澠池縣文化街越也童裝

❶ 關於山西晉文化資料，越多越好

山西有著悠久的歷史。遠在100多萬年前就有古人類生息在這塊土地上，相傳堯、舜、禹都曾建都山西。春秋時期，山西大部分為晉國領地，故山西簡稱為「晉」，戰國初韓、趙、魏三分晉，山西又有「三晉」之稱。

唐、晉、三晉及其它
相傳太原是古唐國封地，山西簡稱晉，三晉是山西、太原的美稱。本文將就唐、晉、三晉的聯系說一段有關太原的歷史。

一、關於唐。唐在漢字中本義大言，引申為廣大的意思。《論衡·正說》注為「唐之為言盪盪也」。揚雄《甘泉賦》有「平原唐其壇曼兮」句。然而，在中國，在世界一說到唐，人們總要想到中國歷史上的封建大帝國唐朝。公元 617年，由於隋煬帝楊廣好大喜功，窮奢極欲，徵集百姓，大興土木，民不聊生，農民大起義已發展到如火如茶的境地，太原留守李淵及其子「太原公子」李世民乘機起兵，攻人長安。次年，隋朝滅亡，李淵在關中稱帝，國號曰唐，建都長安。唐代前期，經「貞觀之治」，國勢極為強盛，北部疆域在7世紀後葉，北界曾包括貝加爾湖和葉尼塞河上游，西北達到裏海，東北達到日本海。唐王朝可以稱得上是一個橫跨亞歐的大帝國，在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但是，李淵父子，奪取天下後何以將國號定為唐呢？還得從山西太原談起。

相傳，大約在公元前21世紀前，中國處於父系氏族社會的後期，黃帝是古代各族的共同祖先，山西一帶是部落首領堯的領地。堯為陶唐氏，名放勛，建都於平陽（即今山西臨汾，現有堯廟），史稱唐堯。帝堯苗裔劉累受封於唐國，是我國歷史資歷很早的古國，歷經夏、商、周三代。到公元前11世紀，周武王滅殷之後，又平滅了反叛的劉累後代的唐國。周武王死後，其子誦繼位，為周成王。成王封其弟叔虞於唐。叔虞受封的唐，實際上接受了劉累子孫所留的一切，其領地為山西的汾水、澮水流域。至於故唐城究竟在何地，有二種說法：一說在翼城縣西20里；一說在並州晉陽縣北 2里。這里不作考究。但令人比較普遍的說法是後者，可能是人們從現實的存在看到，唐改晉後，後人確實在故唐城一帶修築晉陽城並為唐叔虞在晉陽修建了詞堂吧。我的看法是，二說都有可能，比較客觀地說，可能是堯唐建都在臨汾，劉累的後裔在翼城一帶建了唐城，叔虞封唐之後又在晉陽建立了唐城。不管怎麼說，山西太原是古唐國的封地。

李淵隋時為太原留守，世襲唐國公。李淵、李世民父子奪取天下之後，由於太原是他們起事興邦之地，又是古唐國的故地，且唐字本身，在漢語中是個吉字，有大而廣的意思。因此，取國號曰唐。由於大唐帝王在極盛時期，疆域廣大，國力強盛，在世界歷史上的影響較大，至今英美等國仍把中華僑民稱為唐人，把華僑居住集中區叫作「唐人街」，把中國服裝稱作「唐裝」。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卻不知道大唐的唐字追根尋祖還是來自山西太原呢！

二、關於晉。西周時期的晉，大約從公元前11世紀周成王封其弟叔虞於唐及其子燮父改唐為晉，到公元前 222年，趙代王喜被秦兵攻破，趙國徹底滅亡，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近 800 年。這里說的晉，包括晉及三晉，下面先說晉。

春秋戰國時期，周天子封爵分為公、侯、伯、子、男五等。從晉國世系計算，晉作為侯國經歷了17世，作為公國經歷了20世，公侯合計共37世 634年，加上自趙魏韓三家分晉成為三個侯國，至秦滅趙統一中國的 154年，合計為 788年。由此可見，晉國作為先秦時期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晉國時代及趙魏韓分晉以後，其領域包括代表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程度最古老、最文明的主要區域。從已發現的古文化遺址看，山西芮城西王村文化、夏縣東下馮文化、襄汾陶寺文化、河南的鄭州裴里崗文化、安陽後崗、大司空文化、澠池仰韶文化、三門峽市廟底溝文化、河北武縣磁山文化，這些夏、商、周文化代表區，都在當時的晉國范圍之內，也就是說當時晉國，包括了現在山西的大部分和河北、河南的一部分。晉國的主要領地在山西，所以山西簡稱為晉，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至於當初燮父為何改唐為晉，有兩種說法，一是因境內有晉水，故稱晉；一說是取晉本義與進同是前進的意思，究竟取自何義，也已無可考，但山西稱晉是公認無疑的。

這里還需說明一點，晉國的地位原襲於公元前11世紀周成王姬誦封其弟叔虞的唐，燮父改唐為晉以後，唐晉就不分了。唐叔虞是唐的領主，也是晉的始祖。司馬遷在《史記·晉世家》中稱「晉，唐叔虞者」也正是這個意思。在周王朝時代晉原是一個侯國，即二等諸侯國。約在公元前 680年，晉武侯滅緡侯即位以後，自稱為曲沃武公，私自提高了規格。為取得中央的承認，武公採用了不正當的手段，他把晉的全部珍寶、金玉、青銅器物送給了貪財愛寶的周天子。周天子受了曲沃武公的賄賂，封曲沃武公為晉武公，於是侯晉升格為公國，躍身諸侯列強。對於晉武公以行賄手段取得升為公爵的醜行，司馬遷在《晉世家》中無保留地予以記載，在歷史上留下千古罵名。但晉武公使晉成為公國後，僅在位二年，並未能有什麼作為。之後，獻公寵驪姬，而晉禍亂源；惠公以怨報德使秦晉關系惡化，晉國禍亂不斷，國力衰危。公元前 645年，在外流亡19年的晉公子重耳在秦穆公的支持下回國即位，史稱晉文公。由於晉文公飽經流浪之苦，即位以後對內實行施惠百姓、開禁薄賦、獎勵農耕、賑濟貧困、減輕關稅、鼓勵通商、宣揚法教、淳樸民俗；對外秦晉交好，多代聯姻，保持了相對的穩定，使晉國達到民富國強，實現了晉國的中興和霸業。公元前 572年，晉悼公即位後，晉國國勢日趨衰微。

三、關於「三晉」。公元前 458年，晉哀公即位不久，晉國六卿（智、趙、魏、韓、范、中行）之一的智伯掌握晉國的實權，他夥同韓氏、魏氏瓜分了范氏、中行氏的邑地。接著智伯又聯合韓、魏圍攻趙國都城晉陽，兵將水灌，企圖一舉滅趙。趙襄子以「唇亡則齒寒」的道理，派人秘密說服韓、魏，三家聯合起來反對智伯，大敗智軍於晉陽，殺死智伯。公元前 453年，趙、韓、魏三家瓜分了晉國的領地。公元前 403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晉烈公十七年），趙、魏、韓受封為諸侯。由於趙、魏、韓都孕育於晉國，「三國分晉」後，雖然晉國宣告滅亡，新興的趙、魏、韓濟身諸侯之列活動於中華舞台；但晉作為公國，其烈公、孝公、靜公在狹小的天地中還有名無實地存在了28年。

晉，三晉是秦統一以前，中國歷史上的一個不可分割的悠久文明古國。所謂三晉，就是三家分晉，晉分為三家的意思。三家分晉在中國歷史上是戰國時代的開始（公元前 403年），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將三家分晉作為開端，並提到三晉這個述語。三晉，實際上也是後世對這一段歷史的統稱。我想，正如後人稱東漢末年的蜀、魏、吳為三國一樣，是泛指這一段歷史的。三晉既代表稱霸春秋的晉國，又包括躋身戰國七雄的趙、魏、韓。人們歷經二千數百年至今仍然懷念三晉，贊美三晉，把山西統稱為三晉，說明三晉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比晉更廣泛地體現了作為中華民族文明史上的發源地之一的內涵；說明三晉文化實現了北方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對繼承和發展中華民族文化做出的歷史貢獻；說明三晉大地地理優越，資源豐富，人才薈萃，是祖國的一塊風水寶地。

有著30個世紀悠久歷史、古老文化孕育的三晉兒女一定會在跨越新世紀光輝時代，在三晉大地奏出更加輝煌的凱歌！

❷ 三門峽的傳統文化

河南三門峽市的"百佛頂燈"
三門峽湖濱區向陽村的「百佛頂燈」為三門峽黃河風情表演中的一個絕活。一百名「和尚」身披袈裟、頭頂碗燈、手搖芭蕉扇、走著梅花步表演民間絕技。「百佛頂燈」以高、難、險著稱，主要靠眼力、頸力，動中有靜，靜中有動，講究一個「穩」字。那虔誠、滑稽的神態足以讓人感覺到「佛光無邊」。

相傳，東漢時期，佛教傳入我國，位於長安、洛陽之間的陝州早受到影響，一時間寺院林立。有一位高僧奉旨到京都（洛陽）講經，途經陝州，各寺主持、方丈聞訊跪道迎留講經。因其學問廣博，使聽者如醉如痴，當京都復旨催促，眾人才知誤了大事，連夜送高僧入京。時值正月，各寺僧眾百餘人，手持燈籠，隆重送別，引來不少群眾圍觀。佛教有一規矩，即見俗人便雙手合十，口稱「阿彌陀佛」，可眾僧手提燈籠，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便止步不行。為難之機，機靈和尚，從燈籠中取出燈碗來，放在頭上頂著，既能照明，又能騰出手來，高僧便口頌：「善哉！善哉！」眾皆效之。後來每逢正月，陝州城眾僧人便頂著碗燈，在城內講經數夜，招徠聽眾，光大佛門。久而久之，頂燈便在陝州城流傳下來。

「百佛頂燈」在元宵節前後表演，供群眾觀賞。

靈寶道情皮影

靈寶道情皮影的產生可追溯到明代。它在當地已熱熱鬧鬧地唱了幾百年了。起初，它由當地官宦人家或秀才、舉人自拉自唱，後來流傳到民間，遂出現道情藝人和唱板。歷代藝人不斷吸收當地民間音樂元素，後來又移用皮影表演的藝術形式，並借鑒戲曲音樂中的打擊樂，使原來的「說唱道情」逐漸演變為富有靈寶地方特色的皮影戲劇種。

民間剪紙

三門峽民間剪紙藝術淵源流長，內容豐富，工藝清湛，富於豫西民俗特色，形成藝術風格的有盧氏剪紙、靈寶剪紙和陝縣大營剪紙。

三門峽民間剪紙藝術的主要分類：一是傳統題材，主要有蓮花葫蘆、葫蘆戲蓮、魚戲蓮、蝶戲蓮、葫蘆娃娃、開口石榴、百鳥朝鳳、蟲魚花鳥等圖案，主要體現的是遠古人民對生命的崇拜的藝術表現。

綳 口

綳口藝術是古代民間傳統的編織藝術。太平藝術的象徵，所用材料大量是彩布。戶家自願籌集，展覽後仍歸原主。綳口可以時隔多年扎一次，也可以一年之中相繼出現。它結構靈活，易於反映變化著的時代，是反映集中心願的民間傳統藝術。

「綳口」產生於澠池縣東南天池鎮的天池村。每年的清明年，東天池村為與張村爭請「白衣奶奶神」將「白衣奶奶廟」的廟會移到本村舉辦，將春節期間的神綳彩門集中起來，吸收各家之長，統一設計，精心組織，結構成一座十分壯觀的形似城樓的大彩門，立於村頭，這種集體本村文化藝術的大型彩門就叫「綳口」。

黃河燈

黃河燈是澠池縣民間傳統游藝形式之一，清代時由山西省傳入縣東仁村，當地群眾十分喜愛這一活動。由於它規模宏大，走道曲折，易使人入迷，而取名黃河燈。該燈同數千根木桿串連排一方陣作為外圍，再用麻桿或高梁桿作為燈柱，插在地上，高約4尺，柱距5尺，柱上設燈，燈柱之間用松，柏樹枝裝飾成燈壁並占綴紙花。出入口處搭成彩門，觀燈從入口處入，沿走道前往，不得越燈壁亂闖，很難找到出口，猶如走出迷宮，左右迴旋，妙趣橫生。

舞 蹈

三門峽市的民間舞蹈，以獅子舞、龍竹舞、旱船舞、高蹺舞為主，風格迥異，豐富多彩，散發著濃郁純朴的泥土芳香。其中大部分是在傳統節會中表演，春節、元宵節最為集中。舞者身著盛裝，載歌載舞，為節日增添歡樂氣氛。

（一）界北花鼓 又名地嘮子，流傳於三門峽市盧氏界北一帶，已有100多年的歷史。

（二）界南花鼓 俗稱過街嘮子。這種舞在盧氏縣西南山區一帶比較盛行。表演形式同界北花鼓大同小異，由二人或三人表演，扮演者仍是兒童。

（三）陝縣花鼓 流傳於三門峽市陝縣一帶故而得名。每逢燈節、廟會活動時，「花鼓」在社火隊伍中間進行表演。

（四）三條腿 流行於陝縣大營鄉，在「墜子」的基礎上吸收了高蹺的演技，又創造了四條腿。這種表演形式比高蹺、平垛、墜子演技高難，顯得更加生動活潑，富有力量。

（五）澠池棒棒鞭 又名打花棍，起源於山西平陽，後流傳於澠池縣仁村鄉發科嶺村。棒棒鞭的道具比較簡單，演出場地不拘，街道、廣場、台上台下都可。

（六）陝縣棒棒鞭 流傳已有上百年的歷史。演出時，人數不限，有男有女，扮演的角色有花旦、小丑、老旦等。

（七）義馬獅子舞 起源於三國，盛行於南北朝。解放初期，獅子舞的表演一般是為了婚娶、節慶等，人們相聚歌舞，以示吉利。

（八）百佛頂燈 又名和尚頂燈。起源於東漢早期。流行於黃河三門峽（古陝州路）一帶。

（九）亞武天鑼 流行於靈寶市豫靈鎮杜家村一帶。

（十）澠池推小車 流傳於澠池縣張村鄉杜家村一帶，由二人表演

社 火

三門峽市各縣（市）、區均有社火活動，歷史悠久、規模宏大、娛樂性強。社火是一項集聲樂、器樂、舞蹈、雜技、滑稽小品為一體的群眾性綜合藝術活動，內有高蹺、芯子（或叫垛子）、旱船、海螺、鑼鼓等。一般在元宵節前後大鬧3天，俗稱「耍社火」、「出社火」。出社火前，3至5名青壯年扮作騎士，騎頭系紅綢馬，沿社火路線往返跑三次，俗稱「擺青」。擺青後，正式出耍，隊形是馬隊（有地方稱「百馬」）前面開道，三眼銃兩面助威，鑼鼓彩旗方隊之後是社火節目，高蹺隊在前，中間是草垛（芯子），最後是墜子。香案、海螺、旱船隊伍少則幾百人，多達上千人。

（一）靈寶芯子 流傳於靈寶陽平鄉一帶。靈寶芯子分制竿與捏竿兩步。

（二）陝縣芯子 稱垛子，又稱背台。陝縣芯子是豫西地區民間舞蹈中比較古老的一種娛樂活動。每年正月十五，「芯子」以驚險的造型、優美的藝姿在社火隊的表演中別具特色。

（三）大營芯子 流行於陝縣大營鄉故而得名。墜子是在民間社火中最熱鬧、最歡快而又最滑稽的壓軸節目。不但能正面教育觀眾，還可以用幽默詼諧、諷刺的手法揭露社會上各種弊端，被譽為「活的漫畫」。

（四）陝縣跑馬舞 因流傳於陝縣一帶故而得名。該舞多於春節、元宵節喜慶時在廣場、街頭同獅子舞、墜子、旱船等節目一起表演。

（五）鶴蚌舞 起源於寓言「鶴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故事，在湖濱區等地廣為流傳，已有百多年的歷史。

（六）三門峽秧歌 流傳於三門峽市各縣（市）、區，是豫西地區具有代表性的民間舞蹈形式。一種是新興的民間舞，另一種是傳統秧歌舞。1991至2000年，三門峽市各縣（市）、區興起了新民間舞，它以民間舞蹈風格為基調，融入交誼舞、健美操、時裝舞、迪斯科等。1995年全市舉辦的「保險杯」老年秧歌舞比賽，各縣共12個代表隊參加決賽，人數近千人。

（七）盧氏社火 盧氏社火在演出時，隊形威嚴、整齊、形式壯觀。一般在演出前必有探馬。後面是旗隊，有旗牌和彩條旗，旗隊後面是四根一米多長的長銅號，其後是鑼鼓樂隊，再後就是：獅子、龍燈、旱船、背台、花鼓、竹馬、鶴蚌等節目同時表演，表演伴奏多為弦樂和打擊樂。盧氏社火從類型上可分「文社火」和「武社火」。盧氏社火最常見的民間舞蹈是：獅子、龍燈、旱船、竹馬、十二象、背台、鶴蚌、抬垛等。

（八）靈寶社火 靈寶社火包括：高蹺、芯子、鑼鼓、倒騎驢、旱船、海螺、獅子、龍燈、推小車、大頭娃、探馬、後垂子、秧歌等。其中高蹺又分高（五尺）、低（三尺）兩種。靈寶市每個鄉、（鎮）都有社火隊，最具特點的是陽平鄉東常村和西常村的挑社火、罵社火，通過挑鬥、嬉罵等各種形式來達到娛樂教育的目的。

（九）陝縣社火 陝縣社火是三門峽地區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民間游藝活動。其隊伍編排大致是：馬隊開道，規模最大的馬隊近百匹，人稱「百馬」；三眼銃放炮，震耳欲聾；旌旗先導，鑼鼓喧天，氣氛熱烈。接下來是社火節目：高蹺隊在先，平垛隊居中，墜子隊殿後，再後就是表演的各類節目，有：旱船、花棍舞、跑馬舞、小車舞、九蓮燈等十餘個。

（十）義馬社火 義馬市社火的特點，是以工礦單位為主出社火表演。每年元宵節，義馬市組織有6個煤礦、3個大隊參加的規模宏大的社火隊，表演者一千多人，節目以獅子舞為主。

（十一）湖濱區社火 每逢正月十五元宵節，附近崖底鄉、交口鄉、會興鄉都要進城耍社火。隨著人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各鄉耍社火的人數逐年增多，規模越來越大，節目形式和內容有了新發展。除了傳統的民間舞蹈如旱船、龍燈、獅子、騎驢、鶴蚌舞、秧歌舞等節目外，崖底鄉向陽村的大型民間舞蹈「百佛頂燈」更是馳名中外，在國際民間舞蹈比賽中曾取得優異成績，被譽為「中華一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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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扇屏：
我已找到22番的巨全版，因文本太長，只好發網址鏈接如下：
http://blog.sina.com.cn/u/48aa6368010002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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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河南省南陽市民主街上的南陽經濟貿易學校的私人診所叫什麼名字

