还能体现企业的价值观，比如深色调和保守的职业装能够体现企业的稳健作风，而颜色和款式设计大胆的职业装则能体现4.企业的创新精神等等。
见到企业员工的着装、言行举止，就能够看到一家企业领导的影子，就能窥探到企业文化。
4。规范员工行为
无论下班时员工在干什么，上班一穿上职业装，就能使员工马上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工作状态，如果企业能够恰如其分地将职业装与员工的行为联系起来，穿职业装的过程就相当于一次“岗前会”。
要提升一个人，首先是改变其信念，而后是改变其行为，这是企业员工行为管理中很要的方法。
1：职业套装可以创立品牌形象
2：职业套装可以增强部门之间的凝聚力
3：职业套装可以更好的划分部门的职责
4：职业套装可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让人心情愉快
5：职业套装是公司实力的象征
6：职业套装有助于公司管理，方便查岗（防窜岗）
7：职业套装在外代表公司形象，有利于客户记住本公司，能提高销售业绩。

㈥ 为什么纳粹德国的军服那么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制服是德国人展示其怪异的一种最明显的方式。诚如研究制服的历史学家布赖恩·L·戴维斯所说:二战时的德国是“沉醉于穿着各种各样的军服和仿军服的国家”。制服和饰品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而又含义特殊的大世界。当制服的细部变得错综复杂而禀具特殊含义的时候,就有人会将最终的眼光倾注其上。英国国王乔治四世就是这样的人。如果世间有制服学究的话,就非他莫属。德国“元首”希特勒也当属其列。德国党卫军的四个师违背希特勒的命令而撤退,希特勒对他们实施处罚,就是摘下他们珍贵的袖口身份标志。其实,他是在处罚他们的制服,而在当时,制服几乎具有神秘意义。而希特勒特别恼怒,因为其中一个袖口身份标志上有“Leibstandarte”的字样,表明该主人是他贴身卫队的一员,曾发誓誓死效忠他。

关注德国制服,我们必然要进入20世纪德国社会理解的黑暗世界。除了驱逐和消灭异族运动以纯化德意志民族之外,第三帝国的社会行动计划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统一性”的要求,认为“统一性”就是理想的文化状态。诚如约瑟夫·戈培尔所说,帝国文化部门——文学、音乐、戏剧等文化管理部门——的任务就是要“以思想文化的统一性团结所有具有创造性的人”。甚至战时的前线,德军也强调各部之间的“同伴友好情谊”。这种“同伴友好情谊”在当时不仅是一种普遍的黏合剂,而且是一种强有力的黏合剂。从理想化的角度说,人们普遍认为,士兵间的这种同伴友好情谊战后会传遍整个社会,即“前线精神”会带来“大众精神”,而那些思想独特的人却是国家的天敌。智者、讽刺者、异教徒、不合群者以及各种怀疑论者,要么悄悄地被融化、被改造,要么消失——不管在何地、以何种形式消失。这样,第三帝国到头来会成为一个团结紧密、固若金汤的整体。美观大方的制服会提供群体黏合剂的可见证据,也会刺激民众参与进来。德国的制服,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俄罗斯人那些外表实在不敢恭维的深绿色套装,对一般民众来说,绝对具有不可抗拒的迷惑力,会激起人们的穿着欲望。有点地位的商号或劳动团体几乎没有一家是没有自己耐看的制服的。与同等的人在一起工作,人们会穿粗棉布或保护性的工装。但他们外出时穿的全套装束却被认为有点特别,无疑会吸引人们的眼球。冯尼格谈到纳粹德国的制服(包括军服和民服)时用“极其戏剧化”来形容。
以矿工的制服为例。矿工在矿里工作时必须穿着实用而不大好看的工装,但当他们不工作外出的时候,穿着的变化不可谓不大:学徒工穿着黑色的高领束腰外衣,衣袖上和胸前钉着一排排的银扣,数量多达24个,头戴有帽舌的仿军帽。在矿里的级别提高后,束腰外衣上的银扣数量就会增加,最高级别是34个。(德国人喜欢上衣钉双排扣,也许是为了可以多钉几颗银扣。)学徒期满成为正式矿工后,就戴黑色有檐的平顶筒帽,帽正面有一个银鹰大标识,顶上是羽饰。要处理正式事务,就加一双白手套、一柄剑和一个红白黑条纹的纳粹党十字臂章。邮政工作者、公共汽车和电车售票员的制服与军服十分相似,束腰外衣用的是铜扣,帽子上是国徽——标着纳粹党十字的银鹰标识。资深火车司机在左边屁股后挂一柄剑鞘华丽、有剑饰的宝剑。退役老兵一律穿军服,军服上依然保留着服役时的肩带、银鹰标识和臂章。
如果你有幸找到一份地区猎鹰训练师的工作,就可穿灰制服,制服上是银扣、黑皮带,戴着像蒂罗尔人那样有羽饰的帽子。因为工作场所主要在户外,还穿高帮黑靴。急救、建筑、运输等部门工作人员的着装像军人,穿着都十分引人注目,以唤起人们想参加该行业的欲望。急救部门的指挥人员还佩一柄剑。国营建筑公司工作人员的服装像军人,但臂章上标明服务单位。德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制服,不论男女,都与军服十分相近,领章和肩章上都标明级阶。
全德国人都喜爱制服,当然也不能将孩子排除在外。德国女童子军(女子必须参加的组织)的服装是黑衬衣白裤子。

