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服設計理論研究現狀

㈠ 論述幼稚園制服產生的背景,內容與意義

一、開創中國現代幼兒教育的時期(1919－1928年)陳鶴琴先生1919年離美回國，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和東南大學任教授，開始了對兒童心理與教育的科學實驗和研究。次年喜得長子陳一鳴，逐日對其身心發展進行周密的觀察、實驗和文字與攝影記錄．連續808天，對孩子的身體、動作、摸仿、暗示感受性、游戲、好奇心、懼怕、知識、言語、美感、思想等多方面進行了系統的研究，積累了豐富的資料，發表了系列關於兒童心理及教育的論文，並於1925年出版《兒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兩部著作。其中《家庭教育》一書論述了家庭教育的101條原則和教育孩子的具體方法，堪稱為一部影響了中國幾代人的家教經典，陶行知先生發表書評《願與天下父母共讀之》稱著者"以科學的頭腦、母親的心腸做成此書，系近今中國出版教育專書中最有價值之著作。"1923年由東南大學教育科支持，起南京鼓樓幼稚園，試驗適合國情的中國化、科學化的幼稚教育，次年在《新教育》雜志上發表"現今幼稚教育之弊病"，指出中國普通幼稚園當時大概有四種弊病：一是與環境的接觸太少，在游戲室的時間太多；二是功課太簡單；三是團體動作太多；四是沒有具體的目標。[1]1925年擴建鼓樓幼稚園園舍，邀請東南大學陸志韋等10人成立董事會，籌募資金，該園成為東南大學教育科實驗幼稚園，派助教張宗磷協助研究工作，至此我國第一所幼稚教育實驗中心誕生了。陳先生主持實驗幼稚園的課程、故事、讀法、設備和幼稚生應有的習慣和技能等，並與張宗麟合寫《一年來南京鼓樓幼稚園實驗概要》一文，由《新教育評論》發表。是年夏，主東南大學幼稚師范講習所，編寫的講稿《幼稚教育》圍繞"為什麼幼稚園""幼稚教育的目標、原則、課程"等同題，對中國化、科學化的幼稚園作了全面論述。1927年創我國最早的幼稚教育研究刊物《幼稚教育》，同時發表《我們的主張》一文，根據自己幼稚園的理論和實驗總結，提出適合我國國情和幼兒發展特點的15條園主張，其中涉及到適應國情、家園共宵、教育內容、幼稚園課程、教師素養、師幼關系、教法、設備、評價等方面的內容，這15條信條為當時中國的幼稚教育指明了道路，正如陳先生所言："我們所主張的15條信條當然不是金科玉律盡善盡美，但從現在中國幼稚教育的情形來看，這15條信條也許是治病良方呢!"[2]是年，在《幼稚教育》上發表《幼稚教育之新趨勢》，根據世界幼稚教育發展的情況，提出幼稚教育發展的7種新趨勢：注重自由活動、注重戶外活動、釐定課程、規定標准、研究幼稚生心理、幼稚園與一年級應聯絡、蒙養園運動，[3]種新趨勢對當時我國幼稚教育的發展都有指導價值和意義。1928年，陳先生負責全國幼稚園課程標準的草擬和制定工作，5月與張宗麟合著《幼稚教育叢刊》，出版《幼稚園的讀法》《幼稚園的故事》《幼稚園的課程》和《幼稚園的設備》，同時，反對小學和幼稚園的分科教學法，提倡"整個教學法"，主張把兒童所應該學的東西整個地、有系統地教給兒童。次年8月，陳先生負責編制的《幼稚園課程暫行標准》經中小學課程標准起草委員會審查通過，由教育部頒發在全國試行。該課程標准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幼稚教育總目標，第二部分為課程范圍，包括音樂、故事和兒歌、游戲、社會和自然、工作、靜息、餐點7個方面的內容，第三部分是教育方法，提出了17種教育方法及要點。該標准成為指導我國當時幼稚教育的綱領性文件．使我國的幼稚教育不再盲目仿效他人，它對推動我國幼稚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該時期豐富的幼兒教育思想的產生，既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現實原因，也不可忽視陳先生的個人因素。從內因來說．陳先生1914年清華畢業赴美留學，考取的是庚子賠款獎學金，陳先生說："清華大學經費來自美國退還的庚款，我游學美國也用的是庚款，庚款是什麼呢?還不是中國人民的民脂民膏!人民的脂膏栽培了我，我如何不感激呢!如何不思報答呢!"[4]他在啟程去美國之前，原本想學醫，在橫渡太平洋的郵船上，他改變了注意，認為要挽救病弱的中國，必須從教育人做起，而兒童是國家的未來和希望，兒童教育是國民教育的基礎，他決定把一生獻給祖國的兒童教育事業，他的志向得到同舟赴美的陶行知先生的贊賞，後來兩人一起在哥侖比亞大學攻讀教育學碩士；另一主要內因是陳先生對兒童無限的熱愛，正如陳先生所言："我是喜歡兒童的，兒童也是喜歡我的"，他呼籲全社會都來"熱愛兒童""尊重兒童""一切為兒童"，正是陳先生對兒童的這種純愛，才確定了他獻身兒童教育事業的人生志向。從外因來說，陳先生留美期間．師從克伯屈、孟祿、桑代克、羅格等知名教授，系統學習了美國的教育學說及心理學的實驗、研究方法．對克伯屈採用的啟發式教學法，深感受益。回國後，正值"五四"新文化教育運動時期，他以親身經歷批判封建宗法制陳腐教育對兒童的束縛與殘害，針對當時中國的幼兒教育被外國教會所壟斷、全盤西洋化的現狀，疾呼："幼稚教育抄襲西洋，不切合中華民族性，不適合中國國情，不能使中國兒童適應。"[5]加之回國後就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授兒童心理學課程．對早期兒童心理發展作了連續而周密細致的觀察和研究，這些內外因素交織在一起，更堅定了他從幼兒教育人手，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符合幼兒身心發展特點和規律的中國化、科學化、民主化、大眾化的現代幼兒教育之路的決心。二、廣泛開展教學實驗和研究，編寫各類兒童課本和讀物的時期(1928－1939年)經過陳先生和先輩們的共同努力，中國的幼兒教育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此時從教會手中收回教育權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陳先生憑著對祖國的滿腔熱情，對兒童的熱愛，受聘於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華人教育處任處長．為的中國兒童學。在主持教育處工作11年期間．的6所小學都附設幼稚園，並在小學和幼稚園大力提倡各種教學實驗和教學研究活動，仍然關心幼稚教育的發展，編寫了系列適合兒童特點的各類兒童課本和課外讀物：1931年在《兒童教育》上發表《四年來中國之幼稚教育》，次年，與陶行知、張宗麟合著並出版《幼稚教育論文集》，編寫出版《幼稚園課本》16冊；1935年在《新聞報》上發表《對於兒童年實施後的宏願》，要求全民族、全社會都來關心和教育兒童，為維護和保障兒童權益奮斗；1937年7月，正值盧溝橋事件發生之時，中華兒童教育社在北平舉行第7屆年會，陳先生參加主席團討論學前兒童教育問題，堅持到會議結束才帶領南方與會同志繞道回滬，可見他對幼兒教育問題的關心和重視。是年，在《播音教育月刊》上發表《怎樣做父母》《怎樣教小孩》；1938年與鍾昭華合編出版《南京鼓樓幼稚園兒童生活寫真》。陳鶴琴先生認為，要使幼稚教育發展，必須發動和組織的人合作來做，他說："推敲切磋，真理才出；科學進步，端在合作。""實地研究的人愈多愈好。"[6]在這一思想主導下，他大力創兒童教育學術團體和刊物，20年代他發起組織幼稚教育研究會，1929年在此基礎上創建中華兒童教育社，到30年代發展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兒童教育學術團體，還主編《幼稚教育》《兒童教育》《小學教師》等刊物，廣泛交流經驗，擴大宣傳，有力地推動了我國幼兒教育在戰時的發展。三、活教育理論體系形成、較完整幼稚師范教育體系建立的時期(1939－1949年)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經濟上貧窮落後，老百姓一貧如洗，人民生活極其艱難，科學技術極不發達，教育也陷入陳舊腐敗、抄襲外國、停止不前的局面．幼兒教育顯得尤為突出。對此．陶行知先生曾尖銳地揭露：當時國內的幼稚園害了三種病，即外國病、花錢病、富貴病。陳鶴琴先生面對舊教育的全盤西化、脫離實際、死讀書本的時弊，也嚴肅地指出："今日抄日本，明日抄美國，抄來抄去到底弄不出什麼好的教育來。"陶行知先生曾把舊中國陳舊腐敗的教育概括為"教死書、死教書、教書死"，針對當時的這種教育現狀，陳先生認為自己有責任去改變，他要下決心使這種腐敗的"死教育"變為"前進的、活潑的、有生氣的教育"。陳鶴琴先生青年時期受到歐美新教育思潮的影響。特別是受到以杜威為代表的美國資產階級進步教育運動的影響。這一進步教育運動抨擊當時傳統教育的形式主義教學方法，反對以教師、教材為中心和對兒童活動的束縛．強調兒童的主動性和學習興趣，提倡"做中學"的教學方法，提倡"實驗"的精神。陳先生十分贊賞這種觀點。他借鑒了杜威教育思想中正確合理的部分，正如陳先生自己所言："最知名的教育家之一杜威博士所提倡的美國進步主義教育，對形成中國的活教育運動起了相當的影響。"[7]但是，陳先生的借鑒不是盲目的，他在本國進行幼兒教育實驗研究的過程中指出："要曉得我們的小孩子不是美國的小孩子，我們的歷史、我們的環境與美國不同，我們的國情與美國的國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們視為好的東西在我們用起來未必都是優良的。""總之．幼稚園的設施，總應當處處以適應本國國情為主體，至於那些具有世界性的教材和教法，也可以採用，總以不違反國情為唯一條件。"[8]另外，陳先生對歐洲11國的教育考察，也促使他下決心在中國實驗活教育。1934年7月，陳鶴琴先生開始了長達7個月的歐洲教育考察，他參觀了許多新型的實驗學校，與各國的教育專家進行了教育問題的討論，對各國的教育有了大致的了解和整體的把握，這使他對"新教育"的源頭--歐洲新教育有了真實的感受，從中看到了現代世界教育發展趨勢的共同特性，認為這是中國教育值得借鑒的。特別是各國教育都注重"做"，注重培養兒童的動手能力和創造精神，這給了陳先生很大的啟發，為他在中國實踐活教育指明了方向。陳鶴琴先生在活教育實驗過程中，得到了陶行知先生的支持和幫助，他特別贊賞和佩服陶行知"教學做合一"的思想，陳先生汲取了杜威的"做中學"、陶行知的"教學做合一"，提出了"做中教，做中學，做中求進步"的教育思想。但是，陳鶴琴和陶行知的思想都超越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是在實驗本國教育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從內因來說，陳先生從小就接受私塾教育，對中國傳統教育的弊端深有體會，即便清王朝被推翻，教育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教學方法仍很死板，學校活動的中心仍是老師，教材的內容往往遠離學生生活。