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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保靖宣慰司與明清時期的苗疆治理

在歷史文獻中，苗疆是一個較為含混的地理概念，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其所指往往相去甚遠。這里與邊牆並稱的苗疆，亦稱湖南苗疆，特指今湘黔川三省交界地區，據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刊行的《苗防備覽》所載《苗疆全圖》，主要包括今湘西麻陽、鳳凰、辰溪、吉首、瀘溪、花垣、古丈，黔東銅仁、松桃，四川秀山等地，屬沅水上游辰水、武水、酉水諸支流流域。大致而言，湖南苗疆是隨著自明代開始的中原朝廷對西南地區開發經營的漸次深入，而慢慢進入地方官員和朝廷的視野的；而在特定的地方社會歷史背景下，在苗疆構築邊牆成為不同歷史時期朝廷所採取的諸多防苗治苗措施之一。堪稱清代為官苗疆者必備手冊的《苗防備覽》和《苗疆屯防實錄》以及地方誌等文獻，均對明代構築苗疆邊牆有較詳細記錄。如乾隆《辰州府志》載：
（萬曆）四十四年乙卯（1616），辰沅兵備參政蔡復一以營哨羅布、苗路崎嶇，難以阻遏窺覷，請發帑金四萬有奇，築沿邊土牆，上自銅仁，下至保靖汛地，迤山亘水凡三百餘里，邊防藉此稍固，……天啟間，水西亂，辰沅兵備道副使胡一鴻委游擊鄧祖禹，自鎮溪所起至喜鵲營止，復添設邊牆六十餘里。2蔡復一於萬曆四十二年（1614）遷湖廣參政，分守湖北，兼署兵備，駐扎於辰州，因奏請征剿紅苗、改州設衛未允，而請帑興築了這道沿邊土牆。至天啟初年，貴州水西安氏反叛，時任辰州知府的胡一鴻被擢升為辰沅兵備道副使督運援黔軍餉，為防禦鎮筸諸苗，命鎮筸游擊鄧祖禹添築北段六十餘里的邊牆，作為其運餉和防苗事務的重要組成部分。3
明代先後兩次所築苗疆邊牆為土牆，在明清各種史料記載中俱確鑿無疑。
明初洪武年間，朝廷即在湖南苗疆建立了衛所制度，先後設立沅州衛和辰州衛，並有「左右中前後所附焉」6；以保靖軍民宣慰司領五寨（即清代鳳凰廳）、筸子坪二長官司。後洪武三十二年（即建文元年，1399）又置鎮溪軍民千戶所，隸辰州衛，分其地為十里：
惟下四里頗遵漢法，然常與永順連壤互爭，遣官勘議，經百餘年乃定。至上六里苗民，則陽順陰逆，叛服無定。永順苗與保靖苗為仇，每唆上六里苗攻保靖，招撫反復，為邊境憂。7直到清雍正八年（1730），始撫定上六里生苗，建設永綏廳。在這二百多年的時間里，有漢人身份的人群的屯墾移殖和土著苗人漸化為民，當為其時苗疆開發相輔相成的同一個過程。此過程的結果之一，自然表現為地方政府控制的戶口田糧從無到有和不斷增加。史料記載，明成化八年（1472）辰州府有19491戶、127220口，正德七年（1512）增至19691戶、141705口；成化八年，辰州府官民田地塘共4007餘頃；而辰州衛有屯田928頃37餘畝、地31頃22畝，沅州衛的屯田數也不下此數。8時人對苗疆屯墾事務有詳盡的討論：
鎮筸營哨相距各數十里，土城之內尚有房屋，出城則崇山峻嶺，一望蒼莽，絕無人跡。然各哨土地膏腴，溪洞之水，足資灌溉。宜令各哨之民，不論土著流寓，悉聽籍名，照州縣保甲之法，一甲五戶，一戶若干丁，聯為鄉兵，任其於無主之地，自議開墾，各分疆界，創結茅廬。十年以內，雖有豐收，免科糧稅。每歲終，哨官以鄉丁某墾田若干畝，申撫彝官為稽覈，以杜爭冒；撫彝官仍每歲於哨官中，擇其善能勸相、開墾最多者，詳請優獎，以示激勸。久之，阡陌既富，則廬舍櫛比，即以此民抽選訓練，平居互相守望，有警協為防守，則屯卒募兵之道均得矣。
清初數十年間，固國基，滅南明，平三藩，無暇關注僻處南服一隅的苗疆。直到康熙年間，作為控制及經營邊疆可供選擇的一種「一勞永逸」的策略，苗疆邊牆的修築才先後兩次被提出來加以討論。
康熙十九年（1680）起任辰州知府、乙丑苗亂時「攝分巡道篆」監軍的劉應中，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奉命會同有關官員，在實地考察並訪詢寨老的基礎上，根據苗民家藏《傳邊錄》，釐清了明季苗疆邊牆創築及巡防始末，作《邊牆議》，對邊牆修築持慎重的態度：
