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国内外对服装出口贸易的研究现状
一、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现状
据统计,世界贸易壁垒的80%属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目前,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取代反倾销,成为我国出口面临的第一大非关税贸易壁垒,名目繁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已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贸易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状况体现在以下方面。
1、受损增速快。有关统计资料表明,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因技术性贸易壁垒造成的损失,已从20世纪中后期的每年4-5亿美元上升到本世纪初的每年10亿美元左右。如2002年受限制而损失的金额比2000年增加3.6亿美元,增幅高达54.55%。
2、受限集中在主要的目标市场国。受限制的主要是进口我国纺织品服装数量比较多、比重比较大的一些发达国家:欧盟、日本和美国。如2002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因技术性贸易壁垒而遭受的损失中,欧盟、日本和美国造成的损失分别占到了25.26%,24.22%和23.16%,其他国家为27.37%。
3、受限的内容涉及面广。受限内容涉及到了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和合格评定各个方面。如:纺织品服装甲醛含量超标,纺织品的标志或标签不符合进口国的法律规定,生产商没有取得ISO14000环境系列认证等。
二、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原因
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主要有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的原因。
1、外部原因。(1)我国贸易方向过于集中。目前,美国、日本、欧盟是我国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据统计,包括经香港的转口贸易在内,我国出口商品近75%销往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或地区,而这三大经济实体也是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积极倡导者,绝大多数技术性贸易壁垒发源于这三大经济实体。产品出口的地理方向决定了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企业将不得不直面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威胁。(2)纺织品服装市场传统贸易壁垒受到约束。根据WTO的《纺织品服装协议》,2005年全球已取消纺织品服装配额,实现该领域的贸易自由化。特别对于我国,加入WTO后,一些专门针对我国的双边贸易限制,如每年讨论最惠国待遇问题等不得不取消。传统贸易壁垒受到约束,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3)发达国家出于保护国内市场,减少贸易顺差的需要。发达国家由于劳动力成本较高,中低档纺织品服装的竞争能力低于发展中国家,所占本国国内市场分额受到国外同类低成本产品的冲击,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一种保护国内市场的手段。且入世后从总体看我国纺织品服装进出口贸易显现出增长的态势(见表1)。美国、日本和欧盟是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主要市场,在纺织品服装进出口中均存在着巨额贸易顺差,且顺差从2000年至2003年不断增加,产生贸易顺差的趋势也在不断上升(见表2),使其国内纺织业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对此,美、日、欧必然采取相应措施。因此,设置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纺织品服装主要进口国减轻国内就业压力,减少进口冲击,减少贸易顺差的重要手段。(4)WTO有关协议中对贸易与环境的规定存在缺陷,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设置提供了可乘之机。 2、内部原因。(1)技术及生产设备落后,产品竞争力不强。我国纺织品服装业由于长期以来技术开发、技术创新及投入不足,企业的技术及生产设备落后,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较低,中低档产品多,高档产品少,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特别是众多的中小纺织品服装企业,对发达国家提出的苛刻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和合格评定等一时难以适应,由此形成了技术性贸易壁垒。(2)企业环保意识淡薄,质量体系认证步伐缓慢。国外对我国出口纺织品的检测不仅局限于纺织品本身,还进一步细化到产品的生产过程,要求企业获得ISO14000国际环保标准体系的认证,加贴环保标志。(3)技术与检测设备落后,标准总体水平低。我国纺织品服装的检验长期以来习惯于对一些传统项目的检验,检测设备相对简单,精度要求不高,缺乏与国外同行的技术交流与合作,纺织检验技术滞后于发达国家。到目前为止,我国与纺织品安全性有关的国家标准近90项,这些标准尽管大多等同采用了ISO标准,但与国外标准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导致同一产品检验结果存在巨大差距,形成技术性贸易壁垒。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影响
从实质上看,技术性贸易壁垒是一把“双刃剑”,既会对国际经济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也有负面影响。 1、积极影响。从目前看,国外越来越苛刻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我国纺织品服装的出口,但从长远的眼光看,它对我国纺织品服装业的发展也具有积极的影响。(1)促使观念改变。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遭遇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促使我国纺织品服装企业的经营者和生产者在一定程度上扭转错误观念,由只重外在质量转向外在和内在质量并重;由只重产品本身质量转向产品质量和生产过程并重;由以经济利益为第一位转向经济利益和消费者利益并重。(2)促进产品结构调整。正当的技术指标以保护环境、保护人类健康为目标,这必然会导致国际贸易中破坏环境和对消费者健康有害的纺织品服装贸易的逐渐下降,促使我国纺织品服装业实施产品结构调整,大力开发环保型深加工产品,把“绿色纺织品服装”等作为出口的新增长点,以此打破国外技术壁垒,稳定并进一步扩大我国纺织品服装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3)推动技术进步。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构成挑战的同时,也为我国纺织服装业实现技术进步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2、负面影响。(1)出口纺织品服装的成本增加,产品竞争能力下降。为了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纺织品服装企业被迫使用进口原材料,增加检验项目,取得各种认证,改进技术工艺,加大技术改造投入,这些都使出口产品成本上升,增加企业负担,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价格优势。(2)出口企业减少了贸易机会,减少了国外市场分额甚至退出国外市场。国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名目繁多,限制内容多变,而我国企业情报系统落后,对进口国有关法规、标准、认证规定收集不及时或不全面,致使有些企业贻误了成交时机,或被迫取消定单。其最主要影响之一是一些出口企业减少了国外市场份额,甚至有部分企业决定放弃进口国市场。 四、纺织品服装出口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对策 1、设立专门机构,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进行认真研究。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应设立专门机构,积极组织专家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把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企业的一些意见和要求充分反映到国际标准中去,为我国纺织品顺利进入国际市场创造条件。2、加快技术改造步伐,实现产业升级。打破技术壁垒最根本的办法是提高纺织品服装的质量,我国纺织品服装企业必须改变目前技术及生产设备落后状况,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积极开发环保型深加工产品,把绿色纺织品、生态服装等作为出口的新增长点。因此,出口企业要加速技术改造,淘汰陈旧落后设备,走优化存量的发展道路,进一步加快新技术和设备的研制开发工作,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权。 3、提高纺织品服装出口企业的管理水平。出口企业应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使其组织结构、战略管理以及经营管理等适合技术性贸易壁垒变化的需要,将ISO9000与ISO14000等国际管理标准与企业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出适合自身的管理方法,从制度上保证产品的质量品质和环保品质。 贸易[飞诺网]