陳先生說："他們機械的、被動的被灌輸以有限的所謂知識食糧，而實際上它們卻難以消化--沒有機會去接觸大自然。只要他們讀和寫，而從不要求他們自己去想去做。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活教育植下種子，生根發芽，開出花朵。"[9]1940年陳先生赴重慶參加國民教育會議，途經桂林時給中山學校題詞："教活書、活教書、教書活；讀活書、活讀書、讀書活"，[10]4月謝絕留在重慶任教育部國民教育司司長之職，表示"要做事，不做官"，回到江西，邀集一批有志人士在泰和大嶺山上以"荒山辟樂園"的精神起了"扛西省立實驗幼稚師范學校"，實驗"活教育"，實現了由中國人自己培養幼教師資的宏願。其實．陳先生早在20年代就迫切的感到，要實現幼兒教育的中國化、科學化，不能靠外國教會控制幼教師資的訓練，必須由中國人自己來培訓師資。早在1928年他就提出《各省師范學校急需設幼稚科案》，建議"就環境適應之地，開設幼稚師范學校，或就各省之師范內，添設幼稚科，以培養專門人才，供給良好師資。"[11]江西省立實驗幼稚師范學校的創建就邁出了這第一步。是年，確定並實施活教育的思想："做人，做中國人，做現代中國人"即目的論；"大自然、大社會，都是活教材"即課程論；"做中教，做中學，做中求進步"即方法論。"[12]1941年1月，陳先生主編的《活教育》月刊創刊，確定的刊物宗旨是：建設教育理論、輔導教師進修、提供具體教材、討論實際方法，並發表《活教育與死教育》一文。繼而發表活教育的17條教學原則：凡是兒童自己能夠做的，應當讓他自己做；凡是兒童自己能夠想的，應當讓他自己想；你要兒童怎樣做，就應當教兒童怎樣學；鼓勵兒童去發現他自己的世界；積極的鼓勵勝於消極的制裁；大自然、大社會都是我們的活教材；比較教學法；用比賽的方法來增進學習的效率；積極的暗示勝於消極的命令；替代教學法；注意環境、利用環境；分組學習，共同研究；教學游戲化；教學故事化；教師教教師；兒童教兒童；精密觀察。[13]1942年，在《活教育》月刊上發表《活教育要怎樣實施》，總結子兩年來活教育實施的經驗，長．為的中國兒童學。在主持教育處工作11年期間．的6所小學都附設幼稚園，並在小學和幼稚園大力提倡各種教學實驗和教學研究活動，仍然關心幼稚教育的發展，編寫了系列適合兒童特點的各類兒童課本和課外讀物：1931年在《兒童教育》上發表《四年來中國之幼稚教育》，次年，與陶行知、張宗麟合著並出版《幼稚教育論文集》，編寫出版《幼稚園課本》16冊；1935年在《新聞報》上發表《對於兒童年實施後的宏願》，要求全民族、全社會都來關心和教育兒童，為維護和保障兒童權益奮斗；1937年7月，正值盧溝橋事件發生之時，中華兒童教育社在北平舉行第7屆年會，陳先生參加主席團討論學前兒童教育問題，堅持到會議結束才帶領南方與會同志繞道回滬，可見他對幼兒教育問題的關心和重視。是年，在《播音教育月刊》上發表《怎樣做父母》《怎樣教小孩》；1938年與鍾昭華合編出版《南京鼓樓幼稚園兒童生活寫真》。陳鶴琴先生認為，要使幼稚教育發展，必須發動和組織的人合作來做，他說："推敲切磋，真理才出；科學進步，端在合作。""實地研究的人愈多愈好。"[6]在這一思想主導下，他大力創兒童教育學術團體和刊物，20年代他發起組織幼稚教育研究會，1929年在此基礎上創建中華兒童教育社，到30年代發展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兒童教育學術團體，還主編《幼稚教育》《兒童教育》《小學教師》等刊物，廣泛交流經驗，擴大宣傳，有力地推動了我國幼兒教育在戰時的發展。三、活教育理論體系形成、較完整幼稚師范教育體系建立的時期(1939－1949年)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經濟上貧窮落後，老百姓一貧如洗，人民生活極其艱難，科學技術極不發達，教育也陷入陳舊腐敗、抄襲外國、停止不前的局面．幼兒教育顯得尤為突出。對此．陶行知先生曾尖銳地揭露：當時國內的幼稚園害了三種病，即外國病、花錢病、富貴病。陳鶴琴先生面對舊教育的全盤西化、脫離實際、死讀書本的時弊，也嚴肅地指出："今日抄日本，明日抄美國，抄來抄去到底弄不出什麼好的教育來。"陶行知先生曾把舊中國陳舊腐敗的教育概括為"教死書、死教書、教書死"，針對當時的這種教育現狀，陳先生認為自己有責任去改變，他要下決心使這種腐敗的"死教育"變為"前進的、活潑的、有生氣的教育"。陳鶴琴先生青年時期受到歐美新教育思潮的影響。特別是受到以杜威為代表的美國資產階級進步教育運動的影響。這一進步教育運動抨擊當時傳統教育的形式主義教學方法，反對以教師、教材為中心和對兒童活動的束縛．強調兒童的主動性和學習興趣，提倡"做中學"的教學方法，提倡"實驗"的精神。陳先生十分贊賞這種觀點。他借鑒了杜威教育思想中正確合理的部分，正如陳先生自己所言："最知名的教育家之一杜威博士所提倡的美國進步主義教育，對形成中國的活教育運動起了相當的影響。"[7]但是，陳先生的借鑒不是盲目的，他在本國進行幼兒教育實驗研究的過程中指出："要曉得我們的小孩子不是美國的小孩子，我們的歷史、我們的環境與美國不同，我們的國情與美國的國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們視為好的東西在我們用起來未必都是優良的。""總之．幼稚園的設施，總應當處處以適應本國國情為主體，至於那些具有世界性的教材和教法，也可以採用，總以不違反國情為唯一條件。"[8]另外，陳先生對歐洲11國的教育考察，也促使他下決心在中國實驗活教育。1934年7月，陳鶴琴先生開始了長達7個月的歐洲教育考察，他參觀了許多新型的實驗學校，與各國的教育專家進行了教育問題的討論，對各國的教育有了大致的了解和整體的把握，這使他對"新教育"的源頭--歐洲新教育有了真實的感受，從中看到了現代世界教育發展趨勢的共同特性，認為這是中國教育值得借鑒的。特別是各國教育都注重"做"，注重培養兒童的動手能力和創造精神，這給了陳先生很大的啟發，為他在中國實踐活教育指明了方向。陳鶴琴先生在活教育實驗過程中，得到了陶行知先生的支持和幫助，他特別贊賞和佩服陶行知"教學做合一"的思想，陳先生汲取了杜威的"做中學"、陶行知的"教學做合一"，提出了"做中教，做中學，做中求進步"的教育思想。但是，陳鶴琴和陶行知的思想都超越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是在實驗本國教育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從內因來說，陳先生從小就接受私塾教育，對中國傳統教育的弊端深有體會，即便清王朝被推翻，教育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教學方法仍很死板，學校活動的中心仍是老師，教材的內容往往遠離學生生活。陳先生說："他們機械的、被動的被灌輸以有限的所謂知識食糧，而實際上它們卻難以消化--沒有機會去接觸大自然。只要他們讀和寫，而從不要求他們自己去想去做。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活教育植下種子，生根發芽，開出花朵。"[9]1940年陳先生赴重慶參加國民教育會議，途經桂林時給中山學校題詞："教活書、活教書、教書活；讀活書、活讀書、讀書活"，[10]4月謝絕留在重慶任教育部國民教育司司長之職，表示"要做事，不做官"，回到江西，邀集一批有志人士在泰和大嶺山上以"荒山辟樂園"的精神起了"扛西省立實驗幼稚師范學校"，實驗"活教育"，實現了由中國人自己培養幼教師資的宏願。其實．陳先生早在20年代就迫切的感到，要實現幼兒教育的中國化、科學化，不能靠外國教會控制幼教師資的訓練，必須由中國人自己來培訓師資。早在1928年他就提出《各省師范學校急需設幼稚科案》，建議"就環境適應之地，開設幼稚師范學校，或就各省之師范內，添設幼稚科，以培養專門人才，供給良好師資。"[11]江西省立實驗幼稚師范學校的創建就邁出了這第一步。是年，確定並實施活教育的思想："做人，做中國人，做現代中國人"即目的論；"大自然、大社會，都是活教材"即課程論；"做中教，做中學，做中求進步"即方法論。"[12]1941年1月，陳先生主編的《活教育》月刊創刊，確定的刊物宗旨是：建設教育理論、輔導教師進修、提供具體教材、討論實際方法，並發表《活教育與死教育》一文。繼而發表活教育的17條教學原則：凡是兒童自己能夠做的，應當讓他自己做；凡是兒童自己能夠想的，應當讓他自己想；你要兒童怎樣做，就應當教兒童怎樣學；鼓勵兒童去發現他自己的世界；積極的鼓勵勝於消極的制裁；大自然、大社會都是我們的活教材；比較教學法；用比賽的方法來增進學習的效率；積極的暗示勝於消極的命令；替代教學法；注意環境、利用環境；分組學習，共同研究；教學游戲化；教學故事化；教師教教師；兒童教兒童；精密觀察。[13]1942年，在《活教育》月刊上發表《活教育要怎樣實施》，總結子兩年來活教育實施的經驗，教育內涵、提高教育效率案》《建議根據專業學習，讓幼教幹部歸隊，加強科學技術研究、提高工作效率案》。陳先生雖從政，但熱愛、關心幼教事業之心依然強烈。1979年，陳先生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小組發言中講到："這次我借出席五屆二次政協會議之機，提出了三點提案：1．在全國各省市恢復或建立幼兒師范學校，以培養幼教師資。2在全國各省市高等師范學校恢復或建立幼兒園和實驗小學，作為進行科學實驗取得系統經驗的場所。3．設立兒童玩具、教具、設備的研究室和實驗工廠。這三點提案，經提案審查委員會審查已建議國務院交教育部會同有關部門研究。"[19]是年11月在全國幼兒教育研究會成立大會上，被推選為名譽理事長，並發表講話，講話就開展幼兒教育科學研究提出了以下幾點建議：第一，要對於作為幼兒教育基礎的兒童心理作全面、系統、切實的科學實驗；第二，要重視幼兒家庭教育的科學實驗；第三，對幼兒園的教育應進行系統、深入的科學實驗與研究，要好示範性幼兒園；第四，必須重視和解決幼教玩具、教具的科學實驗和製造，這是一個極為迫切的重大問題。"陳鶴琴先生的三個提案和幾點建議為改革開放後我國幼兒教育事業的迅速恢復和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1981年，年近90的陳先生還為"六一"國際兒童節題詞："一切為兒童、一切為教育、一切為四化。"同年11月，為浙江《幼兒教育》創刊題詞："熱愛、了解和研究兒童，教育他們使之勝過前人。"這既是對一切從事幼兒教育實踐和理論研究工作者的諄諄教誨，也體現了陳先生熱愛兒童、關心兒童教育事業的摯熱情懷。縱覽陳鶴琴先生的一生，是為中國兒童教育事業奉獻的一生，為中國幼兒教育事業盡瘁的一生，繼承、弘揚和發展陳鶴琴的幼兒教育思想，為新時期我國幼兒教育的改革和創新獻力，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㈡ 大學生寒假作業論文！