康熙四十九年九月，據土弁宋純漢稟稱：六里苗人龍德思等願得復歸版圖，請令土弁約束、乾州同知管轄。臣（布政使佟國勷暨乾州同知蔣嘉猷等）查鎮溪所六里苗民從前雖聽保靖司管撫，今龍德思願為聖朝編戶，歸漢納糧，似難阻其歸誠，相應准令復業。但宋純漢土弁微員，鎮溪既設流官，應將六里苗民責令土弁專司約束、乾州同知管轄、辰沅靖道經轄，則撫馭得人，而苗民永沾聖化矣。15
於此似可看出，土著苗人勢力的成長在推動改土歸流，而地方政府也在利用苗人的力量削弱土司勢力，增強對苗疆社會的直接控制。不管怎樣，雍正八年（1730）建立了永綏廳，次年議於吉多坪築土城，十一年又改築磚城。16此後，「民自內地而遷，歷年開墾，漸覺充裕。」17到了乾隆初年，民、苗之間的沖突和爭訟已令永綏廳乃至湖南巡撫等官員頭痛不已。18湘南邵陽人魏源深悉鄉里近事，對此有簡捷而深刻的敘說：
初，永綏廳懸苗巢中，環城外寸地皆苗，不數十年，盡占為民地。獸窮則嚙，於是奸苗倡言「逐客民、復故地」，而群寨爭殺百戶響應矣。19
嘉慶年間傅鼐經營苗疆時，不得已將永綏廳城遷往花園（今花垣縣）。20
綜合各類文獻觀之，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中，盡管苗疆並不平靜，苗人叛服與朝廷剿撫的文字不絕於夭幔嫘薷椿蛑匭鹿怪緗咔餃匆恢幣槎淳觥5故撬孀懦⒕緗α康募憂浚諉緗靶蕹侵ぁ背晌庖皇逼詰鬧魈夂突臼侄巍4印懊緗肌敝鋅梢鑰吹劍壩幢d」的標識符號幾乎環繞住整個臘耳山生苗區。
乾隆六十年（1795），以貴州松桃廳屬大塘苗人石柳鄧聚眾起事為起點，出現了一場迅速遍及苗疆全境，並持續到嘉慶十一年（1806）才平息的「苗變」。苗變之初，盡管清廷派出名將重臣督辦，動用兩湖、兩廣、雲、貴、川七省官兵，但由於「兵至苗去，兵過黃集」，清廷不得不面對現實，任用「出身佐貳」，「資格不及親貴」而「有文武才」，時任鳳凰廳同知的傅鼐總理苗疆邊務。最終，經傅鼐十年苦心經營，苗疆底定。21正是在傅鼐策劃苗疆事務的過程中，修築了為數甚多的碉卡堡坉，以及百餘里清代苗疆邊牆。據《聖武記》載：
時鳳凰廳治鎮筸，當苗沖，同知傅鼐有文武才，知苗民愈撫且愈驕，而兵罷難再動，且方民弱苗強也，乃日招流亡，附郭棲之，團以丁壯，而碉其要害，十餘碉則堡之，年余犄角漸密。苗妨出沒，遂死力攻阻，鼐以鄉勇東西援救。戰且修，其修之之法，近以防閑，遙以聲勢；邊牆以限疆界，哨台以守望，炮台以堵敵，堡以聚家室，碉卡以守以戰，以遏出、以截歸。邊牆亘山澗，哨台中邊牆，炮台橫其沖，碉堡相其宜。凡修此數者，近石以石，遠石以土，外石中土，留孔以槍，掘濠以防。又日申戒其民曰：勉為之不可失也，是有三利，矢不入、火不焚、盜不逾；有三便，組聚故心固，扼要故數敷，犄角故勢強。民競以勸，百堵皆作。……（至嘉慶四年）是年碉堡成，明年，邊牆百有餘里亦竣，苗並不能乘晦霧潛出沒。每哨台舉銃角，則知有警，婦女牲畜立歸堡，環數十里戒嚴，於是守固矣，可以戰。22
這樣，在傅鼐主持下，苗疆五廳縣共築汛堡、屯卡、碉樓、哨台、炮台、關廂、關門「一千一百七十二座」，「又鳳凰廳接連乾州廳沿邊開築長牆濠溝一百一十餘里」。23與此同時，又大力推行屯田，「均畝養丁，自穡自衛；始於所屬，次暨於乾州、麻陽、瀘溪、保靖、古長坪……先後合屯十有二萬余畝。」24
清代的這一段邊牆主要以條石築成，當較為堅固，它是否因襲明代苗疆沿邊土牆鳳凰至乾州段故址而築，尚未見到明確的記載。在隨後的歲月中，清代邊牆也沒有像明代380里沿邊土牆那樣，一再被提及和強調。道光初年一份奏摺中的描述，預示了該邊牆「必致傾廢無存」的命運：邊牆「原籌有歲修經費貳千九百餘兩，由辰沅永靖道經管支銷，遇有坍塌，隨時補築。乃聞近年來報銷不實，各廳縣碉卡等項坍塌者，多偶值督撫巡閱之時，亦僅於所經過之處略加粘補，此外聽其頹壞。似此年復一年，將來必致傾廢無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