渑池县文化街越也童装

❶ 关于山西晋文化资料，越多越好

山西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100多万年前就有古人类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相传尧、舜、禹都曾建都山西。春秋时期，山西大部分为晋国领地，故山西简称为“晋”，战国初韩、赵、魏三分晋，山西又有“三晋”之称。

唐、晋、三晋及其它
相传太原是古唐国封地，山西简称晋，三晋是山西、太原的美称。本文将就唐、晋、三晋的联系说一段有关太原的历史。

一、关于唐。唐在汉字中本义大言，引申为广大的意思。《论衡·正说》注为“唐之为言荡荡也”。扬雄《甘泉赋》有“平原唐其坛曼兮”句。然而，在中国，在世界一说到唐，人们总要想到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大帝国唐朝。公元 617年，由于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征集百姓，大兴土木，民不聊生，农民大起义已发展到如火如茶的境地，太原留守李渊及其子“太原公子”李世民乘机起兵，攻人长安。次年，隋朝灭亡，李渊在关中称帝，国号曰唐，建都长安。唐代前期，经“贞观之治”，国势极为强盛，北部疆域在7世纪后叶，北界曾包括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西北达到里海，东北达到日本海。唐王朝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横跨亚欧的大帝国，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李渊父子，夺取天下后何以将国号定为唐呢？还得从山西太原谈起。

相传，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前，中国处于父系氏族社会的后期，黄帝是古代各族的共同祖先，山西一带是部落首领尧的领地。尧为陶唐氏，名放勋，建都于平阳（即今山西临汾，现有尧庙），史称唐尧。帝尧苗裔刘累受封于唐国，是我国历史资历很早的古国，历经夏、商、周三代。到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殷之后，又平灭了反叛的刘累后代的唐国。周武王死后，其子诵继位，为周成王。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叔虞受封的唐，实际上接受了刘累子孙所留的一切，其领地为山西的汾水、浍水流域。至于故唐城究竟在何地，有二种说法：一说在翼城县西20里；一说在并州晋阳县北 2里。这里不作考究。但令人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后者，可能是人们从现实的存在看到，唐改晋后，后人确实在故唐城一带修筑晋阳城并为唐叔虞在晋阳修建了词堂吧。我的看法是，二说都有可能，比较客观地说，可能是尧唐建都在临汾，刘累的后裔在翼城一带建了唐城，叔虞封唐之后又在晋阳建立了唐城。不管怎么说，山西太原是古唐国的封地。

李渊隋时为太原留守，世袭唐国公。李渊、李世民父子夺取天下之后，由于太原是他们起事兴邦之地，又是古唐国的故地，且唐字本身，在汉语中是个吉字，有大而广的意思。因此，取国号曰唐。由于大唐帝王在极盛时期，疆域广大，国力强盛，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较大，至今英美等国仍把中华侨民称为唐人，把华侨居住集中区叫作“唐人街”，把中国服装称作“唐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却不知道大唐的唐字追根寻祖还是来自山西太原呢！

二、关于晋。西周时期的晋，大约从公元前11世纪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及其子燮父改唐为晋，到公元前 222年，赵代王喜被秦兵攻破，赵国彻底灭亡，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近 800 年。这里说的晋，包括晋及三晋，下面先说晋。

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封爵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从晋国世系计算，晋作为侯国经历了17世，作为公国经历了20世，公侯合计共37世 634年，加上自赵魏韩三家分晋成为三个侯国，至秦灭赵统一中国的 154年，合计为 788年。由此可见，晋国作为先秦时期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晋国时代及赵魏韩分晋以后，其领域包括代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程度最古老、最文明的主要区域。从已发现的古文化遗址看，山西芮城西王村文化、夏县东下冯文化、襄汾陶寺文化、河南的郑州裴里岗文化、安阳后岗、大司空文化、渑池仰韶文化、三门峡市庙底沟文化、河北武县磁山文化，这些夏、商、周文化代表区，都在当时的晋国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当时晋国，包括了现在山西的大部分和河北、河南的一部分。晋国的主要领地在山西，所以山西简称为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至于当初燮父为何改唐为晋，有两种说法，一是因境内有晋水，故称晋；一说是取晋本义与进同是前进的意思，究竟取自何义，也已无可考，但山西称晋是公认无疑的。

这里还需说明一点，晋国的地位原袭于公元前11世纪周成王姬诵封其弟叔虞的唐，燮父改唐为晋以后，唐晋就不分了。唐叔虞是唐的领主，也是晋的始祖。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中称“晋，唐叔虞者”也正是这个意思。在周王朝时代晋原是一个侯国，即二等诸侯国。约在公元前 680年，晋武侯灭缗侯即位以后，自称为曲沃武公，私自提高了规格。为取得中央的承认，武公采用了不正当的手段，他把晋的全部珍宝、金玉、青铜器物送给了贪财爱宝的周天子。周天子受了曲沃武公的贿赂，封曲沃武公为晋武公，于是侯晋升格为公国，跃身诸侯列强。对于晋武公以行贿手段取得升为公爵的丑行，司马迁在《晋世家》中无保留地予以记载，在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但晋武公使晋成为公国后，仅在位二年，并未能有什么作为。之后，献公宠骊姬，而晋祸乱源；惠公以怨报德使秦晋关系恶化，晋国祸乱不断，国力衰危。公元前 645年，在外流亡19年的晋公子重耳在秦穆公的支持下回国即位，史称晋文公。由于晋文公饱经流浪之苦，即位以后对内实行施惠百姓、开禁薄赋、奖励农耕、赈济贫困、减轻关税、鼓励通商、宣扬法教、淳朴民俗；对外秦晋交好，多代联姻，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使晋国达到民富国强，实现了晋国的中兴和霸业。公元前 572年，晋悼公即位后，晋国国势日趋衰微。

三、关于“三晋”。公元前 458年，晋哀公即位不久，晋国六卿（智、赵、魏、韩、范、中行）之一的智伯掌握晋国的实权，他伙同韩氏、魏氏瓜分了范氏、中行氏的邑地。接着智伯又联合韩、魏围攻赵国都城晋阳，兵将水灌，企图一举灭赵。赵襄子以“唇亡则齿寒”的道理，派人秘密说服韩、魏，三家联合起来反对智伯，大败智军于晋阳，杀死智伯。公元前 453年，赵、韩、魏三家瓜分了晋国的领地。公元前 403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晋烈公十七年），赵、魏、韩受封为诸侯。由于赵、魏、韩都孕育于晋国，“三国分晋”后，虽然晋国宣告灭亡，新兴的赵、魏、韩济身诸侯之列活动于中华舞台；但晋作为公国，其烈公、孝公、静公在狭小的天地中还有名无实地存在了28年。

晋，三晋是秦统一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悠久文明古国。所谓三晋，就是三家分晋，晋分为三家的意思。三家分晋在中国历史上是战国时代的开始（公元前 403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将三家分晋作为开端，并提到三晋这个述语。三晋，实际上也是后世对这一段历史的统称。我想，正如后人称东汉末年的蜀、魏、吴为三国一样，是泛指这一段历史的。三晋既代表称霸春秋的晋国，又包括跻身战国七雄的赵、魏、韩。人们历经二千数百年至今仍然怀念三晋，赞美三晋，把山西统称为三晋，说明三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比晋更广泛地体现了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发源地之一的内涵；说明三晋文化实现了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对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做出的历史贡献；说明三晋大地地理优越，资源丰富，人才荟萃，是祖国的一块风水宝地。

有着30个世纪悠久历史、古老文化孕育的三晋儿女一定会在跨越新世纪光辉时代，在三晋大地奏出更加辉煌的凯歌！

❷ 三门峡的传统文化

河南三门峡市的"百佛顶灯"
三门峡湖滨区向阳村的“百佛顶灯”为三门峡黄河风情表演中的一个绝活。一百名“和尚”身披袈裟、头顶碗灯、手摇芭蕉扇、走着梅花步表演民间绝技。“百佛顶灯”以高、难、险著称，主要靠眼力、颈力，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讲究一个“稳”字。那虔诚、滑稽的神态足以让人感觉到“佛光无边”。

相传，东汉时期，佛教传入我国，位于长安、洛阳之间的陕州早受到影响，一时间寺院林立。有一位高僧奉旨到京都（洛阳）讲经，途经陕州，各寺主持、方丈闻讯跪道迎留讲经。因其学问广博，使听者如醉如痴，当京都复旨催促，众人才知误了大事，连夜送高僧入京。时值正月，各寺僧众百余人，手持灯笼，隆重送别，引来不少群众围观。佛教有一规矩，即见俗人便双手合十，口称“阿弥陀佛”，可众僧手提灯笼，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便止步不行。为难之机，机灵和尚，从灯笼中取出灯碗来，放在头上顶着，既能照明，又能腾出手来，高僧便口颂：“善哉！善哉！”众皆效之。后来每逢正月，陕州城众僧人便顶着碗灯，在城内讲经数夜，招徕听众，光大佛门。久而久之，顶灯便在陕州城流传下来。

“百佛顶灯”在元宵节前后表演，供群众观赏。

灵宝道情皮影

灵宝道情皮影的产生可追溯到明代。它在当地已热热闹闹地唱了几百年了。起初，它由当地官宦人家或秀才、举人自拉自唱，后来流传到民间，遂出现道情艺人和唱板。历代艺人不断吸收当地民间音乐元素，后来又移用皮影表演的艺术形式，并借鉴戏曲音乐中的打击乐，使原来的“说唱道情”逐渐演变为富有灵宝地方特色的皮影戏剧种。

民间剪纸

三门峡民间剪纸艺术渊源流长，内容丰富，工艺清湛，富于豫西民俗特色，形成艺术风格的有卢氏剪纸、灵宝剪纸和陕县大营剪纸。

三门峡民间剪纸艺术的主要分类：一是传统题材，主要有莲花葫芦、葫芦戏莲、鱼戏莲、蝶戏莲、葫芦娃娃、开口石榴、百鸟朝凤、虫鱼花鸟等图案，主要体现的是远古人民对生命的崇拜的艺术表现。

绷 口

绷口艺术是古代民间传统的编织艺术。太平艺术的象征，所用材料大量是彩布。户家自愿筹集，展览后仍归原主。绷口可以时隔多年扎一次，也可以一年之中相继出现。它结构灵活，易于反映变化着的时代，是反映集中心愿的民间传统艺术。

“绷口”产生于渑池县东南天池镇的天池村。每年的清明年，东天池村为与张村争请“白衣奶奶神”将“白衣奶奶庙”的庙会移到本村举办，将春节期间的神绷彩门集中起来，吸收各家之长，统一设计，精心组织，结构成一座十分壮观的形似城楼的大彩门，立于村头，这种集体本村文化艺术的大型彩门就叫“绷口”。

黄河灯

黄河灯是渑池县民间传统游艺形式之一，清代时由山西省传入县东仁村，当地群众十分喜爱这一活动。由于它规模宏大，走道曲折，易使人入迷，而取名黄河灯。该灯同数千根木杆串连排一方阵作为外围，再用麻杆或高梁杆作为灯柱，插在地上，高约4尺，柱距5尺，柱上设灯，灯柱之间用松，柏树枝装饰成灯壁并占缀纸花。出入口处搭成彩门，观灯从入口处入，沿走道前往，不得越灯壁乱闯，很难找到出口，犹如走出迷宫，左右回旋，妙趣横生。

舞 蹈

三门峡市的民间舞蹈，以狮子舞、龙竹舞、旱船舞、高跷舞为主，风格迥异，丰富多彩，散发着浓郁纯朴的泥土芳香。其中大部分是在传统节会中表演，春节、元宵节最为集中。舞者身着盛装，载歌载舞，为节日增添欢乐气氛。

（一）界北花鼓 又名地唠子，流传于三门峡市卢氏界北一带，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二）界南花鼓 俗称过街唠子。这种舞在卢氏县西南山区一带比较盛行。表演形式同界北花鼓大同小异，由二人或三人表演，扮演者仍是儿童。

（三）陕县花鼓 流传于三门峡市陕县一带故而得名。每逢灯节、庙会活动时，“花鼓”在社火队伍中间进行表演。

（四）三条腿 流行于陕县大营乡，在“坠子”的基础上吸收了高跷的演技，又创造了四条腿。这种表演形式比高跷、平垛、坠子演技高难，显得更加生动活泼，富有力量。

（五）渑池棒棒鞭 又名打花棍，起源于山西平阳，后流传于渑池县仁村乡发科岭村。棒棒鞭的道具比较简单，演出场地不拘，街道、广场、台上台下都可。

（六）陕县棒棒鞭 流传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演出时，人数不限，有男有女，扮演的角色有花旦、小丑、老旦等。

（七）义马狮子舞 起源于三国，盛行于南北朝。解放初期，狮子舞的表演一般是为了婚娶、节庆等，人们相聚歌舞，以示吉利。

（八）百佛顶灯 又名和尚顶灯。起源于东汉早期。流行于黄河三门峡（古陕州路）一带。

（九）亚武天锣 流行于灵宝市豫灵镇杜家村一带。

（十）渑池推小车 流传于渑池县张村乡杜家村一带，由二人表演

社 火

三门峡市各县（市）、区均有社火活动，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娱乐性强。社火是一项集声乐、器乐、舞蹈、杂技、滑稽小品为一体的群众性综合艺术活动，内有高跷、芯子（或叫垛子）、旱船、海螺、锣鼓等。一般在元宵节前后大闹3天，俗称“耍社火”、“出社火”。出社火前，3至5名青壮年扮作骑士，骑头系红绸马，沿社火路线往返跑三次，俗称“摆青”。摆青后，正式出耍，队形是马队（有地方称“百马”）前面开道，三眼铳两面助威，锣鼓彩旗方队之后是社火节目，高跷队在前，中间是草垛（芯子），最后是坠子。香案、海螺、旱船队伍少则几百人，多达上千人。

（一）灵宝芯子 流传于灵宝阳平乡一带。灵宝芯子分制竿与捏竿两步。

（二）陕县芯子 称垛子，又称背台。陕县芯子是豫西地区民间舞蹈中比较古老的一种娱乐活动。每年正月十五，“芯子”以惊险的造型、优美的艺姿在社火队的表演中别具特色。

（三）大营芯子 流行于陕县大营乡故而得名。坠子是在民间社火中最热闹、最欢快而又最滑稽的压轴节目。不但能正面教育观众，还可以用幽默诙谐、讽刺的手法揭露社会上各种弊端，被誉为“活的漫画”。

（四）陕县跑马舞 因流传于陕县一带故而得名。该舞多于春节、元宵节喜庆时在广场、街头同狮子舞、坠子、旱船等节目一起表演。

（五）鹤蚌舞 起源于寓言“鹤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在湖滨区等地广为流传，已有百多年的历史。

（六）三门峡秧歌 流传于三门峡市各县（市）、区，是豫西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舞蹈形式。一种是新兴的民间舞，另一种是传统秧歌舞。1991至2000年，三门峡市各县（市）、区兴起了新民间舞，它以民间舞蹈风格为基调，融入交谊舞、健美操、时装舞、迪斯科等。1995年全市举办的“保险杯”老年秧歌舞比赛，各县共12个代表队参加决赛，人数近千人。