近三十年回顧及相關問題探討

〔摘要〕文獻回顧表明，國內生活質量研究經歷了三個大的階段，目前的研究重心越來越偏向於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等主觀生活質量領域。論文對生活質量等概念的含義及其相互關系進行了梳理，對生活質量研究中的兩種不同視角、社會不同發展階段中生活質量研究的不同重點、生活質量測量指標的全面性與指標的可比性之間的矛盾、不同研究之間的借鑒和積累，以及對加強生活質量主、客觀指標間關系和聯系機制的綜合研究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生活質量；生活滿意度；幸福感

隨著社會向現代化方向的不斷發展，世界范圍內的生活質量研究從上世紀中期開始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新階段。而我國自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整個社會的改革開放，也在帶來巨大的社會結構轉型和社會變遷的同時，引發和促進了社會學、經濟學、人口學、統計學、心理學、教育學、管理學、醫學等多個學科對生活質量問題的關注和探索。形成了一個既關繫到中國小康社會建設目標，也關繫到廣大城鄉居民日常生活水平和幸福狀況的重要研究領域。本文在系統回顧國內近三十年生活質量研究基本狀況的基礎上，對生活質量研究的幾個關鍵問題談談筆者的思考和認識。

一、近三十年來國內生活質量研究的回顧

國內的生活質量研究開始於80年代初期，基本上是伴隨著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而逐步發展起來的。進入新世紀以後，國內這一領域的研究發展得非常迅速。據筆者對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中的核心期刊進行的統計，從1980年到2007年10月，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里，國內學術刊物上發表的生活質量方面的研究論文就有500篇左右。下面是對歷年發表的研究論文的統計結果①(見表1)。

表1的結果向我們展示了國內近三十年來生活質量研究的兩個基本特徵：

1.相對明顯的三個發展階段。從表1最後兩欄的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國內的生活質量研究(包括生活滿意度研究和幸福感研究)大體上經歷了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從1980年至1990年。這一階段中研究的數量非常少，11年中共發表了論文17篇，平均每年115篇。可以說這11年是國內生活質量研究的起步階段。第二階段從1991年至2000年。這一階段中，研究數量有了一定的發展，10年中共發表了論文118篇，平均每年發表12篇，年均發表論文數是第一階段的8倍。可以說這10年是國內生活質量研究的成型階段。從2001年至2007年是第三階段。在這一階段中，研究論文的數量急劇上升，每年發表論文的數量從最低的20多篇直線上升到最高的78篇。在不到7年的時間內，共發表了研究論文364篇，平均每年發表論文52篇，年平均發表論文數分別是第二階段的413倍，是第一階段的3417倍。這一階段不僅發表的論文數量眾多，研究所涉及的方面也越來越廣，可以說是國內生活質量研究的快速發展階段。

2.幸福感、生活滿意度等主觀生活質量的內容逐漸成為研究的熱點。2002年以前的生活質量研究，無論是探討客觀生活質量(社會指標)的內容，還是探討主觀生活質量(生活滿意度)的內容，基本上都是採用「生活質量」的概念。只是到了2002年以後，才出現了生活質量、生活滿意度，以及(主觀)幸福感三個方面的研究並存，並且三者份量相當的局面(實際上，許多以「生活質量」為標題的研究，探討的同樣是「生活滿意度」的內容)。特別是直接對(主觀)幸福感的研究，在最近的兩三年中更是超過了以「生活質量」為題的研究。這一狀況表明，在第三階段，特別是在最近幾年中，研究者開始將對(客觀)生活質量的關注和研究，轉向了對明顯帶有主觀特徵的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的關注和研究上。

除了論文數量上的變化，近三十年國內生活質量研究在研究主題和研究內容上，同樣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不斷完善的成熟過程。我國生活質量研究開始於上世紀80年代初期對社會指標的研究。較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83年國家統計局起草的社會統計指標草案、1986年北京社科院的《首都社會發展指標及其評估方法》，直到1988至1992年中國社科院在「社會發展與社會指標」課題中，明確將「生活質量」納入我國小康社會的指標體系所進行的系統研究。〔1〕即使到了2000年以後，在統計學、經濟學等學科學者以及政府部門的研究中，這種社會指標意義上的生活質量研究傾向依然十分明顯。另一方面，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社會學家林南教授與國內學者合作進行的兩項生活質量研究，又將西方、特別是美國生活質量研究中那種關注人們對生活狀況的主觀評價、關注人們對生活的滿意程度的傳統引入國內，〔2〕形成了兩種不同視角、不同內涵的生活質量研究方向。到了90年代中期，北京大學盧淑華教授等人以及筆者在對生活質量的研究中，又將上述兩種視角結合起來，集中探討了生活質量的主、客觀指標之間的關系，特別是探討了參考框架對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進一步促進了這一研究領域的發展。〔3〕本世紀以來，沿著上述三種方向的研究都在進一步發展。同時，最早由國外心理學家在上世紀中期所提出和推動的「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簡稱SWB)研究也開始被我國學者所關注，這方面的研究也匯入到對生活質量研究的領域中來，並很快成為近期研究中的一大焦點。

