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试阐述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有何修改
此次对辩护制度的修改主要有以下:首先,将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其次,扩大了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和指定机关;再次,修改了辩护人的责任,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最后,修改了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其中多数修改是鉴于与新《律师法》相关内容的衔接 。
❷ 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和代理做了哪些变化和新的规定急!!!
辩护与
代理
委托辩护人
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
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
法律援助和指定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辩护人的责任
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辩护人的诉讼权利
会见
通信权
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对于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
阅卷权
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
调查
取证权
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有关证据。
救济权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履行职责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对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辩护律师义务
特定证据开示义务
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保密
义务
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但是,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向司法机关通报。
追究律师伪证罪
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同案侦查机关回避)辩护人是律师的,应当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
❸ 结合新旧刑诉法,讨论指定辩护范围的变化原因
可以查询相关专业网站及专家咨询
❹ 刑事诉讼法中辩护的原则
《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宪法第125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因此辩护原则不仅是一项刑事诉讼原则,而且还是一条宪法原则。
一)被告人依法享有辩护权
我国法律规定被告人享有辩护权,是不附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没有“但书”规定的限制。这就表明:� 1.辩护权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贯穿在整个刑事诉讼的过程中,不受诉讼阶段的限制。被告人具有辩护权,同被告人是否可以聘请辩护人为自己进行辩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但是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派生内容,不能概括前者的全部。被告人请辩护人辩护可能要受到诉讼阶段的限制,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到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才可以请辩护人进行辩护,但这不等于说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就没有辩护权。实际上任何人从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开始,就享有完全的辩护权,在侦查阶段他完全可以自行行使这项权利,侦查机关也有义务保证他们行使辩护权,应当在调查案件的同时认真听取他们所作的申辩和解释。�
2.辩护权不受被告人是否有罪、罪行轻重的限制。无论被告人有罪无罪、罪轻罪重,都享有平等的辩护权。对那些被控犯有重罪、可能处以极刑的被告人,更应充分保障他们依法所享有的辩护权,以防止出现错案,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因为被告人有罪、罪重,应当予以严厉制裁,就限制、剥夺其辩护权,这是与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原则相违背的。�3.辩护权不受案件调查情况的限制。无论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被告人都依法享有辩护权。即使是当场被抓获、人赃俱在的现行罪犯,对其依法所享有的辩护权也不得加以限制。被告人的辩护并不仅仅是司法机关查明案情的一种手段,不能根据司法机关查明案情的需要而决定取舍,对辩护必须作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加以保障。何况案件事实清楚并不等于适用法律正确,更不等于充分考虑了有利于被告人的各种因素,被告人的辩护权并不因此而失去存在的意义。�4.辩护权不受被告人认罪态度的限制。无论被告人是否认罪,是否坦白交代,均不能作为限制其辩护权的理由。因为被告人无论是否坦白认罪,都有权提出有利自己的证据和理由进行辩护,应通过辩护来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也不因此而改变,不能将被告人否认有罪或罪重的辩护当作抗拒行为加以限制。是否坦白认罪的态度如何,仅在被告人有罪时表明其是否悔罪和其社会危险性的程度,在定罪以后,可以作为量刑时考虑的一个因素,不应作为限制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的理由。�5.辩护权的行使不受辩护理由的限制。被告人依法享有辩护权并不等于被告人一定都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辩护情节,平等的辩护权不等于有相同的辩护理由。权利的享有和行使与实际辩护理由的多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何况只有在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之后,才能得知其理由如何,所以不允许以被告人没有什么辩护理由为借口,而限制或漠视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
�
(二)司法机关负有保障被告人辩护权的义务
权利主体享有的权利是以义务主体承担保障权利实现的相应义务为基础的,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保障被告人享有辩护权的义务是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原则的核心内容。根据法律的规定,司法机关在保障被告人辩护权方面应当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承办案件的司法人员,在诉讼过程中,应当主动告知被告人有哪些诉讼权利以及如何行使这些权利;� 2.承办案件的司法人员,对被告人行使辩护权所采取的方式不应苛求。被告人在行使辩护权时,可以采取法律规定的任何一种形式,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既可以自行辩护,也可以委托他人辩护;既可以在侦查、起诉阶段提出,也可以在审判过程中提出,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司法人员都应当许可;�3.司法人员必须认真听取被告人提出的辩解、反证或申诉,并切实采纳被告人的合理辩护意见;4.司法人员不得以任何借口非法限制或者剥夺被告人的辩护权。
❺ 辩护制度的制定与修订刑事诉讼法
中国即将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提出意见,对涉及这部法律中律师的辩护权、律师会见、调查取证、死刑复核中的辩护等方面提出建议,旨在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目的。