豫西洛陽是中國七大古都之一，國務院首批公布的歷史文化名城的。洛陽地處古洛水陽命名。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是中國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中國古代伏羲，女媧，黃帝，唐堯，舜，夏禹和其他神話中，多通。夏泰康遷都仙西倒，商朝首都，武王伐紂，800諸侯會孟津;杜克大學的殖民地，九鼎洛邑。平王東遷，皇帝民都洛島，光吳中行，魏，晉相禪，孝文改制，隋，唐之際蓬勃發展，後梁唐晉階段，由於階段猛攻，一共有十三個朝代的。後漢，魏，洛陽成為一個國際化大都市，隋唐人口百萬四方進貢，100個國家的走向禮物。洛陽在歷史上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曾經是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道路四通八達的交通樞紐中心。
早期的西周王朝在中國，一個大的公路網路，洛陽中心馳道驛路，其直為載體，無遠不達;連接帆聯翩，從洛陽隋唐大運河，舳艫東海之濱，西，南有蘇杭，北朔幽燕的關隴;：洛陽的東端起點的「絲綢之路」，東地中海，直池明駝萬馬絡繹不絕。洛陽是一種文化閱讀。最早的歷史文獻「河圖洛書」從洛陽，中國國家被視為祖先的「人性化」伏羲，河圖「，」洛書「洛書畫成了八卦和九域。
從那時起，公爵「儀式音樂，老聃著作文章孔子入周儀式，班固在這里寫出的第一位中國斷代史」漢書·司馬光在這里完成了歷史意義的傑作「資本治理紀事報」，著名的「七」，「七賢竹林七賢」，「金谷24的朋友都聚集在這里，寫的華彩篇章左思」三都賦「曾使」洛陽紙貴的.. ...洛陽中心的河洛文化與何文明已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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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市位於河南省西部，地處東經111.8'至112.59'天然的地理緯度33.35'至35.05'。新亞歐大陸橋東段，雙方之間的中間到達黃河，「家天下」，素有「九州腹地」之稱。洛陽地理條件優越。它位於北亞熱帶南緣，溫帶的過渡地帶，四季分明，氣候宜人。年平均氣溫14.2`C降雨量546毫米。鄭州東，西三門峽，北跨黃河與焦作接壤，南，平頂山，南陽連接。約179公里，從東到西，從北至南北寬168公里。洛陽地勢西向東。境內山地和丘陵交錯復雜的地形，包括山45.51％，丘陵40.73％，平原佔13.8％，蔚山，邙山，青要山，荊紫山周山櫻龍門山，香山，萬安山首陽山嵩山山脈包圍;境內河渠密布，屬於三大水系，黃河，淮河，長江，黃河，洛河，伊河，清河，磁河鐵灤河，澗河，瀍河10 I河流蜿蜒其間，六水四周群山環抱，溪流，八韻十省通衢「。洛陽地處中原，山上方面，西秦嶺，東嵩岳函谷關中秦川;;太行山北段和黃河風險;南望伏牛情況，萬葉饒，「河山拱戴一個在世界。 「

[歷史]
洛陽市河洛地區，歷史上被稱為」河南「，」河以東，「河內」對應的是第一中心在中國國家的政治活動。文字記載的歷史開始以來，洛陽市，一直是該地區的政治中心。
西周時期，周王星期的公眾洛邑，這是周城，東西周時期，直接下周天子。東周時期，雒城為首都，其餘大致相同的西周。戰國時期，洛邑改名為羅押嗯。秦三川郡，郡治羅洋，三門峽市轄今（除靈寶外），洛陽市（欒川西部除外），鞏義市，滎陽市，鄭州市，中牟縣，原陽縣。
西漢末年，洛陽，河南縣本地區的西部，東部弘農郡。從這個時期開始，「河南人」正式成為行政區劃的一個地理名詞，??直到清代。在兩千多年的歷史，「河南縣，河南陰」，「河南之家」，是指在洛陽這個地區的中心。河南縣，管轄權此偃師市，孟津縣，鞏義市，滎陽市，鄭州市，中牟縣，新鄭縣，新密市，原陽縣，汝陽縣，伊川縣，汝州市天西是弘農縣，三門峽市，弋陽縣，新縣，洛寧縣，嵩縣欒川南陽市，陝西省的部分地區。東漢時期，河洛形成了西漢時期基本上是一樣的，只是河南縣改為河南尹司法管轄區不變。
三國時期，魏的情況下，羅陽更名為洛陽東漢基本沿襲了行政編制河南尹有所擴大，河南陰偃師市，孟津縣，鞏義市，滎陽市，鄭州市，中牟縣，新鄭縣，新密市，原陽縣，汝陽縣，伊川縣，汝州市，登封市，禹州市，嵩縣，與漢族相比，時期，登封市，禹州市，嵩縣。西晉，一般仍然堅持舊體制的漢。不同的是，河南尹，改回縣，河南東部和分析滎陽市置縣，包括今河南滎陽鄭州市，中牟縣，新鄭市，新密市，原陽縣河南尹西已擴大，包括新縣，弋陽縣東部。河南縣包含在這一點上，偃師，孟津，鞏義，登封，汝州伊川，汝陽，禹州，嵩縣，新安
Eantern時期，混亂的，的行政區劃下落不明。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仍然河南縣洛陽河洛地區。在附近其他縣基本沒有變化。後北魏統一北方遷都洛陽，也改變了河南縣，河南尹另一套澠池縣，其他縣市沒有變化。但是，新的許多縣，隋朝統一天下，復雜的變化，河南陰縣，河南洛陽中心的東，這偃師市，孟津，鞏義，登封鄭毅，嵩縣，宜陽，新安澠池，陝縣等地的司法管轄權。汝州市汝陽的情況下襄城郡，郡治從襄城移動唐代汝州。一個偉大的分區變化。河南縣基路河南省政府，仍然以洛陽為中心。擴大面積比河南睢縣，今天就加入禹州市，新密市，洛寧縣，濟源市，孟州市，溫縣等地。 BR />五時期的和十大演義「混亂額外的陝州，孟州（最有可能的唐王朝在了晚集），在河南省政府的管轄范圍是有可能到備份的隋王朝河南槍范圍。北宋，西京洛陽市，河南省政府今天鞏義，登封澠池，偃師市，孟津鄭毅，辛，宜陽，洛寧嵩縣金國，南宋河南政府區域中心的管轄范圍有所縮小，的管轄權今日鞏義，登封，澠池，偃師市，孟津，新安，益陽最伊川縣小面積在元朝設河南江北省，自那時起，「河南人」所指代的范圍不再局限於河洛地區的河南洛陽，政府一直到清朝結束，河南江北省和河南，河南府路向西擴張的次級行政區，將靈寶，陝縣，洛寧，其他方向是相同的。明代河南政府進一步擴大和增加的盧氏，欒川，嵩縣，伊川縣家商州今天陝縣，靈寶，盧氏，欒川部分從河南省政府出的清代。
1912年，建立共和國廢物河南省政府，在洛陽河洛道，道尹市民家中1923年，洛陽市，偃師市19縣轄。，河南省腐敗轉移到洛陽，河南洛陽1932年，日軍進攻上海，國民黨政府洛陽行，而一旦搬到洛杉磯辦公室在1939年秋，河南省政府再次搬到洛杉磯洛陽市，河南省第二。在1948年，洛陽解放，市洛陽縣家分析。洛陽市人民的民主政府是建立。在1949年12月，洛陽市人民的民主政府改名的1954年，洛陽市升格河南省和直轄市。1955年，洛陽縣，一部分並入洛陽市的其餘部分包括在偃師市，孟津縣，1956年建的老城市，洛陽市，西工區人民的政府，洛陽市。和郊區，下一年成立瀍河區在1982年，洛陽市的主持下，於1983年批準的國務院，新成立的吉利區新安，孟津，偃師市，洛陽市下轄的登封市，劃歸鄭州市管轄。1986年，洛陽市，洛寧，宜陽，嵩縣，欒川汝陽，洛陽市伊川變化。在1993年，偃師縣成為偃師市2000年6月，國務院批准，洛陽市郊區更名為洛龍縣洛陽附近，靠近歷史與洛陽偃師市，孟津，鞏義市和登封市，偃師市，孟津從周朝以來3000年如一日，從未改變過。其次鞏義市，三千年，在周代，直到新中國。登封再次，從三國時期到新中國超過1700年。其他縣（市），新安，宜陽，伊川，澠池，汝州等洛陽，一起分享，甚至更短的時間的會員洛陽欒川，盧氏，陝縣，禹州。此外，自西晉置滎陽縣，鄭州市的大部分地區今日分道揚鑣只是洛陽。

❺ 我想找描寫古代帝王穿戴的，越詳細越好．還有就是古代盛大儀式的描述，例如祭天，狩獵，檢閱三軍等．拜託

1）先秦時期，有關帝王祭祀前代帝王的記載，多為祭祀天地之神時的配祀，專祭古帝王者亦有。[11]但比較少見。秦漢以降，皇帝祭祀古代帝王的記載便漸漸多起來了。例如：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十月出遊，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嶷山」。[12]後浮江東下至錢塘，「上會稽，祭大禹」。[13]漢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因周興而邑立後稷之祠，血食天下，於是詔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祀後稷。[14]漢高帝死後，令各郡及諸侯王國皆立高廟，以祀高祖。漢文帝時，於長安東北渭河北岸建五帝廟，祭五天帝（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黃帝），帝各一殿，殿各一門，殿門之色與各天帝色同。[15]雖然五天帝非古帝王，但這可能是於同一廟內集中祭祀五天帝之始。漢武帝時，亳人謬忌奏請祠泰一神，說：「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16]於是，武帝命於長安城東南郊立泰一祠，按照謬忌所說祭祀泰一神。雖然泰一也是神，但是，為輔佐天帝之神，如同帝王的賢臣。因此，這又可能是祭祀名臣名將的發端。

東漢建武七年（公元31年）五月，光武帝要與卿大夫、博士商議「漢當郊堯」之事。侍御史杜林諫阻說：「民無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宗廟至重，眾心難違，不可卒改。……方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祀故事。」[17]意思是說，漢室興起，追根溯源，不在於堯，而是高帝（劉邦）之功，應當順民心好好地祭祀高帝。但現在軍隊將士還在外打仗，天下尚未平定，還是按照建武元年（公元25年）郊祀時的樣式而行罷，先不祭祀高帝。這一意見被光武帝採納。直到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平定隴、蜀之後，才增廣郊祀，高帝配食。這種祭祀漢高帝的方式比在高廟祭祀更為隆重。光武帝死後，明帝二年（公元59年）於明堂祭光武帝。同年十月，「西巡狩，幸長安，祠高廟。」十一月，「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謁陵園，過式其墓。」[18]這是目前所見到的在位皇帝祭祀前代名臣的最早記載。明帝時，還在不同季節分別祭祀五天帝及臣神。立春之日，迎春於洛陽東郊八里，祭青帝、句芒，祭時，車旗服飾皆為青色。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七里，祭赤帝、祝融，屆時車旗服飾皆為紅色。立秋之日前十八天，迎黃靈於中兆（去都城五里），祭黃帝、後土，屆時車旗服飾皆為黃色。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九里，祭白帝、蓐收，屆時車旗服飾皆為白色。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六里，祭黑帝、玄冥，屆時車旗服飾皆為黑色。[19]這是將天帝與臣神同祭的一例。元和二年（公元85年）二月，章帝東巡狩，將至泰山，於道上派使者到濟陰成陽靈台祀帝堯一太牢。次日，於漢武帝在汶上所建明堂宗祠五天帝，光武帝配祀。又一天，各用一太牢遙遙告祀漢高祖、太宗、世宗、中宗、顯宗於明堂。之後巡幸魯國，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人。四月，回到洛陽，為告廟還京，各用一特牛祭漢高祖與光武帝。[20]

東晉孝武帝寧康三年（375年），祭先代帝王之禮制又有較大改變，「故事祀皇陶於庭尉寺，新禮移祀於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太學。舊祀以社日，新改用孟秋，以應秋收。」[21]北魏天興三年（400年）五月，道武皇帝東巡，遂幸涿鹿（今河北涿鹿東南），「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堯、帝舜廟。」[22]又神瑞三年（415年）六月，明元帝東巡，幸涿鹿，登橋山，觀溫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黃帝廟。至廣寧（今涿鹿），登歷山，祭舜廟。」[23]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年）詔曰：「法施於人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常式。……凡在祀令者有五帝：堯樹則天之功，興巍巍之治，可祀於平陽（今山西臨汾西南）；舜播太平之風，致無為之化，可祀於廣寧；禹御洪水之災，建天下之利，可祀於安邑（今陝西運城東）：周文公制禮作樂，垂範萬葉，可祀於洛陽；其宣尼廟已於中省別敕有司行事。自文公以上，可令當界牧守各隨所近，攝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24]

上面列舉的種種事例說明，自秦漢至北朝的六七百年間，封建統治者對先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雖說代有所為，未曾間斷，但是多有變化，在祭祀的時間、地點、方式、禮儀等方面，未有定製、常制，具有明顯的隨機性。

（2）隋統一天下後，整肅禮制，對先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亦成定製。在舉行禘、袷大祭（五年一禘祭，在孟夏；三年一袷祭，在孟冬）時，「並以其日，使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今山西永濟西南之蒲州），咎鯀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殷湯於汾陰（今陝西萬榮縣西南），伊尹配；文王、武王於灃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帝於長陵，蕭何配。各一太牢而無樂。配者饗於廟庭。」[25]可見，隋代祭祀先代帝王與名臣，已形成定時、定地、定式的制度。
唐初，貞觀之禮，無祭先代帝王之文。顯慶中，經禮部尚書許敬宗奏請後，「聿遵故事，三年一祭。以仲春之月，祭唐堯於平陽，以契配；祭虞舜於河東，以咎鯀配；祭夏禹於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湯於偃師，以伊尹配；祭周文王於鄷，以太公配；祭武王於鎬，以周公、召公配；祭漢高祖於長陵，以蕭何配。」[26]可知，唐初祭祀先代帝王與名臣，基本同隋制。時至中唐，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玄宗天寶六載（747年）正月十一日，勅「三皇五帝，創物垂範，永言龜鏡，宜有欽崇，三皇：伏羲，以勾芒配；神農，以祝融配；軒轅（黃帝），以風後、力牧配。五帝：少昊，以蓐收配；顓頊，以元（玄）冥配；高辛，以稷、契配；唐堯，以羲仲、和叔配；虞舜，以夔、龍配。其擇日及置廟地，量事營立。其樂器請用宮懸，祭請用少牢（羊、豕），仍以春秋二時致享。共置令、丞，令太常寺檢校。」轉年五月十五日詔：「上古之君，存諸氏號，雖事先書契，而道著皇王，緬懷厥功，寧忘咸秩。其三皇以前帝王，宜於京城內共置一廟，仍與三皇五帝廟相近，以時致祭天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樂，請准三皇五帝廟，以春秋二時享祭。歷代帝王肇跡之處，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廟享祭，取當時將相德業可稱者二人配享。夏王禹都安邑，今（指唐代，下同）夏縣，以虞伯益、秩宗伯夷配。殷王湯都亳，今谷熟縣，以阿橫伊尹、左相仲虺配。周文王都酆，今咸陽縣，現有廟，以師鬻熊、齊太公望祀。周武王都鎬，入文王廟同享，太師周公、太保召公配。秦始皇帝都咸陽，丞相李斯、建軍王翦配。漢高祖起沛，今彭城縣，太傅張良、相國蕭何配。後漢光武帝起南陽，司徒鄧禹、將軍耿弇配。魏武帝都鄴，侍中荀彧、太尉鍾繇配。晉武帝都洛陽，司空張華、將軍羊祜配。後魏道武皇帝起雲中，太尉長孫嵩、尚書崔元伯配。周文帝起馮翊，尚書蘇綽、大將軍於謹配。隋文帝封隋漢東，僕射高熲、大將軍賀若弼配。令郡縣長官春秋二時擇日粢盛蔬饌時果、配酒脯，潔誠致祭。」[27]據此而知，唐玄宗天寶年間，於京城長安建置兩個帝王廟，曰三皇廟五帝廟、曰三皇以前帝王廟。這是歷史上於京城建帝王廟，集中祭祀唐代以前帝王的肇始。除此之外，唐代還在先代帝王發跡之處建廟，令地方長官按時致祭。也就是說，自唐玄宗始，祭祀歷代帝王實行「雙軌制」，享祭的帝王和名臣也大大增多。

由上述可知，隋唐之世，對歷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制度進一步完善，隨機性減少，基本形成定製。特別是盛唐時，開創了在京城修建古代帝王廟的先例。

（3）迨至兩宋，國都汴梁和杭州都沒有帝王廟的建置，對先代帝王及名臣的祭祀，分別在其陵廟所在地舉行。所祭的先代帝王和名臣進一步增多，且有主次重輕之分。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詔曰：「歷代帝王，或功濟生民，或道光史載，垂於祀典，厥惟舊章。兵興以來，日不暇，有司廢職，因循暇曠墜。或廟貌攸設，牲牷罔薦；或陵寢雖存，樵蘇靡禁。仄席興念茲用惕然。其太昊（葬宛丘，在陳州）、女媧（葬趙城縣東南，在晉州）、炎帝（葬長沙，在潭州）、黃帝（葬橋山，在坊州）、顓頊（葬臨河縣，在澶州）、高辛（葬濮陽頓丘城南，在澶州）、唐堯（葬城陽谷林，在鄆州）、虞舜（葬九疑上，在永州）、夏禹（葬會稽，在越州）、成湯（葬汾陰，在河中府）、周文王武王（並葬京兆咸陽縣）、漢高祖（長陵）、後漢世祖（原陵在河南洛陽縣）、唐高祖（獻陵在耀州三原縣東）、太宗（昭陵在京兆醴泉縣北九嵕山），十六帝各給守陵五戶，蠲其他役，長吏春秋奉祀。他處有祠廟者，亦如祭享。商中宗太戊（葬大名內黃縣東南）、高宗武丁（葬陳州西華縣北）、周成王康王（並葬京兆咸陽縣）、漢文帝（霸陵在京兆萬年縣東界）、宣帝（杜陵在京兆萬年縣東南）、魏太祖（高平陵在相州鄴縣西南）、晉武帝（峻陽陵在河南洛陽縣東南）、後周太祖（成陵在耀州富平縣西北）、隋高祖（太陵在鳳翔扶風縣東南）十帝，各給三戶，歲一享。秦始皇（陵在京兆昭應縣）、漢景帝（陽陵在京兆咸陽縣界）、武帝（茂陵在京兆西平縣）、後漢明帝（顯節陵在河南洛陽縣東南）、章帝（恭陵在河南洛陽縣東南）、魏文帝（首陽陵在孟州首陽山）、後魏孝文帝（長陵在耀州富平縣東南）、唐元宗（泰陵在同州蒲城縣東南）、肅宗（建陵在京兆醴泉縣）、憲宗（景陵在同州蒲城縣西北）、宣宗（正陵在耀州雲陽縣西北）、梁太祖（宣陵在河南伊闕縣東北）、後唐庄宗（雍陵在河南新安縣東）、明宗（徽陵在河南洛陽縣東北）、晉高祖（顯陵在河南壽安縣西北）十五帝，各給二戶，三年一祭。周桓王（葬河南澠池縣東北）、靈王（葬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景王（葬河南洛陽縣太倉中）、威烈王（葬河南城陽城中西北隅）、漢元帝（渭陵在京兆咸陽縣）、成帝（延陵在京兆咸縣陽）、哀宗（義陵在京兆咸陽縣）、平帝（康陵在京兆咸陽縣）、後漢和帝（慎陵在河南洛陽縣東南）、殤帝（康陵在慎陵塋中庚地）、安帝（恭陵在河南洛陽東北）、順帝（憲陵）、沖帝（懷陵，並在河南洛陽縣東西）、質帝（靜陵在河南洛陽東南）、獻帝（樿陵在懷州修武縣故涿鹿城西北）、魏明帝（平陵在河南河清縣大石山）、高貴鄉公（葬河南洛陽縣瀍澗之濱）、陳留王（葬相州鄴縣西）、晉惠帝（太陽陵河南洛陽縣東南）、懷帝、愍帝（並葬晉州平陽縣）、西魏文帝（永陵在耀州富平縣東南）、東魏孝靜帝（葬相州鄴縣西漳水北）、唐高宗（乾陵在乾州奉天縣西北）、中宗（定陵在耀州富平縣西北）、睿宗（橋陵在同州蒲城縣西北）、德宗（崇陵在耀州雲陽縣北）、順宗（豐陵在耀州富平縣東北）、穆宗（光陵在同州蒲城縣北）、敬宗（庄陵在耀州三原縣）、文宗（章陵在耀州富平縣西北）、武宗（端陵在耀州三原縣東）、懿宗（簡陵在耀州富平縣西北）、僖宗（靖陵在乾州奉天縣東北）、昭宗（和陵在河南緱氏縣、梁少帝（葬河南伊闕縣）、後唐末帝（葬河南洛陽縣東北），三十八帝陵，州縣常禁樵採。」[28]