從大的方面看，國內有關客觀生活質量的研究較多地集中在指標體系的建構以及運用上。比較普遍的情形是，不同研究者根據自己的理解，構建一套在維度、指標，以及合成方式、權重等方面均不完全相同的指標體系。同時，研究者採用自己的指標體系來對所關注的不同群體、不同地區進行生活質量的比較和排序。這方面研究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一方面這些研究所建構的指標體系互不相同，因而它們的研究結果相互之間難以做出合適的比較；另一方面則由於這方面的研究較多地是採用相對宏觀的、非個體的指標，因而往往只能用來進行樣本狀況的描述和比較，很少運用經驗數據去探討和分析影響這種客觀生活質量的各種因素。在主觀生活質量的研究方面，則出現了以「生活滿意度」為研究對象和以「幸福感」為研究對象的兩大分支領域。由於這兩個分支領域的內容都與人們的主觀感受密切相關，研究中所採用的方法也比較接近，加上一些研究者對二者的內涵、二者之間的聯系和異同，以及它們與主觀生活質量之間的關系等方面的認識還不夠清晰，導致具體研究中同樣存在一些不確切、不清晰、不一致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這方面研究的深入發展。

二、對生活質量研究中幾個重要問題的探討

1.生活質量概念的不同理解及其亞概念的建構

對於學術研究來說，分清概念是起碼的前提。它可以保證不同的研究者使用同一概念所探討的是同一件事。在生活質量研究中，無論研究者關注的是構建生活質量的指標體系和測量方法，還是關注影響居民生活質量的各種因素，都只有在清楚界定了大家所說的生活質量指的是同一件事物、是同一種現象時，這種探討才有意義。

對於「生活質量」這個最基本的概念，國內存在著三種不同的理解。因而在對生活質量的測量和評估上，也相應存在三種不同的方法。第一種理解是把生活質量定義為社會中人們客觀生活條件的綜合反映。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所謂生活質量，就是指一定經濟發展階段上人口生活條件的綜合狀況。換言之，生活質量就是生活條件的綜合反映。」〔4〕這種看法主要從影響人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客觀條件方面來理解生活質量，將其作為反映人們生活狀況、生活條件、生活水平，同時也反映社會發展程度的社會指標；研究者在測量和評估這種意義上的生活質量時，主要運用衣、食、住、行等反映人們生活條件的客觀指標。第二種理解是把生活質量定義為人們對於生活總體水平和各種客觀生活條件的主觀評價，看作人們對生活的總體滿意度以及對生活各方面的滿意度。正如美國社會學家林南教授等人在其論文的第一句話中開門見山指出的：生活質量的定義是「對於生活及其各個方面的評價和總結」〔5〕。這種看法是從人們的主觀感受方面來理解生活質量。因而研究者在研究中主要採用反映人們對生活滿意程度的主觀指標來測量和評估生活質量。第三種理解是將上面兩種理解結合起來進行考慮，認為生活質量是由反映人們生活狀況的客觀條件和人們對生活狀況的主觀感受兩部分組成的。生活質量中既包含客觀條件，又包含主觀評價，因而，在對生活質量進行測量和評估時，應該既有反映生活條件的客觀指標，又有反映人們滿意程度的主觀指標。「客觀指標是從產生生活質量的'成因'方面來進行操作化的，是生活質量的'投入'；而主觀指標是從生活質量的'結果'方面來進行操作化的，是生活質量的'產出'。」〔6〕

筆者認為，這種客觀存在的對生活質量概念多種不同理解的現實，是人們對生活質量這一特定領域中的現象在認識上逐步深化、逐步發展過程的一種反映。同時，它也是不同研究者關注這一領域現象中的不同方面的一種反映。我們的任務並不是去評判孰是孰非，而是要在理解這種現實的同時，盡可能梳理出內涵明確、界定清楚的亞概念及其基本內容，使之能既關照到對生活質量現象的不同理解，也有利於不同的研究者明確自己所研究現象的內涵和重點究竟是什麼。

2.主觀生活質量、生活滿意度、幸福感的概念及其關系

在英文文獻中，與「生活質量」、「幸福感」、「生活滿意度」等概念相對應的詞語分別是qualityoflife，subjectivewell-being，lifesatisfaction。與國內情況有所不同的是，國外文獻中相對較少使用「主觀生活質量」(subjectivequalityoflife)和「客觀生活質量」(objectivequalityoflife)的概念。換句話說，「主觀生活質量」和「客觀生活質量」的概念更多的是國內生活質量研究領域中使用的概念。從目前情況看，似乎存在著這樣一種狀況：國外的「生活質量」概念在內涵上，主要對應於國內的「主觀生活質量」概念，即指的是人們對自身生活條件和狀況的評價。對它的測量指標也主要是處於「認知」層面的「生活滿意度」的測量。而國外對應於國內「客觀生活質量」意義的「生活質量」概念，則早已演變成「社會指標」(socialindicator)的內容，並且越來越淡出生活質量研究的領域，成為人類發展研究領域的一種指標了。

至於「幸福感」的研究，則主要是從心理學視角出發來探討幸福、測量幸福所形成的一個相對專門的心理學領域。應該看到，幸福感雖然與人們的生活質量有關，但它與生活質量卻並不是同一件事情。美國研究幸福感的著名心理學家E.Diener指出，「作為心理學的專門術語，主觀幸福感專指評價者根據自定的標准對其生活質量的整體性評估。」「SWB由三個不同維度組成：積極情感、消極情感和生活滿意度。」「生活滿意度是SWB的關鍵指標，作為認知因素，是更有效的肯定性衡量標准，是獨立於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的另一個因素。」〔7〕按E.Diener的定義，幸福感(SWB)中包含了生活滿意度。這樣，生活滿意度又成了幸福感的測量指標。因此，國內有的研究者將生活滿意度歸為「生活質量意義上的主觀幸福感」。並且認為，「一般將主觀幸福感界定為人們對自身生活滿意程度的認知評價。研究者們選取的主觀幸福感維度主要包括總體生活滿意感和具體領域滿意感。」〔8〕

綜上所述，源自於社會學的生活質量研究和源自於心理學的幸福感研究，都將「生活滿意度」作為自己的內涵和測量指標，正是在「生活滿意度」上二者形成了交叉、發生了聯系。但盡管如此，二者鮮明的學科背景所體現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特別是二者探討問題的出發點和歸屬點，則仍然存在著非常明顯的差別。這也是我們在理解這幾個概念之間關系時應特別注意的一個方面。

從研究的角度看，生活滿意度的測量相對直接一些、相對容易一些。研究者主要採用問卷中李克特形式的評價問題來測量；而幸福感的測量則相對間接一些、相對困難一些，研究者多採用心理測驗量表來測量。在應用上，生活滿意度的測量更多地用於生活質量的研究中，而幸福感的測量則可能更偏向於心理健康、精神健康方面的研究。另外，由於對生活滿意度的研究所探討的實際上是人們對理想中的狀況與現實中的狀況之間差距的主觀認知和評價，因此，應該充分認識到參考框架在這種評價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發揮的作用。無論是人們對生活的總體滿意度，還是他們對生活各個具體方面的滿意度，都是一種既與客觀物質生活條件本身有關，同時也與三種主觀的參考框架有關的事物。這或許是生活滿意度研究中的一個突出特徵。這三種參考框架分別是：(1)以人們心目中的理想狀態為比較對象的基本參考框架；(2)以身邊的、周圍的人們為比較對象的橫向參考框架；(3)以過去的、以前的狀況為比較對象的縱向參考框架。任何一種現實狀況一定是在一種或多種參考框架中才能被評價成「滿意」或者「不滿意」的。

3.生活質量研究的兩種視角

生活質量研究可以說有兩個不同的起源：一個是關注人們客觀生活狀況的社會指標研究，另一個是關注人們主觀感受的生活滿意度研究和幸福感研究。這兩種不同的起源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和形成了生活質量研究領域中兩種不同中心、不同目標的生活質量研究觀：一種是以社會為中心，以衡量社會發展程度為目標的生活質量研究觀；另一種則是以社會中的人為中心，以衡量人們的生活水平、生活狀況、生活滿意程度為目標的生活質量研究觀。