（七）卢氏社火 卢氏社火在演出时，队形威严、整齐、形式壮观。一般在演出前必有探马。后面是旗队，有旗牌和彩条旗，旗队后面是四根一米多长的长铜号，其后是锣鼓乐队，再后就是：狮子、龙灯、旱船、背台、花鼓、竹马、鹤蚌等节目同时表演，表演伴奏多为弦乐和打击乐。卢氏社火从类型上可分“文社火”和“武社火”。卢氏社火最常见的民间舞蹈是：狮子、龙灯、旱船、竹马、十二象、背台、鹤蚌、抬垛等。

（八）灵宝社火 灵宝社火包括：高跷、芯子、锣鼓、倒骑驴、旱船、海螺、狮子、龙灯、推小车、大头娃、探马、后垂子、秧歌等。其中高跷又分高（五尺）、低（三尺）两种。灵宝市每个乡、（镇）都有社火队，最具特点的是阳平乡东常村和西常村的挑社火、骂社火，通过挑斗、嬉骂等各种形式来达到娱乐教育的目的。

（九）陕县社火 陕县社火是三门峡地区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民间游艺活动。其队伍编排大致是：马队开道，规模最大的马队近百匹，人称“百马”；三眼铳放炮，震耳欲聋；旌旗先导，锣鼓喧天，气氛热烈。接下来是社火节目：高跷队在先，平垛队居中，坠子队殿后，再后就是表演的各类节目，有：旱船、花棍舞、跑马舞、小车舞、九莲灯等十余个。

（十）义马社火 义马市社火的特点，是以工矿单位为主出社火表演。每年元宵节，义马市组织有6个煤矿、3个大队参加的规模宏大的社火队，表演者一千多人，节目以狮子舞为主。

（十一）湖滨区社火 每逢正月十五元宵节，附近崖底乡、交口乡、会兴乡都要进城耍社火。随着人们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各乡耍社火的人数逐年增多，规模越来越大，节目形式和内容有了新发展。除了传统的民间舞蹈如旱船、龙灯、狮子、骑驴、鹤蚌舞、秧歌舞等节目外，崖底乡向阳村的大型民间舞蹈“百佛顶灯”更是驰名中外，在国际民间舞蹈比赛中曾取得优异成绩，被誉为“中华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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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锦葛仙米,石鱼,带鱼,黄花鱼,油泼肉,酱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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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炸飞禽,龙虎鸡蛋,猩唇,驼峰,鹿茸,熊掌,奶猪,奶鸭子,
杠猪,挂炉羊,清蒸江瑶柱,糖熘鸡头米,拌鸡丝儿,拌肚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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熘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酿倭瓜,炒丝瓜,焖冬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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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蜡肘子,烧烀肘子,扒肘条儿,
蒸羊肉,烧羊肉,五香羊肉,酱羊肉.氽三样儿,爆三样儿,
烧紫盖儿,炖鸭杂儿,熘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尖氽活鲤鱼,板鸭,筒子鸡

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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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扇屏：
我已找到22番的巨全版，因文本太长，只好发网址链接如下：
http://blog.sina.com.cn/u/48aa6368010002sc
http://blog.sina.com.cn/u/48aa636801000374

❹ 河南省南阳市民主街上的南阳经济贸易学校的私人诊所叫什么名字

豫西洛阳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的。洛阳地处古洛水阳命名。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国古代伏羲，女娲，黄帝，唐尧，舜，夏禹和其他神话中，多通。夏泰康迁都仙西倒，商朝首都，武王伐纣，800诸侯会孟津;杜克大学的殖民地，九鼎洛邑。平王东迁，皇帝民都洛岛，光吴中行，魏，晋相禅，孝文改制，隋，唐之际蓬勃发展，后梁唐晋阶段，由于阶段猛攻，一共有十三个朝代的。后汉，魏，洛阳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隋唐人口百万四方进贡，100个国家的走向礼物。洛阳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道路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中心。
早期的西周王朝在中国，一个大的公路网络，洛阳中心驰道驿路，其直为载体，无远不达;连接帆联翩，从洛阳隋唐大运河，舳舻东海之滨，西，南有苏杭，北朔幽燕的关陇;：洛阳的东端起点的“丝绸之路”，东地中海，直池明驼万马络绎不绝。洛阳是一种文化阅读。最早的历史文献“河图洛书”从洛阳，中国国家被视为祖先的“人性化”伏羲，河图“，”洛书“洛书画成了八卦和九域。
从那时起，公爵“仪式音乐，老聃著作文章孔子入周仪式，班固在这里写出的第一位中国断代史”汉书·司马光在这里完成了历史意义的杰作“资本治理纪事报”，著名的“七”，“七贤竹林七贤”，“金谷24的朋友都聚集在这里，写的华彩篇章左思”三都赋“曾使”洛阳纸贵的.. ...洛阳中心的河洛文化与何文明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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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位于河南省西部，地处东经111.8'至112.59'天然的地理纬度33.35'至35.05'。新亚欧大陆桥东段，双方之间的中间到达黄河，“家天下”，素有“九州腹地”之称。洛阳地理条件优越。它位于北亚热带南缘，温带的过渡地带，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年平均气温14.2`C降雨量546毫米。郑州东，西三门峡，北跨黄河与焦作接壤，南，平顶山，南阳连接。约179公里，从东到西，从北至南北宽168公里。洛阳地势西向东。境内山地和丘陵交错复杂的地形，包括山45.51％，丘陵40.73％，平原占13.8％，蔚山，邙山，青要山，荆紫山周山樱龙门山，香山，万安山首阳山嵩山山脉包围;境内河渠密布，属于三大水系，黄河，淮河，长江，黄河，洛河，伊河，清河，磁河铁滦河，涧河，瀍河10 I河流蜿蜒其间，六水四周群山环抱，溪流，八韵十省通衢“。洛阳地处中原，山上方面，西秦岭，东嵩岳函谷关中秦川;;太行山北段和黄河风险;南望伏牛情况，万叶饶，“河山拱戴一个在世界。 “

[历史]
洛阳市河洛地区，历史上被称为”河南“，”河以东，“河内”对应的是第一中心在中国国家的政治活动。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以来，洛阳市，一直是该地区的政治中心。
西周时期，周王星期的公众洛邑，这是周城，东西周时期，直接下周天子。东周时期，雒城为首都，其余大致相同的西周。战国时期，洛邑改名为罗押嗯。秦三川郡，郡治罗洋，三门峡市辖今（除灵宝外），洛阳市（栾川西部除外），巩义市，荥阳市，郑州市，中牟县，原阳县。
西汉末年，洛阳，河南县本地区的西部，东部弘农郡。从这个时期开始，“河南人”正式成为行政区划的一个地理名词，??直到清代。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河南县，河南阴”，“河南之家”，是指在洛阳这个地区的中心。河南县，管辖权此偃师市，孟津县，巩义市，荥阳市，郑州市，中牟县，新郑县，新密市，原阳县，汝阳县，伊川县，汝州市天西是弘农县，三门峡市，弋阳县，新县，洛宁县，嵩县栾川南阳市，陕西省的部分地区。东汉时期，河洛形成了西汉时期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河南县改为河南尹司法管辖区不变。
三国时期，魏的情况下，罗阳更名为洛阳东汉基本沿袭了行政编制河南尹有所扩大，河南阴偃师市，孟津县，巩义市，荥阳市，郑州市，中牟县，新郑县，新密市，原阳县，汝阳县，伊川县，汝州市，登封市，禹州市，嵩县，与汉族相比，时期，登封市，禹州市，嵩县。西晋，一般仍然坚持旧体制的汉。不同的是，河南尹，改回县，河南东部和分析荥阳市置县，包括今河南荥阳郑州市，中牟县，新郑市，新密市，原阳县河南尹西已扩大，包括新县，弋阳县东部。河南县包含在这一点上，偃师，孟津，巩义，登封，汝州伊川，汝阳，禹州，嵩县，新安
Eantern时期，混乱的，的行政区划下落不明。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仍然河南县洛阳河洛地区。在附近其他县基本没有变化。后北魏统一北方迁都洛阳，也改变了河南县，河南尹另一套渑池县，其他县市没有变化。但是，新的许多县，隋朝统一天下，复杂的变化，河南阴县，河南洛阳中心的东，这偃师市，孟津，巩义，登封郑毅，嵩县，宜阳，新安渑池，陕县等地的司法管辖权。汝州市汝阳的情况下襄城郡，郡治从襄城移动唐代汝州。一个伟大的分区变化。河南县基路河南省政府，仍然以洛阳为中心。扩大面积比河南睢县，今天就加入禹州市，新密市，洛宁县，济源市，孟州市，温县等地。 BR />五时期的和十大演义“混乱额外的陕州，孟州（最有可能的唐王朝在了晚集），在河南省政府的管辖范围是有可能到备份的隋王朝河南枪范围。北宋，西京洛阳市，河南省政府今天巩义，登封渑池，偃师市，孟津郑毅，辛，宜阳，洛宁嵩县金国，南宋河南政府区域中心的管辖范围有所缩小，的管辖权今日巩义，登封，渑池，偃师市，孟津，新安，益阳最伊川县小面积在元朝设河南江北省，自那时起，“河南人”所指代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河洛地区的河南洛阳，政府一直到清朝结束，河南江北省和河南，河南府路向西扩张的次级行政区，将灵宝，陕县，洛宁，其他方向是相同的。明代河南政府进一步扩大和增加的卢氏，栾川，嵩县，伊川县家商州今天陕县，灵宝，卢氏，栾川部分从河南省政府出的清代。
1912年，建立共和国废物河南省政府，在洛阳河洛道，道尹市民家中1923年，洛阳市，偃师市19县辖。，河南省腐败转移到洛阳，河南洛阳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政府洛阳行，而一旦搬到洛杉矶办公室在1939年秋，河南省政府再次搬到洛杉矶洛阳市，河南省第二。在1948年，洛阳解放，市洛阳县家分析。洛阳市人民的民主政府是建立。在1949年12月，洛阳市人民的民主政府改名的1954年，洛阳市升格河南省和直辖市。1955年，洛阳县，一部分并入洛阳市的其余部分包括在偃师市，孟津县，1956年建的老城市，洛阳市，西工区人民的政府，洛阳市。和郊区，下一年成立瀍河区在1982年，洛阳市的主持下，于1983年批准的国务院，新成立的吉利区新安，孟津，偃师市，洛阳市下辖的登封市，划归郑州市管辖。1986年，洛阳市，洛宁，宜阳，嵩县，栾川汝阳，洛阳市伊川变化。在1993年，偃师县成为偃师市2000年6月，国务院批准，洛阳市郊区更名为洛龙县洛阳附近，靠近历史与洛阳偃师市，孟津，巩义市和登封市，偃师市，孟津从周朝以来3000年如一日，从未改变过。其次巩义市，三千年，在周代，直到新中国。登封再次，从三国时期到新中国超过1700年。其他县（市），新安，宜阳，伊川，渑池，汝州等洛阳，一起分享，甚至更短的时间的会员洛阳栾川，卢氏，陕县，禹州。此外，自西晋置荥阳县，郑州市的大部分地区今日分道扬镳只是洛阳。

❺ 我想找描写古代帝王穿戴的，越详细越好．还有就是古代盛大仪式的描述，例如祭天，狩猎，检阅三军等．拜托

1）先秦时期，有关帝王祭祀前代帝王的记载，多为祭祀天地之神时的配祀，专祭古帝王者亦有。[11]但比较少见。秦汉以降，皇帝祭祀古代帝王的记载便渐渐多起来了。例如：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十月出游，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嶷山”。[12]后浮江东下至钱塘，“上会稽，祭大禹”。[13]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因周兴而邑立后稷之祠，血食天下，于是诏令天下立灵星祠，常以岁时祠以牛，祀后稷。[14]汉高帝死后，令各郡及诸侯王国皆立高庙，以祀高祖。汉文帝时，于长安东北渭河北岸建五帝庙，祭五天帝（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帝各一殿，殿各一门，殿门之色与各天帝色同。[15]虽然五天帝非古帝王，但这可能是于同一庙内集中祭祀五天帝之始。汉武帝时，亳人谬忌奏请祠泰一神，说：“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日一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16]于是，武帝命于长安城东南郊立泰一祠，按照谬忌所说祭祀泰一神。虽然泰一也是神，但是，为辅佐天帝之神，如同帝王的贤臣。因此，这又可能是祭祀名臣名将的发端。

东汉建武七年（公元31年）五月，光武帝要与卿大夫、博士商议“汉当郊尧”之事。侍御史杜林谏阻说：“民无愚智，思仰汉德，乐承汉祀。基业特起，不因缘尧。尧远于汉，民不晓信，言提其耳，终不悦谕。……郊祀高帝，诚从民望，得万国之欢心，天下福应，莫大于此。民奉种祀，且犹世主，不失先俗。……宗庙至重，众心难违，不可卒改。……方军师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祀故事。”[17]意思是说，汉室兴起，追根溯源，不在于尧，而是高帝（刘邦）之功，应当顺民心好好地祭祀高帝。但现在军队将士还在外打仗，天下尚未平定，还是按照建武元年（公元25年）郊祀时的样式而行罢，先不祭祀高帝。这一意见被光武帝采纳。直到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平定陇、蜀之后，才增广郊祀，高帝配食。这种祭祀汉高帝的方式比在高庙祭祀更为隆重。光武帝死后，明帝二年（公元59年）于明堂祭光武帝。同年十月，“西巡狩，幸长安，祠高庙。”十一月，“遣使者以中牢祠萧何、霍光。帝谒陵园，过式其墓。”[18]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在位皇帝祭祀前代名臣的最早记载。明帝时，还在不同季节分别祭祀五天帝及臣神。立春之日，迎春于洛阳东郊八里，祭青帝、句芒，祭时，车旗服饰皆为青色。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七里，祭赤帝、祝融，届时车旗服饰皆为红色。立秋之日前十八天，迎黄灵于中兆（去都城五里），祭黄帝、后土，届时车旗服饰皆为黄色。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九里，祭白帝、蓐收，届时车旗服饰皆为白色。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六里，祭黑帝、玄冥，届时车旗服饰皆为黑色。[19]这是将天帝与臣神同祭的一例。元和二年（公元85年）二月，章帝东巡狩，将至泰山，于道上派使者到济阴成阳灵台祀帝尧一太牢。次日，于汉武帝在汶上所建明堂宗祠五天帝，光武帝配祀。又一天，各用一太牢遥遥告祀汉高祖、太宗、世宗、中宗、显宗于明堂。之后巡幸鲁国，祠东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人。四月，回到洛阳，为告庙还京，各用一特牛祭汉高祖与光武帝。[20]

东晋孝武帝宁康三年（375年），祭先代帝王之礼制又有较大改变，“故事祀皇陶于庭尉寺，新礼移祀于律署，以同祭先圣于太学。旧祀以社日，新改用孟秋，以应秋收。”[21]北魏天兴三年（400年）五月，道武皇帝东巡，遂幸涿鹿（今河北涿鹿东南），“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尧、帝舜庙。”[22]又神瑞三年（415年）六月，明元帝东巡，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至广宁（今涿鹿），登历山，祭舜庙。”[23]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年）诏曰：“法施于人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常式。……凡在祀令者有五帝：尧树则天之功，兴巍巍之治，可祀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舜播太平之风，致无为之化，可祀于广宁；禹御洪水之灾，建天下之利，可祀于安邑（今陕西运城东）：周文公制礼作乐，垂范万叶，可祀于洛阳；其宣尼庙已于中省别敕有司行事。自文公以上，可令当界牧守各随所近，摄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24]