顯然，宋朝對前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雖然不在京城建帝王廟集中舉行，而是在各代帝王陵寢所在地分散進行，但是，所崇祀的歷代帝王和名臣不僅進一步增多，而且區別對待，有主有次，特點分明。

（4）元代崇祀先代帝王之典不廢，但沒有唐、宋隆重。每年春秋仲月命侍臣到平陽祭堯帝廟，到山西河東、山東濟南、河南濮州、湖南道州祭舜帝廟，到山西龍門祭禹帝廟。祭時只是燒香致敬，讀祝文。湯陰羑里城周文王祠，鳳翔府歧山周公廟，亦命有司奉祀，但有牲無樂。值得稱道的是，元代還增建了一批古帝王廟，如至元十二年（1275年），立伏羲、女媧、舜、湯等廟於河中解州、洪桐、趙城（俱在陝西境內），十五年（1278年）修會川盤古王祠等。[29]

（5）明朝對歷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極為重視，超越前代。先是，洪武三年（1370年）遣使訪尋先代帝王陵寢，得七十九處。經禮官考查後，認定功德昭著者三十有六，為伏羲（在河南陳縣）、神農（在湖廣酃縣）、黃帝（在陝西中部縣）、少昊（在山東曲阜）、顓頊（在北平滑縣）、唐堯（在山東東平縣）、虞舜（在湖廣寧遠縣）、夏禹（在浙江會稽縣）、商湯（在山東滎河縣）、中宗（在北平內黃縣）、高宗（在河南陳縣）、周文王（在陝西咸陽）、武王（在咸陽）、成王（在咸陽）、康王（在咸陽）、漢高祖（在咸陽）、文帝（在陝西咸寧）、景帝（在咸陽）、武帝（在陝西興平縣）、宣帝（在長安）、光武（在河南孟津縣）、明帝（在洛陽）、章帝（在洛陽）、後魏文帝（在陝西富平縣）、隋高祖（在陝西扶風縣）、唐高祖（在陝西三原縣）、太宗（在陝西醴泉縣）、憲宗（在陝西蒲城縣）、宣宗（在陝西涇陽縣）、周世宗（在河南鄭縣）、宋太祖(在河南鞏縣)、太宗（在鞏縣）、真宗（在鞏縣）、仁宗（在鞏縣）、孝宗（在浙江會稽縣）、理宗（在會稽）。然後，遣官往祭。洪武帝親制祝文，每陵給銀二十五兩置備祭物。並命奉祀官見有陵寢被盜發者，要掩埋好；毀壞的地方，要修補完整；有廟堂頹圮者，要加以修葺；當地官府要嚴禁採伐陵木，並每年按時祭以太牢。其後，所祭帝王陵雖有個別調整，但保持著三十五個或三十六個之數。每陵設陵戶二人看守，又各立一碑，鐫刻祭期和牲帛之數，以便當地官府遵照致祭。六年（1373年），洪武皇帝認為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都應該於京城立廟祭祀，故在（南京）欽天山之陽修建了歷代帝王廟。這是唐玄宗於國都長安建立三皇五帝廟之後，又一次於京城正式建立歷代帝王廟。南京歷代帝王廟，正殿五室，中一室祀三皇（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東一室祀五帝（少昊金天氏、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帝堯陶唐氏、帝舜有虞氏）；西一室祀夏禹、商湯、周文王；又東一室祀周武王、漢光武、唐太宗；又西一室祀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不久，以周文王終服事殷，唐高祖本太宗之力而得天下，遂寢其祀，增祀隋高祖（後罷）。廟中所祀十六位帝王[30]皆塑袞冕坐像，只有伏羲、神農不加冕服，因為那時候還未有衣服。歷代帝王廟建成後，規定每年春秋仲月上旬甲日致祭。洪武皇帝曾親自到廟中祭祀先代帝王。二十一年（1388年），洪武皇帝詔諭以歷代名臣從祀。禮官遵旨擬定了三十六人的名單，經洪武皇帝審查並剔除、增補後，遂定風後、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術、赤老溫、伯顏等三十七人，從祀於歷代帝王廟東、西兩廡。至此，明初於歷代帝王廟祭祀的帝王和從祀的名臣形成定製。應當特別指出的是，洪武間還在中都鳳陽亦建有一座歷代帝王廟，又在北平（元大都改名）城金城坊修建一座元世祖廟，專祀元代明君世祖忽必烈。

永樂年間，大規模營建北京宮殿城池並遷都時，未及在北京建造帝王廟，對歷代帝王廟和名臣多在天壇舉行郊祀大典時附祭，南京和中都的歷代帝王廟，則遣南京太常寺官行祭禮。至嘉靖九年（1530年），釐正祀典，廢除郊祀附祭歷代帝王之制，決定在皇城西建立一座帝王廟。初擬就靈濟宮（在靈境胡同）改建，只因地狹，改於阜成門內路北保安寺故址新建。十年（1531年）二月春祭，時因建廟工程未竣，嘉靖帝臨時在文華殿親祭歷代帝王和名臣。同年九月，廟成。正殿五室，名曰景德崇聖之殿；殿前為景德門，左、右為東、西兩廡，殿後有祭器庫；景德門外有神庫、神廚、宰牲亭、鍾樓。外門之前為景德街，兩端有坊。新建的北京歷代帝王廟中，起初所祀的歷代帝王和名臣與南京歷代帝王廟相同，即有十六位帝王各三十六位名臣，不同的是廟中殿廡內只設帝王和名臣的神主牌位，而沒有塑像。至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採納禮科給事中陳棐的建議，撤除元世祖和元臣木華黎、博爾忽、赤老溫、伯顏之祀。此後在歷代帝王廟享祀的只有十五位帝王，三十二位名臣。[31]

北京歷代帝王廟的建成，使北京城增添了一座重要的皇家廟宇建築，為明朝統治者創造了崇祀歷代帝王和名臣的固定專用場所，將明代崇祀歷代帝王和名臣的活動推向高潮，豐富了北京的歷史文物特別是祭祀文化，意義重大。

（6）有清一代，將封建統治者崇祀歷代帝王和名臣的禮制與活動，總其大成，推向頂峰。清室入關，定鼎北京，宮殿城池，沿用明舊。歷代帝王廟也成為清室繼承前明的一宗歷史文化遺產，並在完善崇祀歷代帝王和名臣的禮制上，較明代「更上一層樓」。

順治二年（1645年）三月初一日，「始祀遼太祖、金太祖、世宗、元太祖、明太祖於歷代帝王廟，以其臣耶律曷魯、完顏粘沒罕、斡里不、木華黎、伯顏、徐達、劉基從祀。」[32]不僅糾正了明代只讓元世祖入帝王廟享祀而冷落遼、金之主及名臣的偏頗，而且也沒有忘記剛剛被滅亡的大明國開國之君及主要功臣，從而使入歷代帝王廟內享祀的帝王增加到二十一位，從祀的名臣增加到四十一位（包括新增祀的唐臣張巡、許遠在內）。[33]十七年（1660年）六月，「禮臣議言廟祀帝王，止及開創，應增守成令辭，並罷宋臣潘美、張浚祀。從之。於是增祀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宋仁宗、明孝宗，而遼、金、元太祖皆罷祀。」[34]此後，帝王廟中享祀帝王增至二十五位，享祀名臣減至三十九位。康熙嗣服，以遼、金、元太祖畢竟有開創之功，故復入廟享祀。康熙六十年（1721年）四月，「詔釐定歷代帝王廟崇祀祀典」。[35]翌年十月，康熙帝諭曰：「歷代帝王每朝崇祀不過一二主，或廟享其子而不及其父，或配食其臣而不及其君。應將凡曾在位，除無道被弒亡國之主外，盡宜入廟崇祀。」又諭：「明愍帝無甚過失，國亡由伊祖所致，愍帝不可與亡國者例論。而萬曆、泰昌、天啟三君，不應入祀。其歷代配饗功臣，有治安之世輔佐有功者，應量加增補。」[36]同年十二月，雍正皇帝依遵聖祖諭旨，增祀帝王和名臣神牌，並立碑以紀。此後，增祀夏啟、仲康、少康、杼、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發，商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廩辛、庚丁、太丁、帝乙、周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宣王、平王、桓王、庄王、僖王、惠王、襄王、頃王、匡王、定王、簡王、靈王、景王、悼王、敬王、元王、貞定王、考王、威烈王、安王、烈王、顯王、慎靚王、漢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明帝、章帝、和帝、殤帝、安帝、順帝、沖帝、桓帝、靈帝、昭烈帝，唐高祖、高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遼太宗、景宗、聖宗、興宗、道宗，宋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高宗、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度宗、端宗，金太宗、章宗、宣宗，元太宗、定宗、憲宗、成宗、武宗、仁宗、泰定宗、文宗、寧宗、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憲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愍帝，共一百四十三位。從祀功臣則增廣四十位，有黃帝臣倉頡，商臣仲虺，周臣畢公高、呂候、仲山甫，漢臣劉章、魏相、丙吉、耿弇、馬援、趙雲，唐臣狄仁傑、宋璟、姚崇、李泌、陸贄、裴度，宋臣呂蒙正、李沆、寇準、王曾、范仲淹、富弼、韓琦、文彥博、司馬光、李綱、趙鼎、文天祥，金臣呼嚕，元臣博果密、托克托，明臣常遇春、李文忠、楊士奇、楊榮、於謙、李賢、劉大夏。[37]這些新增祀的帝王神牌，按照朝代與原祀帝王加以合並，供在一龕。這樣，景德崇聖殿中有的五龕增為七龕。每龕供奉的帝王分別是：伏羲、神農、黃帝為一龕。
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為一龕。
增祀的十三位夏王、二十五位商王，與原祀的夏禹、商湯共四十王，合為一龕。
增祀的三十一位周王，與原祀的武王共三十二王，合為一龕。
增祀的漢十九帝和唐十四帝，與原祀的漢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共三十六帝，合為一龕。
增祀的遼五帝、宋十三帝和金三帝，與原祀的遼太祖、宋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共二十五帝，合為一龕。
增祀的元九帝和明十一帝，與原祀的元太祖、世祖、明太祖共二十三帝，合為一龕。這樣，歷代帝王廟正殿分設七龕，供奉的歷代帝王總計為一百六十四位。另外，增祀的名臣倉頡、畢公高、仲公甫、魏相、耿弇、宋璟、 裴度、李沆、王曾、富弼、間彥博、李綱、文天祥、博果密、常遇春、楊士奇、於謙、劉大夏十八位，與原祀的風後、傅說、召公奭、召穆公虎、張良、曹參、周勃、房玄齡、李靖、許遠、李晟、韓世忠十二位，在東廡享祀；原在西廡的夔、伯夷、伊尹、鄧禹、諸葛亮、郭子儀、曹彬、宗翰、穆呼哩、徐達也十位移祀於東廡。這樣，東廡便有四十位名臣享祀。而西廡原祀力牧、周公旦、太公望、方叔、蕭何、陳平、杜如晦、張巡、岳飛九位，增祀的仲虺、呂候、尹吉甫、劉章、丙吉、馬援、趙雲、狄仁傑、姚崇、李泌、陸贄、赫魯、呂蒙正、寇準、范仲淹、韓琦、司馬光、趙鼎、托可托、李文忠、楊榮、李賢二十二位亦安置在西廡。原在東廡享祀的皋陶、龍、伯益、馮異、耶律曷嚕、宗望、巴延、劉基八位移請到西廡。這樣，在西廡享祀的歷代名臣則有三十九位。東、西兩廡共供奉歷代名臣七十九位。[38] 雍正七年（1729年）繕葺帝王廟，歷四年而工竣，豎碑以記。乾隆元年（1736年），謚明建文皇帝曰恭敏惠皇帝，入帝王廟享祀，位次明太祖之後。二十七年（1762年）重修帝王廟，正殿原覆綠琉璃瓦而改易黃琉璃瓦。二十九年（1764年）工訖，乾隆皇帝親祭，有御制碑文可證。[39]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諭：「朕因覽《四庫全書》內《大清通禮》一書所列廟祀歷代帝王位號，乃依舊《會典》所定，有所弗愜於心。敬憶皇祖《實錄》，有敕議增祀之諭。令查取禮部原議紅本，則系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內具題。爾時諸臣不能仰體聖懷，詳細討論，未免歷陋就簡。我皇祖諭旨，以凡帝王曾在位者，除無道、被弒亡國之主，此外盡應入廟，即一二年者亦應崇祀。煌煌聖訓，至大至公。上自羲軒，下至勝國，其間聖作明述之君，守文繼體之主，無不馨香妥侑。不特書生臆論無能仰喻高深，即歷代以來升禋議禮，未有正大光明若此者也。乃會議疏內聲明偏安亡弒不入祀典，而仍入遼、金二朝，不入東西晉、元魏、前後五代，未免意有偏向。視若仰承聖意，而實顯與聖諭相背。朕意若謂南北朝偏安不入祀典，則遼、金得國亦未奄有中原，何以一登一黜？適足啟後人之訾議。即因東西晉、前後五代有因篡得國，擯而不列，如（曹）操，丕不得為正統之例。殊不知三國時正統在昭烈，故雖以陳壽《三國志》之尊魏抑蜀，而卒不能奪萬世之公評。至司馬氏篡竊以還，南朝神器數易，如宋武帝崛起丹徒，手移晉祚，自不能掩其篡奪之罪。其他雖祖宗得國不正，而子孫能繼緒承體，即為守文中主，亦不可概從闕略。況自漢昭烈以至唐高祖統一區夏，時之相去三百餘年，其間英毅之辭，節儉之主，史不絕書，又安可置不論？至於後五代，如朱溫以及郭威，或起自寇竊，或身為叛臣，五十餘年，更易數姓，中華統緒，不絕如線。然周世宗承藉郭氏余業，憑有疆域，尚不失為令主。此而概不列入，則東西晉、前後五代數百年間創業之主，祀典缺如，何以協千秋僅論？他若元魏雄據河北，地廣勢強，太武、道武，勤思政理，講學興農，亦可為偏安英主。並當量入祀典，以示表章。朕前命館臣錄存楊維禎《正統辨》，諭內，詳細宣論以維禎所辨正統在宋而不在遼、金之說為是。所以存春秋綱目之義，見人心天命之悠歸。且檢閱孫承澤《春明夢余錄》所載明代崇祀古帝王位號，原本列遼、金二朝。今《（大清）通禮》內崇祀遼、金而不入東西晉、前後五代，似此互相入主出奴，伊於何底？是皆議禮諸臣有懷偏見，明使後世臆說之徒謂本朝於歷代帝王未免區分南北，意存軒輊，甚失皇祖降諭之本意也。至明之亡國，由於神、熹二宗紀綱隳而法度弛，愍帝嗣統時，國事已不可為，雖十七年身歷勤苦，不能補救傾危，卒且身殉社稷，未可與荒淫失國者一例而論。是以皇祖睿裁，將神、熹二示撤出，而愍帝則特令廟祀。褒貶予奪，毫釐不爽，實千古大公定論。乃諸臣於定議時轉復將漢之桓、靈增入。豈未思炎漢之亡亡於桓、靈，而不亡於獻帝乎？從前定議未將東漢全局詳審論斷，轉使昏暗之君叼廟食，所議未為允協。夫自古帝王統緒相傳，易代以後，饗祀廟廷，原以報功崇德。至於嚴篡竊之防，戒守成之主，或予式奪，要必衷於至當，而無所容心於其間，方協彰癉之義。所有歷代帝王廟祀典，著大學士、九鼎更行悉心詳議具奏，並著於定議後，交四庫館恭錄皇祖諭旨並朕此旨於《通禮》廟饗卷首，以昭殷鑒歷朝，垂示萬年之至意。」[40]遵照乾隆皇帝的這道諭旨，又將晉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簡文帝，（南朝） 宋文帝、孝武帝、明帝，（北朝）齊武帝、（南朝）陳文帝、宣帝，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五代）唐明宗、周世宗，以及唐憲宗、金哀宗等二十五位帝王，列入歷代帝王廟祀典。[41]從而使歷代帝王廟內享祀的帝王增加到一百八十八位。其中，中龕供三皇，三位；左一龕供五帝；右一龕供夏、商諸王，四十位；左二龕供周諸王，三十二位；右二龕供漢、晉、南北朝諸帝，四十位；左三龕供唐、五代、宋、遼諸帝，三十八位；右三龕供金、元、明諸帝，三十位。