4、制定与国际接轨的各类技术法规和标准。面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越来越苛刻的技术要求,我国也应尽快建立、健全有关纺织品、健康和环保方面的技术法规。我国应对现有纺织品检验方法进行补充完善,提高检测技术方法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增强具有关键限量指标的强制性标准及相应技术法规,推行“环保标志”制度。5、出口企业要积极申请各类体系认证。出口企业要积极申请ISO9000质量认证体系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进一步扩大环境标志产品的范围,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取得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标准包括环境管理体系、环境审核、环境标志、生命周期分析等国际环境领域内的许多焦点问题,通过ISO14000认证是我国出口企业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有利武器。6、充分利用WTO规则提供的空间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首先,纺织品出口企业对于产品在出口时所遭遇的不合理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要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与出口国协商解决。其次,企业要加强信息化建设,积极研究国外技术标准,随时关注贸易对象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动态,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和研究国外技术标准,研究相关对策。另外,政府要积极参与各公约、协定中技术性贸易条款的谈判,利用多边贸易体制,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协调与合作,制定一些发展中国家能承受的有关纺织品服装方面的国际技术标准,或在某些国际技术标准中附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免受发达国家歧视的保障条款等以减少和削弱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
『贰』 国内研究现状及进展
1.3.2.1 构造研究及进展
国内对沂沭断裂构造带的研究者甚多,研究程度较高,但尚存在长期争论的问题。
(1)早期对沂沭断裂带的认识
有资料记录最早对沂沭断裂带进行调查的是德国人李希霍芬(1898),他对山东进行地质调查,第一个描述了山东的重要断裂构造[14],指出“山东的山地由自北向南沿着潍河断层分为两个地质和山岳形态不同的部分”,并在其编制的构造图上标出了断裂带的位置。1923年,中国学者谭锡畴在调查山东中、新生代地层时于莒县境内首次记述了沂沭断裂带的踪迹[30],“莒县溪谷之西,有一南北向之正断层,仰侧为古生代前期及太古代地层,俯侧为青山层王氏系及二叠、石炭纪煤系,断距不大”。李捷(1929)在编制1∶100万南京、开封幅地质图说明书时描绘出沂沭断裂带沿沂河、沭河谷地发育,北接潍河的北北东向地层系所构成的“两堑夹一垒”基本结构形态[31]。翁文灏(1930)在其著作中将李希霍芬的潍河断层称为山东潍河断裂带,并指出该断裂为一地震中心。李四光在1948年已提出此断裂带的存在:“横过山东从南边沂水到北边的潍县有一强烈的破碎带,这个破碎带显示出新华夏系挤压的特点[59]”。同时他还第一次指出[60,61],该断裂带向北延入辽东半岛,向南延入江苏北部。该断裂与北北西向和北东东向二组扭裂面具有成生联系,其形成时代为白垩纪。张文佑(1957)认为有一北北东向断裂带沿潍河、沭河、沂河谷地伸展,大别山东端的倾没可能与它有关[62]。徐嘉炜(1956)在调查江淮之间的区域构造时,指出介于张八岭地轴与淮河地台及鲁东地盾与鲁西隆起之间存在一条北北东向的巨大断裂带[63~67],穿过安徽、江苏、山东三省,命名为“安江山深断裂”,1957年将其改称“皖苏鲁深断裂”。关于郯庐断裂带的对比研究见表1-3。
(2)中期对沂沭断裂带的认识
1957年,地质部航测大队904队进行大规模航空磁测时发现,山东郯城至安徽庐江一带,有一条十分醒目的航磁正异常带,第一次将之命名为郯城-庐江深大断裂带[3]。1980年在山东潍坊举行了郯庐断裂带的专题学术讨论会,学者们各抒己见,他们的许多观点、分歧均刊登在1984年的《构造地质论丛》第3号中。此后对该断裂带的性质、演化及动力学机制的研究,引起中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后来的研究主要涉及沂沭断裂带的体系归属(邓乃恭,1982)、水平断距的大小、断裂带所表现出的大陆裂谷特点及地体边界的表征和沂沭断裂带形成的时代等一些重要的问题。80年代以来,对于郯庐断裂带的研究不断深入,针对该断裂带的研究已举行过多次学术讨论会,对其形成时代、运动方式、活动特点等的研究已出版多部专著和专辑,有300余篇论文从各种角度论证了此断裂带的形成、演化和活动特征。
环文林等(1982)对郯-庐断裂提出了三个重要演化阶段,及其与太平洋板块运动相联系。第一阶段,中侏罗世晚期-早白垩世(120 Ma),库拉板块消亡,中国东部处于压扭应力场;第二阶段,晚白垩世-古近纪(约90 Ma),太平洋洋脊消减,出现伸展开张的构造环境;第三阶段,新近纪-第四纪(40 Ma),太平洋板块消减,中国东部出现右旋剪切应力场,总的来看,太平洋板块运动对中国东部大陆地质作用影响的主要时期基本一致,郯-庐断裂在上述主导应力作用下发生平移、推覆、张裂[69~71]。万天丰划分出四个运动阶段,时间为135~52 Ma,包括了太平洋板块运动主要时期和郯-庐断裂的主要活动
期[68]。
(3)构造研究争鸣阶段
概括起来,对郯庐断裂带(沂沭断裂带)的研究存在六种不同的观点与认识(图1-2)。
徐嘉炜最早研究郯-庐断裂及其平移性质,他认为郯庐断裂带是西北环太平洋边缘大陆内测的大型平移断层,其动力背景是太平洋板块向大陆板块的斜向运动,主平移时期为晚侏罗-早白垩世(140~110 Ma),最大平移距达740 km,随后他又发表多篇论文及专著,进一步阐述他的这一独到见解[19~23,63~65]。他认为郯庐断裂三叠纪开始活动,晚侏罗纪晚期构造变动达到高潮,以挤压条件下的巨大左行平移为主要特征,白垩纪至古近纪转为张裂断陷,新近纪又受到新的挤压,伴以小幅度的右行平移,这种断裂性质上的转变与太平洋板块相对运动方向的改变有关,郯庐断裂带是滨西北太平洋区大陆内缘的大型剪切滑动带。另一种观点为“地缝合线-边界线转换断层带作为华北与华南板块的缝合线”(周导之等,1980)。第三种是转换断层模式,认为郯庐断裂的形成与华北和扬子陆块沿秦岭-大别造山带碰撞有关[73~75],这一转换断层活动时限为晚古生代-中生代,延续到侏罗纪;张国伟(1998,2002)认为郯庐断裂带是中国东部最大的陆内转换断层;张宝政(1993)亦认为郯庐断裂具转换断层之特征。第四种为碰撞嵌入模式(Yin et al.,1993)[76~79],基于郯庐断裂带的左行平移和朝鲜半岛沃川带、Honam剪切带右行平移运动学特征,认为郯庐和Honam剪切带之间的苏北、胶南及朝鲜的京畿-沃川带是华南板块北侧不规则被动边缘向北突出的一块[80,81],存在于碰撞前,嵌入碰撞时代为早二叠世晚期至晚三叠世与早侏罗世。第五种模式认为它是我国东部一个独立的巨型构造体系[82,83],称更新华夏系,形成于燕山运动晚期。第六种模式认为郯庐断裂带是我国东部规模最大的一条白垩-新近纪的后地台型古裂谷带[24~26,84,85],并划分出北、中、南三段,各段的基本特征、构造组合类型、沉降幅度、水平扩张量、火山活动、深部构造及地质发展史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均十分明显地表现为先张后压的双重构造特征,后期的挤压应力作用取代于拉伸作用。高维明等(1980)认为沂沭断裂带是典型的大陆裂谷带[86],是在中生代左旋平移基础上,经历了白垩纪强烈横向扩张阶段和第三纪以来的消亡挤压阶段而形成的。
表1-3 郯庐断裂研究对比简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图1-2 郯庐断裂带构造模式图
王小凤等(2005)在《郯庐断裂带》一书中认为[2]:郯庐断裂的形成发轫于南北地块拼合带的向南突出部位,而下地壳物质的NNE向左行韧性剪切流动则是其启动机制,然后逐步向浅部和向北扩展。这一平面上自南向北分段递进的生长迁移机制,得到了相应沉积盆地和岩浆活动年代学资料的支持,也解释了中南段的缩短率和位移量明显大于北段的事实。同时根据不同层次变形域的特征,提出了沿滑脱面上层对下层做S(SS)E向滑动的多层滑移模式,反映了陆内大型走滑断裂带由深到浅的应力应变传递方式。通过断裂两侧地壳缩短资料的判断,得出了郯庐中南段累积最大位移量为300 km的结论。同时将郯庐左行剪切走滑断裂发育历史划分为六个时期、四个变形阶段,较全面地重现了从特提斯体制向太平洋体制的复杂历史转化过程,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东部大陆边缘的动力学特征。
(4)对沂沭断裂带活动的趋同认识
郯庐断裂带(含沂沭断裂带)在漫长的形成演化过程中,曾经历过多期构造活动,构造力学性质发生过多次变化,在中、新生代又曾以拉张、挤压(兼扭动)交替进行为特征。对沂沭断裂带来说,以下几方面的问题是各家易于接受的:
一是,无论沂沭断裂带在中生代前是否有强烈的活动,中生代以来强烈活动有可靠的证据,白垩纪是具垂直差异特点的强烈活动的形成阶段,它代表新华夏系活动特征,是一条规模巨大的逆时针向压扭性断裂带。
二是,鲁东至少在二叠纪以后、侏罗纪之前曾有过比鲁西地区更大幅度的隆起。鲁东缺失古生界到下中侏罗统;沂沭断裂带中缺失二叠纪上统(石千峰组);莱阳盆地底部砾石中发现石炭-二叠系灰岩砾岩[87];鲁西局部发育有三叠系沉积地层;沂沭断裂带中坊子煤田坊子组(J)不整合于元古宇或下古生界之上。晚侏罗世到白垩纪,鲁东成为沉积的集中发育区,在莱阳盆地中沉积有近万米厚的中生代沉积地层,反映这时鲁西比鲁东有更大的隆起抬升。
三是,沂沭断裂带两侧中生代白垩纪以来地层可以对比,鲁东和鲁西并无明显差别。此外,在昌邑-大店断裂带北段常以揉皱带表现出来,这均显示白垩纪以来无重大平移。
四是,断裂带成生发展的地质特征对两侧地区有重要影响。晚侏罗世(155 Ma)前,伴随鲁东地区相对开始沉降,构造带已开始逆时针向活动。晚侏罗世是构造差异活动较强时期,随着胶莱坳陷的形成,胶北、胶南相对隆起,岩浆侵入活动广泛发育。特别是在上侏罗统类磨拉石建造沉积之后,下白垩统火山岩系喷发之前,是构造强烈活动时期,相当于大宝运动主幕(星野一男,1985),有强烈挤压的NE-SW走向构造形迹形成,断裂发生较大平移运动[88]。早白垩世断裂带及其两侧次级序断裂构造表现为张性活动特征及区域右行走滑的构造背景,岩浆大多充填在这些断裂中,基底上隆明显。晚白垩世至古近纪是顺时针平移的余动时期,断裂少有平移,主要表现在断裂两侧岩块相对升降运动和岩块内部低级序的断裂构造的成生活动[89~94]。
沂沭断裂带以东,新华夏系较低级别的NNE断裂构造相当发育,集中表现在胶北地区和胶南地区,牟平-即墨断裂以东也有强烈活动形迹。
到目前为止,以下问题仍然是地学界关注的热点:
A.沂沭断裂带启动的时间、边界条件及古构造格局?