上面列举的种种事例说明，自秦汉至北朝的六七百年间，封建统治者对先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虽说代有所为，未曾间断，但是多有变化，在祭祀的时间、地点、方式、礼仪等方面，未有定制、常制，具有明显的随机性。

（2）隋统一天下后，整肃礼制，对先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亦成定制。在举行禘、袷大祭（五年一禘祭，在孟夏；三年一袷祭，在孟冬）时，“并以其日，使祀先代王公帝尧于平阳，以契配；帝舜于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南之蒲州），咎鲧配；夏禹于安邑，伯益配；殷汤于汾阴（今陕西万荣县西南），伊尹配；文王、武王于沣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汉高帝于长陵，萧何配。各一太牢而无乐。配者飨于庙庭。”[25]可见，隋代祭祀先代帝王与名臣，已形成定时、定地、定式的制度。
唐初，贞观之礼，无祭先代帝王之文。显庆中，经礼部尚书许敬宗奏请后，“聿遵故事，三年一祭。以仲春之月，祭唐尧于平阳，以契配；祭虞舜于河东，以咎鲧配；祭夏禹于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汤于偃师，以伊尹配；祭周文王于鄷，以太公配；祭武王于镐，以周公、召公配；祭汉高祖于长陵，以萧何配。”[26]可知，唐初祭祀先代帝王与名臣，基本同隋制。时至中唐，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玄宗天宝六载（747年）正月十一日，勅“三皇五帝，创物垂范，永言龟镜，宜有钦崇，三皇：伏羲，以勾芒配；神农，以祝融配；轩辕（黄帝），以风后、力牧配。五帝：少昊，以蓐收配；颛顼，以元（玄）冥配；高辛，以稷、契配；唐尧，以羲仲、和叔配；虞舜，以夔、龙配。其择日及置庙地，量事营立。其乐器请用宫悬，祭请用少牢（羊、豕），仍以春秋二时致享。共置令、丞，令太常寺检校。”转年五月十五日诏：“上古之君，存诸氏号，虽事先书契，而道著皇王，缅怀厥功，宁忘咸秩。其三皇以前帝王，宜于京城内共置一庙，仍与三皇五帝庙相近，以时致祭天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乐，请准三皇五帝庙，以春秋二时享祭。历代帝王肇迹之处，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庙享祭，取当时将相德业可称者二人配享。夏王禹都安邑，今（指唐代，下同）夏县，以虞伯益、秩宗伯夷配。殷王汤都亳，今谷熟县，以阿横伊尹、左相仲虺配。周文王都酆，今咸阳县，现有庙，以师鬻熊、齐太公望祀。周武王都镐，入文王庙同享，太师周公、太保召公配。秦始皇帝都咸阳，丞相李斯、建军王翦配。汉高祖起沛，今彭城县，太傅张良、相国萧何配。后汉光武帝起南阳，司徒邓禹、将军耿弇配。魏武帝都邺，侍中荀彧、太尉钟繇配。晋武帝都洛阳，司空张华、将军羊祜配。后魏道武皇帝起云中，太尉长孙嵩、尚书崔元伯配。周文帝起冯翊，尚书苏绰、大将军于谨配。隋文帝封隋汉东，仆射高颎、大将军贺若弼配。令郡县长官春秋二时择日粢盛蔬馔时果、配酒脯，洁诚致祭。”[27]据此而知，唐玄宗天宝年间，于京城长安建置两个帝王庙，曰三皇庙五帝庙、曰三皇以前帝王庙。这是历史上于京城建帝王庙，集中祭祀唐代以前帝王的肇始。除此之外，唐代还在先代帝王发迹之处建庙，令地方长官按时致祭。也就是说，自唐玄宗始，祭祀历代帝王实行“双轨制”，享祭的帝王和名臣也大大增多。

由上述可知，隋唐之世，对历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制度进一步完善，随机性减少，基本形成定制。特别是盛唐时，开创了在京城修建古代帝王庙的先例。

（3）迨至两宋，国都汴梁和杭州都没有帝王庙的建置，对先代帝王及名臣的祭祀，分别在其陵庙所在地举行。所祭的先代帝王和名臣进一步增多，且有主次重轻之分。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诏曰：“历代帝王，或功济生民，或道光史载，垂于祀典，厥惟旧章。兵兴以来，日不暇，有司废职，因循暇旷坠。或庙貌攸设，牲牷罔荐；或陵寝虽存，樵苏靡禁。仄席兴念兹用惕然。其太昊（葬宛丘，在陈州）、女娲（葬赵城县东南，在晋州）、炎帝（葬长沙，在潭州）、黄帝（葬桥山，在坊州）、颛顼（葬临河县，在澶州）、高辛（葬濮阳顿丘城南，在澶州）、唐尧（葬城阳谷林，在郓州）、虞舜（葬九疑上，在永州）、夏禹（葬会稽，在越州）、成汤（葬汾阴，在河中府）、周文王武王（并葬京兆咸阳县）、汉高祖（长陵）、后汉世祖（原陵在河南洛阳县）、唐高祖（献陵在耀州三原县东）、太宗（昭陵在京兆醴泉县北九嵕山），十六帝各给守陵五户，蠲其他役，长吏春秋奉祀。他处有祠庙者，亦如祭享。商中宗太戊（葬大名内黄县东南）、高宗武丁（葬陈州西华县北）、周成王康王（并葬京兆咸阳县）、汉文帝（霸陵在京兆万年县东界）、宣帝（杜陵在京兆万年县东南）、魏太祖（高平陵在相州邺县西南）、晋武帝（峻阳陵在河南洛阳县东南）、后周太祖（成陵在耀州富平县西北）、隋高祖（太陵在凤翔扶风县东南）十帝，各给三户，岁一享。秦始皇（陵在京兆昭应县）、汉景帝（阳陵在京兆咸阳县界）、武帝（茂陵在京兆西平县）、后汉明帝（显节陵在河南洛阳县东南）、章帝（恭陵在河南洛阳县东南）、魏文帝（首阳陵在孟州首阳山）、后魏孝文帝（长陵在耀州富平县东南）、唐元宗（泰陵在同州蒲城县东南）、肃宗（建陵在京兆醴泉县）、宪宗（景陵在同州蒲城县西北）、宣宗（正陵在耀州云阳县西北）、梁太祖（宣陵在河南伊阙县东北）、后唐庄宗（雍陵在河南新安县东）、明宗（徽陵在河南洛阳县东北）、晋高祖（显陵在河南寿安县西北）十五帝，各给二户，三年一祭。周桓王（葬河南渑池县东北）、灵王（葬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景王（葬河南洛阳县太仓中）、威烈王（葬河南城阳城中西北隅）、汉元帝（渭陵在京兆咸阳县）、成帝（延陵在京兆咸县阳）、哀宗（义陵在京兆咸阳县）、平帝（康陵在京兆咸阳县）、后汉和帝（慎陵在河南洛阳县东南）、殇帝（康陵在慎陵茔中庚地）、安帝（恭陵在河南洛阳东北）、顺帝（宪陵）、冲帝（怀陵，并在河南洛阳县东西）、质帝（静陵在河南洛阳东南）、献帝（樿陵在怀州修武县故涿鹿城西北）、魏明帝（平陵在河南河清县大石山）、高贵乡公（葬河南洛阳县瀍涧之滨）、陈留王（葬相州邺县西）、晋惠帝（太阳陵河南洛阳县东南）、怀帝、愍帝（并葬晋州平阳县）、西魏文帝（永陵在耀州富平县东南）、东魏孝静帝（葬相州邺县西漳水北）、唐高宗（乾陵在乾州奉天县西北）、中宗（定陵在耀州富平县西北）、睿宗（桥陵在同州蒲城县西北）、德宗（崇陵在耀州云阳县北）、顺宗（丰陵在耀州富平县东北）、穆宗（光陵在同州蒲城县北）、敬宗（庄陵在耀州三原县）、文宗（章陵在耀州富平县西北）、武宗（端陵在耀州三原县东）、懿宗（简陵在耀州富平县西北）、僖宗（靖陵在乾州奉天县东北）、昭宗（和陵在河南缑氏县、梁少帝（葬河南伊阙县）、后唐末帝（葬河南洛阳县东北），三十八帝陵，州县常禁樵采。”[28]

显然，宋朝对前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虽然不在京城建帝王庙集中举行，而是在各代帝王陵寝所在地分散进行，但是，所崇祀的历代帝王和名臣不仅进一步增多，而且区别对待，有主有次，特点分明。

（4）元代崇祀先代帝王之典不废，但没有唐、宋隆重。每年春秋仲月命侍臣到平阳祭尧帝庙，到山西河东、山东济南、河南濮州、湖南道州祭舜帝庙，到山西龙门祭禹帝庙。祭时只是烧香致敬，读祝文。汤阴羑里城周文王祠，凤翔府歧山周公庙，亦命有司奉祀，但有牲无乐。值得称道的是，元代还增建了一批古帝王庙，如至元十二年（1275年），立伏羲、女娲、舜、汤等庙于河中解州、洪桐、赵城（俱在陕西境内），十五年（1278年）修会川盘古王祠等。[29]

（5）明朝对历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极为重视，超越前代。先是，洪武三年（1370年）遣使访寻先代帝王陵寝，得七十九处。经礼官考查后，认定功德昭著者三十有六，为伏羲（在河南陈县）、神农（在湖广酃县）、黄帝（在陕西中部县）、少昊（在山东曲阜）、颛顼（在北平滑县）、唐尧（在山东东平县）、虞舜（在湖广宁远县）、夏禹（在浙江会稽县）、商汤（在山东荥河县）、中宗（在北平内黄县）、高宗（在河南陈县）、周文王（在陕西咸阳）、武王（在咸阳）、成王（在咸阳）、康王（在咸阳）、汉高祖（在咸阳）、文帝（在陕西咸宁）、景帝（在咸阳）、武帝（在陕西兴平县）、宣帝（在长安）、光武（在河南孟津县）、明帝（在洛阳）、章帝（在洛阳）、后魏文帝（在陕西富平县）、隋高祖（在陕西扶风县）、唐高祖（在陕西三原县）、太宗（在陕西醴泉县）、宪宗（在陕西蒲城县）、宣宗（在陕西泾阳县）、周世宗（在河南郑县）、宋太祖(在河南巩县)、太宗（在巩县）、真宗（在巩县）、仁宗（在巩县）、孝宗（在浙江会稽县）、理宗（在会稽）。然后，遣官往祭。洪武帝亲制祝文，每陵给银二十五两置备祭物。并命奉祀官见有陵寝被盗发者，要掩埋好；毁坏的地方，要修补完整；有庙堂颓圮者，要加以修葺；当地官府要严禁采伐陵木，并每年按时祭以太牢。其后，所祭帝王陵虽有个别调整，但保持着三十五个或三十六个之数。每陵设陵户二人看守，又各立一碑，镌刻祭期和牲帛之数，以便当地官府遵照致祭。六年（1373年），洪武皇帝认为五帝、三王及汉、唐、宋创业之君，都应该于京城立庙祭祀，故在（南京）钦天山之阳修建了历代帝王庙。这是唐玄宗于国都长安建立三皇五帝庙之后，又一次于京城正式建立历代帝王庙。南京历代帝王庙，正殿五室，中一室祀三皇（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东一室祀五帝（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西一室祀夏禹、商汤、周文王；又东一室祀周武王、汉光武、唐太宗；又西一室祀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不久，以周文王终服事殷，唐高祖本太宗之力而得天下，遂寝其祀，增祀隋高祖（后罢）。庙中所祀十六位帝王[30]皆塑衮冕坐像，只有伏羲、神农不加冕服，因为那时候还未有衣服。历代帝王庙建成后，规定每年春秋仲月上旬甲日致祭。洪武皇帝曾亲自到庙中祭祀先代帝王。二十一年（1388年），洪武皇帝诏谕以历代名臣从祀。礼官遵旨拟定了三十六人的名单，经洪武皇帝审查并剔除、增补后，遂定风后、力牧、皋陶、夔、龙、伯夷、伯益、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李晟、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浚、木华黎、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颜等三十七人，从祀于历代帝王庙东、西两庑。至此，明初于历代帝王庙祭祀的帝王和从祀的名臣形成定制。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洪武间还在中都凤阳亦建有一座历代帝王庙，又在北平（元大都改名）城金城坊修建一座元世祖庙，专祀元代明君世祖忽必烈。

永乐年间，大规模营建北京宫殿城池并迁都时，未及在北京建造帝王庙，对历代帝王庙和名臣多在天坛举行郊祀大典时附祭，南京和中都的历代帝王庙，则遣南京太常寺官行祭礼。至嘉靖九年（1530年），厘正祀典，废除郊祀附祭历代帝王之制，决定在皇城西建立一座帝王庙。初拟就灵济宫（在灵境胡同）改建，只因地狭，改于阜成门内路北保安寺故址新建。十年（1531年）二月春祭，时因建庙工程未竣，嘉靖帝临时在文华殿亲祭历代帝王和名臣。同年九月，庙成。正殿五室，名曰景德崇圣之殿；殿前为景德门，左、右为东、西两庑，殿后有祭器库；景德门外有神库、神厨、宰牲亭、钟楼。外门之前为景德街，两端有坊。新建的北京历代帝王庙中，起初所祀的历代帝王和名臣与南京历代帝王庙相同，即有十六位帝王各三十六位名臣，不同的是庙中殿庑内只设帝王和名臣的神主牌位，而没有塑像。至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采纳礼科给事中陈棐的建议，撤除元世祖和元臣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伯颜之祀。此后在历代帝王庙享祀的只有十五位帝王，三十二位名臣。[31]

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建成，使北京城增添了一座重要的皇家庙宇建筑，为明朝统治者创造了崇祀历代帝王和名臣的固定专用场所，将明代崇祀历代帝王和名臣的活动推向高潮，丰富了北京的历史文物特别是祭祀文化，意义重大。

（6）有清一代，将封建统治者崇祀历代帝王和名臣的礼制与活动，总其大成，推向顶峰。清室入关，定鼎北京，宫殿城池，沿用明旧。历代帝王庙也成为清室继承前明的一宗历史文化遗产，并在完善崇祀历代帝王和名臣的礼制上，较明代“更上一层楼”。