据说希特勒曾说：军服一定要帅,这样年轻人就会义无反顾的投军效劳。二战纳粹德国对全人类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抛开政治因素，我们来看看纳粹军服设计堪称二战翘楚。纳粹军服制服标志着法西斯主义时尚改造的最佳例证，就是他们对制服的迷恋。在穷兵黩武的极权政体之下，制服成了象征地位与力量的标识。更可怕的是，由于种族主义理论的影响，军装制服被纳粹当作彰显日耳曼人人种优秀的道具。如今成为“恶魔”代名词的第三帝国军服，是那个时代法西斯政权中最醒目的流行。

纳粹对制服的要求可谓一丝不苟。纳粹时代的德国军队，秉承着普鲁士的军事传统，无论军事理论、武器训练，乃至军容装备，都恪守着严谨的作风，军服也不例外。此时的军服，延续了德国传统军服的基本特征，再加以改进创造，设计制作毫不马虎。夏季军服采用混纺棉质材料，冬季则采用羊毛布料与人造纤维材料合织，军服表面挺括整齐。
虽然随着二战的推进，为了适应战时生产原料紧张的特点，后期适当降低了面料中棉、羊毛布料的比例，造成军服外观不如早期硬挺。但总体说来，德国军装的质量依然堪称二战翘楚。

从第三帝国建立伊始，纳粹就开动宣传机器宣传军国主义理念。德军制服的设计也成为宣传战中的棋子，希特勒甚至亲自过问军服的设计生产。制服中加入了众多装饰物，显得更醒目美观，日常服、礼服采用收腰修身的设计，凸显出军人的体态美。根据当时德国的报道，很多青年入伍参加，为的就是能得到一套漂亮的制服。法西斯的“军服宣传”攻势，在年轻人中收到了奇效。
因为二战战事吃紧的原因，后期德国军服在款式设计、剪裁要求与缝制工序上进行简化，降低了生产时间和对生产设备、人员素质的要求。不过，这些仅限于普通的士兵阶层，军官制服基本没有受到布料标准降低、剪裁缝制从简的影响，而且一些上层军官的制服，都是找高级裁缝定做的。德国军方每年都会出版关于军装定制的书籍，其中将各种制服的基本样式、板型尺寸、制作工艺、配件图片等等详细列出，以方便将官们按图索骥，找自己心仪的裁缝制作出令人满意的军服。德国上层对军装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今天的战史研究者提起二战时期的德军军服，依然难掩称赞之色。它就像一株妖艳的罂粟，魅力非凡却含有剧毒，总给染指它的人带来厄运。英国王储查尔斯的小儿子哈里王子，曾经在化装晚会上穿着纳粹军服，惹得全世界媒体指责声连连。张曼玉也因为自己主理的时装品牌派对上，出现大量纳粹军装元素而遭炮轰。
因纳粹制服而顶上骂名的人，着实不少。而靠它受益的，也大有人在。当今著名男装品牌HUGO BOSS 的创始人胡戈·费迪南德·波士(Hugo Ferdinand Boss)，就是其中之一。1923年，胡戈在德国斯图加特附近的麦琴根(Metzingen)开设了一家服装店，为客人提供西装定制的服务。不过几年之后，因为德国经济萧条，胡戈的生意濒临破产。1931年，他加入纳粹，并获得了为党卫队、冲锋队以及希特勒青年团制作制服的工作，从此他的制衣厂开始快速发展。