從目前研究來看，政府部門以及統計學、經濟學等學科相對更看重社會層面的生活質量研究。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由於統計學界研究生活質量的目的在於確定社會發展統計指標和小康生活標准，而當時吃、穿、用、住等物質方面的消費是絕對的主導追求，因此統計學界幾乎都採用消費、收入、吃、穿、用、住、行、社會文化、社會環境、社會服務、身體健康狀況等方面反映客觀物質條件的社會指標來測量居民生活質量。」〔9〕與此同時，這方面的研究也更多地將生活質量看作衡量社會發展、社會變遷的指標，也常常將這種意義上的生活質量與社會發展、社會政策放在一起進行討論。而社會學、人口學、心理學等學科則相對看重個人層面以及群體層面的生活質量研究。他們更關心社會中的人們具體的生活條件、人們對具體的生活條件的主觀感受和評價，以及與人們的主觀感受密切相關的各種影響因素。只有在這種以人為中心的生活質量研究中，才會有反映人們主觀感受和評價的主觀性指標。而這種視角的生活質量研究，其目標既包括不斷改善人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客觀條件，同時也包括努力促進人們的這種主觀感受和評價朝著積極的、滿意的方向發展。

4.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與生活質量研究的不同重點

5.測量指標的全面性、完備性與指標的可比性、資料的可得性之間的矛盾

在生活質量的研究中，一個基本的任務是要建立合適的生活質量測量指標。然而，這一任務也正是研究者需要面對和解決的一大難點。這種困難主要體現在概念測量的全面性、完備性與測量指標的可比性、指標所涉及數據的可得性上。比如，為了對反映人們物質生活條件和水平的(客觀)生活質量進行測量，國內外研究者設計出了許多不同的指標體系。「在國外文獻中，頗負盛名的綜合指數應首推莫里斯建立的'物質生活質量指數'(PQLI)。」「'物質生活質量指數'由於具有簡明、綜合的特點，業已為許多人所接受，用來衡量社會經濟發展或生活質量變化，甚至被推為全球估價模式。」〔10〕但由於這一指數僅包含三個指標，即識字率、嬰兒死亡率和平均預期壽命，因而只反映了健康和教育兩個方面的最基本內容，同時也沒有用權重來區分指標的不同重要性。所以，國內學者一般認為，用這樣的指標來衡量生活質量顯得過於簡單。通常研究者會結合國內情況和自己的分析，選擇更多方面和更多具體的指標。比如，有的研究者建立了包括5大方面、共8個指標的生活質量指數，其中涉及到教育(識字率、入學率)、健康(期望壽命、嬰兒死亡率、兒童死亡率)、營養(熱量供給)、平等(收入分配)、環境(安全用水人口比例)等；〔11〕有的研究者建立了包括就業、收入水平、收入分配、貧困、消費、健康、教育、環境和城市化等9個方面的34個指標作為生活質量的評價標准；〔12〕還有的研究者則建立了包括收入、教育、消費、文娛休閑、健康、居住、生活設施、生態環境、社會保障等9個大的方面、共36項指標的指標體系來反映城市居民生活質量的整體狀況。〔13〕

在這種看起來是追求測量指標全面性、完善性的過程中，研究者必然會遇到不同指標體系之間的可比性，以及不斷擴大的指標體系與資料可得性之間的矛盾。一般來說，研究者對全面性、完善性的追求，往往會限制和損害研究結果的可比性以及研究資料和數據的可得性。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生活質量還應當包括住房、交通、生活服務、社會秩序和精神風尚等方面的內容。但是，由於筆者試圖從全球出發來構築生活質量指數，而從全球出發構築指數時又限於指標的可比性和資料的可得性，因而難以選擇合適的指標來表示這些方面，只能暫付厥如。」〔14〕如果只用莫里斯「物質生活質量指數」中的三個指標，那麼，無論是中外社會中的生活質量比較，還是不同時期中的生活質量比較，都會十分容易；這樣的三個指標所需要的數據在各個國家的統計中都是可以得到的。然而，隨著研究者指標體系的不斷擴大，具體測量指標不斷增多，不同研究之間的可比性也隨之減小，許多情況下一些指標所需要的數據也無法獲得。

6.研究回顧與不同研究之間的借鑒和積累

生活質量研究領域中的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是，許多研究者在進行自己的研究前，不太注意回顧以往研究的已有結果，特別是已有的理論觀點。因而，研究的起點不高，很少有與以往研究的理論對話。例如，關於幸福感(SWB)的研究，西方學者Wilson在近半個世紀以前就已經提出了個體差異的兩點理論假設，並且西方後續研究也已經表明「外在、客觀的變數對SWB的影響相當小，人口統計項目(性別、收入、智力水平等)只能解釋SWB不足20%的變化，外在環境只能解釋SWB變化的15%。由於外部因素影響較小，研究者們轉向研究內部因素即Wilson的第二點假設來解釋SWB的變異性：個人內部建構決定生活事件如何被感知，從而影響幸福體驗」〔15〕。但國內一些學者在探討SWB的問題時，較常見的做法是直接按照自己的思路，對特定對象的幸福感現狀進行描述，同時，依舊用自己的數據去分析外在環境變數、人口背景變數對幸福感的影響，而完全不管前人已有的研究結論，不是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礎上進行更深入的探索，從而去努力回答與前人研究成果相關的理論問題。

不注意進行研究回顧的另一個表現是，眾多相同主題的研究在具體測量指標的選擇上互不相同，由此導致研究結果相互之間無法比較。比如，同樣是對「主觀生活質量」進行的研究，有的研究者用「生活滿意度」來測量，〔16〕而有的研究者則用「幸福感」來測量。〔17〕至於為什麼選用某一種指標，研究者則很少討論。同樣的，對於不同研究所得出的不一致的、甚至是相反的結果，研究者也不去展開探討，使得不同研究的研究結果在幫助人們提高對問題的認識方面作用不大。比如，「近年來，我國出現了許多關於幸福感的討論。由於在幸福感測度、樣本選取和分析方法上的差異，得出的結論大相徑庭。曾慧超、袁岳(2005)，羅楚亮(2006)採用顯變數測度幸福感，調查的問題是'總的看來，您現在幸福嗎？'得出了農村居民幸福感強於城鎮居民；邢占軍(2006)採用潛變數測度幸福感，調查了10個方面的內容，涉及知足充裕、自我接受、心理健康、身體健康、心態平衡、社會信心、成長進步、目標價值、人際關系和家庭氛圍等體驗，得出了城鎮居民幸福感強於農村居民。」〔18〕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如果城鄉居民的幸福感本身是一個客觀的事物、一種客觀的現實，那麼對於兩種完全不同的研究結論來說，自然就有一個誰的研究方法相對科學、誰的結論更接近這種客觀現實的問題。但是，這樣的問題既沒有引起進行了研究、但持有不同結論的研究者之間的認真探討，也沒有引起該領域中相關研究者的關注，導致了一種「你說你的、我說我的，互不相干、互不討論」的局面。

7.加強對生活質量主、客觀指標間關系及其聯系機制的綜合研究

總體上看，近三十年來國內客觀生活質量的研究與主觀生活質量(包括生活滿意度、幸福感)的研究在所涉及的范圍上都有了明顯的拓展，特別是對主觀生活質量的研究更是朝著專門的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兩個相對獨立的方向前進了一大步。前面表1的結果顯示，在2000年以來的短短幾年中，專門探討「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的研究論文超過了200篇，佔到了近三十年國內全部生活質量研究論文總數的40%左右。這是一種非常快的發展勢頭。但是，相比之下，生活質量研究中的第三個方向，即將客觀生活質量與主觀生活質量結合起來進行的研究，則尚無大的進展。

我們知道，專業領域的不斷分化和整合，是推動科學研究不斷發展的重要途徑。在相對比較繁榮和比較深入的主、客觀生活質量專門研究的基礎上，開展將客觀生活質量和主觀生活質量結合起來的綜合性研究，將是國內生活質量研究領域中下一階段的一項重要任務和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這種綜合性研究的開展和所取得的成果，將會對我們更好地理解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制提供重要幫助，同時也將會大大提升國內生活質量研究的整體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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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孫鳳.性別、職業與主觀幸福感〔J〕.經濟科學，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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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VI設計的理論知識有哪些組成

VIS視覺識別系統簡稱VI，包括企業標志、標准字、標准色、標准范圍、使用方法、事務用品、廣告設計、傳播媒體、制服、交通工具等等。
視覺識別系統是將企業的基本理念轉化成系統化的視覺傳達形式，塑造與企業經營理念、行為規范相一致的視覺形象。企業在激烈的競爭中，迫切需要差別化的視覺識別來建立和維護企業及其產品的形象和榮譽。MI是抽象的理念識別，BI是動態行為識別，與它們相比，VI的傳播力量與感染力量最為具體和直接，可把企業的基本精神及特色更清晰地表達出來。根據心理學家的研究，視覺感官獲得的信息量，在人們日常接受的外界刺激中比重最高達到百分之八十三左右。VI效果最直接，項目最普遍，比MI、BI較易控制和管理，但MI始終是企業形象的核心。我們知道，單純的表象不是形象，惟有以MI為內涵，深深紮根在企業文化、企業行為中的VI才能「常青」。
另外，在新的「形象論」中，我認為還應該強調「人」的形象問題。企業員工特別是管理者階層的思想品格、修養、穿著打扮、氣質、風度、行為對企業形象、人員信心甚至企業士氣都會產生極大的影響。人，其實也有MI、BI、VI，對於企業管理者來說，這就是你或你所代表的企業以及企業產品留給他人的第一印象。
企業VI設計的發展
1、圖形的應用越來越少：企業運用圖形越來越少了。因為企業標識的主要功能就是傳遞給受眾信息，告訴受眾「我是誰」，而圖形的應用，卻讓傳播多了一道障礙。因為，「傳播不在於你放進去什麼，而在於看到的人從裡面拿出來什麼」。這個意義的圖形，在受眾那裡，卻可能是別的意思。所以，圖形標志中的應用越來越少了。
2、標識主要由文字組成，文字多是中英文的搭配：因為標識的信息傳播意義，文字是更好傳遞的工具；而英文的使用，VI設計讓企業的標識能夠更好的體現國際化的特點；。
3、文字標識的圖形化：因為現在是讀圖時代，將文字圖形化，更好的保持了企業形象的統一，也更好的傳遞了企業的信息。
4、設計越來越簡單化：很清楚，越是簡單的東西，其傳播力和影響力越強。