❻ 文明禮儀的故事

(一)、鐵杵磨成針：唐朝著名大詩人李白小時候不喜歡念書，常常逃學，到街上去閑逛。
一天，李白又沒有去上學，在街上東溜溜、西看看，不知不覺到了城外。暖和的陽光、歡快的小鳥、隨風搖擺的花草使李白感嘆不已，「這么好的天氣，如果整天在屋裡讀書多沒意思？」
走著走著，在一個破茅屋門口，坐著一個滿頭白發的老婆婆，正在磨一根棍子般粗的鐵杵。李白走過去，「老婆婆，您在做什麼？」
「我要把這根鐵杵磨成一個綉花針。」老婆婆抬起頭，對李白笑了笑，接著又低下頭繼續磨著。
「綉花針？」李白又問：「是縫衣服用的綉花針嗎？」
「當然！」
「可是，鐵杵這么粗，什麼時候能磨成細細的綉花針呢？」
老婆婆反問李白：「滴水可以穿石，愚公可以移山，鐵杵為什麼不能磨成綉花針呢？」
「可是，您的年紀這么大了？」
「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別人深，沒有做不到的事情。」
老婆婆的一番話，令李白很慚愧，於是回去之後，再沒有逃過學。每天的學習也特別用功，終於成了名垂千古的詩仙。
（二）、團結的力量：從前，吐谷渾國的國王阿豺有20個兒子。他這20個兒子個個都很有本領，難分上下。可是他們自恃本領高強，都不把別人放在眼裡，認為只有自己最有才能。平時20個兒子常常明爭暗鬥，見面就互相譏諷，在背後也總愛說對方的壞話。
阿豺見到兒子們這種互不相容的情況，很是擔心，他明白敵人很容易利用這種不睦的局面來各個擊破，那樣一來國家的安危就懸於一線了。阿豺常常利用各種機會和場合來苦口婆心地教導兒子們停止互相攻擊、傾軋，要相互團結友愛。可是兒子們對父親的話都是左耳朵進、右耳朵出，表面上裝作遵從教誨，實際上並沒放在心上，還是依然我行我素。
阿豺的年紀一天天老了，他明白自己在位的日子不會很久了。可是自己死後，兒子們怎麼辦呢？再沒有人能教誨他們、調解他們之間的矛盾了，那國家不是要四分五裂了嗎？究竟用什麼辦法才能讓他們懂得要團結起來呢？阿豺越來越憂心忡忡。
有一天，久病在床的阿豺預感到死神就要降臨了，他也終於有了主意。他把兒子們召集到病榻跟前，吩咐他們說：「你們每個人都放一支箭在地上。」兒子們不知何故，但還是照辦了。阿豺又叫過自己的弟弟慕利延說：「你隨便拾一支箭折斷它。」慕利延順手撿起身邊的一支箭，稍一用力，箭就斷了。阿豺又說：「現在你把剩下的19支箭全都拾起來，把它們捆在一起，再試著折斷。」慕利延抓住箭捆，使出了吃奶的力氣，咬牙彎腰，脖子上青筋直冒，折騰得滿頭大汗，始終也沒能將箭捆折斷。
阿豺緩緩地轉向兒子們，語重心長地開口說道：「你們也都看得很明白了，一支箭，輕輕一折就斷了，可是合在一起的時候，就怎麼也折不斷。你們兄弟也是如此，如果互相鬥氣，單獨行動，很容易遭到失敗，只有20個人聯合起來，齊心協力，才會產生無比巨大的力量，可以戰勝一切，保障國家的安全。這就是團結的力量啊！」
兒子們終於領悟了父親的良苦用心，想起自己以往的行為，都悔恨地流著淚說：「父親，我們明白了，您就放心吧！」
阿豺見兒子們真的懂了，欣慰地點了下頭，閉上眼睛安然去世了。
折箭的道理告訴我們：團結就是力量，只有團結起來，才會產生巨大的力量和智慧，去克服一切困難。
（三）、聰明的報童：某一個地區，有兩個報童在賣同一份報紙，二人是競爭對手。

第一個報童很勤奮，每天沿街叫賣，嗓門也響亮，可每天賣出的報紙並不是很多，而且還有減少的趨勢。

第二個報童肯用腦子，除去沿街叫賣外，他還每天堅持去一些固定場合，一去了後就給大家分發報紙，過一會再來收錢。地方越跑越熟，報紙賣出去的也就越來越多，當然也有些損耗，但很校漸漸地，第二個報童的報紙賣得更多，第一個報童能賣出去的越少了，不得不另謀生路。

為什麼會如此?第二個報童的做法中大有深意:第一，在一個固定地區，對同一份報紙，讀者客戶是有限的。買了我的，就不會買他的，我先把報紙發出去，這些拿到報紙的人是肯定不會再去買別人的報紙。等於我先佔領了市場，我發的越多，他的市場就越校這對競爭對手的利潤和信心都構成打擊。

第二，報紙這東西不像別的消費品，有復雜的決策過程，隨機性購買多，一般不會因質量問題而退貨。而且錢數不多，大家也不會不給錢，今天沒零錢，明天也會一塊給，文化人嘛，不會為難小孩子。

第三，即使有些人看了報，退報不給錢，也沒什麼關系，一則總會積壓些報紙，二則他已經看了報，肯定不會去買別人的報紙，還是自己的潛在客戶。

評語:小小的一個賣報生意，就有這么多的技巧，可見，生意經是本永遠學不完的書，任何時候，只要有自己獨特的想法，就會有獨特的收獲。
……
劉備三請諸葛亮

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青年時代躬耕於隆中，並苦讀經書，熟悉歷朝興衰的歷史，潛心鑽研兵法。他常以春秋戰國時的管仲、樂毅自比，是難得的一位將才、謀士，自稱「卧龍」。善於網羅人才的劉備聞知，高興地說：「我需要這樣的人才！」並表示哪怕山高路遠，行走不便，也非親自去請他不可。
深冬的一天，劉備帶著關羽、張飛，到隆中邀請諸葛亮。誰知諸葛亮恰好不在家，劉備只好掃興而歸。
劉備回到新野，不斷派人到隆中打聽諸葛亮何時在家。當打聽到諸葛亮外出已經回到家時，劉備當即決定二請諸葛。這時，張飛不以為然地說：「一個平民百姓，派個武士把他叫來就得了，犯不著讓你一再去請。」劉備說：「諸葛亮是當代大賢，怎麼能隨便派個人去叫他呢？你還是痛痛快快地跟我去吧。」劉備說服了張飛，叫上關羽，三人騎馬直奔隆中而去。
這一天，北風呼嘯，大雪紛飛，冷得實在教人難忍。張飛對著劉備大嚷：「我等何苦找此罪受！不如等天晴再說。」劉備卻說：「賢弟，咱們冒此大風雪，不怕山高路遠，去請諸葛，不正表明了我們的一片誠意嗎？」三人繼續往前趕路。不料，這一次劉備又未見到諸葛亮，只好寫了一封信託諸葛亮的弟弟轉交，說明來意，並表示擇日再訪。
第二年春天，劉備更衣備馬，決定第三次去拜訪諸葛亮。張飛、關羽竭力勸阻。關羽說：「我們兩次相請，都未見到他，想必他徒有虛名，不敢前來相見。」張飛更是帶著輕蔑的口吻說：「我們已仁至義盡，這次只需我一人前往，他如若不來，我就將他綁來見你。」劉備連忙說道：「不得無禮，沒有誠意哪能請到賢人呢？」
劉備三人飛馬直奔隆中，來到諸葛亮的草廬前。此時諸葛亮正在午睡。劉備唯恐打擾諸葛亮，不顧路途疲勞，屏聲斂氣地站在門外靜候，直到諸葛亮醒來才敢求見。劉備見了諸葛亮，說道：「久慕先生大名，三次拜訪，今日如願，實是平生之大幸！」諸葛亮說：「蒙將軍不棄，三顧茅廬，真叫我過意不去。亮年幼不才，恐怕讓將軍失望。」劉備卻誠懇地說：「我不度德量力，想為天下伸張正義，振興漢室。由於智術短淺，時至今日，尚未達到目的，望先生多多指教。」劉備謙虛的態度，誠懇的情意，使諸葛亮很受感動。於是諸葛亮終於答應了劉備的請求，懷著統一全國的政治抱負，離開了隆中茅廬，出任劉備的軍師。他忠心耿耿地輔佐劉備，為「三國鼎立」局面的確立，做出了巨大貢獻。
想一想：劉備為什麼能請到諸葛亮？如果第三次還請不到，他還會去請嗎？為什麼？

廉藺交歡

藺相如是春秋戰國時期趙國的大臣，他很有見識和才能。在「完璧歸趙」、「澠池相會」兩次外交斗爭中，捍衛了趙國的尊嚴，地位在名將廉頗之上。這使廉頗很不服氣，他對別人說：「我廉頗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為趙國立下了赫赫戰功。藺相如不過是憑一張嘴巴，說說而已，有什麼了不起，反而爬到我的頭上。一定要侮辱他一番。」藺相如聽說後，盡量不跟廉頗會面，每次出門，避開廉頗，有時甚至裝病不去上朝。有一次藺相如外出，遠遠看見廉頗的車馬迎面而來，連忙叫車夫繞小路而行。
藺相如手下的人對他這樣卑躬讓步的作法感到委屈，紛紛要求告辭還鄉。藺相如執意挽留，並耐心地向他們解釋說：「諸位認為廉將軍和秦王相比，哪個厲害？」眾人都說：「當然廉將軍不及秦王了。」藺相如說：「對啦，天下的諸候個個都怕秦王，可是為了趙國，我敢在秦國的朝廷上斥責他，怎麼會見到廉將軍倒反而害怕了呢？你們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可是，你們想過沒有，強大的秦國之所以不敢攻打趙國，就是因為趙國有我和廉將軍兩人的緣故。如果兩虎相鬥，勢必兩敗俱傷。我不計個人恩怨，處處讓著廉將軍，是從國家的利益著想啊。」聽了這番話，大家都消了氣，打消了告辭還鄉的念頭，反而更加尊敬藺相如了。
後來，有人把藺相如的話告訴了廉頗，廉頗大受感動，慚愧萬分，覺得自己心胸竟然如此狹窄，實在對不起藺相如，決心當面請罪。一天，他脫下戰袍，赤身背著荊條，來到藺相如的府第，「撲」地跪在地上，老淚縱橫，泣不成聲地對藺相如說：「我是一鄙陋的粗人，見識淺薄，氣量短小，沒想到您對我竟這么寬容大量，我實在無臉見您，請您用力責打我吧！就是把我打死了，也心甘情願。」藺相如見到這情景，急忙扶起廉頗，兩人緊抱在一起。從此兩人消除了隔閡，加強了團結，同心協力，保衛趙國，強大的秦國更加不敢輕易地侵犯趙國了。

二十四孝

01 孝感動天
舜，傳說中的遠古帝王，五帝之一，姓姚，名重華，號有虞氏，史稱虞舜。相傳他的父親瞽叟及繼母、異母弟象，多次想害死他：讓舜修補谷倉倉頂時，從谷倉下縱火，舜手持兩個斗笠跳下逃脫；讓舜掘井時，瞽叟與象卻下土填井，舜掘地道逃脫。事後舜毫不嫉恨，仍對父親恭順，對弟弟慈愛。他的孝行感動了天帝。舜在厲山耕種，大象替他耕地，鳥代他鋤草。帝堯聽說舜非常孝順，有處理政事的才幹，把兩個女兒娥皇和女英嫁給他；經過多年觀察和考驗，選定舜做他的繼承人。舜登天子位後，去看望父親，仍然恭恭敬敬，並封象為諸侯。

02 親嘗湯葯
漢文帝劉恆，漢高祖第三子，為薄太後所生。高後八年（前180）即帝位。他以仁孝之名，聞於天下，侍奉母親從不懈怠。母親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母親所服的湯葯，他親口嘗過後才放心讓母親服用。他在位24年，重德治，興禮儀，注意發展農業，使西漢社會穩定，人丁興旺，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他與漢景帝的統治時期被譽為「文景之治」。

03 嚙指痛心
曾參，字子輿，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的得意弟子，世稱「曾子」，以孝著稱。少年時家貧，常入山打柴。一天，家裡來了客人，母親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曾參忽然覺得心疼，知道母親在呼喚自己，便背著柴迅速返回家中，跪問緣故。母親說：「有客人忽然到來，我咬手指盼你回來。」曾參於是接見客人，以禮相待。曾參學識淵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論語·學而》）的修養方法，相傳他著述有《大學》、《孝經》等儒家經典，後世儒家尊他為「宗聖」

04 百里負米
仲由，字子路、季路，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的得意弟子，性格直率勇敢，十分孝順。早年家中貧窮，自己常常采野菜做飯食，卻從百里之外負米回家侍奉雙親。父母死後，他做了大官，奉命到楚國去，隨從的車馬有百乘之眾，所積的糧食有萬鍾之多。坐在壘疊的錦褥上，吃著豐盛的筵席，他常常懷念雙親，慨嘆說：「即使我想吃野菜，為父母親去負米，哪裡能夠再得呢？」孔子贊揚說：「你侍奉父母，可以說是生時盡力，死後思念哪！」（《孔子家語·致思》）

05 蘆衣順母
閔損，字子騫，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的弟子，在孔門中以德行與顏淵並稱。孔子曾贊揚他說：「孝哉，閔子騫！」（《論語·先進》）。他生母早死，父親娶了後妻，又生了兩個兒子。繼母經常虐待他，冬天，兩個弟弟穿著用棉花做的冬衣，卻給他穿用蘆花做的「棉衣」。一天，父親出門，閔損牽車時因寒冷打顫，將繩子掉落地上，遭到父親的斥責和鞭打，蘆花隨著打破的衣縫飛了出來，父親方知閔損受到虐待。父親返回家，要休逐後妻。閔損跪求父親饒恕繼母，說：「留下母親只是我一個人受冷，休了母親三個孩子都要挨凍。」父親十分感動，就依了他。繼母聽說，悔恨知錯，從此對待他如親子。

06 鹿乳奉親
郯子，春秋時期人。父母年老，患眼疾，需飲鹿乳療治。他便披鹿皮進入深山，鑽進鹿群中，擠取鹿乳，供奉雙親。一次取乳時，看見獵人正要射殺一隻麂鹿，郯子急忙掀起鹿皮現身走出，將擠取鹿乳為雙親醫病的實情告知獵人，獵人敬他孝順，以鹿乳相贈，護送他出山。

07 戲綵娛親
老萊子，春秋時期楚國隱士，為躲避世亂，自耕於蒙山南麓。他孝順父母，盡揀美味供奉雙親，70歲尚不言老，常穿著五色綵衣，手持撥浪鼓如小孩子般戲耍，以博父母開懷。一次為雙親送水，進屋時跌了一跤，他怕父母傷心，索性躺在地上學小孩子哭，二老大笑。

08 賣身葬父
董永，相傳為東漢時期千乘（今山東高青縣北）人，少年喪母，因避兵亂遷居安陸（今屬湖北）。其後父親亡故，董永賣身至一富家為奴，換取喪葬費用。上工路上，於槐蔭下遇一女子，自言無家可歸，二人結為夫婦。女子以一月時間織成三百匹錦緞，為董永抵債贖身，返家途中，行至槐蔭，女子告訴董永：自己是天帝之女，奉命幫助董永還債。言畢凌空而去。因此，槐蔭改名為孝感

09 刻木事親
丁蘭，相傳為東漢時期河內（今河南黃河北）人，幼年父母雙亡，他經常思念父母的養育之恩，於是用木頭刻成雙親的雕像，事之如生，凡事均和木像商議，每日三餐敬過雙親後自己方才食用，出門前一定稟告，回家後一定面見，從不懈怠。久之，其妻對木像便不太恭敬了，竟好奇地用針刺木像的手指，而木像的手指居然有血流出。丁蘭回家見木像眼中垂淚，問知實情，遂將妻子休棄。

10 行佣供母
江革，東漢時齊國臨淄人，少年喪父，侍奉母親極為孝順。戰亂中，江革背著母親逃難，幾次遇到匪盜，賊人慾殺死他，江革哭告：老母年邁，無人奉養，賊人見他孝順，不忍殺他。後來，他遷居江蘇下邳，做僱工供養母親，自己貧窮赤腳，而母親所需甚豐。明帝時被推舉為孝廉，章帝時被推舉為賢良方正，任五官中郎將。

11 懷橘遺親
陸績，三國時期吳國吳縣華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科學家。六歲時，隨父親陸康到九江謁見袁術，袁術拿出橘子招待，陸績往懷里藏了兩個橘子。臨行時，橘子滾落地上，袁術嘲笑道：「陸郎來我家作客，走的時候還要懷藏主人的橘子嗎？」陸績回答說：「母親喜歡吃橘子，我想拿回去送給母親嘗嘗。」袁術見他小小年紀就懂得孝順母親，十分驚奇。陸績成年後，博學多識，通曉天文、歷算，曾作《渾天圖》，注《易經》，撰寫《太玄經注》。

12 埋兒奉母
郭巨，晉代隆慮（今河南林縣）人，一說河內溫縣（今河南溫縣西南）人，原本家道殷實。父親死後，他把家產分作兩份，給了兩個弟弟，自己獨取母親供養，對母極孝。後家境逐漸貧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擔心，養這個孩子，必然影響供養母親，遂和妻子商議：「兒子可以再有，母親死了不能復活，不如埋掉兒子，節省些糧食供養母親。」當他們挖坑時，在地下二尺處忽見一壇黃金，上書「天賜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奪」。夫妻得到黃金，回家孝敬母親，並得以兼養孩子。

13 扇枕溫衾
黃香，東漢江夏安陸人，九歲喪母，事父極孝。酷夏時為父親扇涼枕席；寒冬時用身體為父親溫暖被褥。少年時即博通經典，文采飛揚，京師廣泛流傳「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安帝（107-125年）時任魏郡（今屬河北）太守，魏郡遭受水災，黃香盡其所有賑濟災民。著有《九宮賦》、《天子冠頌》等。

14 拾葚異器
蔡順，漢代汝南（今屬河南）人，少年喪父，事母甚孝。當時正值王莽之亂，又遇飢荒，柴米昂貴，只得拾桑葚母子充飢。一天，巧遇赤眉軍，義軍士兵厲聲問道：「為什麼把紅色的桑葚和黑色的桑葚分開裝在兩個簍子里？」蔡順回答說：「黑色的桑葚供老母食用，紅色的桑葚留給自己吃。」 赤眉軍憐憫他的孝心，送給他三斗白米，一頭牛，帶回去供奉他的母親，以示敬意。

15 湧泉躍鯉
姜詩，東漢四川廣漢人，娶龐氏為妻。夫妻孝順，其家距長江六七里之遙，龐氏常到江邊取婆婆喜喝的長江水。婆婆愛吃魚，夫妻就常做魚給她吃，婆婆不願意獨自吃，他們又請來鄰居老婆婆一起吃。一次因風大，龐氏取水晚歸，姜詩懷疑她怠慢母親，將她逐出家門。龐氏寄居在鄰居家中，晝夜辛勤紡紗織布，將積蓄所得托鄰居送回家中孝敬婆婆。其後，婆婆知道了龐氏被逐之事，令姜詩將其請回。龐氏回家這天，院中忽然噴湧出泉水，口味與長江水相同，每天還有兩條鯉魚躍出。從此，龐氏便用這些供奉婆婆，不必遠走江邊了。

16 聞雷泣墓
王裒，魏晉時期營陵（今山東昌樂東南）人，博學多能。父親王儀被司馬昭殺害，他隱居以教書為業，終身不面向西坐，表示永不作晉臣。其母在世時怕雷，死後埋葬在山林中。每當風雨天氣，聽到雷聲，他就跑到母親墳前，跪拜安慰母親說：「裒兒在這里，母親不要害怕。」他教書時，每當讀到《蓼莪》篇，就常常淚流滿面，思念父母。

17 乳姑不怠
崔山南，名，唐代博陵（今屬河北）人，官至山南西道節度使，人稱「山南」。當年，崔山南的曾祖母長孫夫人，年事已高，牙齒脫落，祖母唐夫人十分孝順，每天盥洗後，都上堂用自己的乳汁喂養婆婆，如此數年，長孫夫人不再吃其他飯食，身體依然健康。長孫夫人病重時，將全家大小召集在一起，說：「我無以報答新婦之恩，但願新婦的子孫媳婦也像她孝敬我一樣孝敬她。」後來崔山南做了高官，果然像長孫夫人所囑，孝敬祖母唐夫人。

18 卧冰求鯉
王祥，琅琊人，生母早喪，繼母朱氏多次在他父親面前說他的壞話，使他失去父愛。父母患病，他衣不解帶侍候，繼母想吃活鯉魚，適值天寒地凍，他解開衣服卧在冰上，冰忽然自行融化，躍出兩條鯉魚。繼母食後，果然病癒。王祥隱居二十餘年，後從溫縣縣令做到大司農、司空、太尉。