B.沂沭断裂带及其相邻地区的构造型式及岩石圈结构变化?
C.郯庐断裂带左行平移发生的时限?最大平移的幅度是740 km还是300 km?它所诱引的从浅部到深层次的应变图像如何?
D.中国东部大陆边缘变形的模式、地壳运动的程式及动力来源是什么?沂沭断裂带形成演化过程及构造应力场演变历史?
E.沂沭断裂带对该地区的构造格局、沉积作用、岩浆活动以及金属矿产、能源矿产的形成与分布等有怎样的控制作用?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1.3.2.2 构造控矿作用研究
(1)区域控矿作用
郯庐断裂带不仅在区域构造演化上具有重大的影响,而且是中国东部一条重要的内生金属成矿带[95]。沿此带形成了一系列大中型金、银、铜、铁、铅锌等内生金属矿床。它们主要形成于燕山期(135~96 Ma)。当时在NE-SW向最大主压应力的作用下,郯庐断裂带两侧的次级NNE向断层或者NNE向断层与横向(NW、近EW向)断层交叉处,常常成为内生金属热液矿床的有利储集部位,此时NNE向断裂均具有张剪性的特征。该带的成矿作用可称为板内拉张带成矿作用。但是拉张作用最强的大断裂——郯庐断裂带反而没有储集大型、特大型矿床,那是因为该带拉张作用太强,不仅在成矿时流体可沿断裂带通畅地经过,在成矿后非成矿流体(地下水)也可产生强烈的淋滤作用,使成矿物质难以保存。而郯庐断裂带两侧的一些中型断裂在总体上较封闭的条件下的局部拉张部位,才比较有利于成矿物质的储集与保存。
(2)对金矿的控制作用
对于郯-庐断裂带对金矿的控制作用,王小凤等对郯庐断裂带中、南段对金矿的控制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118]:①郯庐断裂带对金矿(矿带、矿田、矿区)分布的控制;②郯庐断裂构造系统控矿构造型式对金矿控制的多样性:A.主干断裂带内及旁侧与其走向相同的次级构造对金矿的控制,B.主干断裂旁侧“入”字型构造分支断裂控矿,C.金矿化受NEE(或NE)、NNW、NWW(或NW)等伴生构造控制,D.低序次旋扭构造对金矿的控制,E.构造复合控制金矿的具体定位;③控矿构造形变差异对金矿化类型的控制;④金矿成因的差异性与统一性;⑤郯庐断裂带成生发展与成矿的同步性。在战略找矿方面,提出了A.东西向构造带与郯庐断裂带的交汇复合区;B.构造活动、形变强烈和燕山期岩浆活动发育区;C.太古宇变质岩展布区;D.郯庐断裂带次级、低序次构造发育、自身复合及与其他构造成分复合区。具备上述四项条件的地区是找矿远景区的最佳选择。
『叁』 国内的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20世纪60~70年代,我国曾掀起在黑色岩系中寻找“五元素”矿床及铂族元素的高潮,并在南方取得了进展和突破。初步确定在下列9个层位的黑色岩系中赋存有大型超大型矿床;①中元古代下昆阳群;②新元古代歪头山组;③早震旦世大屋组、南沱组;④晚震旦世陡山沱组;⑤早寒武世牛蹄塘组;⑥早—中志留世;⑦晚泥盆世;⑧早二叠世;⑨晚第三纪中新统等。矿床集中于早寒武及晚泥盆世地层中,形成了5个超大型和为数众多的大—中型锡、锑、重晶石矿床,并初步查明PGE含量比较高的层位出现在晚震旦世陡山沱组及早寒武纪牛蹄塘组。
陡山沱组广泛分布于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及四川、重庆北部地区、该组中富有机质的黑色岩系厚达20余米,属潮坪相及沼泽相沉积并与石煤、磷矿、菱锰矿等相伴产出。目前在陡山沱组发现的矿床类型计有:沉积型银钒矿床(湖北兴山白果园);微细浸染型金锑矿床(鄂南崇阳县方山);接触交代型银铅锌矿床(安徽祁门县三堡);沉积改造型钼矿床(湘南安化张家岭)。经前人查证仅在重庆城口、四川万源一带见铂族元素矿化。
早寒武世黑色岩系是我国南方地史转折期大规模缺氧事件产物,具分布广泛、层位稳定特征,常由碳质页岩、碳酸盐岩、砂岩、磷块岩、硅质岩组成,部分地区还见石煤及基性-超基性火山凝灰岩。黑色岩系有机碳含量为5.6%~18.7%,同样还普遍含有以黄铁矿为主的金属硫化物。陈南生等(1986)根据黑色岩系岩相及成矿元素组合特征将该层位多元素矿床分为下列3类:①镍钼多元素矿床;②钒矿床;③沉积再造型铜钼钒铀多元素矿床。PGE查证成果表明具工业意义的矿化主要出现在镍钼多元素类型的矿层中(表3-4)。
Ni、Mo多元素矿层分布于贵州遵义,云南德泽、湖南大庸、慈利、浙江诸暨、富阳、桐庐等地,赋存于碳硅质、黑色岩系底部,呈层状、扁豆状产出,厚度不大(大庸为0.5~1.8m、遵义0.1~1m,最厚2m,织金0.01~0.14m),属陆架近滨-斜坡环境中局限滞流盆地沉积。Ni、Mo多元素矿层硫化物组合十分复杂,计有黄铁矿、白铁矿、硫钼矿、二硫镍矿、辉镍矿、针镍矿、辉砷镍矿、镍黄铁矿、紫硫镍矿、黄铜矿、黝铜矿、闪锌矿、银金矿、钛铁矿等,未见独立铂族矿物,推测为超微细颗粒或碳质吸附状态存在。矿层品位:Ni 1%~5%(平均3.01%)、Mo1%~20%(平均3.48%)、Cu 0.09%、Se 0.28%、Au 0.054~0.38g/t、Ag 7.2g/t,并普遍含Pt 0.2~0.4g/t、Pd 0.26~0.66g/t、Os 0.073g/t、Ir 0.043g/t(分选提纯镍钼精矿中Pt+Pd为1.84g/t)。据梁有彬等(1999)统计报道,∑Pt品位大庸0.602g/t、遵义0.70g/t、织金0.47g/t,最富的贵州天鹅山达1.295g/t(其中Pt 0.58g/t、Pd 0.50g/t、Os 0.19g/t)。
在成因上,过去认为镍钼矿是有机质参与下的沉积矿床,但近年经稳定同位素和流体包裹体研究,支持了海底喷气热水沉积观点;Re-Os同位素年龄为560Ma和541Ma(毛景文等,2002);包体测温黄铁矿形成温度115~185℃;有机质成热度推算成岩期温度为154~210℃;石英、方解石均一温度为130~200℃。成矿与沉积同时并受局限盆地控制。
我国黑色岩系PGE研究突出了低温地球化学条件下多组分体系的相平衡。在实验模拟中得出:在25~200℃条件下,Pt可以Cl的络阴离子搬运,其量可达×10-9级,而Pd可高一个数量级;在300℃N aCl/H2SO4溶液中,Pt可呈硫化物迁移沉淀。此外,在黑色岩系中,Pt、Ir常与自然金混合,呈超微细态出现。上述实验和测试解释了黑色岩系中未见独立铂族元素矿物的客观现象。
表3-4 中国南方黑色岩系矿床PGE查证成果表(wB/10-6)
尽管黑色岩系中PGE可以富集成矿的认识已经在理论上得到了确认,在经济开发的前景方面也得到了肯定,即早晚会被开采利用,但目前还存在许多问题:
1.分析测试技术未过关.国外技术保密,国内没有开展对应的研究,严重地影响到勘查评价
黑色岩系中铂族元素矿床的勘查技术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卡林型金矿,30年前我国地质工:作者对于卡林型金矿还“一无所知”,后来通过国外实地考察、国内大量找矿工作的投入,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很快在我国西南部的滇黔桂3省交界地区和秦岭陕甘川3省交界地区确立了两个大规模的卡林型金矿成矿集中区,发现了一大批金矿,并且得到了开采。可以说,卡林型金矿目前在中国已经“全面开花”。卡林型金矿之所以取得如此重大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分析测试技术取得突破,尤其是“痕金”快速分析技术过关,并且使类似技术“傻瓜”化,帮助地质人员在野外利用“痕金分析箱”就可以完成找矿“侦察”工作。
PGE目前面临类似情况,即适合于黑色岩系中PGE含量分析测试的技术不但在实验室未过关,更谈不上野外的快速分析。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进行过对比实验,对采自四川硫磺厂和三大湾的含矿黑色岩系样品分别进行了对比测试,每次测试工作的质量从标样的重现性及其与标样推荐值的对比可以看出是合格的,但前后两次测试之间的结果却有一定的差距(表3-5)。这说明,锍试金富集铂族元素ICP-MS法(孙亚莉等,1997)对于黑色岩系中的PGE来说并不合适,但目前还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取代。
表3-5 三大湾和硫磺厂同一样品两次分析结果的对比
俄罗斯的科学家通过30多年研究,也明确指出,常规的方法和目前通用的火试金法对黑色岩系中PGE的分析是不适合用的,因为在试样加热过程中,PGE很可能随着C元素的挥发而“丢失”!尽管俄罗斯的科学家已经掌握了相应的分析技术,但他们严格保密,无论是刊物上还是网络上都没有公开相关的测试技术;尽管国内有关研究人员多次建议相关部门设立专门的分析测试研究课题,但一直得不到批准,以至于野外找矿工作停滞不前。因此,我们建议,中国地质调查局及其他有关部门还是应该立项开展黑色岩系中PGE的分析测试研究工作。这不仅仅是一个项目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能不能从我国扬子地台周边及新疆东天山、西天山等地广泛分布的黑色岩系中找到铂族元素矿床的重大现实问题。
2.缺乏长期坚持不懈的研究和地质找矿工作
原地质矿产部孙大光部长曾经在1977年的全国地质工作大会上专门强调铂族金属是国家的急缺矿产资源,应该加强地质找矿工作。随后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掀起了全国范围内寻找铂族元素矿床的一个小高潮,并推动了四川杨柳坪和云南金宝山两个铂族元素矿床的成功勘探。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铂族元素矿床的地质找矿工作基本停止。21世纪初.随着地质大调查项目的实施,又一次开展了铂族元素矿床的找矿工作,曾经设立了重庆城口黑色岩系中铂族元素矿床的地质找矿评价等项目,但由于分析测试等方面的原因无果而终。
综观国内外铂族元素矿床的地质找矿经验,没有哪个矿床是在短期内查明其资源量的。即使是美国的斯提尔沃特(Stillwater),尽管在成矿模式的指导下只用了短短一两年时间就发现了矿,但用了10多年时间才初步查明其资源状况,而从查明资源状况到开发利用又花了20多年时间。即使是已经开采的矿床,由于综合评价等方面的原因也会给矿山开发带来波折。如加拿大的伊勒湖钯矿床,1993年开始开采,连年亏损,到1998年几乎关闭,后来在资料二次开发和成矿规律重新总结的基础上,通过重新评价大大地扩大了资源量,选择了类似于斑岩铜矿“低品位大矿量”的开采理念,从而起死回生(施俊法等,2005)。因此,对铂矿来说,短平快项目是不太可能取得找矿突破的。
3.采选冶研究严重滞后
黑色岩系中的铂族元素矿化以“低品位大储量”为特点,因此,采选冶就成为开发此类矿产资源的关键。但目前我们还没有此方面研究成果的报道,尤其是C质吸附PGE的问题亟待解决。本次研究发现,三大湾地区含C质岩系中的PGE可能被C吸附,类似于“碳吸附金”的情况。如何查明PGE与“C”之间的“吸附”机制并把PGE从“C”中解吸下来,不仅仅是一个矿床成因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矿床开发的技术问题。建议首先开展PGE与C的联测研究,即同时测定样品中PGE的含量和C(包括不同类型的“C”)的含量,查明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然后研究C与PGE之间的吸附与反吸附问题,为黑色岩系中PGE的回收提供科学依据。
『肆』 国内外研究现状
总体看,国外偏重资源、环境保护、人口及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主题,较宏观。而国内偏重的是理论方法、发展模式等方面的研究,比较微观。有关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综合开发与保护研究的著述相对较少。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提出以人为本的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理论