随着二战爆发，为了完成军方订单，胡戈开始大量使用集中营里的波兰、法国囚犯做劳力。战争结束后，胡戈·费迪南德·波士被认定为“第三帝国的投机取巧者”，并被取消了投票权，罚款8万马克。1948年，他去世了。但作为战后德国邮递员、警察制服的生产者，HUGO BOSS品牌顽强地生存了下来。此后，胡戈推出男装成衣，并逐渐打开知名度。虽然这段生产纳粹制服的历史不甚光彩，如今的HUGO BOSS品牌也希望极力淡化，但长期制服生产积累下的宝贵经验，却让它在战后获得了世界男装界的认可。

㈦ 老人与海开题报告

老人与海开题报告：不能被失败所打倒---读后感

“一艘船越过世界的尽头，驶向未知的大海，船头上悬挂着一面虽然饱经风雨剥蚀却依旧艳丽无比的旗帜，旗帜上，舞动着云龙一般的四个字闪闪发光——超越极限！”
《老人与海》塑造了一个经典的硬汉形象。古巴的一个名叫桑地亚哥的老渔夫，独自一个人出海打鱼，在一无所获的48天之后钓到了一条无比巨大的马林鱼。这是老人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的比他的船还长两英尺的一条大鱼。鱼大劲也大，拖着小船漂流了整整两天两夜，老人在这两天两夜中经历了从未经受的艰难考验，终于把大鱼刺死，拴在船头。然而这时却遇上了鲨鱼，老人与鲨鱼进行了殊死搏斗，结果大马林鱼还是被鲨鱼吃光了，老人最后拖回家的只剩下一副光秃秃的鱼骨架。
用小说中老人的话来说：“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要被打败的”，“人尽可以被毁灭，但却不能被打败。”这就是《老人与海》想揭示的哲理。
当一个人承认了这个缺陷并努力去战胜它而不是去屈从它的时候，无论最后是捕到一条完整的马林鱼还是一副空骨架，这都已经无所谓了，因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已在那追捕马林鱼的过程中充分地体现了。
曾经为自己的理想努力追求过、奋斗过，难道他不是一个胜利者吗？老渔夫就是敢于挑战自身缺陷及自己勇气和信心的胜利者。
从世俗胜利观的角度看，老渔夫不是最后的胜利者，因为尽管开始他战胜了大马林鱼，但是最终大马林鱼还是让鲨鱼吃了，他只是带着大马林鱼的白骨架子回到了岸上，也就是说，鲨鱼才是胜利者。
可是，在理想主义者眼里，老渔夫就是胜利者，因为他始终没有向大海没有向大马林鱼更没有向鲨鱼妥协和投降。就如音乐大师贝多芬所说“我可以被摧毁，但我不能被征服”。
人性是强悍的，人类本身有自己的限度，但正是因为有了老渔夫这样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向限度挑战，超越它们，这个限度才一次次扩大，一次次把更大的挑战摆在了人类面前。在这个意义上，老渔夫桑地亚哥这样的英雄，不管他们挑战限度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永远敬重的。 因为，他带给我们的是人类最为高贵的自信！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无止境的追求。它的道路漫长、艰难，而且充满坎坷，但只要自己勇敢顽强地以一颗自信的心去迎接挑战，他将永远是一个真正的胜利者！
每一本书，都有它自己的“灵魂”，当你阅读一本书时，自己也就在不知不觉当中，陷入了那个书中所构想的世界。