19 恣蚊飽血
吳猛，晉朝濮陽人，八歲時就懂得孝敬父母。家裡貧窮，沒有蚊帳，蚊蟲叮咬使父親不能安睡。每到夏夜，吳猛總是赤身坐在父親床前，任蚊蟲叮咬而不驅趕，擔心蚊蟲離開自己去叮咬父親。

20 扼虎救父
楊香，晉朝人。十四歲時隨父親到田間割稻，忽然跑來一隻猛虎，把父親撲倒叼走，楊香手無寸鐵，為救父親，全然不顧自己的安危，急忙跳上前，用盡全身氣力扼住猛虎的咽喉。猛虎終於放下父親跑掉了。

21 哭竹生筍
孟宗，三國時江夏人，少年時父亡，母親年老病重，醫生囑用鮮竹筍做湯。適值嚴冬，沒有鮮筍，孟宗無計可施，獨自一人跑到竹林里，扶竹哭泣。少頃，他忽然聽到地裂聲，只見地上長出數莖嫩筍。孟宗大喜，採回做湯，母親喝了後果然病癒。後來他官至司空。

22 嘗糞憂心
庾黔婁，南齊高士，任孱陵縣令。赴任不滿十天，忽覺心驚流汗，預感家中有事，當即辭官返鄉。回到家中，知父親已病重兩日。醫生囑咐說：「要知道病情吉凶，只要嘗一嘗病人糞便的味道，味苦就好。」 黔婁於是就去嘗父親的糞便，發現味甜，內心十分憂慮，夜裡跪拜北斗星，乞求以身代父去死。幾天後父親死去，黔婁安葬了父親，並守制三年。

23 棄官尋母
朱壽昌，宋代天長人，七歲時，生母劉氏被嫡母（父親的正妻）嫉妒，不得不改嫁他人，五十年母子音信不通。神宗時，朱壽昌在朝做官，曾經刺血書寫《金剛經》，行四方尋找生母，得到線索後，決心棄官到陝西尋找生母，發誓不見母親永不返回。終於在陝州遇到生母和兩個弟弟，母子歡聚，一起返回，這時母親已經七十多歲了。

24 滌親溺器
黃庭堅，北宋分寧（今江西修水）人，著名詩人、書法家。雖身居高位，侍奉母親卻竭盡孝誠，每天晚上，都親自為母親洗滌溺器（便桶），沒有一天忘記兒子應盡的職責。

【庾袞侍疫】
庾袞事兄。疫盛不避。親自扶持。晝夜不寐。
【原文】
晉庾袞、字叔褒。時值大疫。二兄死焉。次兄毗復危。癘氣方熾。父母諸弟悉外避。袞獨不去。諸父強之。袞曰。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間復撫柩哀泣。十餘旬。疫止。家人乃反。毗病得瘥。袞亦無恙。父老異之。
袞不畏疫。父老異之。以為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然疫非不足畏。第骨肉至情。自不當捨去。亦不忍捨去耳。此中原不容畏避心。亦不容僥幸心。世人一涉計較，便失之矣。
【白話解釋】
晉朝時候。有一個人姓庾。單名是一個袞字。表字叫做叔褒。那時候正逢著了大瘟疫。他的兩個哥哥。都傳染了疫病死了。第二個哥哥名叫庾毗的。又病得很危險。疫氣非常的盛。所以他的父親母親和弟弟們。都避到外邊去了。獨剩了庾袞一個人不肯去。他的伯父叔父們硬要他也出去躲避。庾袞就說道。我的生性。是一向來不怕病的。竟不肯出外。他並且親自扶持病人日夜不睡。有時候還撫著死去的兩個哥哥的靈柩。哀哀的哭。這樣的過了一百多天。流行的時疫、沒有了。家裡的人才回到家裡來。這時候庾毗的病已經好了。庾袞也沒有傳染。地方上的父老們。都覺得很奇怪。

【劉琎束帶】
劉琎敬兄。聞呼下榻。束帶未完。不敢遽答。
【原文】
南齊劉琎、字子敬。瓛之弟也。方毅正直。宋泰豫中。為明帝挽郎。其兄嘗於夜間隔壁呼之。琎不答。至下床著衣正立。然後應。瓛怪其遲。琎曰。向因束帶未完。故不敢應耳。其敬兄如此。是以為一代名臣。
兄弟非疏遠之人。卧室非幾席之地。夜睡非進退之時。乃以束帶未完。禮貌欠周。一應對且不敢。其敬兄可知矣。孝經雲。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立操如此。宜其為當代名臣矣。
【白話解釋】
南北朝時候。南齊朝有一個人。姓劉。單名是一個琎字。表字子敬。就是劉瓛的弟弟。他的做人。是很剛方並且很正直的。在南宋朝泰豫年間。曾經做過明帝的挽郎。有一次。他的哥哥劉瓛。半夜裡在隔壁房間里。叫著他的名字。但是劉琎並不去答應他。等到下了床。穿好了衣服。到了哥哥床面前立正了以後。才答應了。劉瓛很怪他的弟弟。怎麼答應得這樣遲。劉琎從從容容對他的哥哥說道。以前我因為身上的帶子還沒有束好。深恐防禮貌不周。得罪了兄長。所以不敢隨隨便便答應的。劉琎的敬重哥哥。是這個樣子。所以做了一代有名的臣子。
【牛弘不問】
牛弘之弟。酗酒殺牛。其妻往訴。不問不尤。
【原文】
隋牛弘、本姓寮。父允。為後魏侍中。賜姓牛。弘好學博問。官吏部尚書。其弟弼嘗酗酒射殺弘駕車牛。妻告曰。叔射殺牛。弘不以為意。但答曰。作脯。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答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李文耕曰。兄弟之嫌。多起於婦人。然婦雖善間。豈能間無可間之骨肉。如牛弘聞弟殺牛。而第曰作脯。妻復言之。僅答曰已知。若欲再言。則已讀書去矣。饒舌婦其奈之何哉。
【白話解釋】
隋朝時候。有一個人叫做牛弘的。他原來本是姓寮。他的父親名叫寮允的。做了後魏國的侍中官。所以皇上賜給他姓牛。牛弘的生平。最喜歡讀書。他的見聞又很廣博。後來做了吏部尚書。他的弟弟名叫牛弼的。有一次。吃醉了酒。竟把牛弘駕車的一隻牛。用箭射死了。牛弘的妻子去告訴丈夫說。叔叔今天不知道為什麼緣故。竟敢把你駕車的一隻牛射死了。牛弘聽了這種話。也不以為意。只冷冷地回答他的妻子道。做干肉吃好了。他的妻子又說道。叔叔射殺了你一隻牛。真是大大奇怪的事情呀。牛弘又回答他道。我已經曉得了。他的臉色很自然。仍舊讀著書不息。

❼ 請列舉黃河流域發現的早期人類文化遺址、歷代王朝建都位置等史實。說明黃河與中華民族姿勢文化的深遠關系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流域自古以來也被人們視為中華文明的搖籃。黃河流域歷代王朝建都史實為：夏朝定都陽城（今河南登封），商朝定都於亳（今河南商丘），後遷都於殷（今河南安陽），周朝定都於鎬京（今陝西西安），秦朝定都於咸陽，西漢定都於長安（今陝西西安），東漢定都於洛陽，魏晉均定都於洛陽，隋唐均定都於長安（今陝西西安），宋朝定都於東京（今河南開封）。

在內蒙古烏審旗大溝灣發現，距今3萬年左右。
——反映古猿人文化的有：
西侯度猿人文化

1961年於山西芮城西侯度發現的，距今150萬年～180萬年，為中國北方舊石器時代早期猿人文化。

藍田猿人文化

1963年～1964年在陝西藍田公王嶺與陳家窩發現，其中公王嶺猿人距今100萬年～115萬年，陳家窩猿人距今50萬年～59萬年。為舊石器時代晚期猿人文化。

大荔猿人文化

1978年於陝西大荔甜水溝發現，距近30萬年～50萬年，為晚期猿人文化。

——反映古智人文化的有：

丁村古人文化

1954年～1976年於山西省襄汾縣汾河東岸丁村發現，距今7萬年～9萬年,屬於舊石器中期文化，為早期智人。

河套新人文化

1922年及1956年～1960年在內蒙古烏審旗大溝灣發現，距今3萬年左右，為晚期智人。
——現代人是由新人直接進化而來的，分為4個階段：

細石器文化

距今10000年～7000年，黃土高原多處發現該時代文化遺址，如陝西大荔沙苑、山西沁水下川等地。

新石器文化

距今7000年～3700年，按所代表的發展階段劃分為早、中、晚三期：早期稱仰韶文化，距今7000年～5000年，發現於河南澠池縣仰韶村；中期稱龍山文化，距今5000年～4100年，發現於山東省章丘縣龍山鎮；晚期稱二里頭文化，距今4100年～3700年，最早發現於河南偃師二里頭，為夏代文化遺址。

青銅器文化

距今3700年～2700年，可劃分為三期：1為二里崗文化，即鄭州商城文化，距今3620年，為商代早期文化。2為殷墟文化，即河南安陽小屯村文化，大致為公元前14世紀～公元前11世紀，為商代晚期文化；3為岐山文化，即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都城文化遺址。

鐵器文化

出現於公元前770年的春秋初期，在河南新鄭倉城發現的春秋鑄鐵遺址，在河南衛輝市固圍村發現的戰國墓葬遺址，在西安周圍發現的西安隋唐都城文化遺址等。
更詳細的附後：
黃河：長度5464 千米，源頭海拔4675米，平均流量 1774.5 立方米/秒，流域面積 752442平方公里，源頭在青海省，注入渤海，上、中游分界點：河口，中、下游分界點：孟津。發源地：巴顏喀拉山的約古宗列曲。 黃河流經的省份: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陝西、山西、河南、山東9個省區
黃河流域是我國開發最早的地區。在世界各地大都還處在蒙昧狀態的時候，我們勤勞勇敢的祖先就在這塊廣闊的土地上斬荊棘、辟草萊，勞動生息，創造了燦爛奪目的古代文化。

早在舊石器時代，黃河流域就有了人類的活動。1963年在陝西藍田發現的"藍田猿人"--古猿人的頭蓋骨、牙齒和上下頜骨，據文物工作者的考證，已有八十萬年的歷史。山西襄汾發現的"丁村人"，距今也有二十萬年。黃河河套地區的"河套人"及其文化，河南安陽小南海發現的洞穴遺址，都在五萬年以上。在這悠久的歲月里，我們的祖先經過艱苦的勞動，既發展了人類的體質形態，又創造了舊石器時代的文化。他 們不但發明了火，能夠製造粗糙的石器、骨器，而且經過不斷的實踐，學會了鑽磨技術，能夠從事狩獵、捕魚了。我國傳說中的燧人氏、有巢氏，可能就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 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的人口急劇增加 ，生產和文化都有了飛躍發展。1920年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發掘出了許多石器、骨器、陶器，其中有石斧、石刀、石杵、石鋤和紡織用的石制紡輪，有縫紉用的骨針，也有彩色陶器，這就是著名的"仰韶文化"。據考古學家考證，仰韶文化延續達千年以上，早期距今已六千年左右了。考古工作者經過廣泛挖掘，發現從青海、甘肅一直到陝西、山西、河南，到處都分布有仰韶文化的遺址。1953年開始在西安市發現的半坡村遺址，更是這一時期的典型代表。當時，半坡人已經開始種植穀物，飼養家畜，懂得了紡線織布，創造了規模較大的草泥土木結構的茅屋，挖掘了儲藏糧食的窖穴。圍繞居住區構築了深、寬5~6米，長300多米的大量 圍溝，改變了穴居野處原始狀態。制陶工藝已經相當發達，在出土的陶器中，有各式各樣的紅色陶器和製作精美彩陶，陶面上的動物圖案栩栩如生，反映了遠古人民的藝術才能。在彩陶上還有一些刻劃符號，很可能就是我國的原始文字。

新石器時代的晚期，黃河流域已處於氏族社會發生重大變革的歷史時代。生產工具進一步改進了，父權取代了母權，私有制開始出現。1959年在山東大汶口的發掘，初步揭示了這一時期的面貌。據考古工作者的廣泛考查，在山東省的黃河南北，都陸續發現了大汶口文化的蹤跡，其年限約相當於仰韶文化的中、晚期，後期可能延續得更晚一些。從發掘情況看，這時的生產工具已有了穿孔石斧、扁而薄的石鏟、鹿角製成的短柄鶴嘴鋤。石斧、石鏟、石錛、石鑿都用硬度極高的石料製成，有的還用了硬度11度的蛋白石。在發掘的一些墓葬中，還發現了不少隨葬的玉制裝飾品，飲酒器具和精緻的象牙雕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大汶口一號墓里，有一年孔雀綠色的骨鑿，據測定其中含有大量的銅，很可能當時已懂得用銅了。另外，從大汶口墓葬還可以看出：那時已出現了較多的一男一女合葬墓，而且墓的規模有大有小，隨葬品的多寡極為懸殊。這種情況在仰韶期的墓葬中是少見的，說明社會已過渡到以父系為中心的時代，貧富分化越來越明顯了。

在距今約四千年前，原始公社瓦解，夏禹的兒子打破過去的"禪讓"制，繼承了禹的王位，建立了世襲的奴隸制國家。根據古代文獻的記載，夏王朝存在了四五百年之久，大致活動於以河南、山西、山東為中心的黃河中下游一帶。奴隸制雖然破壞了原始公社的公有和平等關系，但是打破了以往狡隘的氏族范圍，擴大了生產規模和社會分工，為農業、手工業的發展，科學文化的創造，開辟了前所未有的廣闊前景。從近幾年來在河南偃師縣二里頭和河北唐山大城山的發掘看，至遲在夏代晚期就已經有了青銅器，夏代早期很可能是紅銅時代了。冶銅業的出現，使社會發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業和農業分離開來，標志著古代文化的繁榮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大約在三千五百年以前，我國歷史上第二個王朝--商王朝在以河南為中心的黃河兩岸建立了。它是一個高度發展的種族奴隸制國家，千百萬奴隸的辛勤勞動，促進了農業和手工業的更大發展，文化藝術和自然科學都取得了較高成就。

據考古工作者的考證，偃師二里頭遺址就是商代最早的都城，所謂"商湯居毫"的亳地。在這里，除發現了東西長五里、南北寬三里的商代早期都邑和規模宏偉的宮室遺跡外，還掘出了一批銅渣、坩鍋片和銅鏃（箭頭）、銅鑿、銅刀、銅錐、銅魚鉤、銅鈴等器物，經鑒定均為青銅製品。這證明商初不僅在生產工具方面已廣泛使用了青銅器，而且在消耗量大、回收率低的箭頭方面也應用了青銅，這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青銅文化中是很少見的。在河南鄭州，曾發現商代早期的另一遺址，其中有制陶場、制骨場、制銅場等較大規模的手工作坊，並有不少金飾品、玉石、瑪瑙、貝殼、青銅製品出土。此外還發現了上釉的陶器和古老的商代城牆，為研究我國原始陶器的產生和古代城池的構築提供了重要資料。

商代中期國王盤庚遷殷以後，科學文化的繁榮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河南安陽"殷墟"中，近幾十年先後出土的文物是不可勝計的。這里的"司母戊"大方銅鼎，重1500多斤，高137厘米，橫長110厘米，寬77厘米，花紋華麗，結構復雜，是世界古代青銅器中僅有的雄偉巨制。另一件商代石磬，聲色優美，悠揚動聽，長84厘米，高42厘米，上面刻有形象逼真的猛虎，是我國最古老的藝術珍品。特別是在這里先後發現的十幾萬片甲骨文，單字即在三千字以上，記述了當時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活動，並且保留了一批世界上最古老的日食、月食和星宿、風、雲、雨、雪、虹、霞等天文氣象的記錄。這一切，充分顯示了三千年前我國文化的成熟程度。

在商代，以往一直認為是只有青銅器而無鐵器的。但是，近年在河北藁城商代中期遺址發現鐵刃青銅鉞，卻打破了這一論斷。據初步研究，這件兵器出土於公元前14世紀至13世紀的一座墓葬，青銅鉞的刃部是熟鐵。黃河當時是經過藁城東面從天津附近入海的。這一武器的發現，說明生活在黃河流域的商代奴隸們不僅熟練地掌握了冶銅技術，而且也已懂得用鐵了。

西周以後的春秋戰國時期，黃河流域開始了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新的生產關系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冶鐵成了一項重要的新興手工業，各諸侯國相繼使用了鐵制生產工具，把農業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隨著生產的發展，封建制的新生產關系代替了奴隸制的舊生產關系，城市經濟繁榮起來。秦國的咸陽，魏國的大梁，趙國的邯鄲，齊國的臨淄，都成了當時遠近馳名的城市，臨淄甚至達到了二十多萬人的巨大規模。思想文化生活這時也空前活躍起來，反映各階級、各階層利益的各家學派，相互展開激烈的論戰。他們競相辦私學、著書立說，形成了古代學術思想史上所謂"百家爭鳴"的局面，並為後世留下了豐富的文化典籍。

從秦漢大統一帝國的建立到北宋皇朝，黃河流域仍然是我國歷代的都城，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生活在大河上下的各族人民，以自己的辛勤勞動和卓越才能，創造了更加絢麗多彩的文化。根據史書記載，在漢代，人們已經發明了造紙法，製成了用來測量天象和測驗地震方向的"渾天儀"、"侯風地動儀"。隋代創造出印刷術，宋代發明了活字印刷。對世界文明有巨大影響的指南針和火葯也早在11世紀以前就廣為傳播。1957年陝西省出土的"灞橋紙"，經考古工作者判定，大約是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前1世紀時期的遺物，比史書記載的東漢蔡倫造紙還早二百多年。

同時，城市建築的規模更為壯觀：幾代帝都的長安，西漢時是絲綢之路的起點，南通巴蜀西達西域的樞紐，城市范圍比西方同時期著名的羅馬城大三倍以上。唐時長安城東西十八里，南北十五里，人口一百九十六萬，街衢市坊井然有序，其規模之宏偉，尤為中外所稱道。北宋時的東京（今開封），城周五十多里，汴河、蔡河、廣濟河、金水河，穿城而過，是中古時期十分繁華的都會。今天，從宋代畫家張擇端所繪的《清明上河圖》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當時東京建築雄偉、景色綺麗、舟船雲集、車馬競馳的風貌。

在從秦漢到北宋的一千多年中，黃河兩岸的勞動人民，除從事生產勞動外，還築長城，開運河，修渠道，營造宮殿、寺院、陵墓，進行了巨大的工程建設。一直到現在，黃河流域的地上地下還保存著許多古代建築和藝術寶庫。寧夏的秦渠、漢渠、唐徠渠，西安唐代的大雁塔，河南登封的北魏嵩岳寺塔，開封的宋代鐵塔，洛陽的東漢白馬寺，山西的唐代南禪寺和佛光寺大殿，陝西的秦始皇陵和漢唐陵墓，河南龍門石窟的石佛和甘肅麥積山的泥塑像等等，都充分顯示了古代匠師高超的技術水平，傑出的藝術成就。

考古工作者在陝西臨潼秦始皇陵附近發現的秦俑抗，出土身高1.8米左右的大型武士俑五百八十件，和真馬大小相似，拖有戰車的陶馬二十四匹。俑坑總面積約12000多平方米，埋藏各種陶俑約六千件，還有大批實用兵器，坑內馬俑排列整齊，氣勢宏偉；武士俑身穿鎧甲，意氣昂揚。這種雄偉的軍陣場面，再現了秦始皇兵強馬壯、橫掃六國的壯麗圖景，是非常珍貴的藝術遺產。這些兵馬俑的雕塑製作，使我們再一次看到了古代勞動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創造才能。