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问题,众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研究提出了诸如环境决定论、人口中心论、增长方式转变核心论等各种侧重点迥异的理论观点。如1994年开罗会议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引起学术界强烈反响。这个新的发展观逐步演变为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其基本点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宗旨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心理、交往、文化等全面发展的需要;发展途径为实现资源合理有效配置,尤其注重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逐步过渡到以人力转变积聚和集中为主要手段的发展;基本模式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由此形成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为全方位适度人口论、资源稀缺论、生态系统论、总体经济效益论、社会协调论等。
(二)提出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协调一致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各类国际文献以及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如基多的“综合发展观”专家会议和北京的国际社会发展会议等)都在世界范围内深化了社会发展理论,强调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们认识到经济发展就是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而社会发展就是“更好地生存”。
在20世纪人类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全球发生了三大影响深远的变化:一是生产力极大提高和经济规模空前扩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的物质财富,从而迅猛推进人类文明进程;二是人口爆炸性增长,20世纪人口翻了两番,超过62亿,并仍以每年7800万的速度继续激增;三是由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消耗,污染物质的大量排放,导致全球性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贫富分化加剧已成为21世纪困扰人类文明进步的桎梏,表明人类社会当今生存方式不可持续,四者的恶性循环为旧工业生产方式掘下坟墓,那种“先污染后治理”,以高消耗刺激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
人们逐渐意识到人类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生态紧密相联,人类的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必须纳入人口、资源、环境、生态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类社会系统与地球自然系统协同进化、良性循环。1992年183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聚会,其中102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讨论并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发展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一系列文件,对国土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提上了日程,并付诸实践。
(三)社会资源利用与保护发展模式
西方社会也从先前的发展模式中认识到社会发展必须是“整体的”,“综合的”,也是“协调的”。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政策,制定法规、采取措施,对国土资源进行重新的定位和开发利用。从大量的消耗资源聚集财富到降低消耗,遵守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到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提出了“低碳经济”这一新的理论和发展模式,即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总体看,从国外对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的研究成果来看,各国都从自身国情出发,提出的理论和制定的发展模式具有针对性,虽然国外少有直接针对像我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方面的相关研究,但国外发展理论的演变及其规律则为本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本和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常常欠缺对社会背景和社会制度的深入分析,各种发展模式忽略了各国内部存在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区域之间的巨大差异,从而使理论及模式的预期指导意义相对弱化。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对于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认识是在西方发展理论的输入,以及我国社会实践的双层挤压中逐渐领悟到的,并部分在国土规划等研究实践中得到了应用。
(一)十八大报告等为区域国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与保护战略研究指明了方向
从我国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战略规划来看,国内相关的研究在沿袭、借鉴国外发展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提出我国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同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谐统一,并在有些细节上有所充实、完善和发展。如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在十六大报告中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提出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概念,认为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必须使“社会更加和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进一步树立全面的发展观,始终坚持统筹兼顾,更加注重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地区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直至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筑“和谐社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的主要目标,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了政策的着力点将转到提高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富裕人民群众作为全新思路和战略。
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这些表述为我国国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研究指明了方向。
(二)区域国土规划发展模式和实践成果
从发展模式和实践成果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国土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与保护一般采取“层次推进”的模式。坚持让部分地区、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原则,这种政策本身并没有问题,但传统的发展观偏重区域发展,却忽视了区域间协调以及可持续发展。
我国“十一五”规划首次把东中西和东北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完整地阐明了四大区域的战略布局,即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西部地区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东北地区振兴。这种全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格局的调整充分体现了“全国一盘棋”、各地区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一贯思想,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同时,我国西部地区尤其是边境少数民族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开发利用国土资源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和整个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得到了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我国主体功能区划相关研究成果。2010年12月21日,国务院下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实际上是中国第一个关于国土空间开发的规划。樊杰等(2009)对中国主体功能区的科学基础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成果为阿勒泰地区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区划提供参考和借鉴。