㈣ 浙江大學光及電磁波研究中心

隱身制服是指一種通過特殊的材料製作而成的制服，具有像變色龍和部分魚類一樣變色，能夠隨環境而改變顏色，那麼士兵無論上山下海都可以保持隱身了。研發能夠感應環境並作出調適的物料，若將這項技術應用在軍事上，亦可造出透氣舒適的軍服，其物料亦能抵抗化學戰，阻隔有害化學物質[1]。 [編輯本段]隱身制服-社會背景 「隱身草」、「隱身衣」、「隱身葯」，各種形式的隱身方式不斷地出現在各類傳說或文學作品中，已經十分接近使人遁形的夢境。
其實隱身這個詞早就出現在戰斗機與雷達的博弈中，只是那時的人不像現在這樣接近隱身衣。如果制服可以像變色龍一樣，能夠隨環境而改變顏色，那麼士兵無論上山下海都可以保持隱身了。據香港《大公報》報道，美國桑迪亞國家實驗室研究員表示，理論上已證實人造物料可以像變色龍和部分魚類一樣變色，相信只要五至十年時間，就可研製出變色材料。 [編輯本段]隱身制服-基本原理 研發能夠感應環境並作出調適的物料是一個很好的目標。大自然系統中有什麼東西比人造系統更出色，其一便是感應和適應環境的能力。應用這種生物特性，不僅可研製出變色的物料，還可以改變物料的其它特性，包括透氣度和控溫能力。舉個例子，美國新墨西哥州在春天的時候，早上寒冷，但下午就變得溫暖，將來人們只要穿上一件能調節保暖能力的衣服便可，毋須更換衣服。 [編輯本段]隱身制服-研究現狀 前期研究
隱身制服材料

研究生物工程學的巴桑說，科學家已經掌握怎樣將兩種顏色來回變換，下一步是了解如何在人工環境中達到這種效果，繼而是研製可以變色的材料。
若將這項技術應用在軍事上，亦可造出透氣舒適的軍服，其物料亦能抵抗化學戰，阻隔有害化學物質。《生物技術與生物工程》雜志在去年十月已刊出桑迪亞實驗室一篇研究變色物料的論文。2008年十二月二日出版的《先進材料》雜志亦以這項研究作為封面文章的題材。
最新進展
美國杜克大學及中國東南大學的科學家宣布，他們已經研製出了一種可以扭曲微波的隱身斗篷。該成果在2009年1月16日的頂尖期刊美國《科學》雜志刊登。
文章第一作者，該項目的負責人來自中國的「80後」劉若鵬說：「斗篷使物體隱形的能力，能發展出其他各種隱身功能。關鍵的技術在於復雜的特異材料的設計。」這種復雜的設計得益於劉若鵬等研究員長時間合作開發出來的特異材料快速設計系統，才使得成千上萬種復雜的電磁微結構在很短的時間內全部自動設計完成。
而國際電磁科學院浙江大學分院的博士後陳紅勝，曾在2007年與其導師孔金甌院士以及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電磁波理論及應用研究中心合作，共同完成了關於隱身衣的論文——「電磁波與隱身衣的交互機理研究」。這一研究成果在國際科技界首次解釋了隱身衣的物理機制，提出了對隱形效果定量分析的理論框架，學術界稱，「這項成果將在隱身衣的設計中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 [編輯本段]隱身制服-應用方向 軍用方向
美國杜克大學教授戴維·史密斯是美國《科學》報告的第二作者，2000年史密斯領導的研究小組研製出一種網格狀材料，稱它可以改變光的傳播路線。2003年，全 美國大兵

球數座實驗室先後確認了史密斯小組的研究結果，隨後《科學》雜志將其列為當年的10大科學研究突破之一。正是這一突破自然法則的發明為隱身衣的研製奠定了基礎。
美國國防部大力資助了史密斯小組的研究工作，可想而知，軍事是隱身衣的重要用途之一。史密斯稱，隱身材料可以用來隱藏偵察機，也可以保護進入敵軍陣地的特種部隊。英國倫敦大學理論物理學家約翰·彭德里爵士預期，軍方可望在五年內利用這種技術來避免船艦和坦克被雷達的微波探測系統發現。
民用方向
史密斯小組還稱，對於一些有礙觀瞻的工廠，比如煉油廠、化工廠等建築物，也可以包上一層隱身材料，保證城市整體景觀的和諧，甚至科研人員還可以研發一些其他類型的隱身材料用於民用，比如用來改變地震波的方向，或者阻止放射性物質的泄漏。 [編輯本段]隱身制服-相關發展 隱身技術促進透鏡發展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美國「國家納米科學研究中心」主任、華人科學家張翔曾表示，隱形材料還有比隱身衣重要得多、影響深遠得多的用途。他自己最 原理分析

看重的其實並不是隱身衣，而是一個很快就能「真刀真槍」用上的領域——透鏡。負折射材料可在納米尺度上讓可見光和近紅外光彎曲，假如下一步能在正常尺度上實現這一奇觀，隱形效果就有望成為現實。
藉助負折射材料製作的透鏡，研發人員就可以在極小的尺度上工作，製造出更小的電路，這將意味著晶元的存儲能力、集成能力會向前大大推進。高性能計算機的納米級集成電路、更高存儲量的DVD等可能也將接踵而來。
負折射透鏡也有望給生物學等科研領域帶來重大變化。現有顯微鏡可以讓科學家看到單個細胞，但細胞裡面是如何運轉的，卻無法如此看到。有了衍射極限大大縮小的負折射透鏡，科學家將有望窺探活細胞的內部，這對於研究病毒入侵細胞的機制、新葯篩選等都會產生重大影響。 [編輯本段]隱身制服-社會影響 積極效應
隱身制服的研製成功，那麼士兵無論上山下海都可以保持隱身了。研發能夠感應環境並作出調適的物料，若將這項技術應用在軍事上，亦可造出透氣舒適的軍服，其物料亦能抵抗化學戰，阻隔有害化學物質。
局限與負面
任何一個人穿上這種衣服都可以把自己隱藏起來。這一現實讓很多人憂心忡忡，美國犯罪紀實小說作家安妮·戴維斯說：「現在，我們總是提醒單身女性把車停在光線明亮的地方，取車前先看看周圍有無可疑人物。但如果隱形衣真的面世的話，這些措施會變得毫無用處。就算搶劫犯或強奸犯站在你身邊，你也不知道。」 針對這些擔心，史密斯指出：「在隱身衣面世前，還有大量的基礎科學問題有待解決，現在就擔心它的負面影響有點過

㈤ 制服的重要性

社會經濟的發展，加劇了市場競爭，企業形象系統CI愈來愈受到人們的重視。制服作為企業形象中重要識別因素，能夠傳達出社團企業的種種信息：經濟實力、經營狀況、精神面貌、管理水平等等，直接影響到企業的綜合競爭力。軍裝-----最大的職業裝，則影響到國家和軍威的形象。職業裝於國家、於社團、於個人都是一種社會符號和形象象徵。
設計的優劣是職業裝品位和風格的關鍵，職業裝的設計是一系統工程、融藝術、實用、科學於一體，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和制約，關注、重視、研究、探討職業裝設計正成為商界、企業界、設計界等各行業的熱門話題。
【企業統一制服的好處】
公司統一制服有以下四大基本作用：
1.樹立企業形象
企業如人一樣，有一個形象問題，這些形象可能是高樓大廈，也可能是鋪天蓋地的廣告，但企業形象最能生動和隨時隨地體現的，首先是員工的形象，可以想像，一幫素質低下、穿著打扮邋遢的人即便住在豪華的高樓大廈里，也會與硬體環境格格不入，這就是為什麼一些高檔賓館要寫上這一句話的原因：「衣冠不整，謝絕入內」。可見，企業形象，首先是人的形象！
2.提高企業凝聚力
人是最活躍的企業資源，也是唯一一種會自我調控生產效率的資源。一個企業只有萬眾一心，同仇敵愾，才能將企業的人力資源效用發揮得淋漓盡致。因此，要想提高企業效益，優先要提高員工凝聚力。
當企業的員工為自己的企業而驕傲，感到企業在關心自己的利益的時候，自然而然就會加強對企業的向心力。好的職業裝能夠從一個側面加強企業自豪感和體現企業對員工利益的關心。
3.創造獨特的企業文化
職業裝在企業形象識別系統(CIS)中雖然屬於視覺識別(VI)的范疇，但是服裝是穿在人身上，也能反映員工的精神風貌，體現出一種企業的文化內涵，這是其一；其二，設計獨特的職業裝，同時，還能體現企業的價值觀，比如深色調和保守的職業裝能夠體現企業的穩健作風，而顏色和款式設計大膽的職業裝則能體現4.企業的創新精神等等。
見到企業員工的著裝、言行舉止，就能夠看到一家企業領導的影子，就能窺探到企業文化。
4。規范員工行為
無論下班時員工在干什麼，上班一穿上職業裝，就能使員工馬上意識到自己已經進入工作狀態，如果企業能夠恰如其分地將職業裝與員工的行為聯系起來，穿職業裝的過程就相當於一次「崗前會」。
要提升一個人，首先是改變其信念，而後是改變其行為，這是企業員工行為管理中很要的方法。
1：職業套裝可以創立品牌形象
2：職業套裝可以增強部門之間的凝聚力
3：職業套裝可以更好的劃分部門的職責
4：職業套裝可以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讓人心情愉快
5：職業套裝是公司實力的象徵
6：職業套裝有助於公司管理，方便查崗（防竄崗）
7：職業套裝在外代表公司形象，有利於客戶記住本公司，能提高銷售業績。