全国律协是以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律师建议稿与论证》一书的方式提出上述意见的。
全国律协会长于宁说,回顾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1996年修订这20多年的历程,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对人权的保护在实体和程序两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其中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律师广泛地参与了刑事诉讼活动。
但是他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公民权利意识增强,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一些内容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其结构性缺陷以及法条粗疏等问题逐渐显现,导致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途径狭窄,行使辩护权利受限,执业风险加大等一系列问题,出现了很多律师不愿办理刑事案件,刑事案件辩护率大幅下降等问题,其结果是刑事司法活动缺乏有效制衡,司法公正难以保证,负面的社会影响逐渐增加。
因此,这本书的主编田文昌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作为全国律师业自律性组织,把这次修法看作是完善律师辩护制度及其他诉讼制度的重大契机。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出发点就是强化人权保障理念,从以打击犯罪为中心转变为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而保障辩护律师的职能,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刑事司法活动中,控、辩、审三方构成了诉讼基本要素,缺少任何一方、或者各方权利配置失衡,都会导致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难以实现。”他说。
这次建议稿起草的拟制法律条文不涉及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全部内容,只是局限在与律师辩护权和嫌疑人、被告人权益保障相关的制度涉及的范围之内。涉及辩护权、律师会见、调查取证、阅卷、刑事强制措施中的辩护、死刑复核中的辩护等16个方面。
刑事诉讼法于1979年颁布实施,作为中国的基本法律之一,其内容与中国的司法制度、公民权利等重大问题关系密切,直接体现并影响着中国法治现状和发展进程,因此,其修改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法律于1996年进行了修订,2007年10月、2012年3月12日又对这部法律进行了再修改。
❻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辩护职能变化
你好!这个问题比较庞杂,显然要经过细致和深入全面的研究方能回答你这个问题。而如果做到这一点,显然不是易事。建议可以自行将修改前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律师辩护的相关法条进行比较,然后进行分析和鉴别,看差别在哪里,相通和异同点分别在哪里,有哪些地方有了进步,而哪些地方甚至倒退。自己学会多去分析和比较,进行逻辑思考,这样,自己也可以有大的进步和提升。此复!
❼ 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
(一)可以担任辩护人的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辩护人的范围包括:1.律师。律师是指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律师资格,并且经过登记注册,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虽然取得律师资格但未登记注册的,仍不得以律师身份接受委托担任辩护人。另外,律师法第13条规定:国家机关的现职工作人员不得兼任执业律师。律师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期间,不得执业。同时该法第36条规定:曾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2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现役军人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可以聘请军队中的或者地方的律师作为辩护人。外国人、无国籍的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师辩护的,只能委托中国律师作为辩护人。
2.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鉴于我国当前的律师队伍尚不能完全满足实际需要,为了有效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工会、妇联、共青团、学联等群众性团体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可以推荐公民担任刑事案件辩护人。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也可以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作他的辩护人。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实际上扩大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选择范围,因为除了监护人不再限定近亲属,而是亲戚朋友都可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委托担任辩护人。这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及时委托到辩护人,解决请律师难的问题和及时有效地维护其合法权益是十分有利的。律师、人民团体、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以及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被委托为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核实其身份证明和辩护委托书。
按道理上,是可以哒。
❽ 刑诉法将修改成什么样子
刑诉法修改之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建议,各级监察委的监察人员,若存在利用职权实施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对此类犯罪的侦查权建议由检察院行使。
草案规定,检察院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的,可以由检察院立案侦查。
对检察院侦查权做出调整是此次草案中最受关注的部分。今年3月通过的监察法规定,监察委员会依照监察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
陈光中称,监察法通过后,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已从检察院转移到监察委,为解决监察法与刑诉法相矛盾的问题,完善与监察法的衔接,此次刑诉法修改做出调整。而保留检察院在诉讼活动法律监督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的侦查权,相当于“将这一部分侦查权又还给检察院。”
“草案中司法工作人员所指的范围也引起关注。《刑法》第94条将司法工作人员的概念界定为‘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负有侦查职责的人员包括公安、检察机关中依法行使侦查权的人员。”陈光中说。
他认为,各级监察委的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中也有可能利用职权实施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行为,而司法工作人员的界定,意味着监察委的工作人员有此类犯罪行为的由监察委自行调查。
对此,他建议,草案应将监察工作人员犯罪的侦查权也划入检察院,这样调查才更客观、中立,也符合检察院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
缺席审判还应保障被告人诉权
草案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境外,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应当决定开庭审理。