(三)相关理论研究
从相关理论研究看,代表的研究成果有: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的《国土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从当前国土资源管理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土地资源、固体矿产资源、能源矿产为研究重点,设计了我国国土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以及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能源安全评价的基本框架;建立了我国耕地粮食生产能力指标、城市用地集约利用指数、矿产品价格指数、矿产资源国际竞争力指数、石油安全度和国土资源管理绩效等6个综合性指标。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从国土资源规划理论与实践出发,主要针对国土资源规划体系、国土资源规划理论基础、国土资源规划编制及国土资源规划实施等专题进行阐述,重点对国土资源五年规划编制、国土资源与环境综合承载力评价等实例进行了专题研究。李新玉等的《国土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主要就中国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区域特征进行分析,总结出这些资源在空间布局、发挥区域资源比较优势、区域国土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在国土资源调查评价、规划、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协作、法制建设、技术进步等方面相应的对策。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的《民族语发展》、樊胜岳等的《西北地区发展战略与对策研究》、徐建华等的《中国西部地区迟发展效应与后发优势及创新对策研究》、王文学主持的《甘肃民族地区大开发的战略与对策研究》、《西部大开发与甘肃区域经济》,刘敏主编的《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和王永亮主编的《西北回族社会发展机制》等成果,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进行了研究。
另外,还有很多零散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都有效地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包含了大量的理论见解,丰富和完善了我国民族地区国土资源利用开发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对本项目研究的顺利开展具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四)阿勒泰地区相关研究成果
近年来,已有一些针对阿勒泰地区土地、矿产、水、草场与畜牧、旅游5种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的论文、专著等。这些成果对阿勒泰地区单一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有独到的见解,为本项目研究提供了参考。
有关土地资源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有《阿勒泰地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还有地区申报土地整治项目所形成的部分资料,如《新疆天山北麓阿勒泰地区土地开发整理重大工程论证材料》(2010)等。此外,阿勒泰地区也有一些游牧民定居工程方面的实际经验和资料,这些材料主要对阿勒泰地区土地利用现状、存在问题等进行了阐述。上述成果对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具有参考借鉴价值。
矿产资源及矿业发展成果。阿勒泰地区此类相关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有《新疆阿勒泰矿业特区建设研究与探索》(2010)、《新疆阿勒泰地区矿业经济管理研究》(2012)。主要论文有:《加快新疆阿勒泰市矿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新疆阿勒泰地区周边国家毗邻地区矿产的可利用性》,研究报告有《阿勒泰地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08~2015年)报告》等。这些成果对阿勒泰地区矿产资源概况、矿业经济发展等进行了研究探索。为本书的编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针对阿勒泰地区草场与畜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论著有:《阿勒泰草原的无奈和期盼》(2009)、《裂变的阿勒泰草原》(2009),《新疆阿勒泰牧区草地资源分类经营机制与可持续发展研究(2008)》(硕士论文)等。这些文献资料为阿勒泰地区草场与畜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提供了研究支撑与参考。
阿勒泰地区为我国重要的旅游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阿勒泰地区先后编制实施了“十一五”和“十二五”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对阿勒泰地区旅游指导思想、原则、目标任务、旅游资源与环境分析、旅游业发展总体目标和保障措施等进行了阐述。2006年国家旅游局、新疆旅游局组织中山大学编制了《大喀纳斯旅游区总体规划(2006~2020年)》等。2009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与阿勒泰地区旅游局完成了《阿勒泰地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9~2020年)》(征求意见稿)等。
(五)总体评述
从国内对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的研究成果来看,现有的成果涉及我国某一固定区域单项国土资源利用与保护的战略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专注于区域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方面的研究较少,尤其是针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更少。总体考察与本项目相关的研究成果,不足之处主要在于:
(1)大多数研究是将国土资源分种类,具体细化到每种资源不同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方式,专门研究单个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但并没有同其他相关资源统筹考虑,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与综合性。
(2)对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困境和途径等方面,特别是脱贫、基础教育、转移支付等层面,而涉及该类地区国土资源利用与保护的综合性战略研究较少,系统总结研究的更少。事实上,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是自然资源丰富和潜力较大的地区,对国土资源利用与保护的研究,将更有利用推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缩小地区差距,缩短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同时保护相对脆弱的生态环境。
(3)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本质是要求用社会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探索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而任何发展都需要现实的物质基础,国土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应对其加以重视。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与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研究还较为分散,系统性不强,亟待相对系统完善的成果问世,以期对这类地区的国土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利用与有效保护,促进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合理开发与保护。
因此,如何把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和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借鉴切实有效的理论成果,提出发展战略、选择适合该类地区发展的路径和模式,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进行综合利用、有效保护,是开展本项目研究的首要问题,也是本书研究的重要内容。
『伍』 国内外研究现状怎么写
就是描述下即可
案例:国内外研究现状
城镇化,也称城市化,,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西班牙的工程师A.Serda于1867年在其著作《城镇化的基本理论》中提出的,目前已经被广泛接受.在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比较早开始了城镇化道路,在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发展条件同发展中国家相比有明显区别和差距,一些发达国家在上世纪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城镇化水平,基本完成了城市化的进程,甚至出现了城镇人口向城郊回流,所以国外对城镇化的研究时间比我们要早,研究范围比我们要广研究的程度要深.在我国,城市化是近现代的产物,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时间里城市化进程缓慢,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从1992年以后我国城市化才进入全面推进阶段,所以我国对于城市化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还是不够成熟,在理论研究和定性分析上做得较好,对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就明显做得不足.