❽ 北宋時期洛陽的著名街道有哪些

北宋時期的西京洛陽

周寶珠

【內容提要】宋代洛陽城已由原來的坊市分離制，嬗變成新的坊市合一制；由於水土氣候方面的優越條件和歷史、政治等原因，宋代洛陽園林之盛成為一大特色；宋代洛陽又是官僚麋集的城市，官僚集團中一些政見相同者，利用會社組織，形成左右政局的政治力量。會社組織活躍，是其又一特色；宋代洛陽的經濟遠不如它在政治、園林方面的地位重要，但與開封之外的其他城市相比，亦屬較為發達，是一個典型的消費城市。

北宋以前，洛陽已有九個王朝在此建都。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里，像東漢、曹魏、西晉、北魏幾代建都洛陽之時，作為全國城市來看，都是城市之首，是洛陽城市極其輝煌的歷史時期。隋、唐兩代，長安與洛陽是西、東兩都，城市人口與經濟發展水平不相上下。可謂站在同一個制高點上，是當時全國兩個最重要的城市。從中國都城的發展史上考察，自周秦以降，五代以前，建都在哪裡，主要是在長安與洛陽兩地之間進行選擇，這是當時社會經濟發展與政治形勢所決定的。
唐末戰亂之後，長安、洛陽均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昔日的輝煌已一去不復返了，其中以長安為甚。五代伊始，朱溫建立梁朝，史稱後梁。代替了唐朝，把國都選擇在汴州開封。不過，開封建都在草創階段，朱溫在以開封為東都的同時，又以洛陽為西都，並長期駐蹕於此，所以洛陽仍保持著陪都的地位。至於長安，則降為雍州，變成一個地方性的城市了。後唐之時，以洛陽為首都，雖以長安為陪都，實際上是徒有其名而已。五代中的晉、漢、周三代，依照後梁制度，稱開封、洛陽為東西兩京，即開封為首都，洛陽為陪都，北宋繼之。由此可知，五代時期，建都在開封、洛陽兩個城市之間選擇，最後把首都的地位確定在開封，這也是當時的經濟發展及政治形勢決定的。
五代時期，從洛陽本身的城市演變來考察，時或首都，時或陪都，大體上保持著都城的地位，所以在唐末破壞之後，不斷地有所恢復，已非長安可比。正因為如此，北宋一代，把這個陪都的地位擺在南京（河南商丘）、北京（河北大名）之上，繼續加以扶持，使洛陽在全國有著特殊的歷史地位。關於這一時期洛陽城市的具體面貌和特徵，本文將分成若幹部分來論述。
一 洛陽在唐末的大破壞及五代時期的初步恢復
隋唐時代的東都洛陽，有宮城、皇城和京城三重，京都之內，縱橫各十街，整齊劃一，表現出非凡的帝都氣派。根據唐人韋述的記載，皇城至京城正南門的定鼎門大街，也即御道，廣百步，其他如上東、建春二橫街為七十五步，長夏、厚載、永通、徽安、安喜及左掖門等街，各廣六十二步，余小街各廣三十一步。[1]在街道之間，隋有一百零三個里，三個市；唐改里為坊，有坊一百一十三，市三。[2]（卷五）每坊四周各長三百步，中開十字路，四齣趨門，從坊的大小相同這一點上看，比長安之坊還規整得多。
當時，洛陽的三個市，商業繁榮，經濟發達。如唐之南市，即隋之豐都市，東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內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四壁有四百餘店，貨賄山積。隋之通遠市，周圍六里；大同市周四里，開四門，邸一百四十一區，資貨六十六行。[1]應當肯定，隋唐時代，洛陽是一座非常繁華的都市，實行著嚴格的坊、市分離制度。
唐自安史之亂後，洛陽就不斷遭到戰爭的破壞，降及唐末，天下大亂。中和四年（884年），蔡州秦宗權遣將孫儒攻擊河南尹、東都留守李罕之，「據京月余，焚燒宮闕，剽掠居民」，[3]（卷五）無惡不作。李罕之暫退澠池，孫儒又與諸葛爽「迭相攻伐」，民無寧日，這樣經過幾年的戰亂破壞，「都城灰燼，滿目荊榛」。光啟三年（887年）時，張全義為河南尹，駐軍於故市，「井邑窮民，不滿百戶」，[3]（卷六十三）「寂無雞犬之音」。[3]（卷五）可以說，洛陽又一次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已經不像一個城市的樣子了。
張全義進駐洛陽時，所帶百餘人，與原來的窮民百餘戶，在城內原南市地方，築壘自固，是為北城。後於市南又築嘉善坊為南城，且戰且耕，招納百姓，披荊種藝，經過幾年的努力，「京畿無閑田，編戶五六萬」，「號為富庶」。[4]（卷二）顯然，這里所說的「富庶」，不是城市的繁華，而是城市廢墟上的農村化，稼禾滿野，所以才沒有閑田。
唐昭宗天復四年（904年）前，朱溫准備遷唐都於洛陽，乃命張全義「繕治洛陽宮城，累年方集」。[3]（卷六十三）這年正月，昭宗東遷，為充實洛陽，朱溫下令「長安居人按籍遷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上連甍哭號，月余不息」。[5]（卷二十）這年二月，朱全忠還親赴洛陽，督促工役，用犧牲長安的辦法，來恢復洛陽的都城地位。這次究竟從長安遷多少人往洛陽，史無明載，但從「月余不息」的時間上推斷，似乎有相當規模，人數是不少的。可是，張全義已把洛陽廢墟變成農田。這對城市恢復工作又造成不小困難。唐哀帝天yòu②二年（905年）十月的敕書這樣說：
洛城坊曲內，舊有朝臣及諸司宅舍，經亂荒榛，張全義葺理以來，皆已耕墾，既供軍賦，即系公田，或恐妄有披論，認為世業，須煩按驗，遂啟幸門。其都內坊曲及畿內已耕殖田土，諸色人並不得論認。如要田業，一任買置，凡論認者，不在給還之限。如有本主元自差人勾當，不在此限。如荒田無主，即許認識，付河南府。[6]（卷十四）
唐朝末年，先是經歷過黃巢領導的農民大起義的打擊，後又遭受軍閥的連年混戰，洛陽城的官僚、民戶，大批逃亡或死亡，房舍被燒。城市變成一片白地。唐政府承認張全義開墾的田土為公田，不準原業主認領，也即不承認他們的產業所有權。未曾耕墾的荒田，才允許原業主認為己業，還須到河南府重新辦理手續。在這樣一個事實的基礎上，想要重建洛陽城，其難度是相當艱巨的。所謂唐朝的這一敕書，實際上是朱溫頒布的，因此，朱溫代唐建梁，洛陽城的變化並不很顯著。
從五代時期的史實考察，真正對洛陽進行重建的是後唐王朝。唐庄宗於同光元年（923年）十月滅梁，年底即以洛陽為都城。次年八月，他在一道敕書中追述了漢、唐以來洛陽的富庶，並對後梁不重視洛陽一事作了一番斥責，然後表示了重建洛陽的決心和辦法。敕書有這樣一段話：
……自削平大憝，纂嗣丕圖，重興卜洛之都，永啟朝宗之會，將資久遠，須議葺修。務令壯觀於九重，實在駢羅於萬戶，京畿應有空閑地，任諸色人請射蓋造。藩方侯伯內處臣僚於京邑之中，無安居之所，亦可請射，各自修葺。其空閑有主之地，仍限半年，本主須自修蓋，如過期不見屋宇，亦許他人占射，貴在成功，不得虛占。[6]（卷十四）
這一敕書的內容，較之唐末，有較大改進，凡是京城空閑的土地，各色人等都可以申請蓋造房舍，以為己有。京城內外的各級官僚，由於後唐政府還不能為他們在京城找到合適住房，只好允許他們申請佔有閑地，自建房舍居住。原來有主之閑田，先令本主於半年之內自行建造房屋。過期不見動靜的，也允許別人佔有。後唐政府提出一條原則，「貴在成功，不得虛占」。這一規定，勢必會加快洛陽的恢復工作。為落實這一敕書，後唐又下詔「令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等，並宜令洛京修完宅一區，既表皇居之壯麗，復佳清洛之浩穰」，同時又宣稱，各地方官能否執行這一詔令，是「愛君之誠節」[6]（卷十四）的一種表現。這樣使各地方官紛紛在洛陽投資建房，加快了洛陽建設的速度。但是，由於缺乏統一的城市建設規劃，使建設處於一種盲目的狀態，很快就暴露出自身的弱點來。
後唐同光三年（925年）六月，河南府開永通、厚載二門，並再次重申京城內空閑地的修營辦法。是時，左諫議大夫崔huì③曾經指出：
臣伏見洛都頃年當制葺之初，荒涼至甚，才通行逕，遍是荊榛。此際集人開耕，便許為主，或農或圃，逾三十年。近歲居人漸多，里巷頗隘，須增屋室，宜正街坊，都邑之制度既成，華夏之觀瞻益壯。因循未改，污濁增深，竊惟舊制宮苑之側，不許停穢惡之物，今以菜園相接。宗廟祠宇公府民家穢氣薰蒸，甚非蠲潔，請議條制，俾令四方則之。[6]（卷十四）
由此可知，在此以前，農田的開耕已逼近宮城，道路狹窄，「才通行逕」，城區之內到處是農田菜圃所用的穢惡之物。針對此情，崔huì③才要求制定規劃，不僅供洛陽重建使用，而且也令四方為則，這確實是一項刻不容緩的大事。
後唐為了恢復洛陽帝都的面貌，同光三年（925年）八月，左補闕楊途上奏，認為「明君舉事，須合前規」，要求毀掉張全義在城內所築的南州、北州舊壘，改變「浩穰神京，旁通綠野，徘徊壁壘，俯近皇居」[6]（卷十四）的局面。這年九月，後唐政府根據楊途的上奏，同意拆除張全義、李罕之的城寨，並要求河南府「先擘出舊日街巷，其城壕許人占射平填，便任蓋造屋宇，其城基內舊有巷道處便為巷道，不得因循，妄有侵佔。仍請限一月，如無力平kuī④，許有力人戶占射平填」。[6]（卷十四）從這里可以得知，後唐恢復洛陽時，其道路街巷，基本上想按照唐代舊制，張全義等所築的城寨、城濠均被填平。此時，後唐還重新建立了興教門樓，以增加宮城南面的壯觀。
但是，洛陽多年形成的事實，並非後唐一紙敕書馬上就能糾正過來的。《冊府元龜》卷十四《帝王部?都邑》明宗長興二年(931)六月戊辰條記載：
應京城六街及諸聞坊，先許人修建屋室，如聞侵地太多，乃至不通車駕。今後蓋造外，須通車馬，或有越眾牽蓋，並須劃時毀拆。並果園池亭外，余種蒔菜園空間田地，如本自辦，即限三月內蓋造須畢；如自不辦，並許人收買。敕旨：伊洛之都，皇王所宅，乃夷夏歸心之地，非農桑取利之田。當亂離而曾是荒涼，及開泰而兢為修葺，從來⑤寂，多已駢闐，永安天邑之居，宜廣神州之制，宜令御史台、兩街使、河南府專切依次第擘劃，曉示眾多，勿容侵越，或有利便，亦可臨時詳度奏聞。其月，河南府奏：准敕、京城坊市人戶菜園許人收買，切慮本主占佃年多，以鬻菜蔬為業，固多貧窶，豈辦蓋造？恐資有力，轉傷貧民，敕旨：都邑之間，殷繁是貴，欲九重之轉盛，在百堵以齊興，作事斷自於不疑，出令必歸於劃一。此據巡司申奏，為有亂射土田，遂設規程，令還價值，只要增修舍屋，添益閭閻，價使華夏共觀壯麗。朝廷以邦本興隆之計，務使駢闐，府司以園圃價例之間恐傷貧下，備詳敷奏，須議允俞。其在京諸坊，若是有力人戶及形勢職事漕司等已有居第外，於別處及連宅置得菜圃，令園子主把或典賃與人者，並准前敕價例出賣，不得輒有違越。如實是貧窮不濟人戶，置得園圃年多，手自灌園，身自賣菜，以供衣食者，則與等第特添價值，仍買者不得廣置地位，各量事力，須議修營，並要酌中，庶無yú⑦越。
這段記載，對於研究洛陽在後唐時期的恢復一事，非常重要，可以說明以下幾個問題：
(1)以前允許人戶在閑地建房，由於盲目性大，沒有計劃，造房者侵地太多，擠佔了原來的街道，使道路由寬變窄，「乃至不通車駕」，造成了交通的困難。
(2)針對上述情況，制定相應措施，建房時要保留道路的寬度，「須通車馬」；如果不合此制，則要進行拆除。
(3)再次提出了「伊洛之地，皇王所宅，乃夷夏歸心之地，非農桑取利之田」的原則，宣布原來開墾耕種的田地及菜園，均不在保護之列，原業主有條件的自己建房，無條件建房者允許出賣土地，只對貧窮自耕菜農的地價進行適當照顧而已。
(4)根據城市建設的需要，後唐政府令御史台、兩街使、河南府協同合作，進行規劃，使洛陽逐步進入有計劃的恢復階段。
(5)經過前段的努力，官僚形勢職掌曹司及有力人戶，在洛陽建起居第，增加了城市的壯觀。為防止他們多佔土地，不得不提出了一些相應的限制措施，不允許他們在別處及連宅再有菜園等。
(6)所謂「都邑之間，殷繁是貴」，遵循這一指導思想，在建設中盡量要求好一些，「貴使華夏共觀壯麗」，「務使駢闐」等等，都反映出後唐洛陽城的特點來。
不過，從當時實際的建設來看，後唐絕不可能完全恢復唐代洛陽街道的制度。直到北宋，宋敏求撰《河南志》時，引證韋述記載的洛陽街道後，不無感慨地說：「今不復舊制矣。」[1]這句話的實際意義，就是五代宋元間，洛陽的街道由寬變窄了，應是後唐城市規劃跟不上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
晉、漢、周三朝，以洛陽為陪都，許多官僚在這里安家，城市上雖無大的創舉，但官僚們都在充實自己的家庭，修建安樂窩。這就是說，城市仍在不斷加強建設，人口也有所增加，經濟在繼續恢復之中。
到了宋初，洛陽河南府的兩個附郭縣，一曰河南縣，管4鄉54坊；一曰洛陽縣，管3鄉43坊。兩縣中去掉所屬鄉村，共有93坊，大體上反映了西京坊制的恢復情況。[7]（卷三）北宋中期，西京有坊120，其中88個隸河南縣，32個隸洛陽縣。這些坊的形成，「自唐末五代，鞠為荊棘，復約依舊地列坊雲」。由於洛陽城池廣大，短時期的建設是不可能填滿的，直到皇yòu②二年（1050年），張奎知河南府事，感到「坊久無榜」，「命布列之」，[1]「按唐街陌，分榜諸坊」。[8]（卷三十二）從這些記載中可知，許多坊的建立或者說恢復，是大體上「約依」唐朝的街巷來劃分諸坊的，至於坊的榜額，是到北宋建立90年後，才統一制定出來。
關於隋唐時期洛陽的「市」，至宋而逐步消失。如隋之豐都市，唐改曰南市。原佔二坊之地，至貞觀九年（935年）即佔半坊，另一半名通利坊。唐末大亂後，張全義治洛陽，將南市改為臨時的河南府治所在地，使南市與通利坊成為南北二城的居民區了，宋朝不可能在這里恢復那種坊市分離的「市」，只能一沿其舊。宋時洛陽的時泰坊，本為隋之通遠市，周六里，這個市南臨洛水，後亦廢掉，唐顯慶中舊市改坊，宋亦名大同坊。宋代洛陽有北市坊，本鄰德坊地，唐顯慶中創為北市，後廢市改坊，包括鄰德坊在內，原均為北市，到五代時，市的面積已大大縮小，盡管後唐時還在北市行刑，[3]（卷四十）保留有北市之名，實際上很快就被官僚建宅與設置寺院而報廢了，至宋而為應天院廨院。[1]
由上可知，從唐末到北宋，洛陽原來的專門「市」已不見提及，都劃成坊，增加了建築，成了居民區。這個史實說明，宋代的洛陽城內已是由原來的坊市分離制，嬗變成新的坊市合一制，坊中居民面街而居，沿街成市，這是洛陽城市演進過程中的一大進步。
二 三城垣牆與皇宮
根據《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記載，宋代洛陽有宮城、皇城與京城（外城）三重，均為沿襲隋唐城而來，但周長略有不同。
宮城，周長九里三百步，座落在京城之西北。隋時，舊名紫微城，唐代相因，周長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高四丈八尺（註：關於唐洛陽宮城長度，《舊唐書》卷三十八《地理志》作「城東西四里一百八十步，南北二里一十五步，共合十三里三十步」。《新唐書》卷三十八《地理志》作「周長四千九百二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長度合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二者所記宮城周長，均與宋不同，可見宋洛陽宮城可能有所縮小。所以《河南志》在《宋城闋古⑧》部分記載：「宮城，周九里三百步。」注文說：「疑西與北經損減。」這是正確的。）。宋宮城南面三門，中曰五鳳樓，東曰興教，西曰光政；東面一門曰蒼龍，西面一門曰金虎，北面一門曰拱宸，宮城東西有夾城，各三里余，東二門，南曰賓曜，北曰啟明；西二門，南曰金曜，北曰乾通。
關於五鳳樓，歷經滄桑，很能反映出唐末五代時期宮城的一些變化。唐時興建的五鳳樓，在唐末已經不復存在，朱溫迫唐昭宗東遷洛陽時，命羅紹威等重修五鳳樓、朝元殿。「巨木良匠非當時所有，倏架於地，sù⑨流西立於舊址之上，張設綈綉，皆有副焉。」[3]（卷十四）《新五代史?羅紹威》亦記載：「紹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朝元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羅紹威時為魏博節度使，實力雄厚，擁有一批能工巧匠，才能完成洛陽宮城的部分修建任務。
洛陽宮城之建築，在唐末五代之時，相對來說破壞較少，所以朱溫建梁後長期居住在這里，後唐又略加修復。宋開寶八年（975年）之時，為迎接太祖西幸，在這年十月至次年春曾大修一次，由庄宅使王仁guī⑩與知河南府焦繼勛督役，修葺之後，「宮室壯麗」，使宋太祖非常滿意。[9]（卷十七）當時的洛陽皇宮，共有9990餘區，[9]（卷十六）比開封宮城建築為多。宮城內有一夾城，夾城內及夾城北為軍營區，皆左右禁軍所處。北宋中期，由於宮闕長期失修，「歲久摧圮」，令河南知府張奎「大加興葺」。[8]（卷三百二十四）景德二年（1005年）八月，真宗將到鞏縣朝謁諸陵，下詔西京八作司修葺大內及諸司(11)舍。[10]（方域一之二十四）至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時，京西轉運司言，西京大內損壞屋宇，少4000餘間，要求在次年春季修理時，「每二間拆創修之數一間」。[10]（方域一之二十四）可以說，在宋哲宗以前，西京宮城內之建築，基本上是因襲舊制，或稍修葺，而無創建，甚或損壞嚴重，而無力增修。這里原來的宮殿群體規模大，而皇帝則很少到洛陽去，久而久之，也無心修理，才出現把舊房二折一的修葺辦法，這樣使宮城建築日益縮小。直到政和元年（1111年），宋徽宗准備謁陵，才令京西轉運使宋biàn(12)「治宮城，廣袤十六里，創廊屋四百四十間，費不可勝」。[8]（卷三百五十六）又，《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記載，這次創修大內，「合屋數千間，盡以真漆為飾，工役甚大，為費不貲」。髹漆之時，「須骨灰為地，科買督迫，灰價日增，一升至數千」。獸骨不足，「至灰以人骨為胎，斤值數千」。洛陽城外四郊20里內之古冢，「凡衣冠壟兆，大抵遭暴掘」。[8]（卷三百五十六）由此可知，北宋末年，宋徽宗時曾對洛陽皇宮進行過一次大修，城垣擴大到16里，超過了前代。同時，新創了廊房數百間，使宮城之建築又達數千間，而且髹漆裝飾也比過去講究。從史籍來看，為髹飾建築，乃至大發古墓，使地下文物遭到了一次浩劫，損失是相當嚴重的。
洛陽宮城建築如何，作為宋代城市發展史來講並不太重要，可是作為洛陽市本身而言，則應當重視，這是它作為陪都的必要條件。它建設的好壞，說明宋廷對洛陽的重視程度，又是必須加以論述的。
洛陽皇城，周長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8]（卷八十五）隋唐曰太微城，亦號南城，高三丈七尺，根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皇城周長為四千九百三十步，應合十三里二百五十步，似較宋皇城為小（註：《河南志》雲：「皇城，宮城之外夾城也，周八十里二百五十八步……」顯誤，因皇城在京城之內，京城周長才五十二里有餘。）。皇城為宮城之外夾城，當然亦座落在京城之西北。南面三門：中曰端門，東西曰左右掖門。東一門曰宣仁。西三門：南曰麗景，與金曜相直，中曰開化，與乾通相直；北曰應福。「內皆諸司處之」。[8]（卷八十五）
外城，周長五十二里九十步。南面三門，中曰定鼎，東曰長夏，西曰厚載；東面三門，中曰羅門，南曰建春，北曰上東；西面一門曰關門；北面二門，東曰安喜，西曰徽安。這座城是隋大業元年（605年）築，名曰羅郭城，唐武後長壽二年（693年）增築，號曰金城，城高丈有八尺。根據考古實測，周長為 27165米，合27.52公里。[11](p46)這應是一個准確的數字，但與唐城記載還不能完全吻合，而且唐城記載中，史籍亦有互相矛盾處，有待進一步考證（註：《舊唐書》卷三十八《地理志》謂：都城南北十五里二百八十步，東西十五里七十步，周圍六十九里三百二十步，按四周合計，實際只有六十一里三百四十步，與總數不合。《新唐書》卷三十八《地理志》載，東都外城周長25050步，合六十九里二百一十步，與舊志所記總數稍有差別。《河南志》引韋述記雲，城東面為十五里二百一十步，南面十五里七十步，西面十二里一百二十步，北面七里二十步，周回六十九里二百一十步，此總數與新志一致，可與四周總計不合。由此可知，各書記載不一，或傳抄刊刻有誤，或所記時間有別，待考。）。
洛陽唐代外城高度遠比宮城、皇城為差，經唐末戰亂，「摧圮殆盡」，破壞極其嚴重，周世宗時，「以洛陽城頭缺，令葺之」。時兼中書令的武行德「率部民萬余完其城」。[8]（卷二十五）這次修的究竟如何？《河南志》稱「然甚庳陋」，甚至南牆部分或根本未加修築。直到仁宗景yòu②元年（1034年）九月十五日，宰相王曾還有這樣的話：「西京水南地理闊遠。居民甚多，並無城池，望令漸次修築。」於是，宋廷下詔，由知河南府李君谷來辦理此事。[10]（方域一之二十四）這次修的結果，據《河南志》雲：「城雉僅完。」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司馬光曾說洛陽外城，「卑薄頹缺，犬豕可yú⑦」。[12]（卷四十八）顯然缺乏昔日之壯觀。
由上述事實可知，宋代洛陽城雖然保持隋唐三重城之格局，實際上遠非昔日舊觀，這不僅是簡化了隋唐時代城內的許多建築，而且連外城亦相當簡陋，從根本上說是缺乏防禦功能的。從三重城的高度上看，宮城為四丈八尺，皇城為三丈七尺，外城僅一丈八尺，中高外低，主要是顯示皇家威嚴，這從整個城的功能上講，已經不能和宋東京城相比了。不過，就全國而言，洛陽外城又是第一大城，其他城市在北宋一代不能和它相比，作為陪都是完全有資格的。與之同時，洛陽城在總體上仍佔有重要地位，而保持自身的許多特色，頗值得認真研究一番。
三 洛陽園林甲天下
宋洛陽園林之盛，是這個城市的一大特色，非其他城市可比。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因素，即水土氣候方面的優越條件，也有歷史和政治的原因，即隋唐以來向為園林盛行之區，至宋，許多重要官僚在洛陽安家，故園林恢復的速度特別快。蘇轍曾說：
洛陽古帝都，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居家治園池，築台榭，植草木，以為歲時游觀之好。其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之衍，東西數百里，嵩高少室，天tán(13)王屋，附圖{圖}巒扉迤，四顧可挹。伊洛附圖{圖}澗，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其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貴臣巨室，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下。[13]（卷二十四）
蘇轍是四川人，曾在許多地方做官，見多識廣，他認為洛陽園林「實甲天下」，並非過譽之言。文章中說的「古帝都」，「漢唐遺俗」，可視為歷史因素；而所謂「山川氣候」之類，則指自然因素；至於所言「貴臣巨室」，那就與政治因素有關系了。正是這幾種因素的結合，才使洛陽園林在宋代迅速恢復發展起來，長久不衰，在全國繼續保持領先地位。
關於前述歷史因素方面，優勢是相當明顯而重要的，如唐代「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所」。[14]（卷二十五）這批官僚館第，雖經唐末五代離亂，絕大部分焚毀凈盡，但故址猶存，特別是園石之類的遺留物相當多，成為可觀的文化遺產，宋代的許多園林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故李格非在《洛陽名園記》中斷言，宋之園林「多因隋唐之舊」，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自然因素方面，除上述蘇轍講到的以外，宋人李復亦雲：「泉甘土沃，風和氣舒，自昔至今，人樂居之。青山出於屋上，流水周於舍下，竹木百(14)茂。」[15]（卷六）由此可知，洛陽自然因素中，最重要的特點是有山有水，土沃氣和，宜於花草樹木的生長。在政治因素方面，洛陽為宋之西京，五代以來，許多官僚於此安家，形成自己的安樂窩，至宋初，不少官僚在開封做官，其家仍安置於洛陽，可以說官僚聚居的程度，僅次於開封。住在洛陽的官僚或其家屬，他們利用唐末五代以來的土地荒蕪無主等情況，盡可能地擴大對土地的佔有，其辦法就是興建園林，宅園結合，形成一種風氣，互相攀比，園林之盛由此而起。范仲淹曾說：「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16]（卷二十四）穆修有《過西京》詩雲：「西京自古帝王宮，無限名園水竹中。來恨不逢桃李日，滿城紅樹正秋風。」[17]（卷一）長期居住在洛陽的司馬光，對洛陽園林更是liǎo(15)如指掌，他亦有詩雲：「洛陽名園不勝紀，門巷相連如櫛齒。修竹長楊深徑迂，令人悒悒氣不舒。」[12]（卷四）此類詩句頗多，不再贅引，均可證明洛陽園林眾多且盛，是人所共知的。
當然，提起洛陽園林，人們都會想起李格非的《洛陽名園記》，其中提到19處名園，特別引人注目。因為這些園子不僅繁盛，而且各有特色，足以代表有宋一代洛陽園林的風貌，下面略作介紹。
北宋洛陽園林，首推曾任宰相的富弼家的園子。李格非說：「獨富鄭園最為近辟，而景物最盛。」董氏「以財雄洛陽」，其家建有東、西二園，雖荒蕪不治，而其規模「尚足稱賞」。東園北向，入門有栝樹，粗有十圍，並有亭台噴池等。歸仁園以歸仁坊而得名，盡一坊之地，「廣輪皆里余，北有牡丹、芍葯千株，中有竹百畝，南有桃李彌望。唐丞相牛僧儒園七葉檜其故木也，今屬中書李侍郎，方創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餘里，中多大園池，而此為冠」。洛陽城內120坊，這個歸仁園竟獨佔一坊，所謂城內「多大園池」，那麼園林在城市內所佔的比重是相當大的。
洛陽的苗帥園，「又號最佳處」，原為故相王溥園宅，「園既古，景物皆蒼然。復得完力藻飾出之，於是有欲憑陵諸園之意矣」。園中有七葉樹二棵對峙，高百餘尺，「春夏望之如山」。園中有大竹萬余竿，皆滿二三圍，其他建築，「制度甚雄奢」，然而還沒有達到王溥故園的程度。