㈧ 司法局有制服吗

正常来说应该是没有制服的。司法局可以穿制服的只能是负责监狱、劳教管理工作并授予警衔的在编警察。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整顿统一着装的通知》（国办发[2003]104号）和《财政部、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关于做好整顿统一着装工作的实施意见》（财行[2004]15号）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行政执法需要，要求统一穿着制式服装的，其批准权限在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均无权批准”。司法行政部门属于经国务院批准着装的部门。但该部门着装的范围仅限于监狱、劳教部门负责监狱、劳教管理工作并授予警衔的在编警察。其他人员没有统一制式服装。

因此，理论上看，司法局可以穿制服的只能是负责监狱、劳教管理工作并授予警衔的在编警察。但现实中，各地司法局大多都自行配置了制服（严格有意义上讲属非法着装）；有的地方司法局甚至钻政策空子即国务院批准司法行政部门的警察可以着装，那么司法局将全局干职工都转为警察，都穿警服。

(8)制服设计理论研究现状扩展阅读

司法局的主要职责

(一)研究起草司法行政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编制本市司法行政工作的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

(二)负责组织、指导对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

(三)负责本市司法行政系统的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四)研究制订本市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总体规划，组织、指导、协调全市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五)负责管理本市律师、法律援助工作和公证机构及公证活动；研究律师、公证工作的改革与发展，并提出实施办法。

(六)负责管理本市法律服务机构和在京设立的国(境)外律师机构；监督、指导本系统的社会团体工作。

(七)指导本系统法学教育及业务培训工作。

(八)负责指导区、县司法行政部门管理人民调解工作、社区矫正工作及司法助理员、基层司法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九)负责本市司法行政系统的外事工作和对外宣传、交流工作。

(十)指导和管理本市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

(十一)负责本市仲裁机构的登记管理工作。

(十二）负责本市国家司法考试工作。

(十三）负责社区矫正工作

(十四)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五）管理本市监狱管理局和本市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

㈨ 设计制服的优缺点分别是什么以及时装设计的新领域及其表现分别是什么

有的设计师承认设计制服可以替设计师带来“威望和地位”方面的好处，但同时也担心设计制服会扼杀了设计师自己的独特创造性。

除了制服的设计之外，一个时装设计的新领域——教士服饰正方兴未艾。让牧师穿上设计师设计的坎肩，能使信徒们会觉得像个笑话而对此不屑一顾，还是反而能起到提高神职人员的干劲并扩大神职人员影响的作用？这还有待研究考证。

不过，世界总是不乏梦想者的。参加过上述女子警服设计竞赛而最终落选的设计师比亚吉奥蒂就打算替修女设计一件袍子，用宽大松散的衣服配上黑白相间的皱褶，让修女们也具有时代的气息。

㈩ 职业装的定义

职业装 设计，是从“现代服装设计”中分离出来的现代服装专有名词。
在发达国家，职业装发展迅猛，其面貌已逐渐呈现出从大服装体系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Uniform服装分系统。并且，职业装系统越来越表现出具有自身特性的规律的、有别于其他服装大类的研究、开发、设计、生产、销售、使用等方面的服装价值体系和理论研究体系。有专门的研究机构、院校系科、博览会（如德国科隆）、设计中心（如日本NUC“日本制服中心”）、所、室，和专门店、专门公司……
现代职业装在中国出现和被使用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大概从近代开始，外来的思想和物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着装观念和方式，如“干什么穿什么”，就是现代职业装的基本理念。但这不能说明中国没有“职业用装”的历史和观念，如中国古代的军队服装和各朝代的官服就是标准的“职业装”，在这个意义上，职业装在中国的出现和使用可谓源远流长，只不过人们没有专门将这类服装冠名为职业装这个名称。
在美国及英语国家Uniform一词是可以解释为职业装这个词的。Uni，是一种、统一的意思，Form是形的意思。意思就是“一致的形”并演绎为统一的服装和制服。
作为定义，职业装在被细分化的现代社会中，有政府机关、学校、公司等团体，有学生、空中小姐、领航员、引水员、警官、医生护士、店员等职别。或者为了区别于不属于这些团体的具有特别外观的服装或者为了表示各自的身份，根据每个职业的具有特征的“型”，能够给我们“这件”或“这些”制服即某个职业的感觉，这一感觉的服装我们或以以此来界定是不是属于职业装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