『陆』 国内外研究现状怎么写
国内外研究现状也就指的是文献综述,只是文献综述的写法思路中一种是可以分成国内和国外研究现状两个角度进行描写,因此也可称为国内外研究现状,其主要是涵盖与本研究主体最息息相关的研究的状况。
正常的资料来源方式应该是先去进行广泛的阅读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图书资料等各种文献资料,然后自己在其中进行筛选与解读,寻找出自己认为的国内与国外的研究现状的时间线与重点贡献线。
一般"现状"指的要有早期,但近期一般是涵盖三到五年的文献,用以说明该研究仍有较旺的生命力,也保证你的研究是紧跟时代的潮流,没有落伍。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应包含文献搜索的范围,查询和选择文章及报告的标准。通常研究报告还要包括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文献综述应该从其他人的研究中抽出若干个思想观点相互关联成为一个统一的陈述,而不是将各个研究作为毫不相干的个体研究。文献综述应避免过分引用原文。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必须批判性地评价已有的研究和结果,而不能仅仅是对已有研究结果的汇总。应在对文献的综述中论述支持本研究的必要性。文献综述应表现出研究者已经充分理解已有研究和未来研究之间的关系。
『柒』 中国服装业的现状是怎么样的呢
(1)服装职业现状
服装职业是我国传统支柱工业之一,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重要位置,近几年,我国的纺织服装业有着较大的开展,也在较大程度上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开展。我国巨大的商场内需已经成为国内服装职业平稳添加的首要动力来历。人们日子水平的不断进步,服装消费观念正不断老练,对服装质量、特性、品牌文明内在的知道在不断进步,特别是居民的消费愈加剧视特性化、舒适化、品牌化和时髦化。服装消费逐步趋向于中高档化开展,我国服装采用中高档面料的比重在逐年添加。服装职业向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舒适度的方向开展,有利于服装职业产品结构的晋级,增强品牌服装企业的商场竞赛力。服装消费已经从单一的遮体避寒的温饱型消费需求转向时髦、文明、品牌、形象的消费潮流。我国服装消费商场正沿着:需求消费→时髦消费→时髦消费→特性消费,这样一个由低到高的品牌消费需求轨道进行着革新。
『捌』 国内外研究现状怎么写
写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时候首先需要具备的是研究国内的现状,需要举出一系列的数据,同时这些数据必须是来源于正规的数据平台,这样的平台国家已经很多,中国知网是一个全国比较大家的数据库大家可以在这里查找,这个方法大家要记住。
大家写国外研究的时候,需要明白的是国外的整体情况,需要了解具体国家的整体数据,同时对这个国家的文化要有了解,这样才可以引述正确。这些资料可以各大国际知名网站查找,美国的很多大学网站对外开放一部分,可以去那里研究一下。
研究现状的资料查询
通过写国内外研究现状,可以考察课题主持人是不是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是主持人了解相关领域理论研究前沿,从而开拓思路,在他们成果的基础上开展更深的研究,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文献的阅读和对既有研究的了解是任何一项研究活动的起点。
反映出主持人对研究项目的看法,为描述问题和确定目标提供支持,并为随后的概念思考和方法选择定下基调。
国内外研究现状就是简述或综述别人在本研究领域或相关课题研究中做了什么,做得如何,有些问题解决了,哪些尚未解决,以便为自己开展课题研究提供一个背景和起点。也有利于为自己的课题找到突破口和创新点。
『玖』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趋势
(一)美国百年地下水开发利用史的启示
美国是开展地下水可持续利用性研究比较早的国家。早在1883年美国学者Chamber⁃lin即出版了《自流井》,首次论述了自流井的成井条件和开发理论。1897年Iowa州地质调查局Norton在《Iowa自流井》报告中首次使用“含水层”理念。Todd于1900年提出,过多的自流井将导致自流水量衰减。1923年Meinzer出版了《美国地下水形成与理论探讨》和《地下水文学概要》,系统地总结了水文地质学的研究工作和理论进展,同时首次对全国地下水资源进行了定性评估,阐述了美国地下水发生、补给、排泄、径流、数量、质量、开发利用等各个方面(陈美贞,2006;陈仁升等,2003)。1935年Theis提出非稳定流理论,使许多实际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在地下水开发方面,人们开始意识到地下水资源是有限的。20世纪30年代Tolman及同事发现了地下水开采所引发的海水入侵和地面沉降现象。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州为单位先后进行了各州地下水资源调查和均衡法地下水资源评价。1963年McGuinness总结了各州及地区地下水资源评价研究成果。
1977年美国发生了特大干旱,1978年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启动了“区域水系统分析项目(RASA)”,历时近20年,调查和研究了全国28个以流域为单元的水系统,采用三维有限差分地下水流数值模型,模拟地下水开发前后地下水动态变化,并于1990~2000年期间编制出版了各个水系统的地下水图集(比例尺为1:250万~1:10万)。
目前,美国的地下水开采量占总用水量的 20.7%。其中,98.3% 的家庭用水、57.4%的牲畜用水和41.5%的灌溉用水都依赖于开采地下水源供给,而且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烈。为此,美国正在开展新一轮“地下水资源计划”(GWRP),研究重点已从过去的以州为单位转向整个水系统、水文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从过去偏重地下水的资源供给功能转向地下水的资源功能、生态功能和地质环境功能综合调查评价研究,强调地下水可持续利用性研究。
近百年来美国地下水开发利用史表明,经济社会发展对地下水开发利用理念及其生态-地质环境功能研究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在19世纪以前,地下水仅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种补充性资源,在水资源中地表水的开发利用研究占主导地位。进入20世纪60年代,地下水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愈来愈依赖的基础资源,特别是在持续干旱年份,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得到空前的重视,同时含水层疏干、依赖地下水维持的生态系统急剧退化、地面沉降和海咸水入侵等环境问题日趋显现。据USGS统计,在美国公共供水中,地下水的比重从1950年的26%增到2000年的37%。80年代,地下水保护问题受到重视,美国联邦政府制定了提高污水排放标准和提高用水效率的多项保护法规,到2000年亩均灌水量比1950年减少了30%。在《2000~2010年美国地质调查局地质部科学战略》和《1998~2008年水资源部发展战略》中,突出了地下水的可用性和可持续性研究,包括城市化和市郊化对地下水影响调查、海岸带土地利用和人口增长对地下水影响调查和地下水-地表水相互作用研究。
(二)国内地下水评价研究动态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质矿产部和有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量的地下水及其环境地质问题调查评价工作,包括区域水文地质、供水水文地质、环境水文地质、地下水资源评价与新技术和新方法应用。经过50多年来的水文地质工作,基本查明了我国地下水资源的区域分布规律,并且把西北和华北的地下水勘察研究作为一项主要战略任务做了大量工作,实现了各种信息的采集、处理、存储、传输和交换,并开始把地下水作为水圈、岩石圈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环境因子,开展地球表层四大圈层相互关系及大陆水循环与全球变化研究,把地下水融入“全球一体化”的大环境中思考,利用大剖面、同位素等研究地下水循环方式,极大地改变着地下水评价的传统思维与方式,尤其是近几年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快了对地下水评价的速度。
50多年的地下水评价工作,具有如下特点:①体现国家意志、服从国家目标,成为地下水评价的宗旨;②发挥水文地质工作优势,体现地下水区域性、基础性评价服务于国家建设;③取得的丰富资料和经验,奠定了地下水评价方法研究的基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应用数学和地下水动力学的相互渗透,以及电算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丰富并突破了传统水文地质学的内容,使地下水评价从定性研究发展到定量研究的新阶段。地下水资源评价的基本理论,从稳定流发展到非稳定流,从二维流发展到三维流,从一般均衡法和比拟法,发展到解析法和有限单元或有限差分数值法及相关分析法。地下水质量评价从单项评价发展到综合评价,从一般数理统计方法发展到聚类、神经网络和灰色系统评价方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地下水资源评价工作开始把主要目标转向管理模型的研究,涉及与地下水开发活动有关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技术经济环境等各方面问题。
但是,面对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地下水评价工作存在不同程度的不适应新问题。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轮全国地下水资源评价,是基于以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作为代价的发展过程,在评价指导思想、评价理念和评价方法诸方面,都存在历史的局限性,急需按新的要求进行完善和发展。例如由于受当时认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局限,对地下水系统的资源、环境和生态属性功能的基本认识和评价方式中,有关可持续发展思想和水循环理念体现不足,静态思维比较突出。