㈥ 為什麼納粹德國的軍服那麼帥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制服是德國人展示其怪異的一種最明顯的方式。誠如研究制服的歷史學家布賴恩·L·戴維斯所說:二戰時的德國是「沉醉於穿著各種各樣的軍服和仿軍服的國家」。制服和飾品構成了一個錯綜復雜而又含義特殊的大世界。當制服的細部變得錯綜復雜而稟具特殊含義的時候,就有人會將最終的眼光傾注其上。英國國王喬治四世就是這樣的人。如果世間有制服學究的話,就非他莫屬。德國「元首」希特勒也當屬其列。德國黨衛軍的四個師違背希特勒的命令而撤退,希特勒對他們實施處罰,就是摘下他們珍貴的袖口身份標志。其實,他是在處罰他們的制服,而在當時,制服幾乎具有神秘意義。而希特勒特別惱怒,因為其中一個袖口身份標志上有「Leibstandarte」的字樣,表明該主人是他貼身衛隊的一員,曾發誓誓死效忠他。

關注德國制服,我們必然要進入20世紀德國社會理解的黑暗世界。除了驅逐和消滅異族運動以純化德意志民族之外,第三帝國的社會行動計劃有一個主要內容,就是對「統一性」的要求,認為「統一性」就是理想的文化狀態。誠如約瑟夫·戈培爾所說,帝國文化部門——文學、音樂、戲劇等文化管理部門——的任務就是要「以思想文化的統一性團結所有具有創造性的人」。甚至戰時的前線,德軍也強調各部之間的「同伴友好情誼」。這種「同伴友好情誼」在當時不僅是一種普遍的黏合劑,而且是一種強有力的黏合劑。從理想化的角度說,人們普遍認為,士兵間的這種同伴友好情誼戰後會傳遍整個社會,即「前線精神」會帶來「大眾精神」,而那些思想獨特的人卻是國家的天敵。智者、諷刺者、異教徒、不合群者以及各種懷疑論者,要麼悄悄地被融化、被改造,要麼消失——不管在何地、以何種形式消失。這樣,第三帝國到頭來會成為一個團結緊密、固若金湯的整體。美觀大方的制服會提供群體黏合劑的可見證據,也會刺激民眾參與進來。德國的制服,不同於盎格魯—撒克遜人和俄羅斯人那些外表實在不敢恭維的深綠色套裝,對一般民眾來說,絕對具有不可抗拒的迷惑力,會激起人們的穿著慾望。有點地位的商號或勞動團體幾乎沒有一家是沒有自己耐看的制服的。與同等的人在一起工作,人們會穿粗棉布或保護性的工裝。但他們外出時穿的全套裝束卻被認為有點特別,無疑會吸引人們的眼球。馮尼格談到納粹德國的制服(包括軍服和民服)時用「極其戲劇化」來形容。
以礦工的制服為例。礦工在礦里工作時必須穿著實用而不大好看的工裝,但當他們不工作外出的時候,穿著的變化不可謂不大:學徒工穿著黑色的高領束腰外衣,衣袖上和胸前釘著一排排的銀扣,數量多達24個,頭戴有帽舌的仿軍帽。在礦里的級別提高後,束腰外衣上的銀扣數量就會增加,最高級別是34個。(德國人喜歡上衣釘雙排扣,也許是為了可以多釘幾顆銀扣。)學徒期滿成為正式礦工後,就戴黑色有檐的平頂筒帽,帽正面有一個銀鷹大標識,頂上是羽飾。要處理正式事務,就加一雙白手套、一柄劍和一個紅白黑條紋的納粹黨十字臂章。郵政工作者、公共汽車和電車售票員的制服與軍服十分相似,束腰外衣用的是銅扣,帽子上是國徽——標著納粹黨十字的銀鷹標識。資深火車司機在左邊屁股後掛一柄劍鞘華麗、有劍飾的寶劍。退役老兵一律穿軍服,軍服上依然保留著服役時的肩帶、銀鷹標識和臂章。
如果你有幸找到一份地區獵鷹訓練師的工作,就可穿灰制服,制服上是銀扣、黑皮帶,戴著像蒂羅爾人那樣有羽飾的帽子。因為工作場所主要在戶外,還穿高幫黑靴。急救、建築、運輸等部門工作人員的著裝像軍人,穿著都十分引人注目,以喚起人們想參加該行業的慾望。急救部門的指揮人員還佩一柄劍。國營建築公司工作人員的服裝像軍人,但臂章上標明服務單位。德國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的制服,不論男女,都與軍服十分相近,領章和肩章上都標明級階。
全德國人都喜愛制服,當然也不能將孩子排除在外。德國女童子軍(女子必須參加的組織)的服裝是黑襯衣白褲子。

據說希特勒曾說：軍服一定要帥,這樣年輕人就會義無反顧的投軍效勞。二戰納粹德國對全人類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但拋開政治因素，我們來看看納粹軍服設計堪稱二戰翹楚。納粹軍服制服標志著法西斯主義時尚改造的最佳例證，就是他們對制服的迷戀。在窮兵黷武的極權政體之下，制服成了象徵地位與力量的標識。更可怕的是，由於種族主義理論的影響，軍裝制服被納粹當作彰顯日耳曼人人種優秀的道具。如今成為「惡魔」代名詞的第三帝國軍服，是那個時代法西斯政權中最醒目的流行。

納粹對制服的要求可謂一絲不苟。納粹時代的德國軍隊，秉承著普魯士的軍事傳統，無論軍事理論、武器訓練，乃至軍容裝備，都恪守著嚴謹的作風，軍服也不例外。此時的軍服，延續了德國傳統軍服的基本特徵，再加以改進創造，設計製作毫不馬虎。夏季軍服採用混紡棉質材料，冬季則採用羊毛布料與人造纖維材料合織，軍服表面挺括整齊。
雖然隨著二戰的推進，為了適應戰時生產原料緊張的特點，後期適當降低了面料中棉、羊毛布料的比例，造成軍服外觀不如早期硬挺。但總體說來，德國軍裝的質量依然堪稱二戰翹楚。

從第三帝國建立伊始，納粹就開動宣傳機器宣傳軍國主義理念。德軍制服的設計也成為宣傳戰中的棋子，希特勒甚至親自過問軍服的設計生產。制服中加入了眾多裝飾物，顯得更醒目美觀，日常服、禮服採用收腰修身的設計，凸顯出軍人的體態美。根據當時德國的報道，很多青年入伍參加，為的就是能得到一套漂亮的制服。法西斯的「軍服宣傳」攻勢，在年輕人中收到了奇效。
因為二戰戰事吃緊的原因，後期德國軍服在款式設計、剪裁要求與縫制工序上進行簡化，降低了生產時間和對生產設備、人員素質的要求。不過，這些僅限於普通的士兵階層，軍官制服基本沒有受到布料標准降低、剪裁縫制從簡的影響，而且一些上層軍官的制服，都是找高級裁縫定做的。德國軍方每年都會出版關於軍裝定製的書籍，其中將各種制服的基本樣式、板型尺寸、製作工藝、配件圖片等等詳細列出，以方便將官們按圖索驥，找自己心儀的裁縫製作出令人滿意的軍服。德國上層對軍裝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今天的戰史研究者提起二戰時期的德軍軍服，依然難掩稱贊之色。它就像一株妖艷的罌粟，魅力非凡卻含有劇毒，總給染指它的人帶來厄運。英國王儲查爾斯的小兒子哈里王子，曾經在化裝晚會上穿著納粹軍服，惹得全世界媒體指責聲連連。張曼玉也因為自己主理的時裝品牌派對上，出現大量納粹軍裝元素而遭炮轟。
因納粹制服而頂上罵名的人，著實不少。而靠它受益的，也大有人在。當今著名男裝品牌HUGO BOSS 的創始人胡戈·費迪南德·波士(Hugo Ferdinand Boss)，就是其中之一。1923年，胡戈在德國斯圖加特附近的麥琴根(Metzingen)開設了一家服裝店，為客人提供西裝定製的服務。不過幾年之後，因為德國經濟蕭條，胡戈的生意瀕臨破產。1931年，他加入納粹，並獲得了為黨衛隊、沖鋒隊以及希特勒青年團製作制服的工作，從此他的制衣廠開始快速發展。