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初一日，“始祀辽太祖、金太祖、世宗、元太祖、明太祖于历代帝王庙，以其臣耶律曷鲁、完颜粘没罕、斡里不、木华黎、伯颜、徐达、刘基从祀。”[32]不仅纠正了明代只让元世祖入帝王庙享祀而冷落辽、金之主及名臣的偏颇，而且也没有忘记刚刚被灭亡的大明国开国之君及主要功臣，从而使入历代帝王庙内享祀的帝王增加到二十一位，从祀的名臣增加到四十一位（包括新增祀的唐臣张巡、许远在内）。[33]十七年（1660年）六月，“礼臣议言庙祀帝王，止及开创，应增守成令辞，并罢宋臣潘美、张浚祀。从之。于是增祀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而辽、金、元太祖皆罢祀。”[34]此后，帝王庙中享祀帝王增至二十五位，享祀名臣减至三十九位。康熙嗣服，以辽、金、元太祖毕竟有开创之功，故复入庙享祀。康熙六十年（1721年）四月，“诏厘定历代帝王庙崇祀祀典”。[35]翌年十月，康熙帝谕曰：“历代帝王每朝崇祀不过一二主，或庙享其子而不及其父，或配食其臣而不及其君。应将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尽宜入庙崇祀。”又谕：“明愍帝无甚过失，国亡由伊祖所致，愍帝不可与亡国者例论。而万历、泰昌、天启三君，不应入祀。其历代配飨功臣，有治安之世辅佐有功者，应量加增补。”[36]同年十二月，雍正皇帝依遵圣祖谕旨，增祀帝王和名臣神牌，并立碑以纪。此后，增祀夏启、仲康、少康、杼、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商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庚丁、太丁、帝乙、周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宣王、平王、桓王、庄王、僖王、惠王、襄王、顷王、匡王、定王、简王、灵王、景王、悼王、敬王、元王、贞定王、考王、威烈王、安王、烈王、显王、慎靓王、汉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桓帝、灵帝、昭烈帝，唐高祖、高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辽太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宋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端宗，金太宗、章宗、宣宗，元太宗、定宗、宪宗、成宗、武宗、仁宗、泰定宗、文宗、宁宗、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愍帝，共一百四十三位。从祀功臣则增广四十位，有黄帝臣仓颉，商臣仲虺，周臣毕公高、吕候、仲山甫，汉臣刘章、魏相、丙吉、耿弇、马援、赵云，唐臣狄仁杰、宋璟、姚崇、李泌、陆贽、裴度，宋臣吕蒙正、李沆、寇准、王曾、范仲淹、富弼、韩琦、文彦博、司马光、李纲、赵鼎、文天祥，金臣呼噜，元臣博果密、托克托，明臣常遇春、李文忠、杨士奇、杨荣、于谦、李贤、刘大夏。[37]这些新增祀的帝王神牌，按照朝代与原祀帝王加以合并，供在一龛。这样，景德崇圣殿中有的五龛增为七龛。每龛供奉的帝王分别是：伏羲、神农、黄帝为一龛。
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一龛。
增祀的十三位夏王、二十五位商王，与原祀的夏禹、商汤共四十王，合为一龛。
增祀的三十一位周王，与原祀的武王共三十二王，合为一龛。
增祀的汉十九帝和唐十四帝，与原祀的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共三十六帝，合为一龛。
增祀的辽五帝、宋十三帝和金三帝，与原祀的辽太祖、宋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共二十五帝，合为一龛。
增祀的元九帝和明十一帝，与原祀的元太祖、世祖、明太祖共二十三帝，合为一龛。这样，历代帝王庙正殿分设七龛，供奉的历代帝王总计为一百六十四位。另外，增祀的名臣仓颉、毕公高、仲公甫、魏相、耿弇、宋璟、 裴度、李沆、王曾、富弼、间彦博、李纲、文天祥、博果密、常遇春、杨士奇、于谦、刘大夏十八位，与原祀的风后、傅说、召公奭、召穆公虎、张良、曹参、周勃、房玄龄、李靖、许远、李晟、韩世忠十二位，在东庑享祀；原在西庑的夔、伯夷、伊尹、邓禹、诸葛亮、郭子仪、曹彬、宗翰、穆呼哩、徐达也十位移祀于东庑。这样，东庑便有四十位名臣享祀。而西庑原祀力牧、周公旦、太公望、方叔、萧何、陈平、杜如晦、张巡、岳飞九位，增祀的仲虺、吕候、尹吉甫、刘章、丙吉、马援、赵云、狄仁杰、姚崇、李泌、陆贽、赫鲁、吕蒙正、寇准、范仲淹、韩琦、司马光、赵鼎、托可托、李文忠、杨荣、李贤二十二位亦安置在西庑。原在东庑享祀的皋陶、龙、伯益、冯异、耶律曷噜、宗望、巴延、刘基八位移请到西庑。这样，在西庑享祀的历代名臣则有三十九位。东、西两庑共供奉历代名臣七十九位。[38] 雍正七年（1729年）缮葺帝王庙，历四年而工竣，竖碑以记。乾隆元年（1736年），谥明建文皇帝曰恭敏惠皇帝，入帝王庙享祀，位次明太祖之后。二十七年（1762年）重修帝王庙，正殿原覆绿琉璃瓦而改易黄琉璃瓦。二十九年（1764年）工讫，乾隆皇帝亲祭，有御制碑文可证。[39]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谕：“朕因览《四库全书》内《大清通礼》一书所列庙祀历代帝王位号，乃依旧《会典》所定，有所弗惬于心。敬忆皇祖《实录》，有敕议增祀之谕。令查取礼部原议红本，则系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内具题。尔时诸臣不能仰体圣怀，详细讨论，未免历陋就简。我皇祖谕旨，以凡帝王曾在位者，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此外尽应入庙，即一二年者亦应崇祀。煌煌圣训，至大至公。上自羲轩，下至胜国，其间圣作明述之君，守文继体之主，无不馨香妥侑。不特书生臆论无能仰喻高深，即历代以来升禋议礼，未有正大光明若此者也。乃会议疏内声明偏安亡弑不入祀典，而仍入辽、金二朝，不入东西晋、元魏、前后五代，未免意有偏向。视若仰承圣意，而实显与圣谕相背。朕意若谓南北朝偏安不入祀典，则辽、金得国亦未奄有中原，何以一登一黜？适足启后人之訾议。即因东西晋、前后五代有因篡得国，摈而不列，如（曹）操，丕不得为正统之例。殊不知三国时正统在昭烈，故虽以陈寿《三国志》之尊魏抑蜀，而卒不能夺万世之公评。至司马氏篡窃以还，南朝神器数易，如宋武帝崛起丹徒，手移晋祚，自不能掩其篡夺之罪。其他虽祖宗得国不正，而子孙能继绪承体，即为守文中主，亦不可概从阙略。况自汉昭烈以至唐高祖统一区夏，时之相去三百余年，其间英毅之辞，节俭之主，史不绝书，又安可置不论？至于后五代，如朱温以及郭威，或起自寇窃，或身为叛臣，五十余年，更易数姓，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然周世宗承藉郭氏余业，凭有疆域，尚不失为令主。此而概不列入，则东西晋、前后五代数百年间创业之主，祀典缺如，何以协千秋仅论？他若元魏雄据河北，地广势强，太武、道武，勤思政理，讲学兴农，亦可为偏安英主。并当量入祀典，以示表章。朕前命馆臣录存杨维祯《正统辨》，谕内，详细宣论以维祯所辨正统在宋而不在辽、金之说为是。所以存春秋纲目之义，见人心天命之悠归。且检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所载明代崇祀古帝王位号，原本列辽、金二朝。今《（大清）通礼》内崇祀辽、金而不入东西晋、前后五代，似此互相入主出奴，伊于何底？是皆议礼诸臣有怀偏见，明使后世臆说之徒谓本朝于历代帝王未免区分南北，意存轩轾，甚失皇祖降谕之本意也。至明之亡国，由于神、熹二宗纪纲隳而法度弛，愍帝嗣统时，国事已不可为，虽十七年身历勤苦，不能补救倾危，卒且身殉社稷，未可与荒淫失国者一例而论。是以皇祖睿裁，将神、熹二示撤出，而愍帝则特令庙祀。褒贬予夺，毫厘不爽，实千古大公定论。乃诸臣于定议时转复将汉之桓、灵增入。岂未思炎汉之亡亡于桓、灵，而不亡于献帝乎？从前定议未将东汉全局详审论断，转使昏暗之君叼庙食，所议未为允协。夫自古帝王统绪相传，易代以后，飨祀庙廷，原以报功崇德。至于严篡窃之防，戒守成之主，或予式夺，要必衷于至当，而无所容心于其间，方协彰瘅之义。所有历代帝王庙祀典，著大学士、九鼎更行悉心详议具奏，并著于定议后，交四库馆恭录皇祖谕旨并朕此旨于《通礼》庙飨卷首，以昭殷鉴历朝，垂示万年之至意。”[40]遵照乾隆皇帝的这道谕旨，又将晋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简文帝，（南朝） 宋文帝、孝武帝、明帝，（北朝）齐武帝、（南朝）陈文帝、宣帝，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五代）唐明宗、周世宗，以及唐宪宗、金哀宗等二十五位帝王，列入历代帝王庙祀典。[41]从而使历代帝王庙内享祀的帝王增加到一百八十八位。其中，中龛供三皇，三位；左一龛供五帝；右一龛供夏、商诸王，四十位；左二龛供周诸王，三十二位；右二龛供汉、晋、南北朝诸帝，四十位；左三龛供唐、五代、宋、辽诸帝，三十八位；右三龛供金、元、明诸帝，三十位。

❻ 文明礼仪的故事

(一)、铁杵磨成针：唐朝著名大诗人李白小时候不喜欢念书，常常逃学，到街上去闲逛。
一天，李白又没有去上学，在街上东溜溜、西看看，不知不觉到了城外。暖和的阳光、欢快的小鸟、随风摇摆的花草使李白感叹不已，“这么好的天气，如果整天在屋里读书多没意思？”
走着走着，在一个破茅屋门口，坐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正在磨一根棍子般粗的铁杵。李白走过去，“老婆婆，您在做什么？”
“我要把这根铁杵磨成一个绣花针。”老婆婆抬起头，对李白笑了笑，接着又低下头继续磨着。
“绣花针？”李白又问：“是缝衣服用的绣花针吗？”
“当然！”
“可是，铁杵这么粗，什么时候能磨成细细的绣花针呢？”
老婆婆反问李白：“滴水可以穿石，愚公可以移山，铁杵为什么不能磨成绣花针呢？”
“可是，您的年纪这么大了？”
“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老婆婆的一番话，令李白很惭愧，于是回去之后，再没有逃过学。每天的学习也特别用功，终于成了名垂千古的诗仙。
（二）、团结的力量：从前，吐谷浑国的国王阿豺有20个儿子。他这20个儿子个个都很有本领，难分上下。可是他们自恃本领高强，都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认为只有自己最有才能。平时20个儿子常常明争暗斗，见面就互相讥讽，在背后也总爱说对方的坏话。
阿豺见到儿子们这种互不相容的情况，很是担心，他明白敌人很容易利用这种不睦的局面来各个击破，那样一来国家的安危就悬于一线了。阿豺常常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来苦口婆心地教导儿子们停止互相攻击、倾轧，要相互团结友爱。可是儿子们对父亲的话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表面上装作遵从教诲，实际上并没放在心上，还是依然我行我素。
阿豺的年纪一天天老了，他明白自己在位的日子不会很久了。可是自己死后，儿子们怎么办呢？再没有人能教诲他们、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了，那国家不是要四分五裂了吗？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让他们懂得要团结起来呢？阿豺越来越忧心忡忡。
有一天，久病在床的阿豺预感到死神就要降临了，他也终于有了主意。他把儿子们召集到病榻跟前，吩咐他们说：“你们每个人都放一支箭在地上。”儿子们不知何故，但还是照办了。阿豺又叫过自己的弟弟慕利延说：“你随便拾一支箭折断它。”慕利延顺手捡起身边的一支箭，稍一用力，箭就断了。阿豺又说：“现在你把剩下的19支箭全都拾起来，把它们捆在一起，再试着折断。”慕利延抓住箭捆，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咬牙弯腰，脖子上青筋直冒，折腾得满头大汗，始终也没能将箭捆折断。
阿豺缓缓地转向儿子们，语重心长地开口说道：“你们也都看得很明白了，一支箭，轻轻一折就断了，可是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怎么也折不断。你们兄弟也是如此，如果互相斗气，单独行动，很容易遭到失败，只有20个人联合起来，齐心协力，才会产生无比巨大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保障国家的安全。这就是团结的力量啊！”
儿子们终于领悟了父亲的良苦用心，想起自己以往的行为，都悔恨地流着泪说：“父亲，我们明白了，您就放心吧！”
阿豺见儿子们真的懂了，欣慰地点了下头，闭上眼睛安然去世了。
折箭的道理告诉我们：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团结起来，才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智慧，去克服一切困难。
（三）、聪明的报童：某一个地区，有两个报童在卖同一份报纸，二人是竞争对手。

第一个报童很勤奋，每天沿街叫卖，嗓门也响亮，可每天卖出的报纸并不是很多，而且还有减少的趋势。

第二个报童肯用脑子，除去沿街叫卖外，他还每天坚持去一些固定场合，一去了后就给大家分发报纸，过一会再来收钱。地方越跑越熟，报纸卖出去的也就越来越多，当然也有些损耗，但很校渐渐地，第二个报童的报纸卖得更多，第一个报童能卖出去的越少了，不得不另谋生路。

为什么会如此?第二个报童的做法中大有深意:第一，在一个固定地区，对同一份报纸，读者客户是有限的。买了我的，就不会买他的，我先把报纸发出去，这些拿到报纸的人是肯定不会再去买别人的报纸。等于我先占领了市场，我发的越多，他的市场就越校这对竞争对手的利润和信心都构成打击。

第二，报纸这东西不像别的消费品，有复杂的决策过程，随机性购买多，一般不会因质量问题而退货。而且钱数不多，大家也不会不给钱，今天没零钱，明天也会一块给，文化人嘛，不会为难小孩子。

第三，即使有些人看了报，退报不给钱，也没什么关系，一则总会积压些报纸，二则他已经看了报，肯定不会去买别人的报纸，还是自己的潜在客户。

评语:小小的一个卖报生意，就有这么多的技巧，可见，生意经是本永远学不完的书，任何时候，只要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就会有独特的收获。
……
刘备三请诸葛亮