1.地下水资源分类与概念演变
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在地下水资源评价方面普遍采用前苏联的“四大储存量”的概念,即动储存量、静储存量、调节储存量和开采储存量。在欧美一些国家也都使用过这些概念(曲焕林等,1991)。经过水文地质工作者的多年实践,普遍感到应用“四大储存量”的概念评价地下水资源存在许多缺陷(陈雨荪,1982;刘光亚,1982;王强忠等,1982),现在已基本停止使用。
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三种水量”的概念,即补给量、储存量、允许开采量,并于1989年纳入国家标准(GBJ27-88)。但是随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其局限性和理论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徐恒力等,2001)。方案中沿袭以含水层(或水源地)为评价单元的思维模式,没有体现地下水资源整体性和系统性;补给量和储存量的时空概念含糊,容易造成水量重复计算;允许开采量仅仅是一种笼统的提法,在实践中难以操作等。
20世纪80年代“资源”的概念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欧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先后采用了地下水资源的概念,陆续出现了“潜在可更新资源”(Potential Renewable Resource)、“实际可更新资源”(Actual Renewable Resource)、“可用更新资源”(Available Renewable Resource)、“安全开采量”(Safe Yield)、“可持续开采量”(Sustainable Yield)和“实际可持续开采量”(Practical Sustained Yield)等。
我国学者王大纯教授(1995)等人,从地下水资源自然属性出发,将地下水资源划分为“补给资源”和“储存资源”两类。“补给资源”被定义为“含水系统可以恢复再生的水量”。将含水系统的多年平均补给量作为补给资源量,单位为m3/a。“储存资源”被定义为“含水系统在地质历史时期积累保存下来的水量”。将含水系统多年平均低水位以下的重力水体积作为储存资源量,单位为m3。
陈梦熊院士等1983年提出的、后经过不断调整和补充(2002)的地下水资源分类,也具有广泛代表性。在该分类中,将地下水资源分为“天然资源”和“可采资源”。“天然资源”被定义为“在一个完整的水文地质单元(地下水系统)内,地下水在天然条件下通过各种途径,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大气降水或地表水入渗补给而形成的具有一定水化学特征、可资利用并按水文周期呈现规律变化的多年平均补给量”,一般可用区域内各项补给量的总和或排泄量的总和来表征。“可采资源”被定义为“在经济技术条件合理、开采过程中不发生水质恶化或其他不良地质现象(如地面沉降、地面塌陷等),并对生态平衡不致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有保证的可供开采的地下水资源”。
2.地下水资源评价方法研究现状
达西(Darcy)定律和水量均衡是地下水资源数量评价的理论基础,由此产生了两种评价方法,即“地下水系统水量均衡法”和“地下水系统水动力学法”。
“地下水系统水量均衡法”是直接利用质量均衡原理,通过建立地下水系统的补给量、排泄量和储变量之间水量关系,确定地下水资源数量。“地下水系统水量均衡法”既可用于区域地下水资源的水量计算,又可用于局域地下水资源的水量计算;既可估算地下水系统的补给和排泄的总量,又可计算地下水系统的各单项量,是地下水资源评价中最常用的一种基本方法,也是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地下水系统水动力学法”是根据达西定律和水量均衡原理,建立描述地下水运动规律的微分方程,通过求解微分方程,实现对地下水系统水量状态评价。
按照微分方程的解法,划分为“解析法”和“数值法”。解析法是根据地下水井流理论进行地下水量评价,主要适用于均衡区范围较小、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的均质含水系统。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解析法在地下水资源评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迄今仍然是地下水资源评价中确定水文地质参数的主要方法。但是当把解析法应用于大范围水系统时,由于实际的水文地质条件远较解析法所假设的条件要复杂得多,其局限性就暴露了出来(薛禹群等,1986)。
为了解决随地下水开采规模进一步扩大所出现的问题,在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物理模拟(电模拟和砂槽模拟等)技术,但是仍不能很好地解决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区域地下水资源评价所面临的问题。计算机技术和数值计算在地下水资源评价中的应用推广,使一些复杂地下水流模拟成为可能,而且开始考虑含水介质的非均质性和各向异性,对复杂的越流系统和具有不规则形状的各类边界条件,以及多相流和双重介质等问题也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在概念模型中更多地保留了实体系统的自然特性。由于数值法既可用于大区域地下水资源评价,又可用于局部的水源地评价;既可处理复杂的水文地质问题,又具有较高的计算精度,因此,逐渐成为地下水资源评价的重要方法,并因其更易实现系统分析的目标而被广泛应用于地下水资源评价和管理工作中。
在地下水资源评价中,常用的方法还有水文分析法、相关分析法、水文地质比拟法等。“水文分析法”是仿照陆地水文学的测流分析,计算地下水补给量的一种方法,主要应用于地下水补给量全部转化为地下水泄流的地区,如岩溶管道流区、全排型岩溶大泉的岩溶水系统或基岩山区裂隙水系统等其他方法难以应用的地区,主要有地下径流模数法和基流分割法。“水文地质比拟法”,常用于实际资料缺乏的地区,主要根据水文地质条件的相似性,用区域内局部地段或相似条件的其他地区的实际资料比拟到全区或研究区进行地下水资源评价,多数用于可采资源的估计。该方法是研究区缺乏资料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其评价结果的精确性较差。“相关分析法”是一种统计学方法,主要用于区域水文地质勘探试验资料不足,但是地下水动态资料较多的地区,应用这种方法进行外推时其可靠性很难保证。“开采试验法”,在地下水的非补给期(枯水期),按接近取水工程设计的开采条件,进行较长时间的抽水实验,然后根据抽水量、水位降深动态或开采条件下的水量均衡方程求解出水源地枯季补给量,并以此作为水源地的允许开采量。该方法主要用于水源地允许开采量的评价,在区域地下水资源评价中主要用该方法求取参数。
纵观国内外地下水评价成果,最常用的方法是“地下水系统水量均衡法”和“数值法”。美国1977年开展的“区域水系统分析计划”(简称RASAP,1978~1995年期间)联合运用数值法和均衡法对全国25个主要地下水系统水资源进行了评价(USGS,1998)。在2000年开始的新一轮地下水资源评价(Ground-water Resources Program)中,仍然以数值法为主(USGS,2001)。欧盟各国联合开展的区域地下水资源评价中,水量均衡法是主要方法(Fried,1982;Rees and Cole,1997)。此外,亚洲、非洲一些国家也大多采用水量均衡法和数值法进行区域地下水资源评价(Leslie B.Smith and Kadri Külm,2002;Shahin,1989;Lloyd,1990;Ulf Thorweihe and Manfred Heinl,2002)。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第一轮全国地下水资源评价中,均衡法和数值法也是主要评价方法。
随着数学地质的发展,最近在国内外地下水评价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方法,如随机理论和神经网络(Kitanidis,1985;Bates,1992;Gelhar,1993;Brannan,1993;杨金忠等,2000),但是这些方法还处于理论探索之中,目前还难以广泛实际应用。
3.地下水质量评价研究现状
我国在早期的地下水质量评价中一般借用外国学者设计的评价模式,如内梅罗(Nemerow N.L.)指数法等。但是在应用过程中,逐渐发现这些评价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不足,于是我国地下水质量评价工作者,根据自己实践的经验和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适合不同用途的水质量评价方法。如20世纪60年代开始用“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定量地表示环境质量状况,发展至今已提出许多种计算综合指数的数学模式,这些模式对环境质量的划分一度起了积极的作用。
早期全国性地下水质量评价,尚无“国家地下水水质标准”,主要依据国家建委和卫生部批准试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TJ20-76),并参考世界卫生组织(WHO)1958年公布的“饮用水水质标准”,个别评价参数考虑地方“饮用水水质标准”。评价方法主要采用指数法、多项参数法和模糊数学法等。在现今的全国地下水质量评价中,虽然在评价项目选定、分类和污染等级划分等方面有所变动,但是其思路和技术方法均沿袭了这一格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模糊数学、灰色聚类和神经网络等方法在地下水质量评价中广泛应用,且随着方法的改进,人们也越来越重视评价结果的合理性。但是由于影响地下水质量的因素较多,以至各评价方法都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综合污染指标法的“硬性分级划分”,灰色和模糊系统需要设计若干不同的效用函数(灰色系统的白化函数、模糊数学的隶属函数等),以及人为地给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或权函数)等,这些效用函数和指标权重的给定难免不带主观性,造成评价方法难以通用,增加了应用的困难和人为臆断因素对结论的影响。在地下水质量评价方法中,普遍存在“参数权重”问题,例如指数法把各个水质参数等同,模型法在参数选取和参数权重设定中存在较大的主观性。目前,迅速发展的人工神经网络评价方法,拓宽了地下水质量评价方法的视野。
4.地下水脆弱性评价研究现状
自1968年Margat首次提出“地下水脆弱性”这一术语后,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但是至今国内外对“地下水脆弱性”概念仍然没有统一的定义,许多学者根据自己所考虑的因素从不同的角度给“地下水脆弱性”以不同的定义。