李氏仁豐園，原為唐相李德裕之平泉莊，花木種類甚多，除本地花木外，又移植大量的外地花卉，成為園中的一大特色。天王院花園子，本是一座佛寺，以種養牡丹出名。松島園內種植的松、柏、樅、杉、檜、栝，皆美木。洛陽人獨愛栝而敬松，松島園內有數百年之古松，東南隅雙松尤奇。此園本唐朝袁象先宅園，宋時屬李文定公丞相，後又為吳氏園。經過數代經營，園中「頗葺亭榭池沼，植竹木，其旁南築台，北修堂，東

❾ 我心中的紅色澠池作文點面結合

清晨的秋雨有些清涼，滴滴嗒嗒，滴滴嗒嗒的雨聲，依然在輕扣著人們的心。前些日子乾旱嚴重，田裡的莊稼眼看就要絕收，人們終於盼來了這場遲到的雨。推開窗門，一股清新的空氣撲鼻而來，沁人心脾。小城內車水馬龍，大街小巷的人們正高興地忙碌著，早出晚歸早已成為他們的生活習慣。茫茫細雨在不停地沖涮著城市的每一個角落，房屋、街道、樹木……到處變得清新了許多，這場遲到的秋雨讓這座城市又充滿了生機。雨中這座的古老名城就是我的家鄉的澠池縣城。
澠池縣隸屬於河南省三門峽市，位於河南省西北部，北瀕黃河與山西省的垣曲、夏縣、平陸隔河相望，南與洛寧、宜陽相連，東裹義馬與新安為鄰，西界崤函與陝縣接壤。縣城距省會鄭州190公里，距西安300多公里。澠池縣域轄城關、英豪、張村、洪陽、天池5鎮和 仰韶、仁村、果園、陳村、坡頭、段村、南村等7個鄉。是個人口有33萬的縣級小城。國內最長的隴海鐵路從縣城東西穿過，城南有鄭州通往陝西省會西安的高鐵；城北有連霍高速公路與310國道東、西並行而過，若是你能走進澠池，你會定感受到我們澠池交通便利的優越條件。

澠池的仰韶文化舉世聞名。仰韶文化是人類新石器時代的見證，是中國人的智慧像征，也是澠池人的驕傲。仰韶文化遺址位於澠池縣城北9公里處的仰韶村，是我國新石器時代最著名的文化遺址之一。仰韶文化，因在河南澠池仰韶村發現，故名。仰韶文化也稱彩陶文化。這是當作同系統文化的代表名稱。遺址坐落在仰韶村南邊的緩坡台地上，北依韶山，東、西、南三面環水，東北到西南長900餘米，西北到東南寬300餘米，總面積約30萬平方米，文化土層堆積存度2一4米。1951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該遺址進行了小規模發掘，發現這里有四層文化層相疊壓，自下而上是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晚期-龍山文化早期-龍山文化中期。仰韶文化遺址從發現至今七十餘年間，共經過三次有計劃的發掘。其主要出土器物有石器、骨器、陶器、蚌器。用於農耕的石器有斧、鏟、鑿、錛等工具；用於狩獵的石鏃、彈丸、石餅等；用於紡織的有線墜、紡輪、骨針、骨錐等。當時人們的生活用具均為陶質，出土器中物有鼎、罐、碗、盆、缽、杯、瓮、缸等。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陶器上精美的裝飾圖案，其紋飾有寬頻紋、網紋、花瓣紋、魚紋、弦紋和幾何圖形紋等。這些紋飾充分反映了古代勞動人民的聰明智慧和對生活美的追求。精美的彩陶是仰韶文化獨具的特徵。為了宣傳仰韶文化，提高澠池縣在全國各地的知名度。澠池人在仰韶博物館周圍種植了大面積的薰衣草和秋菊花。每年四五月份這里是一片迷人的景像，微風吹過，薰衣草的波浪連綿起伏，無比壯觀，可與日本的北海道風光相媲美。同時更吸引了周邊地區的人們前來留影、觀賞、遊玩。待到八月過後，這里的秋菊盛開時，到此旅遊的人們會有步入花海的感受。金黃色的菊花在陽光下顯得十分耀眼。花香四溢，蜂忙蝶舞，陶醉在鳥語花香的人們總是留連忘返。在這里你還會看到勤勞撲實的澠池人，那一張張熱情好客的笑臉，讓您永遠難忘。當您與他交上朋友時，他便會帶著憨厚的笑臉，用家鄉最好的「仰韶美酒」設宴款待您，那淳厚甘甜的美酒定會使您心動。朋友、若是您有時間的話，我建議您親自前來體驗一番哦。
來吧,來吧,我的朋友；澠池的美景遠不止這些，澠池縣遍地是寶。我們澠池有得天獨厚的礦產資源，您若是生意人來到澠池，定會讓您有意想不到的驚喜與收獲。例澠池當地的優質煤炭、鋁礬土、鐵礦石、石英石、重晶石、鉀長石、玄武岩、硅砂岩等等，質量上乘在國內各地廠家深受信賴，對您們生意人來說，豈不是一個很好的致富機遇嗎？近年來澠池的工業形勢一片大好，全縣人民正在加快工農業建設步伐，在西陽鄉新開發擴建了天壇工業園區、蘇門家用電器輕工業園區、東方希望集團、仰韶水泥廠、洛玻浮法玻璃廠、仰韶酒廠、中色韶星氟化鹽有限公司、長城金剛砂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神龍實業有限公司、張村鎮義翔鋁業等大中型企業，把澠池的經濟發展推向了新的高潮；全縣人民在黨的正確路線指引下，還新開發了仰韶大峽谷、夏日玫瑰谷漂流、黃河丹霞、韶山地質森林公園等旅遊景區，每一處都會有迷人的風景。另外：澠池當地還有獨特的鄉土產品，如仰韶大杏、牛心柿餅、土蜂蜜、抵塢小米、南村玫瑰花、聞名全國的仰韶酒、民族特色的農家樂飯庄等。全縣廣大人民在學致富奔小康的光明大道上是越干越有勁。今日的澠池縣可真是日新月異、蒸蒸日上。做為一名現代人不到澠池來看看，你會終身遺憾。若是您能到澠池來看看，澠池人定會以誠相待讓你玩的愉快而開心、體驗和諧與美好，大開您的視界；同時澠池人還會讓您對千年文明的仰韶文化有個更深刻的認識。