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青年时代躬耕于隆中，并苦读经书，熟悉历朝兴衰的历史，潜心钻研兵法。他常以春秋战国时的管仲、乐毅自比，是难得的一位将才、谋士，自称“卧龙”。善于网罗人才的刘备闻知，高兴地说：“我需要这样的人才！”并表示哪怕山高路远，行走不便，也非亲自去请他不可。
深冬的一天，刘备带着关羽、张飞，到隆中邀请诸葛亮。谁知诸葛亮恰好不在家，刘备只好扫兴而归。
刘备回到新野，不断派人到隆中打听诸葛亮何时在家。当打听到诸葛亮外出已经回到家时，刘备当即决定二请诸葛。这时，张飞不以为然地说：“一个平民百姓，派个武士把他叫来就得了，犯不着让你一再去请。”刘备说：“诸葛亮是当代大贤，怎么能随便派个人去叫他呢？你还是痛痛快快地跟我去吧。”刘备说服了张飞，叫上关羽，三人骑马直奔隆中而去。
这一天，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冷得实在教人难忍。张飞对着刘备大嚷：“我等何苦找此罪受！不如等天晴再说。”刘备却说：“贤弟，咱们冒此大风雪，不怕山高路远，去请诸葛，不正表明了我们的一片诚意吗？”三人继续往前赶路。不料，这一次刘备又未见到诸葛亮，只好写了一封信托诸葛亮的弟弟转交，说明来意，并表示择日再访。
第二年春天，刘备更衣备马，决定第三次去拜访诸葛亮。张飞、关羽竭力劝阻。关羽说：“我们两次相请，都未见到他，想必他徒有虚名，不敢前来相见。”张飞更是带着轻蔑的口吻说：“我们已仁至义尽，这次只需我一人前往，他如若不来，我就将他绑来见你。”刘备连忙说道：“不得无礼，没有诚意哪能请到贤人呢？”
刘备三人飞马直奔隆中，来到诸葛亮的草庐前。此时诸葛亮正在午睡。刘备唯恐打扰诸葛亮，不顾路途疲劳，屏声敛气地站在门外静候，直到诸葛亮醒来才敢求见。刘备见了诸葛亮，说道：“久慕先生大名，三次拜访，今日如愿，实是平生之大幸！”诸葛亮说：“蒙将军不弃，三顾茅庐，真叫我过意不去。亮年幼不才，恐怕让将军失望。”刘备却诚恳地说：“我不度德量力，想为天下伸张正义，振兴汉室。由于智术短浅，时至今日，尚未达到目的，望先生多多指教。”刘备谦虚的态度，诚恳的情意，使诸葛亮很受感动。于是诸葛亮终于答应了刘备的请求，怀着统一全国的政治抱负，离开了隆中茅庐，出任刘备的军师。他忠心耿耿地辅佐刘备，为“三国鼎立”局面的确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想一想：刘备为什么能请到诸葛亮？如果第三次还请不到，他还会去请吗？为什么？

廉蔺交欢

蔺相如是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的大臣，他很有见识和才能。在“完璧归赵”、“渑池相会”两次外交斗争中，捍卫了赵国的尊严，地位在名将廉颇之上。这使廉颇很不服气，他对别人说：“我廉颇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为赵国立下了赫赫战功。蔺相如不过是凭一张嘴巴，说说而已，有什么了不起，反而爬到我的头上。一定要侮辱他一番。”蔺相如听说后，尽量不跟廉颇会面，每次出门，避开廉颇，有时甚至装病不去上朝。有一次蔺相如外出，远远看见廉颇的车马迎面而来，连忙叫车夫绕小路而行。
蔺相如手下的人对他这样卑躬让步的作法感到委屈，纷纷要求告辞还乡。蔺相如执意挽留，并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说：“诸位认为廉将军和秦王相比，哪个厉害？”众人都说：“当然廉将军不及秦王了。”蔺相如说：“对啦，天下的诸候个个都怕秦王，可是为了赵国，我敢在秦国的朝廷上斥责他，怎么会见到廉将军倒反而害怕了呢？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攻打赵国，就是因为赵国有我和廉将军两人的缘故。如果两虎相斗，势必两败俱伤。我不计个人恩怨，处处让着廉将军，是从国家的利益着想啊。”听了这番话，大家都消了气，打消了告辞还乡的念头，反而更加尊敬蔺相如了。
后来，有人把蔺相如的话告诉了廉颇，廉颇大受感动，惭愧万分，觉得自己心胸竟然如此狭窄，实在对不起蔺相如，决心当面请罪。一天，他脱下战袍，赤身背着荆条，来到蔺相如的府第，“扑”地跪在地上，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地对蔺相如说：“我是一鄙陋的粗人，见识浅薄，气量短小，没想到您对我竟这么宽容大量，我实在无脸见您，请您用力责打我吧！就是把我打死了，也心甘情愿。”蔺相如见到这情景，急忙扶起廉颇，两人紧抱在一起。从此两人消除了隔阂，加强了团结，同心协力，保卫赵国，强大的秦国更加不敢轻易地侵犯赵国了。

二十四孝

01 孝感动天
舜，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五帝之一，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史称虞舜。相传他的父亲瞽叟及继母、异母弟象，多次想害死他：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从谷仓下纵火，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逃脱；让舜掘井时，瞽叟与象却下土填井，舜掘地道逃脱。事后舜毫不嫉恨，仍对父亲恭顺，对弟弟慈爱。他的孝行感动了天帝。舜在厉山耕种，大象替他耕地，鸟代他锄草。帝尧听说舜非常孝顺，有处理政事的才干，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经过多年观察和考验，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舜登天子位后，去看望父亲，仍然恭恭敬敬，并封象为诸侯。

02 亲尝汤药
汉文帝刘恒，汉高祖第三子，为薄太后所生。高后八年（前180）即帝位。他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母亲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他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注意发展农业，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他与汉景帝的统治时期被誉为“文景之治”。

03 啮指痛心
曾参，字子舆，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世称“曾子”，以孝著称。少年时家贫，常入山打柴。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曾参忽然觉得心疼，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返回家中，跪问缘故。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来，我咬手指盼你回来。”曾参于是接见客人，以礼相待。曾参学识渊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相传他著述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

04 百里负米
仲由，字子路、季路，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性格直率勇敢，十分孝顺。早年家中贫穷，自己常常采野菜做饭食，却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侍奉双亲。父母死后，他做了大官，奉命到楚国去，随从的车马有百乘之众，所积的粮食有万钟之多。坐在垒叠的锦褥上，吃着丰盛的筵席，他常常怀念双亲，慨叹说：“即使我想吃野菜，为父母亲去负米，哪里能够再得呢？”孔子赞扬说：“你侍奉父母，可以说是生时尽力，死后思念哪！”（《孔子家语·致思》）

05 芦衣顺母
闵损，字子骞，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弟子，在孔门中以德行与颜渊并称。孔子曾赞扬他说：“孝哉，闵子骞！”（《论语·先进》）。他生母早死，父亲娶了后妻，又生了两个儿子。继母经常虐待他，冬天，两个弟弟穿着用棉花做的冬衣，却给他穿用芦花做的“棉衣”。一天，父亲出门，闵损牵车时因寒冷打颤，将绳子掉落地上，遭到父亲的斥责和鞭打，芦花随着打破的衣缝飞了出来，父亲方知闵损受到虐待。父亲返回家，要休逐后妻。闵损跪求父亲饶恕继母，说：“留下母亲只是我一个人受冷，休了母亲三个孩子都要挨冻。”父亲十分感动，就依了他。继母听说，悔恨知错，从此对待他如亲子。

06 鹿乳奉亲
郯子，春秋时期人。父母年老，患眼疾，需饮鹿乳疗治。他便披鹿皮进入深山，钻进鹿群中，挤取鹿乳，供奉双亲。一次取乳时，看见猎人正要射杀一只麂鹿，郯子急忙掀起鹿皮现身走出，将挤取鹿乳为双亲医病的实情告知猎人，猎人敬他孝顺，以鹿乳相赠，护送他出山。

07 戏彩娱亲
老莱子，春秋时期楚国隐士，为躲避世乱，自耕于蒙山南麓。他孝顺父母，尽拣美味供奉双亲，70岁尚不言老，常穿着五色彩衣，手持拨浪鼓如小孩子般戏耍，以博父母开怀。一次为双亲送水，进屋时跌了一跤，他怕父母伤心，索性躺在地上学小孩子哭，二老大笑。

08 卖身葬父
董永，相传为东汉时期千乘（今山东高青县北）人，少年丧母，因避兵乱迁居安陆（今属湖北）。其后父亲亡故，董永卖身至一富家为奴，换取丧葬费用。上工路上，于槐荫下遇一女子，自言无家可归，二人结为夫妇。女子以一月时间织成三百匹锦缎，为董永抵债赎身，返家途中，行至槐荫，女子告诉董永：自己是天帝之女，奉命帮助董永还债。言毕凌空而去。因此，槐荫改名为孝感

09 刻木事亲
丁兰，相传为东汉时期河内（今河南黄河北）人，幼年父母双亡，他经常思念父母的养育之恩，于是用木头刻成双亲的雕像，事之如生，凡事均和木像商议，每日三餐敬过双亲后自己方才食用，出门前一定禀告，回家后一定面见，从不懈怠。久之，其妻对木像便不太恭敬了，竟好奇地用针刺木像的手指，而木像的手指居然有血流出。丁兰回家见木像眼中垂泪，问知实情，遂将妻子休弃。

10 行佣供母
江革，东汉时齐国临淄人，少年丧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战乱中，江革背着母亲逃难，几次遇到匪盗，贼人欲杀死他，江革哭告：老母年迈，无人奉养，贼人见他孝顺，不忍杀他。后来，他迁居江苏下邳，做雇工供养母亲，自己贫穷赤脚，而母亲所需甚丰。明帝时被推举为孝廉，章帝时被推举为贤良方正，任五官中郎将。

11 怀橘遗亲
陆绩，三国时期吴国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科学家。六岁时，随父亲陆康到九江谒见袁术，袁术拿出橘子招待，陆绩往怀里藏了两个橘子。临行时，橘子滚落地上，袁术嘲笑道：“陆郎来我家作客，走的时候还要怀藏主人的橘子吗？”陆绩回答说：“母亲喜欢吃橘子，我想拿回去送给母亲尝尝。”袁术见他小小年纪就懂得孝顺母亲，十分惊奇。陆绩成年后，博学多识，通晓天文、历算，曾作《浑天图》，注《易经》，撰写《太玄经注》。

12 埋儿奉母
郭巨，晋代隆虑（今河南林县）人，一说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原本家道殷实。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取母亲供养，对母极孝。后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担心，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遂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当他们挖坑时，在地下二尺处忽见一坛黄金，上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夫妻得到黄金，回家孝敬母亲，并得以兼养孩子。

13 扇枕温衾
黄香，东汉江夏安陆人，九岁丧母，事父极孝。酷夏时为父亲扇凉枕席；寒冬时用身体为父亲温暖被褥。少年时即博通经典，文采飞扬，京师广泛流传“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安帝（107-125年）时任魏郡（今属河北）太守，魏郡遭受水灾，黄香尽其所有赈济灾民。著有《九宫赋》、《天子冠颂》等。

14 拾葚异器
蔡顺，汉代汝南（今属河南）人，少年丧父，事母甚孝。当时正值王莽之乱，又遇饥荒，柴米昂贵，只得拾桑葚母子充饥。一天，巧遇赤眉军，义军士兵厉声问道：“为什么把红色的桑葚和黑色的桑葚分开装在两个篓子里？”蔡顺回答说：“黑色的桑葚供老母食用，红色的桑葚留给自己吃。” 赤眉军怜悯他的孝心，送给他三斗白米，一头牛，带回去供奉他的母亲，以示敬意。

15 涌泉跃鲤
姜诗，东汉四川广汉人，娶庞氏为妻。夫妻孝顺，其家距长江六七里之遥，庞氏常到江边取婆婆喜喝的长江水。婆婆爱吃鱼，夫妻就常做鱼给她吃，婆婆不愿意独自吃，他们又请来邻居老婆婆一起吃。一次因风大，庞氏取水晚归，姜诗怀疑她怠慢母亲，将她逐出家门。庞氏寄居在邻居家中，昼夜辛勤纺纱织布，将积蓄所得托邻居送回家中孝敬婆婆。其后，婆婆知道了庞氏被逐之事，令姜诗将其请回。庞氏回家这天，院中忽然喷涌出泉水，口味与长江水相同，每天还有两条鲤鱼跃出。从此，庞氏便用这些供奉婆婆，不必远走江边了。

16 闻雷泣墓
王裒，魏晋时期营陵（今山东昌乐东南）人，博学多能。父亲王仪被司马昭杀害，他隐居以教书为业，终身不面向西坐，表示永不作晋臣。其母在世时怕雷，死后埋葬在山林中。每当风雨天气，听到雷声，他就跑到母亲坟前，跪拜安慰母亲说：“裒儿在这里，母亲不要害怕。”他教书时，每当读到《蓼莪》篇，就常常泪流满面，思念父母。

17 乳姑不怠
崔山南，名，唐代博陵（今属河北）人，官至山南西道节度使，人称“山南”。当年，崔山南的曾祖母长孙夫人，年事已高，牙齿脱落，祖母唐夫人十分孝顺，每天盥洗后，都上堂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婆婆，如此数年，长孙夫人不再吃其他饭食，身体依然健康。长孙夫人病重时，将全家大小召集在一起，说：“我无以报答新妇之恩，但愿新妇的子孙媳妇也像她孝敬我一样孝敬她。”后来崔山南做了高官，果然像长孙夫人所嘱，孝敬祖母唐夫人。

18 卧冰求鲤
王祥，琅琊人，生母早丧，继母朱氏多次在他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使他失去父爱。父母患病，他衣不解带侍候，继母想吃活鲤鱼，适值天寒地冻，他解开衣服卧在冰上，冰忽然自行融化，跃出两条鲤鱼。继母食后，果然病愈。王祥隐居二十余年，后从温县县令做到大司农、司空、太尉。

19 恣蚊饱血
吴猛，晋朝濮阳人，八岁时就懂得孝敬父母。家里贫穷，没有蚊帐，蚊虫叮咬使父亲不能安睡。每到夏夜，吴猛总是赤身坐在父亲床前，任蚊虫叮咬而不驱赶，担心蚊虫离开自己去叮咬父亲。

20 扼虎救父
杨香，晋朝人。十四岁时随父亲到田间割稻，忽然跑来一只猛虎，把父亲扑倒叼走，杨香手无寸铁，为救父亲，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急忙跳上前，用尽全身气力扼住猛虎的咽喉。猛虎终于放下父亲跑掉了。

21 哭竹生笋
孟宗，三国时江夏人，少年时父亡，母亲年老病重，医生嘱用鲜竹笋做汤。适值严冬，没有鲜笋，孟宗无计可施，独自一人跑到竹林里，扶竹哭泣。少顷，他忽然听到地裂声，只见地上长出数茎嫩笋。孟宗大喜，采回做汤，母亲喝了后果然病愈。后来他官至司空。

22 尝粪忧心
庾黔娄，南齐高士，任孱陵县令。赴任不满十天，忽觉心惊流汗，预感家中有事，当即辞官返乡。回到家中，知父亲已病重两日。医生嘱咐说：“要知道病情吉凶，只要尝一尝病人粪便的味道，味苦就好。” 黔娄于是就去尝父亲的粪便，发现味甜，内心十分忧虑，夜里跪拜北斗星，乞求以身代父去死。几天后父亲死去，黔娄安葬了父亲，并守制三年。

23 弃官寻母
朱寿昌，宋代天长人，七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父亲的正妻）嫉妒，不得不改嫁他人，五十年母子音信不通。神宗时，朱寿昌在朝做官，曾经刺血书写《金刚经》，行四方寻找生母，得到线索后，决心弃官到陕西寻找生母，发誓不见母亲永不返回。终于在陕州遇到生母和两个弟弟，母子欢聚，一起返回，这时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

24 涤亲溺器
黄庭坚，北宋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著名诗人、书法家。虽身居高位，侍奉母亲却竭尽孝诚，每天晚上，都亲自为母亲洗涤溺器（便桶），没有一天忘记儿子应尽的职责。