草案还规定了缺席审判的具体程序,并规定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陈光中表示,建立缺席审判制度是加大反腐败和境外追逃力度,以及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需要。目前,中国在境外追逃追赃中遇到一些阻力,比如如何证明其是潜逃至境外的贪污、贿赂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与不同国家进行国际合作时,不同国家要求的证据材料、司法文书不同。有的国家认可法院判决才是正式的司法文书,对于公安机关、检察院提供的证据材料并不认可。此前,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没有缺席审判程序,这给引渡、遣返境外在逃人员带来一定难度。
他对《财经》记者说,2005年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配合该公约的实施,发挥其在国际合作中打击腐败犯罪方面的作用,他曾提出建议设立缺席审判制度,但有关部门认为这会影响被告人的辩护权,因此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只是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及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中共十八大后,追逃力度逐渐加大,“缺席审判制度显得越来越有必要”。陈光中认为,缺席审判程序必须慎重行使,并不是每个外逃至境外的嫌疑人、被告人都一定要适用缺席审判。还应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境外的缺席审判的具体程序,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并最大限度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和财产权。
因此,对缺席审判的案件还应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比如规定委托辩护和提供法律援助,审判应经开庭,近亲属有权参与庭审,赋予被告人的近亲属上诉权等十分必要。
认罪认罚从宽应坚持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草案规定,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的,应当在辩护人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2016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有关决定,授权两高在18个城市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试点期限为二年。
陈光中称,总结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试点中的成功经验,并转化为法律,才能予以复制和推广。
但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如何充分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试点中的做法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但有些案件可能并非是嫌疑人、被告人真正自愿如实供述,并不排除冤假错案的可能性。认罪认罚从宽案件有辩护律师参与,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非常重要。二是认罪认罚可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应达到什么程度。目前,有关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都须符合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中回避了这个问题。“有一部分学者参考美国辩诉交易的做法,认为证明标准可以从宽,这值得推敲。”
陈光中建议,该类案件应坚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防止出现冤假错案的风险。
该罚的还是要罚,该做的还是要做。
❾ 新的刑事诉讼法与旧的相比有哪些变化
刑新诉法更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
亮点一可以说“等我的律师来”。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
亮点二辩护权前置将侦查阶段律师的地位由提供法律帮助者而变更为辩护人,其进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法者意识到当事人的辩护权是由始至终都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二是律师在此阶段拥有辩护权意味着律师应该享有为保障辩护而生出的权利。
亮点三、扩大了法律援助范围
亮点四解决律师工作“三大难”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律师会见受到侦查机关制约的问题
亮点五律师也有权申请回避增加规定了辩护人及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回避,并且有权代为申请复议
❿ 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给公安刑事执法工作带来哪些积极变化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于规范公安机关的诉讼活动,改进和加强公安刑侦工作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同时也是一终严峻的考验。此次刑诉法修改,对公安机关看似挑战,更是一个促进执法规范化的重大契机,必将倒逼公安机关造就一支更加文明、规范的执法队伍,是机遇和挑战并存。
刑诉法修正案共111条,除二十几条涉及人民法院审判制度等规定与公安执法属于间接联系外,其余条款几乎都和公安机关刑事执法直接相关。从总体上看,修正案不会影响公安机关的执法力度,反而会促使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在法治化的背景下更加规范。
特殊侦查措施的入法,强化了惩罚犯罪的侦查力度。增加了证据种类,使得侦查机关查明犯罪事实的手段更加丰富。这些规定都使得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更加有力、规范。
新刑诉法确实给公安机关办案带来一定压力,但不会带来办案模式的根本变化。此次修法,对公安机关而言是授权与规范并重。几乎每一个条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即使看起来是限制权力的规定,也是为了规范,是要求更是保护。
新刑诉法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要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同步录音录像对办案民警既是要求,更是一种“保护”。被告人在法庭上以遭到刑讯逼供为由提出抗辩已不罕见。在这种情况下,侦查人员往往无法提供没有对其刑讯的有力证据。而有了同步录音录像,这一问题有望得到解决。但如何规范犯罪嫌疑人被控制到询问前这一“时间空当”内的侦查行为,仍然有待解决。另外,公安机关硬件能否满足这一制度要求?录音录像如何在法庭上使用等问题也有待明确。由于同步录音录像时间长,信息存储量大,笔者主张“没有必要全部在法庭上播放”。如果被告人提出遭到刑讯逼供,需要同时指明大概时间和地点,法庭只需播放这一时间段录像即可。
由于新刑诉法更加强调证据合法性审查,要求办案人员更加强化证据意识。不仅要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各方面的证据,更要注重合法地收集和固定证据。新刑诉法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得“不得自证其罪”这一宣示性规定得到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际上已经在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中有体现,但实践中至今尚无这方面的典型案例。这一重大规定在实践中的效果还有待检验。
新刑诉法对辩护制度作出修改,尤其是律师作为辩护人在侦查阶段介入,这对公安执法工作也带来了直接影响。新刑诉法对辩护制度作的修改,使得律师的作用愈发重要,新刑诉法中关于律师与办案人员直接接触的规定比比皆是。律师与案件承办人会见已经无法阻挡。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安机关是否应该设定专门部门来接待律师,以满足刑诉法的要求?公安机关更要强化支持律师依法执业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