❿ 良渚街道的良渚文化

每當人們說到「良渚」，自然就會聯想到「良渚古玉」。它以質地堅韌、年代古老、造型奇特、紋飾神秘而贏得了人們的青睞。早在清朝的時候，嗜玉成性的乾隆皇帝，就命人廣為搜集江浙代出土或傳世的玉琮、玉璧、玉璜等玉器，而後親自賦詩題辭，或作考證文字，並命玉工鍥刻其上，珍藏於皇宮寶庫之中。有些珍貴的良渚玉器，則又輾轉流傳到國外，成為某些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令國人至今仍感到十分的痛心。 隨著以田野發掘為基礎的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迅即在國內掀起了嶄新的考古浪潮。北京周口店舊石器時代遺址、河南澠池仰韶文化遺址、安陽殷墟和山東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等相繼被發現，成為史學界關注的熱點，而曾為「化外之地」的江南，自然成為被考古學界「遺忘的角落」。盡管良渚古玉早已露端倪，然卻往往被視為「漢玉」或「周末時期」，向來未被引起應有的重視。然而，江浙的一些有識之士並不氣餒，他們開始在這片古老的大地上訪古探「玉」，以追尋先民活動的蹤跡。
1906年夏天，慎微之先生曾在浙江湖州錢山漾撿到一些石器，1934年乾旱之時，先生趨湖水下降之機，再次採集到不少石器，從而發現了錢山漾遺址。1935年，杭州的何天行先生也在良渚鎮的荀山和長命橋等地採集到一些陶器與石器。但由於這些都屬於零星發現的採集品，數量又少，尚未能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翌年7月，當時供職於西湖博物館的施昕更先生，在他的家鄉良渚鎮的荀山附近發現了古代文明的遺址和遺物，並在1937年先後進行了三次小規模的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及地表遺存，後來根據這些發現編寫成《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初步報告》，於1938年8月正式出版，良渚之名因此轟動了全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由於江、浙、滬等地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與良渚遺址內涵相同的文化遺址及遺物在太湖流域有普遍發現，而且地方特色十分顯著。因此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師生在1958年8月編寫《中國考古學》教材初稿時，於《新石器時代考古》部分，把環太湖流域出土的遺存的文化內涵，單獨命名為「良渚文化」。1959年12月，我國著名的考古學家夏鼐先生便將環太湖流域的同類遺存，因其率先的發現地良渚而正式命名為「良渚文化」，以代表這一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考古學文化，為環太湖流域史前文化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後來，隨著江蘇吳縣草鞋山、武進土墩和上海青浦福泉山等遺址的發掘，尤其是1983年以後浙江餘杭（今為杭州市的一個區）瓶窯的反山、匯觀山和安溪瑤山等顯貴者大型墓葬、祭壇或大型建築基址以及江蘇崑山趙陵山墓地等一系列重大遺址的發現和發掘，良渚文化考古有了重大突破。學術界開始對良渚文化刮目相看，掀起了研究良渚文化和探討中華文明起 源的熱潮，取得了許多令人矚目的成果。1994年，國務院將良渚遺址群入向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申報《世界遺產名錄》的預備清 單；良渚遺址群的保護和開發利用，也同時被國家文物局向國務院上報推薦為「中國21世紀議程優先項目計劃」。從30年代的初露端倪，到80年代後期以來的一系列重大突破，良渚文化被視為本世界最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是當之無愧的。 良渚文化所涵蓋的空間范圍非常廣闊，包括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36500平方公里的區域面積，大致的范圍是：北至黃河流域以北的蘇北魯南地區，南至浙江的寧紹平原，東及太平洋西海岸的舟山群島，西達皖贛境內。良渚文化頒布面雖然如此之廣，但是它有一個中心地區，那就是位於杭州市餘杭區境內的一個良渚鎮（良渚文化的最早發現地）瓶窯鎮的區域，我們把它稱為良渚遺址群。它是良渚文化分布最密集的地方，是古代良渚社會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中心。
良渚文化的形成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礎上的，就如我們後代的朝代一樣，一代接一代。良渚文化根植於距今7000——6000年的太湖地區的馬家浜文化，經由距今6000——5300年的崧澤文化發展而來，其後發現的馬橋文化，是否為良渚文化的繼承者，目前還缺乏考古依據，無法定論。良渚文化的確切時間我們也通過科學的測定方法——C14測定法測定出來了，為距今5300——4000年。
因此，良渚文化可以簡單地概括為：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4000年間，生活在中國長江下游太湖流域地區的先民們，在1000多年的時間內所創造的一切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它在史前文化序列中處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父系氏族階段。
良渚文化以其精湛的玉雕及所表徵的禮制文化，以連續作業的稻作犁耕生產方式，以營建大型工程和進行大規模社會生產的組織系統，以絲綢、玉器和黑陶製作為主的手工業或商業的著稱於世。其中特別是玉文化所顯露出來的與凝結於物質的文化相分立的精神形態的文化，成為後來中國文明的主要構成因素之一。
何天行與施昕更——發現良渚文化的功臣
何天行先生（1913年——1986年），字摩什，生於浙江杭州。其父何公旦，精於醫學這，擅詩詞，及浙江近代名醫，育有三子四女，何天行排行老三。他的幾位兄弟姐妹也頗有名望，二姐何文如是原浙江美術學院院長、一代畫師潘天壽的夫人，胞弟何任也是名醫，曾任浙江中醫學院院長。 何天行在如此優越的家庭環境中，何天行先生自幼便熟讀古文，背誦詩詞，為此後進行文化史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早在1935年以前，當時叫杭縣的良渚一帶盜挖文物之風盛行，而許多石器和黑陶卻少有人注意。當時人們還看不出它們的巨大史料價值和文化內涵，往往隨挖隨棄，因此在盜坑附近常常散落著許多石器與黑陶。 1935年，風華正茂的何天行先生正在復旦大學就讀中國文學系四年級，在開設的課程中，有一門就是考古學課，他極有興趣。因此，他經常利用假期到民間探訪，這其中就包括了良渚，採集到了各種古器物。 憑著自己掌握的古文化學識、濃厚的考古學興趣有和才之士特有的敏感，他敏銳地意識到了那些散落在杭縣良渚民間的石器、玉器和陶器決非一般器物，良渚一帶是一個優秀的古文化遺址。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間，以施昕更先生為主的省立西湖博物館對良渚一帶進行了正式發掘，正式確立了浙江遠古文化----良渚文化的存在，從而也證實了何天行先生的重大發現。
1935年冬，何天行先生在良渚踏看遺址時發現了一個橢圓形的黑陶盤，上面刻有十幾個符號，經過與甲骨文、金文中的符號對照分析發現，其中有七個在甲骨文中找到了同形字，又有三個在金文中找到了同形字，因而斷定這些符號為初期象形文字，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和肯定。把這些刻符定性為文字而非圖畫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需要膽量和學識，何天行先生慧眼識珠，成為發現良渚黑陶文字的第一人。
發現良渚的石器與黑陶並意識到其重要價值後，何天行先生又經過反復地調查研究，多處於探考徵集，於1937年4月完成出版了《杭縣良渚鎮之石器與黑陶》一書，被作為吳越史地研究會叢書之第一種，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高度評價，為該書題寫了書名，可想而知，這是何等的殊榮。該書以中英文對照的形式發行，1939年就流傳到了海外，是較早將良渚文化介紹於海外的一本著作，也是良渚文化研究的開山之作。
何天行的著作《杭縣良渚鎮之石器與黑陶》一書出版後，何天行先生並沒有就此罷休，而是像一位勞苦耕作的老家，對良渚文化痴情不已，長期默默地堅持著對良渚文化的調查與研究，並不斷地撰寫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直至去世，從而為良渚文化的研究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施昕更先生（1912——1939年），出生於杭州餘杭良渚鎮一戶家道中落的人家。他自幼聰穎，中學畢業後考入浙江省高級工業學校藝徒班（浙大前身）學習繪圖，雖因家境貧困。系半工半讀，但卻為今後到博物館工作及考古發掘工作打下了基礎。
施昕更1936年5月，西湖博物館對杭州一個叫古盪的遺址進行發掘，當時在西湖博物館工作的施昕更先生也參加了這次發掘，在整理出土器物過程中，有幾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特別是一件有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先生的注意，這種石斧在他的家鄉良渚一帶盜挖文物之風盛行，尤其是盜挖玉器，因此，在盜坑附件常散落著一些石器及陶片，施昕更行政管理從小生長在良渚，對當地的「掘玉」耳濡目染，有深刻的印象。這兩地的石斧有沒有什麼聯系呢？良渚為什麼也有這種石斧出土呢？這些疑問誘發了施昕更先生回良渚調查的想法。 經過多次的調查，施昕更先生採集到了一些陶片，引起了極大的興趣，他隱隱約約感覺到了良渚似乎有一個古遺址的存在。將這些情況和想法向當時西湖博物館館長董聿茂先生匯報後，在館里同意和支持的情況下，施昕更先生開始主持對良渚遺址進行正式的田野考古發掘。從1936年12月——1937年3月，考古發掘共進行了三次，獲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實物資料，由此從科學發掘的角度確認了良渚一帶存在著遠古文化遺存。
有了第一手考古發掘資料後，施昕更先生便著手撰寫考古發掘報告，經過半年多的努力，報告完成，題為《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以下稱《良渚》）。書中施昕更先生充分認識到了良渚遺址古文化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中的重要性。雖然他當時認為這支古文化是龍山文化的一支而與後來認定的事實有背，但是應該說，一個年僅25歲，非專業考古工作者的年青人，能作出這樣的學術判斷，已經是十分難能可貴了。事實上，他並不滿足於已取得的成果，還想繼續發掘考證。但是，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件變爆發，粉碎了他的計劃。同年12月24日，杭州淪陷，施昕青先生所撰寫的《良渚》一書的印刷被迫中斷，他攜帶原稿，隨西湖博物館遷往浙南，不久即投筆從戎，在瑞安縣抗日自衛會工作。1938年，在非常艱難的情況下，依靠了好心人的幫助，幾經周折，《良渚》一書才得以在上海勉強出版，而被視為珍寶的許多出土器物則因來不及搬遷而毀於戰火了。更不幸的是，這位本來還應該能夠在良渚遺址發掘研究上大有作為的年青人，在1939年5月因患猩紅熱而英年早逝。
施昕更的考古發掘報告 何天行與施昕更兩位先生對良渚文化發掘研究作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正是由於他們的發現才會有今天的，他們是坐在同一條板凳上的兩位先驅。
良渚先民——「良渚人」 良渚人的淵源
一定的考古學文化是指史前某支人類群體活動的遺存，良渚文化就是良渚文化社會群體活動的遺存，這里，我們把這支群體――良渚先民叫作「良渚人」，即良渚文化是由良渚人創造的，良渚人是良渚文化的主角。
那麼，良渚人屬於什麼部族，是土著的還是遷入的？
從古史傳說中考證「良渚人」
古史傳說中大致與良渚文化時期在時間與空間上吻合的部族有蚩尤、防風氏、羽民國等部族，因此，學術界主張良請人屬於上述任何一個部族的都有。但是良渚人究竟是古史傳說中的哪一支部族或方國，到底可不可以與某一方國、部落或部落聯盟對上號、掛上鉤呢？我們也來考證一下吧。
在良渚文化玉器上有一個非常神秘的圖案不斷地反復出現，這個圖案的形態特別像一尊英武的戰神，不由得使人聯想到好戰的蚩尤。古史傳說中的蚩尤是中國東南方的蠻夷，非常英勇好戰，為了擴大勢力范圍，不斷地與其它的部族發生地盤爭奪戰，屢戰屢勝，被尊為戰神。但是當他與中原南下的黃帝部族開戰時，終於被更為強大的黃帝部族打敗，成為一位勇猛善戰的失敗的英雄。這一則傳說與良渚文化的族屬、地望和傳說極其吻合：良渚文化中石鉞非常發達，表明良渚人也好勇強悍；蚩尤戰爭節節勝利之時，也正是良渚文化非常發達之時；而蚩尤最終被黃帝打敗的時候，又正是良渚文化衰敗的時候；傳說中的蚩尤其它的幾個部落聯盟同屬東夷集團，居於山東和長江三角洲一帶，而蚩尤部族中有一支首領叫九黎的大部落聯盟，它的分布范圍包括了良渚文化的所有地域，因此，強悍的良渚人應該就是九黎族中的一支。九黎族中有一支叫羽人或羽民的，他們信奉鳥、獸，把它們當作祖先，因而信仰、崇拜鳥、獸圖騰，而良渚文化中玉器上的神秘圖案下部分似乎也象鳥、獸，也是良港人崇拜的一種圖騰。所以良渚人可能就是羽人或羽民。
綜上所考，我們得出的結論是：良渚方國為古史傳說中的東夷集團之——蚩尤部落集團中的九黎部落聯盟，良渚人就是九黎族中的羽人或羽民。
從歷史記載中尋找「良渚人」
良渚文化距今為5300－－4000年，處於沒有歷史記載階段。到了良渚文化的下限起，不到1000年，這個地區的歷史記載就開始了。記載有越人和吳人，這兩支部族在良渚文化以後不久，就在良渚文化地域范圍之上登上了歷史舞台。良渚人與吳人、越人之間有什麼關系嗎？有人認為：良渚文化是後來吳地古老文化的母體，是吳文化的基石，而吳和越是屬於同一個部族的兩個中心。
其大致的分析是這樣的：
浙江省寧紹平原是越族人發展的一個基礎地，在距今2萬——10萬年間，自然界的變遷頻繁而劇烈，越族人的祖先就是在這種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中，在寧紹平原繁衍發展起來的。但是，到了距今15萬年左右，寧紹平原自然環境惡化，迫使越族人幾次大規模遷徙。在距今1萬年以後的一次遷徙中，有一支越過了錢塘江進入了今浙西和蘇南的丘陵地帶，從此在這個地區生息繁衍，逐漸地創造了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所以良渚人的祖先是越族人。正式進入歷史時代的吳越應該就是良渚人與吳越人有著某種關聯的一種印證。
良渚人的生活環境
良渚文化如此的輝煌燦爛，它肯定是在一個適宜的自然環境中發展起來的。那麼良渚人當時有著怎樣的一種自然環境，他們又是如何不斷地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呢？通過對大量考古發掘資料的研究及對遺址中出土的動植物遺存和孢粉資料的分析，我們來對古代良渚人的生活環境作一個輪廓的描述。
在距今1萬年左右，良渚人生活的地區是一片海水，但有兩列群島分列於今天的良渚遺址群南北兩翼，此外還有許多孤島。良渚人的祖先當時就已聚居在上述兩列群島上。當時，島上森林茂密，溪泉充沛，良渚人的祖先在燃料和飲水方面不愁短缺，而漁獵所獲的食物也非常豐富。在這些群島上的若干山間盆地和咸潮不及的山坡地上，仍可經營小規模的農業，因為水稻種植技術在此時的良渚人的祖先身上已掌握得非常嫻熟。 到了距今7000年以後，海水開始退卻，大大小小的丘陵開始綿延不斷，丘陵間開始形成沼澤平原，平原上則分布著許多孤丘，這些孤丘較高的在海水沒有退卻之前就有，有些較矮的則是在海水退卻以後才露出來的。此外還形成了湖泊和河流，湖泊當然是鹹的，而且具有明顯的季節性，洪水期是湖泊，枯水季則是沼澤。總的說來，此時的良渚生活地區具有一種丘陵、孤丘、河湖相間的沼澤平原和溫暖濕潤的亞熱帶氣候的自然環境。 海退是一個持續上千年的漫長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由於海平面逐漸下降，丘陵和孤丘的范圍不斷擴大，而且不斷出現新的孤丘，良渚人祖先的活動地域隨之不斷增加。在沼澤平原最初出現之時，這些地並沒有利用價值，但是隨著海岸的不斷外退、河流的經年沖積，沼澤地面的高度不斷增高，沼澤地的咸性程度不斷給沖淡降低，沼澤平原上的植物和淡水生物開始增加，自然環境漸趨好轉。
良渚人祖先在這個過程中也開始了對這片沼澤平原的利用改造。起初他們仍居住在南北兩列丘陵中，後來，無數的孤丘成為他們開拓沼澤平原的跳板。通過這 些孤丘，他們逐漸下達到平原，從平原上比較乾燥的地段漸漸向外圍發展。在開拓的過程中，他們遇到了咸潮和洪水的威脅，但是由於他們有孤丘作為後盾，在環境惡劣的時候可以向孤丘退卻，所以他們對沼澤平原的利用改造有恃無恐。他們憑借孤丘的地勢，居高臨下，選擇有利的地形圍堤築塘，拒咸蓄淡，種植水稻，並且逐漸排干沼澤，把聚居地從丘陵、孤立移人平原，在平原上建立聚落。
就這樣經過了一代又一代的前人的艱苦開拓，到了良渚文化的良渚人時期，即距今5000年左右，氣候進入了相對穩定的暖濕階段，氣候溫暖，沼澤平原上開始出現了樟樹、桑樹、棕櫚、麻鑠等常綠闊葉林的植被，河網密布，那時候水域面積還相當大。良渚人在高於地面的土坡或土墩上生活，他們種植水稻，製作著精美的玉器、石器與陶器。他們還養蠶織絲，用樹木製作成小舟，在清澈的河面上捕魚與相互往來。
良渚人就這樣一代一代地生息繁衍，他們的生活似乎過得一年比一年好，氣溫在不知不覺中降低，氣候的涼爽與乾燥使河水也在向下退去，許多小河乾涸了：原先被淹沒在水中的土地露了出來；沼澤明顯減少了。良渚人好高興，他們遷到了地勢相對低窪、瀕臨水源又適宜稻作農業的地帶定居。他們在土地上擴大了種植水稻的面積，又在平地上築起了干欄式的新家，他們周圍的植被也在悄悄地發生著變化，常綠闊葉林已不多見，針葉、常綠闊葉混交林明顯增多，開始出現柳樹、松樹、樣樹、柏樹等。水生植物也越來越少了，他們沒有太在意，倒是隨著許多河流的消失，他們取水越來越不方便，於是，他們又學會了打井，部落的范圍因此而更加擴大了。此時的良渚人意氣風發，他們在適應著大自然的同時，還在積極地改造著大自然，並以他們的聰明才智和偉大的先創精神創造和發展了良渚文化。
歲月仍在流逝，良渚人似乎絲毫也沒有意識到，災難即將降臨。到了良渚文化末期，距今4000年左右。氣候再一次顯示了它操縱一切的威力，氣候又一次轉暖，海平面逐漸上升，良渚人大部分的生活地區又重新陷入一片汪洋。受海水的頂托，下江水因下瀉不能而四處泛濫，良渚人突然發現，和自然界相比，他們是何等的脆弱。面對著周圍白花花的一片，良渚人悲哀地發現，他們要麼在洪水圍困下束手待斃，要麼背井離鄉，重新找尋適合他們生存的地方。
良渚人的去向
良渚先民用勤勞的雙手、智慧的心靈創造了輝煌，把良渚文化引向了文明時代。然而，就這一支在當時可稱為相當發達的古文化，經歷了一千三百多年後，像一顆絢麗多彩的流星，在令人目眩神迷了一陣後突然神秘地「失蹤」了，給世人留下一個千古之謎。為此，人們多方收集資料和論據，希望能解開這個千古之謎。
是海侵摧毀了良渚社會嗎？
在公元前3000年（距今6000年）前後，全球性氣候變遷，良給文化晚期，氣候變曖，氣溫升高，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太湖平原除了少數高地和丘陵外，全部淪人汪洋之中，造成了一次大規模的海侵。這次海侵對於良渚文化來說是毀滅性的，經歷了千餘年發展起來的良渚文化毀於一旦。大部分的聚落被洪水淹沒，設施被摧毀，良渚先民賴於生存的農耕之地更是常年淹沒在水中，良渚人就這樣沒有了家園．沒有了生存之地，或遷移或死亡，輝煌一時的良渚文化也就這樣給海侵摧毀了。所以今天我們在良港文化遺址之上還普遍發現有水災痕跡--淤泥、泥炭和沼澤層。可能一些良渚文化遺址，如今還深深地埋在太湖湖底呢！
是洪澇災害擊敗了良渚人嗎？
良渚文化晚期，太湖地區氣候由寒冷變得溫暖濕潤，平均溫度比現在高攝氏2度，年降水量多200－－300毫米，雨量明顯增多，加之當時的海平面高出以前2米左右，留於內陸的水宣洩不暢，勢必會造成很大的水患。因此當山洪暴發，江河水漲，洪水泛濫，陸地被淹，黃河、長江的下游，尤其是長江三角洲之地，一片汪洋，人們只能向高處躲避或逃奔外地。原有發達的良渚文化各種設施，頃刻間被摧毀，而其農耕地更是常年淹沒，再也無法以農為生了。特大洪水災難延續了若干年，良渚人已無法生存，殘存的人們，在相當時間之內，只能勉強維持生活。於是他們只有背井離鄉，有的南下，有的北上，被迫大規模地舉族遷徙，長途跋涉，輾轉漂流去尋求、創造第二家園。因此，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區突然消失，出現了數百年的空缺。
南下的一支到達粵北（今廣東省北部）後融入了石硤文化，而其主體則渡江北上到達了中原，與中原的龍山文化先民發生了一場生存空間的生死搏鬥。良渚人部族雖然是一個強悍的部族，可是到達中原後，受到當地部落的強烈反對，在這種情況下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戰爭。然而良渚人由於人力、物力、財力等因素，最終在中原部族的聯合抵抗下，被打敗了，未能在中原取得一塊立足之地重建本族的文化，最後不得不被勝利者吸收、同化和融合，因此才會有如此多良清文化因素出現在龍山文化之中。
戰爭導致了良渚社會的衰竭嗎？
良渚社會時期，在黃河、長江流域地區，類似的部落方國為數不少。隨著各古國政治的加強，擁有王權、軍權、神權於一體的統治者，對內實行著血腥的統治，對外曲了聚斂更多的財富，擴大地盤和人口，同周鄰部落古國之間發生著激烈的掠奪性戰爭。良渚部族本來在當時是最發達、最強悍的一支，但是由於貴族首領的日漸奢糜，普遍追求享樂型的社會生活，非生產性的勞動支出佔有相當大的社會比重，社會基層越來越不堪重負，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越來越不相適應，導致社會矛盾激烈，內訌和各癢癢山頭的局面產生，危機四伏。整個社會越來越缺乏控制力，國力日益削弱，這種情況下在頻繁的戰爭中也就逐漸失去了取勝的優勢，抵擋不了外敵的入侵，內憂外患，最終良渚文化走向了消亡。
良渚文化真的消失了嗎？
受到海侵、洪澇災害或是戰爭重創的良渚人，除了大部分遷移外，還有部分殘存，殘存的人們，在相當時間之內，只能勉強維持生活。幾百年後氣候轉為干涼，積水消退，另外一支部族馬橋文化的人們逐漸來此定居。他們的生活也似乎過得一年比一年好，氣溫在不知不覺中降低，氣候的涼爽與乾燥使河水也逐漸向下退去，原先被淹沒在水中的土地露了出來、沼澤也明顯減少。馬橋文化的人們從殘存的良渚人那裡吸收了良渚文化的成份並想把它發揚光大，但是受到了其它文化的入侵，先後又兼容並蓄地吸收了其他的外來文化，使得良渚文化最終沒有在馬橋文化的人們手上得到充分發展，因而馬橋時期陶器製作欠精，造型比較簡朴；而玉器不僅品種少，而且質量差、雕工粗劣簡陋，社會生產力水平遠遠不及良渚文化，所以良渚文化並沒有突然神秘失蹤，馬橋文化先民正是她的主要繼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