隨著二戰爆發，為了完成軍方訂單，胡戈開始大量使用集中營里的波蘭、法國囚犯做勞力。戰爭結束後，胡戈·費迪南德·波士被認定為「第三帝國的投機取巧者」，並被取消了投票權，罰款8萬馬克。1948年，他去世了。但作為戰後德國郵遞員、警察制服的生產者，HUGO BOSS品牌頑強地生存了下來。此後，胡戈推出男裝成衣，並逐漸打開知名度。雖然這段生產納粹制服的歷史不甚光彩，如今的HUGO BOSS品牌也希望極力淡化，但長期制服生產積累下的寶貴經驗，卻讓它在戰後獲得了世界男裝界的認可。

㈦ 老人與海開題報告

老人與海開題報告：不能被失敗所打倒---讀後感

「一艘船越過世界的盡頭，駛向未知的大海，船頭上懸掛著一面雖然飽經風雨剝蝕卻依舊艷麗無比的旗幟，旗幟上，舞動著雲龍一般的四個字閃閃發光——超越極限！」
《老人與海》塑造了一個經典的硬漢形象。古巴的一個名叫桑地亞哥的老漁夫，獨自一個人出海打魚，在一無所獲的48天之後釣到了一條無比巨大的馬林魚。這是老人從來沒見過也沒聽說過的比他的船還長兩英尺的一條大魚。魚大勁也大，拖著小船漂流了整整兩天兩夜，老人在這兩天兩夜中經歷了從未經受的艱難考驗，終於把大魚刺死，拴在船頭。然而這時卻遇上了鯊魚，老人與鯊魚進行了殊死搏鬥，結果大馬林魚還是被鯊魚吃光了，老人最後拖回家的只剩下一副光禿禿的魚骨架。
用小說中老人的話來說：「一個人並不是生來就要被打敗的」，「人盡可以被毀滅，但卻不能被打敗。」這就是《老人與海》想揭示的哲理。
當一個人承認了這個缺陷並努力去戰勝它而不是去屈從它的時候，無論最後是捕到一條完整的馬林魚還是一副空骨架，這都已經無所謂了，因為一個人的生命價值已在那追捕馬林魚的過程中充分地體現了。
曾經為自己的理想努力追求過、奮斗過，難道他不是一個勝利者嗎？老漁夫就是敢於挑戰自身缺陷及自己勇氣和信心的勝利者。
從世俗勝利觀的角度看，老漁夫不是最後的勝利者，因為盡管開始他戰勝了大馬林魚，但是最終大馬林魚還是讓鯊魚吃了，他只是帶著大馬林魚的白骨架子回到了岸上，也就是說，鯊魚才是勝利者。
可是，在理想主義者眼裡，老漁夫就是勝利者，因為他始終沒有向大海沒有向大馬林魚更沒有向鯊魚妥協和投降。就如音樂大師貝多芬所說「我可以被摧毀，但我不能被征服」。
人性是強悍的，人類本身有自己的限度，但正是因為有了老漁夫這樣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向限度挑戰，超越它們，這個限度才一次次擴大，一次次把更大的挑戰擺在了人類面前。在這個意義上，老漁夫桑地亞哥這樣的英雄，不管他們挑戰限度是成功還是失敗，都是值得我們永遠敬重的。 因為，他帶給我們的是人類最為高貴的自信！
人生本來就是一種無止境的追求。它的道路漫長、艱難，而且充滿坎坷，但只要自己勇敢頑強地以一顆自信的心去迎接挑戰，他將永遠是一個真正的勝利者！
每一本書，都有它自己的「靈魂」，當你閱讀一本書時，自己也就在不知不覺當中，陷入了那個書中所構想的世界。

㈧ 司法局有制服嗎

正常來說應該是沒有制服的。司法局可以穿制服的只能是負責監獄、勞教管理工作並授予警銜的在編警察。

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整頓統一著裝的通知》（國辦發[2003]104號）和《財政部、監察部、國務院糾風辦關於做好整頓統一著裝工作的實施意見》（財行[2004]15號）的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因行政執法需要，要求統一穿著制式服裝的，其批准許可權在國務院，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和國務院各部門均無權批准」。司法行政部門屬於經國務院批准著裝的部門。但該部門著裝的范圍僅限於監獄、勞教部門負責監獄、勞教管理工作並授予警銜的在編警察。其他人員沒有統一制式服裝。

因此，理論上看，司法局可以穿制服的只能是負責監獄、勞教管理工作並授予警銜的在編警察。但現實中，各地司法局大多都自行配置了制服（嚴格有意義上講屬非法著裝）；有的地方司法局甚至鑽政策空子即國務院批准司法行政部門的警察可以著裝，那麼司法局將全局干職工都轉為警察，都穿警服。

(8)制服設計理論研究現狀擴展閱讀

司法局的主要職責

(一)研究起草司法行政方面的地方性法規、規章草案；編制本市司法行政工作的發展規劃及年度計劃，並監督實施。

(二)負責組織、指導對刑滿釋放和解除勞動教養人員的安置幫教工作。

(三)負責本市司法行政系統的隊伍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

(四)研究制訂本市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的總體規劃，組織、指導、協調全市法制宣傳教育工作。

(五)負責管理本市律師、法律援助工作和公證機構及公證活動；研究律師、公證工作的改革與發展，並提出實施辦法。

(六)負責管理本市法律服務機構和在京設立的國(境)外律師機構；監督、指導本系統的社會團體工作。

(七)指導本系統法學教育及業務培訓工作。

(八)負責指導區、縣司法行政部門管理人民調解工作、社區矯正工作及司法助理員、基層司法所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

(九)負責本市司法行政系統的外事工作和對外宣傳、交流工作。

(十)指導和管理本市面向社會服務的司法鑒定工作。

(十一)負責本市仲裁機構的登記管理工作。

(十二）負責本市國家司法考試工作。

(十三）負責社區矯正工作

(十四)承辦市政府交辦的其他事項。

（十五）管理本市監獄管理局和本市勞動教養工作管理局。

㈨ 設計制服的優缺點分別是什麼以及時裝設計的新領域及其表現分別是什麼

有的設計師承認設計制服可以替設計師帶來「威望和地位」方面的好處，但同時也擔心設計制服會扼殺了設計師自己的獨特創造性。

除了制服的設計之外，一個時裝設計的新領域——教士服飾正方興未艾。讓牧師穿上設計師設計的坎肩，能使信徒們會覺得像個笑話而對此不屑一顧，還是反而能起到提高神職人員的干勁並擴大神職人員影響的作用？這還有待研究考證。

不過，世界總是不乏夢想者的。參加過上述女子警服設計競賽而最終落選的設計師比亞吉奧蒂就打算替修女設計一件袍子，用寬大鬆散的衣服配上黑白相間的皺褶，讓修女們也具有時代的氣息。

㈩ 職業裝的定義

職業裝 設計，是從「現代服裝設計」中分離出來的現代服裝專有名詞。
在發達國家，職業裝發展迅猛，其面貌已逐漸呈現出從大服裝體系中分離出來而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Uniform服裝分系統。並且，職業裝系統越來越表現出具有自身特性的規律的、有別於其他服裝大類的研究、開發、設計、生產、銷售、使用等方面的服裝價值體系和理論研究體系。有專門的研究機構、院校系科、博覽會（如德國科隆）、設計中心（如日本NUC「日本制服中心」）、所、室，和專門店、專門公司……
現代職業裝在中國出現和被使用的時間並不是很長。大概從近代開始，外來的思想和物質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人的著裝觀念和方式，如「干什麼穿什麼」，就是現代職業裝的基本理念。但這不能說明中國沒有「職業用裝」的歷史和觀念，如中國古代的軍隊服裝和各朝代的官服就是標準的「職業裝」，在這個意義上，職業裝在中國的出現和使用可謂源遠流長，只不過人們沒有專門將這類服裝冠名為職業裝這個名稱。
在美國及英語國家Uniform一詞是可以解釋為職業裝這個詞的。Uni，是一種、統一的意思，Form是形的意思。意思就是「一致的形」並演繹為統一的服裝和制服。
作為定義，職業裝在被細分化的現代社會中，有政府機關、學校、公司等團體，有學生、空中小姐、領航員、引水員、警官、醫生護士、店員等職別。或者為了區別於不屬於這些團體的具有特別外觀的服裝或者為了表示各自的身份，根據每個職業的具有特徵的「型」，能夠給我們「這件」或「這些」制服即某個職業的感覺，這一感覺的服裝我們或以以此來界定是不是屬於職業裝的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