【庾衮侍疫】
庾衮事兄。疫盛不避。亲自扶持。昼夜不寐。
【原文】
晋庾衮、字叔褒。时值大疫。二兄死焉。次兄毗复危。疠气方炽。父母诸弟悉外避。衮独不去。诸父强之。衮曰。性不畏病。遂亲自扶持。昼夜不眠。间复抚柩哀泣。十余旬。疫止。家人乃反。毗病得瘥。衮亦无恙。父老异之。
衮不畏疫。父老异之。以为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然疫非不足畏。第骨肉至情。自不当舍去。亦不忍舍去耳。此中原不容畏避心。亦不容侥幸心。世人一涉计较，便失之矣。
【白话解释】
晋朝时候。有一个人姓庾。单名是一个衮字。表字叫做叔褒。那时候正逢着了大瘟疫。他的两个哥哥。都传染了疫病死了。第二个哥哥名叫庾毗的。又病得很危险。疫气非常的盛。所以他的父亲母亲和弟弟们。都避到外边去了。独剩了庾衮一个人不肯去。他的伯父叔父们硬要他也出去躲避。庾衮就说道。我的生性。是一向来不怕病的。竟不肯出外。他并且亲自扶持病人日夜不睡。有时候还抚着死去的两个哥哥的灵柩。哀哀的哭。这样的过了一百多天。流行的时疫、没有了。家里的人才回到家里来。这时候庾毗的病已经好了。庾衮也没有传染。地方上的父老们。都觉得很奇怪。

【刘琎束带】
刘琎敬兄。闻呼下榻。束带未完。不敢遽答。
【原文】
南齐刘琎、字子敬。瓛之弟也。方毅正直。宋泰豫中。为明帝挽郎。其兄尝于夜间隔壁呼之。琎不答。至下床著衣正立。然后应。瓛怪其迟。琎曰。向因束带未完。故不敢应耳。其敬兄如此。是以为一代名臣。
兄弟非疏远之人。卧室非几席之地。夜睡非进退之时。乃以束带未完。礼貌欠周。一应对且不敢。其敬兄可知矣。孝经云。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立操如此。宜其为当代名臣矣。
【白话解释】
南北朝时候。南齐朝有一个人。姓刘。单名是一个琎字。表字子敬。就是刘瓛的弟弟。他的做人。是很刚方并且很正直的。在南宋朝泰豫年间。曾经做过明帝的挽郎。有一次。他的哥哥刘瓛。半夜里在隔壁房间里。叫着他的名字。但是刘琎并不去答应他。等到下了床。穿好了衣服。到了哥哥床面前立正了以后。才答应了。刘瓛很怪他的弟弟。怎么答应得这样迟。刘琎从从容容对他的哥哥说道。以前我因为身上的带子还没有束好。深恐防礼貌不周。得罪了兄长。所以不敢随随便便答应的。刘琎的敬重哥哥。是这个样子。所以做了一代有名的臣子。
【牛弘不问】
牛弘之弟。酗酒杀牛。其妻往诉。不问不尤。
【原文】
隋牛弘、本姓寮。父允。为后魏侍中。赐姓牛。弘好学博问。官吏部尚书。其弟弼尝酗酒射杀弘驾车牛。妻告曰。叔射杀牛。弘不以为意。但答曰。作脯。妻又曰。叔射杀牛。大是异事。弘答曰。已知。颜色自若。读书不辍。
李文耕曰。兄弟之嫌。多起于妇人。然妇虽善间。岂能间无可间之骨肉。如牛弘闻弟杀牛。而第曰作脯。妻复言之。仅答曰已知。若欲再言。则已读书去矣。饶舌妇其奈之何哉。
【白话解释】
隋朝时候。有一个人叫做牛弘的。他原来本是姓寮。他的父亲名叫寮允的。做了后魏国的侍中官。所以皇上赐给他姓牛。牛弘的生平。最喜欢读书。他的见闻又很广博。后来做了吏部尚书。他的弟弟名叫牛弼的。有一次。吃醉了酒。竟把牛弘驾车的一只牛。用箭射死了。牛弘的妻子去告诉丈夫说。叔叔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缘故。竟敢把你驾车的一只牛射死了。牛弘听了这种话。也不以为意。只冷冷地回答他的妻子道。做干肉吃好了。他的妻子又说道。叔叔射杀了你一只牛。真是大大奇怪的事情呀。牛弘又回答他道。我已经晓得了。他的脸色很自然。仍旧读着书不息。

❼ 请列举黄河流域发现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址、历代王朝建都位置等史实。说明黄河与中华民族姿势文化的深远关系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自古以来也被人们视为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流域历代王朝建都史实为：夏朝定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商朝定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后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周朝定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秦朝定都于咸阳，西汉定都于长安（今陕西西安），东汉定都于洛阳，魏晋均定都于洛阳，隋唐均定都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宋朝定都于东京（今河南开封）。

在内蒙古乌审旗大沟湾发现，距今3万年左右。
——反映古猿人文化的有：
西侯度猿人文化

1961年于山西芮城西侯度发现的，距今150万年～180万年，为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猿人文化。

蓝田猿人文化

1963年～1964年在陕西蓝田公王岭与陈家窝发现，其中公王岭猿人距今100万年～115万年，陈家窝猿人距今50万年～59万年。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猿人文化。

大荔猿人文化

1978年于陕西大荔甜水沟发现，距近30万年～50万年，为晚期猿人文化。

——反映古智人文化的有：

丁村古人文化

1954年～1976年于山西省襄汾县汾河东岸丁村发现，距今7万年～9万年,属于旧石器中期文化，为早期智人。

河套新人文化

1922年及1956年～1960年在内蒙古乌审旗大沟湾发现，距今3万年左右，为晚期智人。
——现代人是由新人直接进化而来的，分为4个阶段：

细石器文化

距今10000年～7000年，黄土高原多处发现该时代文化遗址，如陕西大荔沙苑、山西沁水下川等地。

新石器文化

距今7000年～3700年，按所代表的发展阶段划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称仰韶文化，距今7000年～5000年，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中期称龙山文化，距今5000年～4100年，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晚期称二里头文化，距今4100年～3700年，最早发现于河南偃师二里头，为夏代文化遗址。

青铜器文化

距今3700年～2700年，可划分为三期：1为二里岗文化，即郑州商城文化，距今3620年，为商代早期文化。2为殷墟文化，即河南安阳小屯村文化，大致为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11世纪，为商代晚期文化；3为岐山文化，即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都城文化遗址。

铁器文化

出现于公元前770年的春秋初期，在河南新郑仓城发现的春秋铸铁遗址，在河南卫辉市固围村发现的战国墓葬遗址，在西安周围发现的西安隋唐都城文化遗址等。
更详细的附后：
黄河：长度5464 千米，源头海拔4675米，平均流量 1774.5 立方米/秒，流域面积 752442平方公里，源头在青海省，注入渤海，上、中游分界点：河口，中、下游分界点：孟津。发源地：巴颜喀拉山的约古宗列曲。 黄河流经的省份: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个省区
黄河流域是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在世界各地大都还处在蒙昧状态的时候，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就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斩荆棘、辟草莱，劳动生息，创造了灿烂夺目的古代文化。

早在旧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就有了人类的活动。1963年在陕西蓝田发现的"蓝田猿人"--古猿人的头盖骨、牙齿和上下颌骨，据文物工作者的考证，已有八十万年的历史。山西襄汾发现的"丁村人"，距今也有二十万年。黄河河套地区的"河套人"及其文化，河南安阳小南海发现的洞穴遗址，都在五万年以上。在这悠久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经过艰苦的劳动，既发展了人类的体质形态，又创造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他 们不但发明了火，能够制造粗糙的石器、骨器，而且经过不断的实践，学会了钻磨技术，能够从事狩猎、捕鱼了。我国传说中的燧人氏、有巢氏，可能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人口急剧增加 ，生产和文化都有了飞跃发展。1920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掘出了许多石器、骨器、陶器，其中有石斧、石刀、石杵、石锄和纺织用的石制纺轮，有缝纫用的骨针，也有彩色陶器，这就是著名的"仰韶文化"。据考古学家考证，仰韶文化延续达千年以上，早期距今已六千年左右了。考古工作者经过广泛挖掘，发现从青海、甘肃一直到陕西、山西、河南，到处都分布有仰韶文化的遗址。1953年开始在西安市发现的半坡村遗址，更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当时，半坡人已经开始种植谷物，饲养家畜，懂得了纺线织布，创造了规模较大的草泥土木结构的茅屋，挖掘了储藏粮食的窖穴。围绕居住区构筑了深、宽5~6米，长300多米的大量 围沟，改变了穴居野处原始状态。制陶工艺已经相当发达，在出土的陶器中，有各式各样的红色陶器和制作精美彩陶，陶面上的动物图案栩栩如生，反映了远古人民的艺术才能。在彩陶上还有一些刻划符号，很可能就是我国的原始文字。

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黄河流域已处于氏族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代。生产工具进一步改进了，父权取代了母权，私有制开始出现。1959年在山东大汶口的发掘，初步揭示了这一时期的面貌。据考古工作者的广泛考查，在山东省的黄河南北，都陆续发现了大汶口文化的踪迹，其年限约相当于仰韶文化的中、晚期，后期可能延续得更晚一些。从发掘情况看，这时的生产工具已有了穿孔石斧、扁而薄的石铲、鹿角制成的短柄鹤嘴锄。石斧、石铲、石锛、石凿都用硬度极高的石料制成，有的还用了硬度11度的蛋白石。在发掘的一些墓葬中，还发现了不少随葬的玉制装饰品，饮酒器具和精致的象牙雕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大汶口一号墓里，有一年孔雀绿色的骨凿，据测定其中含有大量的铜，很可能当时已懂得用铜了。另外，从大汶口墓葬还可以看出：那时已出现了较多的一男一女合葬墓，而且墓的规模有大有小，随葬品的多寡极为悬殊。这种情况在仰韶期的墓葬中是少见的，说明社会已过渡到以父系为中心的时代，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了。

在距今约四千年前，原始公社瓦解，夏禹的儿子打破过去的"禅让"制，继承了禹的王位，建立了世袭的奴隶制国家。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夏王朝存在了四五百年之久，大致活动于以河南、山西、山东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一带。奴隶制虽然破坏了原始公社的公有和平等关系，但是打破了以往狡隘的氏族范围，扩大了生产规模和社会分工，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科学文化的创造，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从近几年来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和河北唐山大城山的发掘看，至迟在夏代晚期就已经有了青铜器，夏代早期很可能是红铜时代了。冶铜业的出现，使社会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开来，标志着古代文化的繁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大约在三千五百年以前，我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王朝在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两岸建立了。它是一个高度发展的种族奴隶制国家，千百万奴隶的辛勤劳动，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更大发展，文化艺术和自然科学都取得了较高成就。

据考古工作者的考证，偃师二里头遗址就是商代最早的都城，所谓"商汤居毫"的亳地。在这里，除发现了东西长五里、南北宽三里的商代早期都邑和规模宏伟的宫室遗迹外，还掘出了一批铜渣、坩锅片和铜镞（箭头）、铜凿、铜刀、铜锥、铜鱼钩、铜铃等器物，经鉴定均为青铜制品。这证明商初不仅在生产工具方面已广泛使用了青铜器，而且在消耗量大、回收率低的箭头方面也应用了青铜，这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青铜文化中是很少见的。在河南郑州，曾发现商代早期的另一遗址，其中有制陶场、制骨场、制铜场等较大规模的手工作坊，并有不少金饰品、玉石、玛瑙、贝壳、青铜制品出土。此外还发现了上釉的陶器和古老的商代城墙，为研究我国原始陶器的产生和古代城池的构筑提供了重要资料。

商代中期国王盘庚迁殷以后，科学文化的繁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河南安阳"殷墟"中，近几十年先后出土的文物是不可胜计的。这里的"司母戊"大方铜鼎，重1500多斤，高137厘米，横长110厘米，宽77厘米，花纹华丽，结构复杂，是世界古代青铜器中仅有的雄伟巨制。另一件商代石磬，声色优美，悠扬动听，长84厘米，高42厘米，上面刻有形象逼真的猛虎，是我国最古老的艺术珍品。特别是在这里先后发现的十几万片甲骨文，单字即在三千字以上，记述了当时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活动，并且保留了一批世界上最古老的日食、月食和星宿、风、云、雨、雪、虹、霞等天文气象的记录。这一切，充分显示了三千年前我国文化的成熟程度。

在商代，以往一直认为是只有青铜器而无铁器的。但是，近年在河北藁城商代中期遗址发现铁刃青铜钺，却打破了这一论断。据初步研究，这件兵器出土于公元前14世纪至13世纪的一座墓葬，青铜钺的刃部是熟铁。黄河当时是经过藁城东面从天津附近入海的。这一武器的发现，说明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商代奴隶们不仅熟练地掌握了冶铜技术，而且也已懂得用铁了。

西周以后的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开始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新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冶铁成了一项重要的新兴手工业，各诸侯国相继使用了铁制生产工具，把农业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随着生产的发展，封建制的新生产关系代替了奴隶制的旧生产关系，城市经济繁荣起来。秦国的咸阳，魏国的大梁，赵国的邯郸，齐国的临淄，都成了当时远近驰名的城市，临淄甚至达到了二十多万人的巨大规模。思想文化生活这时也空前活跃起来，反映各阶级、各阶层利益的各家学派，相互展开激烈的论战。他们竞相办私学、著书立说，形成了古代学术思想史上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并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

从秦汉大统一帝国的建立到北宋皇朝，黄河流域仍然是我国历代的都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生活在大河上下的各族人民，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卓越才能，创造了更加绚丽多彩的文化。根据史书记载，在汉代，人们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制成了用来测量天象和测验地震方向的"浑天仪"、"侯风地动仪"。隋代创造出印刷术，宋代发明了活字印刷。对世界文明有巨大影响的指南针和火药也早在11世纪以前就广为传播。1957年陕西省出土的"灞桥纸"，经考古工作者判定，大约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时期的遗物，比史书记载的东汉蔡伦造纸还早二百多年。

同时，城市建筑的规模更为壮观：几代帝都的长安，西汉时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南通巴蜀西达西域的枢纽，城市范围比西方同时期著名的罗马城大三倍以上。唐时长安城东西十八里，南北十五里，人口一百九十六万，街衢市坊井然有序，其规模之宏伟，尤为中外所称道。北宋时的东京（今开封），城周五十多里，汴河、蔡河、广济河、金水河，穿城而过，是中古时期十分繁华的都会。今天，从宋代画家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东京建筑雄伟、景色绮丽、舟船云集、车马竞驰的风貌。

在从秦汉到北宋的一千多年中，黄河两岸的劳动人民，除从事生产劳动外，还筑长城，开运河，修渠道，营造宫殿、寺院、陵墓，进行了巨大的工程建设。一直到现在，黄河流域的地上地下还保存着许多古代建筑和艺术宝库。宁夏的秦渠、汉渠、唐徕渠，西安唐代的大雁塔，河南登封的北魏嵩岳寺塔，开封的宋代铁塔，洛阳的东汉白马寺，山西的唐代南禅寺和佛光寺大殿，陕西的秦始皇陵和汉唐陵墓，河南龙门石窟的石佛和甘肃麦积山的泥塑像等等，都充分显示了古代匠师高超的技术水平，杰出的艺术成就。