以1987年为限,“地下水脆弱性”概念的发展过程可划分两个阶段。在1987年以前,有关地下水脆弱性的概念多是从水文地质本身的内部要素这一角度来定义的。1970年Margat与Albiet提出的地下水脆弱性是指在自然条件下污染源从地表渗透与扩散到地下水面的可能性。Olmer与Rezac则认为地下水脆弱性是地下水可能遭受危害的程度,这种危害程度由自然条件决定,而与现有污染源无关。Vrana提出地下水脆弱性是影响污染物进入含水层的地表与地下条件的复杂性。1983年Villumsen等定义地下水脆弱性是指应用中或废弃于地表的化学物质对地下水的危害性。1987年“土壤与地下水脆弱性国际会议”揭开了“地下水脆弱性”研究新阶段的序幕。多数学者主张在定义地下水脆弱性时应考虑含水层本身的易污染性和人类活动与污染源的影响。有的学者提出地下水脆弱性是地下水质量对现在或将来有害于其使用价值的敏感性。
地下水系统脆弱性已经被广泛认同的是指这个系统对来自外部(天然与人类活动)从时间和空间上影响它的状态及性质的处理能力。1991年美国审计署应用“水文地质脆弱性”来表达含水层在自然条件下的易污染性,而用“总脆弱性”来表达含水层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易污染性。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于1993年提出地下水脆弱性是污染物到达最上层含水层之上某特定位置的倾向性与可能性,并将地下水脆弱性分为两类:一类是本质脆弱性,即不考虑人类活动和污染源而只考虑水文地质内部因素的脆弱性;另一类是特殊脆弱性,即地下水对某一特定污染源或污染群体或人类活动的脆弱性。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地区,在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中,已经以污染治理为重点转变为以防止污染为重点,开展了地下水环境脆弱性评价,并编制了评价图册。
至今国内尚没有明确的“地下水脆弱性”的定义,定义多引用外文资料,多是从水文地质本身内部要素角度出发,针对局部城市或水源地,包括“环境生态脆弱区地下水开发模式及系列编图”工作,研究地下水本质脆弱性,常以“地下水的易污染性”、“污染潜力”、“防污性能”等来代替“地下水脆弱性”这一术语。
5.存在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地下水评价工作为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是,从地下水可持续利用角度考虑,地下水评价工作尚存在如下问题:
1)以往的工作,偏重地下水赋存条件的研究,对地下含水层结构和地下水补、径、排条件研究程度有待深入。作为地下水赋存空间的地下水系统结构和地下水动态,是地下水资源评价的基础。
2)地下水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制约因素。以往对地下水质量、环境和生态属性功能评价重视不够。
3)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程度及趋势预测研究缺乏深度,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对地下水前瞻性要求。
4)由于大量的水利工程修建,改变了地表水、地下水循环条件,出现了不少新的水环境问题,特别是地下水补给条件的改变,使得有些地区地下水补给减少,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因此,在新的地下水评价中急需考虑这些变化的影响。
(三)地下水功能评价与区划研究现状
1998年许志荣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第五期)上发表了“地下水功能区划分初探”,提出了开展地下水功能区划的必要性。1999年史瑞青等在《工程勘察》(第一期)上介绍了“灰色聚类分析在地下水区划中应用”的技巧。2001年费为进等在《地下水》(第四期)上发表了“快速灰色分级聚类法在地下水功能区划中应用”,提出灰色分级聚类法是地下水功能区划的一种简明方法。这一时期的地下水功能研究都是从地下水资源合理利用角度出发,基于传统地下水资源评价理念。
2002年中国地质调查局水环部从生态、地质环境保护角度,作为约束条件,提出开展“地下水功能评价专题研究”,由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张光辉研究员主持开展有关地下水功能理念、评价理论与方法探索性研究,于2003年提出了地下水功能评价基本框架和评价指标体系。2004年6月该项目组完成了“地下水的资源功能、生态功能和地质环境功能评价的科学体系”构建和论证,包括基本理念、评价理论、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关键技术等,编制了“地下水功能评价与区划技术”,编入中国地质调查局《全国地下水资源及其环境问题调查评价技术要求系列》(二、三)中,并先后在兰州、武汉、石家庄、北京、沈阳和呼和浩特主办“地下水功能评价与区划”技术骨干培训班,在我国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全面推广应用。2004年唐克旺等在《水资源保护》(第五期)上发表了“地下水功能区划分浅谈”,介绍了水利部门进行地下水功能区划的基本思路。2005年水利部下发了《关于开展全国地下水功能区划定工作的通知》。2006年张光辉等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第四期)上发表了“区域地下水功能及可持续利用性评价理论与方法”一文,全面阐述了地下水功能评价理论和方法;黄鹏飞等在《中国环境管理》(2006年第二期)上发表了“层次分析法在民勤绿洲地下水功能评价中应用”,介绍了地下水的资源功能、生态功能和地质环境功能状况。2007年罗育池等在《中国农村水利水电》(第九期)上发表了“基于MapGIS的河南省浅层地下水功能评价与区划”;吕红等在《水文》(2007年第三期)上发表了“山东省地下水功能区划初探”,指出地下水功能区划是政府行使管理职能的重要基础;闫成云等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2007年第三、四期)上发表了“疏勒河流域中下游盆地地下水功能评价与区划”,引用大量实例阐述了地下水功能评价与区划的实际效用。2007年范伟完成了“吉林省平原区地下水功能评价”硕士学位论文。张光辉等在《地质通报》(2008年第六期)上论证了地下水功能评价与地下水可持续开采量的关系。
(四)地下水开发利用研究现状与趋势
地下水开发利用研究总的趋势是学科内涵不断拓展、生态-地质环境保护优先、安全保障能力建设为重点、与经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是根本。
1)资源和环境、生态并重,已成为地下水开发利用研究的主题。地下水可持续利用既要保障社会稳定的水供给,又不能牺牲生态-地质环境效益,同时不影响未来长远的水资源利用。恢复由于人类影响而退化的地下水功能、地下水疏干区定量跟踪和调控、增强地下水含水层获得补给途径和机制、地表水与地下水联合调蓄和协调开发、地下水利用和分配的社会-经济规律及管理模式等是当前重要的研究课题。
2)地球表层系统的水文地质过程研究,已成为现代地下水科学演化的重要专题。土壤、包气带、浅层地下水、湿地与湖泊、绿洲、河流和农业用地等,与地下水可持续利用性研究密切相关。包气带是介于潜水面和地表之间的多孔介质,化学风化、有机质分解、氮素固定等其他化学物质循环过程均发生在包气带,也是地下水补给、污染物向地下水运移的必经之路。包气带中所发生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与水文地质学、土壤学、生态学和环境学关联性愈来愈紧密(甘肃地调院,2007)。
3)建立高效的地下水动态监测、状况调查和突发应急机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愈来愈迫切。1996年国际水文计划工作组将“可持续水资源利用”定义为“支承从现在到未来社会及其福利要求,而不破坏他们赖以生存的水文循环及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水的管理和使用”。要求在水资源规划、开发和管理中,寻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人类社会福利之间的最佳联系与协调,强调未来变化、社会福利、水文循环、生态系统保护的完整性,使“未来遗憾可能性达到最小”。2000年在美国召开的“水资源综合管理研讨会”上,达成一个共识:流域统一管理是防止土地退化、保护淡水资源与生物多样性、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必然抉择。
4)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是当今地下水开发利用中最为人们关注的核心。它指地下水时空上能够连续下去。Serageldin and Steer将“可持续性”概化为“可持续性弱”、“可持续性适度”、“可持续性强”和“可持续性过强”。“可持续性弱”不关心局部、只关心整体;“可持续性适度”主要以维持系统的整体性为目的,但也适当关照其组分;“可持续性强”要求保持系统组分的良好状态,同时也关照到系统整体,各组分不可互相替换,而且根据某些理解,即使是在组分内部,可替换性也是受到限制的;“可持续性过强”就是保持系统的所有要素完好无损且无任何损耗。
『拾』 童装行业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报告
据权威机构统计表明,中国高端童装市场规模扩张速度快于整个童装市场,并且二胎政策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童装行业的需求。通过从供给端与需求端对高端童装行业进行分析发现:中国高端童装制造行业的每年新增的企业数量十分可观,这为市场提供了足够的商品;中国儿童人均童装消费金额也在逐年增加,并且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父母愿意消费高端童装,这一趋势从高端童装在童装行业越来越高的占比可以看出。
童装与高端童装行业当前市场规模及增速理想
根据Euromonitor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2019年中国童装市场规模增长,增长率呈波动上升。在2019年中国童装市场规模达到2391.5亿元,同比增长了14.6%。
—— 更多本行业研究分析详见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服装行业产销需求与发展前景预测分析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