考古工作者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秦俑抗，出土身高1.8米左右的大型武士俑五百八十件，和真马大小相似，拖有战车的陶马二十四匹。俑坑总面积约12000多平方米，埋藏各种陶俑约六千件，还有大批实用兵器，坑内马俑排列整齐，气势宏伟；武士俑身穿铠甲，意气昂扬。这种雄伟的军阵场面，再现了秦始皇兵强马壮、横扫六国的壮丽图景，是非常珍贵的艺术遗产。这些兵马俑的雕塑制作，使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

❽ 北宋时期洛阳的著名街道有哪些

北宋时期的西京洛阳

周宝珠

【内容提要】宋代洛阳城已由原来的坊市分离制，嬗变成新的坊市合一制；由于水土气候方面的优越条件和历史、政治等原因，宋代洛阳园林之盛成为一大特色；宋代洛阳又是官僚麋集的城市，官僚集团中一些政见相同者，利用会社组织，形成左右政局的政治力量。会社组织活跃，是其又一特色；宋代洛阳的经济远不如它在政治、园林方面的地位重要，但与开封之外的其他城市相比，亦属较为发达，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

北宋以前，洛阳已有九个王朝在此建都。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像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几代建都洛阳之时，作为全国城市来看，都是城市之首，是洛阳城市极其辉煌的历史时期。隋、唐两代，长安与洛阳是西、东两都，城市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上下。可谓站在同一个制高点上，是当时全国两个最重要的城市。从中国都城的发展史上考察，自周秦以降，五代以前，建都在哪里，主要是在长安与洛阳两地之间进行选择，这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形势所决定的。
唐末战乱之后，长安、洛阳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昔日的辉煌已一去不复返了，其中以长安为甚。五代伊始，朱温建立梁朝，史称后梁。代替了唐朝，把国都选择在汴州开封。不过，开封建都在草创阶段，朱温在以开封为东都的同时，又以洛阳为西都，并长期驻跸于此，所以洛阳仍保持着陪都的地位。至于长安，则降为雍州，变成一个地方性的城市了。后唐之时，以洛阳为首都，虽以长安为陪都，实际上是徒有其名而已。五代中的晋、汉、周三代，依照后梁制度，称开封、洛阳为东西两京，即开封为首都，洛阳为陪都，北宋继之。由此可知，五代时期，建都在开封、洛阳两个城市之间选择，最后把首都的地位确定在开封，这也是当时的经济发展及政治形势决定的。
五代时期，从洛阳本身的城市演变来考察，时或首都，时或陪都，大体上保持着都城的地位，所以在唐末破坏之后，不断地有所恢复，已非长安可比。正因为如此，北宋一代，把这个陪都的地位摆在南京（河南商丘）、北京（河北大名）之上，继续加以扶持，使洛阳在全国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关于这一时期洛阳城市的具体面貌和特征，本文将分成若干部分来论述。
一 洛阳在唐末的大破坏及五代时期的初步恢复
隋唐时代的东都洛阳，有宫城、皇城和京城三重，京都之内，纵横各十街，整齐划一，表现出非凡的帝都气派。根据唐人韦述的记载，皇城至京城正南门的定鼎门大街，也即御道，广百步，其他如上东、建春二横街为七十五步，长夏、厚载、永通、徽安、安喜及左掖门等街，各广六十二步，余小街各广三十一步。[1]在街道之间，隋有一百零三个里，三个市；唐改里为坊，有坊一百一十三，市三。[2]（卷五）每坊四周各长三百步，中开十字路，四出趋门，从坊的大小相同这一点上看，比长安之坊还规整得多。
当时，洛阳的三个市，商业繁荣，经济发达。如唐之南市，即隋之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隋之通远市，周围六里；大同市周四里，开四门，邸一百四十一区，资货六十六行。[1]应当肯定，隋唐时代，洛阳是一座非常繁华的都市，实行着严格的坊、市分离制度。
唐自安史之乱后，洛阳就不断遭到战争的破坏，降及唐末，天下大乱。中和四年（884年），蔡州秦宗权遣将孙儒攻击河南尹、东都留守李罕之，“据京月余，焚烧宫阙，剽掠居民”，[3]（卷五）无恶不作。李罕之暂退渑池，孙儒又与诸葛爽“迭相攻伐”，民无宁日，这样经过几年的战乱破坏，“都城灰烬，满目荆榛”。光启三年（887年）时，张全义为河南尹，驻军于故市，“井邑穷民，不满百户”，[3]（卷六十三）“寂无鸡犬之音”。[3]（卷五）可以说，洛阳又一次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已经不像一个城市的样子了。
张全义进驻洛阳时，所带百余人，与原来的穷民百余户，在城内原南市地方，筑垒自固，是为北城。后于市南又筑嘉善坊为南城，且战且耕，招纳百姓，披荆种艺，经过几年的努力，“京畿无闲田，编户五六万”，“号为富庶”。[4]（卷二）显然，这里所说的“富庶”，不是城市的繁华，而是城市废墟上的农村化，稼禾满野，所以才没有闲田。
唐昭宗天复四年（904年）前，朱温准备迁唐都于洛阳，乃命张全义“缮治洛阳宫城，累年方集”。[3]（卷六十三）这年正月，昭宗东迁，为充实洛阳，朱温下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上连甍哭号，月余不息”。[5]（卷二十）这年二月，朱全忠还亲赴洛阳，督促工役，用牺牲长安的办法，来恢复洛阳的都城地位。这次究竟从长安迁多少人往洛阳，史无明载，但从“月余不息”的时间上推断，似乎有相当规模，人数是不少的。可是，张全义已把洛阳废墟变成农田。这对城市恢复工作又造成不小困难。唐哀帝天yòu②二年（905年）十月的敕书这样说：
洛城坊曲内，旧有朝臣及诸司宅舍，经乱荒榛，张全义葺理以来，皆已耕垦，既供军赋，即系公田，或恐妄有披论，认为世业，须烦按验，遂启幸门。其都内坊曲及畿内已耕殖田土，诸色人并不得论认。如要田业，一任买置，凡论认者，不在给还之限。如有本主元自差人勾当，不在此限。如荒田无主，即许认识，付河南府。[6]（卷十四）
唐朝末年，先是经历过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的打击，后又遭受军阀的连年混战，洛阳城的官僚、民户，大批逃亡或死亡，房舍被烧。城市变成一片白地。唐政府承认张全义开垦的田土为公田，不准原业主认领，也即不承认他们的产业所有权。未曾耕垦的荒田，才允许原业主认为己业，还须到河南府重新办理手续。在这样一个事实的基础上，想要重建洛阳城，其难度是相当艰巨的。所谓唐朝的这一敕书，实际上是朱温颁布的，因此，朱温代唐建梁，洛阳城的变化并不很显著。
从五代时期的史实考察，真正对洛阳进行重建的是后唐王朝。唐庄宗于同光元年（923年）十月灭梁，年底即以洛阳为都城。次年八月，他在一道敕书中追述了汉、唐以来洛阳的富庶，并对后梁不重视洛阳一事作了一番斥责，然后表示了重建洛阳的决心和办法。敕书有这样一段话：
……自削平大憝，纂嗣丕图，重兴卜洛之都，永启朝宗之会，将资久远，须议葺修。务令壮观于九重，实在骈罗于万户，京畿应有空闲地，任诸色人请射盖造。藩方侯伯内处臣僚于京邑之中，无安居之所，亦可请射，各自修葺。其空闲有主之地，仍限半年，本主须自修盖，如过期不见屋宇，亦许他人占射，贵在成功，不得虚占。[6]（卷十四）
这一敕书的内容，较之唐末，有较大改进，凡是京城空闲的土地，各色人等都可以申请盖造房舍，以为己有。京城内外的各级官僚，由于后唐政府还不能为他们在京城找到合适住房，只好允许他们申请占有闲地，自建房舍居住。原来有主之闲田，先令本主于半年之内自行建造房屋。过期不见动静的，也允许别人占有。后唐政府提出一条原则，“贵在成功，不得虚占”。这一规定，势必会加快洛阳的恢复工作。为落实这一敕书，后唐又下诏“令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等，并宜令洛京修完宅一区，既表皇居之壮丽，复佳清洛之浩穰”，同时又宣称，各地方官能否执行这一诏令，是“爱君之诚节”[6]（卷十四）的一种表现。这样使各地方官纷纷在洛阳投资建房，加快了洛阳建设的速度。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城市建设规划，使建设处于一种盲目的状态，很快就暴露出自身的弱点来。
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六月，河南府开永通、厚载二门，并再次重申京城内空闲地的修营办法。是时，左谏议大夫崔huì③曾经指出：
臣伏见洛都顷年当制葺之初，荒凉至甚，才通行迳，遍是荆榛。此际集人开耕，便许为主，或农或圃，逾三十年。近岁居人渐多，里巷颇隘，须增屋室，宜正街坊，都邑之制度既成，华夏之观瞻益壮。因循未改，污浊增深，窃惟旧制宫苑之侧，不许停秽恶之物，今以菜园相接。宗庙祠宇公府民家秽气薰蒸，甚非蠲洁，请议条制，俾令四方则之。[6]（卷十四）
由此可知，在此以前，农田的开耕已逼近宫城，道路狭窄，“才通行迳”，城区之内到处是农田菜圃所用的秽恶之物。针对此情，崔huì③才要求制定规划，不仅供洛阳重建使用，而且也令四方为则，这确实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大事。
后唐为了恢复洛阳帝都的面貌，同光三年（925年）八月，左补阙杨途上奏，认为“明君举事，须合前规”，要求毁掉张全义在城内所筑的南州、北州旧垒，改变“浩穰神京，旁通绿野，徘徊壁垒，俯近皇居”[6]（卷十四）的局面。这年九月，后唐政府根据杨途的上奏，同意拆除张全义、李罕之的城寨，并要求河南府“先擘出旧日街巷，其城壕许人占射平填，便任盖造屋宇，其城基内旧有巷道处便为巷道，不得因循，妄有侵占。仍请限一月，如无力平kuī④，许有力人户占射平填”。[6]（卷十四）从这里可以得知，后唐恢复洛阳时，其道路街巷，基本上想按照唐代旧制，张全义等所筑的城寨、城濠均被填平。此时，后唐还重新建立了兴教门楼，以增加宫城南面的壮观。
但是，洛阳多年形成的事实，并非后唐一纸敕书马上就能纠正过来的。《册府元龟》卷十四《帝王部?都邑》明宗长兴二年(931)六月戊辰条记载：
应京城六街及诸闻坊，先许人修建屋室，如闻侵地太多，乃至不通车驾。今后盖造外，须通车马，或有越众牵盖，并须划时毁拆。并果园池亭外，余种莳菜园空间田地，如本自办，即限三月内盖造须毕；如自不办，并许人收买。敕旨：伊洛之都，皇王所宅，乃夷夏归心之地，非农桑取利之田。当乱离而曾是荒凉，及开泰而兢为修葺，从来⑤寂，多已骈阗，永安天邑之居，宜广神州之制，宜令御史台、两街使、河南府专切依次第擘划，晓示众多，勿容侵越，或有利便，亦可临时详度奏闻。其月，河南府奏：准敕、京城坊市人户菜园许人收买，切虑本主占佃年多，以鬻菜蔬为业，固多贫窭，岂办盖造？恐资有力，转伤贫民，敕旨：都邑之间，殷繁是贵，欲九重之转盛，在百堵以齐兴，作事断自于不疑，出令必归于划一。此据巡司申奏，为有乱射土田，遂设规程，令还价值，只要增修舍屋，添益闾阎，价使华夏共观壮丽。朝廷以邦本兴隆之计，务使骈阗，府司以园圃价例之间恐伤贫下，备详敷奏，须议允俞。其在京诸坊，若是有力人户及形势职事漕司等已有居第外，于别处及连宅置得菜圃，令园子主把或典赁与人者，并准前敕价例出卖，不得辄有违越。如实是贫穷不济人户，置得园圃年多，手自灌园，身自卖菜，以供衣食者，则与等第特添价值，仍买者不得广置地位，各量事力，须议修营，并要酌中，庶无yú⑦越。
这段记载，对于研究洛阳在后唐时期的恢复一事，非常重要，可以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以前允许人户在闲地建房，由于盲目性大，没有计划，造房者侵地太多，挤占了原来的街道，使道路由宽变窄，“乃至不通车驾”，造成了交通的困难。
(2)针对上述情况，制定相应措施，建房时要保留道路的宽度，“须通车马”；如果不合此制，则要进行拆除。
(3)再次提出了“伊洛之地，皇王所宅，乃夷夏归心之地，非农桑取利之田”的原则，宣布原来开垦耕种的田地及菜园，均不在保护之列，原业主有条件的自己建房，无条件建房者允许出卖土地，只对贫穷自耕菜农的地价进行适当照顾而已。
(4)根据城市建设的需要，后唐政府令御史台、两街使、河南府协同合作，进行规划，使洛阳逐步进入有计划的恢复阶段。
(5)经过前段的努力，官僚形势职掌曹司及有力人户，在洛阳建起居第，增加了城市的壮观。为防止他们多占土地，不得不提出了一些相应的限制措施，不允许他们在别处及连宅再有菜园等。
(6)所谓“都邑之间，殷繁是贵”，遵循这一指导思想，在建设中尽量要求好一些，“贵使华夏共观壮丽”，“务使骈阗”等等，都反映出后唐洛阳城的特点来。
不过，从当时实际的建设来看，后唐绝不可能完全恢复唐代洛阳街道的制度。直到北宋，宋敏求撰《河南志》时，引证韦述记载的洛阳街道后，不无感慨地说：“今不复旧制矣。”[1]这句话的实际意义，就是五代宋元间，洛阳的街道由宽变窄了，应是后唐城市规划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晋、汉、周三朝，以洛阳为陪都，许多官僚在这里安家，城市上虽无大的创举，但官僚们都在充实自己的家庭，修建安乐窝。这就是说，城市仍在不断加强建设，人口也有所增加，经济在继续恢复之中。
到了宋初，洛阳河南府的两个附郭县，一曰河南县，管4乡54坊；一曰洛阳县，管3乡43坊。两县中去掉所属乡村，共有93坊，大体上反映了西京坊制的恢复情况。[7]（卷三）北宋中期，西京有坊120，其中88个隶河南县，32个隶洛阳县。这些坊的形成，“自唐末五代，鞠为荆棘，复约依旧地列坊云”。由于洛阳城池广大，短时期的建设是不可能填满的，直到皇yòu②二年（1050年），张奎知河南府事，感到“坊久无榜”，“命布列之”，[1]“按唐街陌，分榜诸坊”。[8]（卷三十二）从这些记载中可知，许多坊的建立或者说恢复，是大体上“约依”唐朝的街巷来划分诸坊的，至于坊的榜额，是到北宋建立90年后，才统一制定出来。
关于隋唐时期洛阳的“市”，至宋而逐步消失。如隋之丰都市，唐改曰南市。原占二坊之地，至贞观九年（935年）即占半坊，另一半名通利坊。唐末大乱后，张全义治洛阳，将南市改为临时的河南府治所在地，使南市与通利坊成为南北二城的居民区了，宋朝不可能在这里恢复那种坊市分离的“市”，只能一沿其旧。宋时洛阳的时泰坊，本为隋之通远市，周六里，这个市南临洛水，后亦废掉，唐显庆中旧市改坊，宋亦名大同坊。宋代洛阳有北市坊，本邻德坊地，唐显庆中创为北市，后废市改坊，包括邻德坊在内，原均为北市，到五代时，市的面积已大大缩小，尽管后唐时还在北市行刑，[3]（卷四十）保留有北市之名，实际上很快就被官僚建宅与设置寺院而报废了，至宋而为应天院廨院。[1]
由上可知，从唐末到北宋，洛阳原来的专门“市”已不见提及，都划成坊，增加了建筑，成了居民区。这个史实说明，宋代的洛阳城内已是由原来的坊市分离制，嬗变成新的坊市合一制，坊中居民面街而居，沿街成市，这是洛阳城市演进过程中的一大进步。
二 三城垣墙与皇宫
根据《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记载，宋代洛阳有宫城、皇城与京城（外城）三重，均为沿袭隋唐城而来，但周长略有不同。
宫城，周长九里三百步，座落在京城之西北。隋时，旧名紫微城，唐代相因，周长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高四丈八尺（注：关于唐洛阳宫城长度，《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作“城东西四里一百八十步，南北二里一十五步，共合十三里三十步”。《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作“周长四千九百二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长度合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二者所记宫城周长，均与宋不同，可见宋洛阳宫城可能有所缩小。所以《河南志》在《宋城阕古⑧》部分记载：“宫城，周九里三百步。”注文说：“疑西与北经损减。”这是正确的。）。宋宫城南面三门，中曰五凤楼，东曰兴教，西曰光政；东面一门曰苍龙，西面一门曰金虎，北面一门曰拱宸，宫城东西有夹城，各三里余，东二门，南曰宾曜，北曰启明；西二门，南曰金曜，北曰乾通。
关于五凤楼，历经沧桑，很能反映出唐末五代时期宫城的一些变化。唐时兴建的五凤楼，在唐末已经不复存在，朱温迫唐昭宗东迁洛阳时，命罗绍威等重修五凤楼、朝元殿。“巨木良匠非当时所有，倏架于地，sù⑨流西立于旧址之上，张设绨绣，皆有副焉。”[3]（卷十四）《新五代史?罗绍威》亦记载：“绍威取魏良材为五凤楼、朝元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师。”罗绍威时为魏博节度使，实力雄厚，拥有一批能工巧匠，才能完成洛阳宫城的部分修建任务。
洛阳宫城之建筑，在唐末五代之时，相对来说破坏较少，所以朱温建梁后长期居住在这里，后唐又略加修复。宋开宝八年（975年）之时，为迎接太祖西幸，在这年十月至次年春曾大修一次，由庄宅使王仁guī⑩与知河南府焦继勋督役，修葺之后，“宫室壮丽”，使宋太祖非常满意。[9]（卷十七）当时的洛阳皇宫，共有9990余区，[9]（卷十六）比开封宫城建筑为多。宫城内有一夹城，夹城内及夹城北为军营区，皆左右禁军所处。北宋中期，由于宫阙长期失修，“岁久摧圮”，令河南知府张奎“大加兴葺”。[8]（卷三百二十四）景德二年（1005年）八月，真宗将到巩县朝谒诸陵，下诏西京八作司修葺大内及诸司(11)舍。[10]（方域一之二十四）至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时，京西转运司言，西京大内损坏屋宇，少4000余间，要求在次年春季修理时，“每二间拆创修之数一间”。[10]（方域一之二十四）可以说，在宋哲宗以前，西京宫城内之建筑，基本上是因袭旧制，或稍修葺，而无创建，甚或损坏严重，而无力增修。这里原来的宫殿群体规模大，而皇帝则很少到洛阳去，久而久之，也无心修理，才出现把旧房二折一的修葺办法，这样使宫城建筑日益缩小。直到政和元年（1111年），宋徽宗准备谒陵，才令京西转运使宋biàn(12)“治宫城，广袤十六里，创廊屋四百四十间，费不可胜”。[8]（卷三百五十六）又，《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记载，这次创修大内，“合屋数千间，尽以真漆为饰，工役甚大，为费不赀”。髹漆之时，“须骨灰为地，科买督迫，灰价日增，一升至数千”。兽骨不足，“至灰以人骨为胎，斤值数千”。洛阳城外四郊20里内之古冢，“凡衣冠垄兆，大抵遭暴掘”。[8]（卷三百五十六）由此可知，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曾对洛阳皇宫进行过一次大修，城垣扩大到16里，超过了前代。同时，新创了廊房数百间，使宫城之建筑又达数千间，而且髹漆装饰也比过去讲究。从史籍来看，为髹饰建筑，乃至大发古墓，使地下文物遭到了一次浩劫，损失是相当严重的。
洛阳宫城建筑如何，作为宋代城市发展史来讲并不太重要，可是作为洛阳市本身而言，则应当重视，这是它作为陪都的必要条件。它建设的好坏，说明宋廷对洛阳的重视程度，又是必须加以论述的。
洛阳皇城，周长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8]（卷八十五）隋唐曰太微城，亦号南城，高三丈七尺，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皇城周长为四千九百三十步，应合十三里二百五十步，似较宋皇城为小（注：《河南志》云：“皇城，宫城之外夹城也，周八十里二百五十八步……”显误，因皇城在京城之内，京城周长才五十二里有余。）。皇城为宫城之外夹城，当然亦座落在京城之西北。南面三门：中曰端门，东西曰左右掖门。东一门曰宣仁。西三门：南曰丽景，与金曜相直，中曰开化，与乾通相直；北曰应福。“内皆诸司处之”。[8]（卷八十五）
外城，周长五十二里九十步。南面三门，中曰定鼎，东曰长夏，西曰厚载；东面三门，中曰罗门，南曰建春，北曰上东；西面一门曰关门；北面二门，东曰安喜，西曰徽安。这座城是隋大业元年（605年）筑，名曰罗郭城，唐武后长寿二年（693年）增筑，号曰金城，城高丈有八尺。根据考古实测，周长为 27165米，合27.52公里。[11](p46)这应是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与唐城记载还不能完全吻合，而且唐城记载中，史籍亦有互相矛盾处，有待进一步考证（注：《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谓：都城南北十五里二百八十步，东西十五里七十步，周围六十九里三百二十步，按四周合计，实际只有六十一里三百四十步，与总数不合。《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载，东都外城周长25050步，合六十九里二百一十步，与旧志所记总数稍有差别。《河南志》引韦述记云，城东面为十五里二百一十步，南面十五里七十步，西面十二里一百二十步，北面七里二十步，周回六十九里二百一十步，此总数与新志一致，可与四周总计不合。由此可知，各书记载不一，或传抄刊刻有误，或所记时间有别，待考。）。
洛阳唐代外城高度远比宫城、皇城为差，经唐末战乱，“摧圮殆尽”，破坏极其严重，周世宗时，“以洛阳城头缺，令葺之”。时兼中书令的武行德“率部民万余完其城”。[8]（卷二十五）这次修的究竟如何？《河南志》称“然甚庳陋”，甚至南墙部分或根本未加修筑。直到仁宗景yòu②元年（1034年）九月十五日，宰相王曾还有这样的话：“西京水南地理阔远。居民甚多，并无城池，望令渐次修筑。”于是，宋廷下诏，由知河南府李君谷来办理此事。[10]（方域一之二十四）这次修的结果，据《河南志》云：“城雉仅完。”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曾说洛阳外城，“卑薄颓缺，犬豕可yú⑦”。[12]（卷四十八）显然缺乏昔日之壮观。
由上述事实可知，宋代洛阳城虽然保持隋唐三重城之格局，实际上远非昔日旧观，这不仅是简化了隋唐时代城内的许多建筑，而且连外城亦相当简陋，从根本上说是缺乏防御功能的。从三重城的高度上看，宫城为四丈八尺，皇城为三丈七尺，外城仅一丈八尺，中高外低，主要是显示皇家威严，这从整个城的功能上讲，已经不能和宋东京城相比了。不过，就全国而言，洛阳外城又是第一大城，其他城市在北宋一代不能和它相比，作为陪都是完全有资格的。与之同时，洛阳城在总体上仍占有重要地位，而保持自身的许多特色，颇值得认真研究一番。
三 洛阳园林甲天下
宋洛阳园林之盛，是这个城市的一大特色，非其他城市可比。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因素，即水土气候方面的优越条件，也有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即隋唐以来向为园林盛行之区，至宋，许多重要官僚在洛阳安家，故园林恢复的速度特别快。苏辙曾说：
洛阳古帝都，其人习于汉唐衣冠之遗俗，居家治园池，筑台榭，植草木，以为岁时游观之好。其山川风气，清明盛丽，居之可乐。平川之衍，东西数百里，嵩高少室，天tán(13)王屋，附图{图}峦扉迤，四顾可挹。伊洛附图{图}涧，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胜，泉流之洁，虽其闾阎之人与其公侯共之。一亩之宫，上瞩青山，下听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贵臣巨室，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13]（卷二十四）
苏辙是四川人，曾在许多地方做官，见多识广，他认为洛阳园林“实甲天下”，并非过誉之言。文章中说的“古帝都”，“汉唐遗俗”，可视为历史因素；而所谓“山川气候”之类，则指自然因素；至于所言“贵臣巨室”，那就与政治因素有关系了。正是这几种因素的结合，才使洛阳园林在宋代迅速恢复发展起来，长久不衰，在全国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关于前述历史因素方面，优势是相当明显而重要的，如唐代“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所”。[14]（卷二十五）这批官僚馆第，虽经唐末五代离乱，绝大部分焚毁净尽，但故址犹存，特别是园石之类的遗留物相当多，成为可观的文化遗产，宋代的许多园林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故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断言，宋之园林“多因隋唐之旧”，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自然因素方面，除上述苏辙讲到的以外，宋人李复亦云：“泉甘土沃，风和气舒，自昔至今，人乐居之。青山出于屋上，流水周于舍下，竹木百(14)茂。”[15]（卷六）由此可知，洛阳自然因素中，最重要的特点是有山有水，土沃气和，宜于花草树木的生长。在政治因素方面，洛阳为宋之西京，五代以来，许多官僚于此安家，形成自己的安乐窝，至宋初，不少官僚在开封做官，其家仍安置于洛阳，可以说官僚聚居的程度，仅次于开封。住在洛阳的官僚或其家属，他们利用唐末五代以来的土地荒芜无主等情况，尽可能地扩大对土地的占有，其办法就是兴建园林，宅园结合，形成一种风气，互相攀比，园林之盛由此而起。范仲淹曾说：“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16]（卷二十四）穆修有《过西京》诗云：“西京自古帝王宫，无限名园水竹中。来恨不逢桃李日，满城红树正秋风。”[17]（卷一）长期居住在洛阳的司马光，对洛阳园林更是liǎo(15)如指掌，他亦有诗云：“洛阳名园不胜纪，门巷相连如栉齿。修竹长杨深径迂，令人悒悒气不舒。”[12]（卷四）此类诗句颇多，不再赘引，均可证明洛阳园林众多且盛，是人所共知的。
当然，提起洛阳园林，人们都会想起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其中提到19处名园，特别引人注目。因为这些园子不仅繁盛，而且各有特色，足以代表有宋一代洛阳园林的风貌，下面略作介绍。
北宋洛阳园林，首推曾任宰相的富弼家的园子。李格非说：“独富郑园最为近辟，而景物最盛。”董氏“以财雄洛阳”，其家建有东、西二园，虽荒芜不治，而其规模“尚足称赏”。东园北向，入门有栝树，粗有十围，并有亭台喷池等。归仁园以归仁坊而得名，尽一坊之地，“广轮皆里余，北有牡丹、芍药千株，中有竹百亩，南有桃李弥望。唐丞相牛僧儒园七叶桧其故木也，今属中书李侍郎，方创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余里，中多大园池，而此为冠”。洛阳城内120坊，这个归仁园竟独占一坊，所谓城内“多大园池”，那么园林在城市内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
洛阳的苗帅园，“又号最佳处”，原为故相王溥园宅，“园既古，景物皆苍然。复得完力藻饰出之，于是有欲凭陵诸园之意矣”。园中有七叶树二棵对峙，高百余尺，“春夏望之如山”。园中有大竹万余竿，皆满二三围，其他建筑，“制度甚雄奢”，然而还没有达到王溥故园的程度。

李氏仁丰园，原为唐相李德裕之平泉庄，花木种类甚多，除本地花木外，又移植大量的外地花卉，成为园中的一大特色。天王院花园子，本是一座佛寺，以种养牡丹出名。松岛园内种植的松、柏、枞、杉、桧、栝，皆美木。洛阳人独爱栝而敬松，松岛园内有数百年之古松，东南隅双松尤奇。此园本唐朝袁象先宅园，宋时属李文定公丞相，后又为吴氏园。经过数代经营，园中“颇葺亭榭池沼，植竹木，其旁南筑台，北修堂，东

❾ 我心中的红色渑池作文点面结合

清晨的秋雨有些清凉，滴滴嗒嗒，滴滴嗒嗒的雨声，依然在轻扣着人们的心。前些日子干旱严重，田里的庄稼眼看就要绝收，人们终于盼来了这场迟到的雨。推开窗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沁人心脾。小城内车水马龙，大街小巷的人们正高兴地忙碌着，早出晚归早已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茫茫细雨在不停地冲涮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房屋、街道、树木……到处变得清新了许多，这场迟到的秋雨让这座城市又充满了生机。雨中这座的古老名城就是我的家乡的渑池县城。
渑池县隶属于河南省三门峡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北濒黄河与山西省的垣曲、夏县、平陆隔河相望，南与洛宁、宜阳相连，东裹义马与新安为邻，西界崤函与陕县接壤。县城距省会郑州190公里，距西安300多公里。渑池县域辖城关、英豪、张村、洪阳、天池5镇和 仰韶、仁村、果园、陈村、坡头、段村、南村等7个乡。是个人口有33万的县级小城。国内最长的陇海铁路从县城东西穿过，城南有郑州通往陕西省会西安的高铁；城北有连霍高速公路与310国道东、西并行而过，若是你能走进渑池，你会定感受到我们渑池交通便利的优越条件。

渑池的仰韶文化举世闻名。仰韶文化是人类新石器时代的见证，是中国人的智慧像征，也是渑池人的骄傲。仰韶文化遗址位于渑池县城北9公里处的仰韶村，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最著名的文化遗址之一。仰韶文化，因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故名。仰韶文化也称彩陶文化。这是当作同系统文化的代表名称。遗址坐落在仰韶村南边的缓坡台地上，北依韶山，东、西、南三面环水，东北到西南长900余米，西北到东南宽300余米，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文化土层堆积存度2一4米。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发现这里有四层文化层相叠压，自下而上是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龙山文化中期。仰韶文化遗址从发现至今七十余年间，共经过三次有计划的发掘。其主要出土器物有石器、骨器、陶器、蚌器。用于农耕的石器有斧、铲、凿、锛等工具；用于狩猎的石镞、弹丸、石饼等；用于纺织的有线坠、纺轮、骨针、骨锥等。当时人们的生活用具均为陶质，出土器中物有鼎、罐、碗、盆、钵、杯、瓮、缸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陶器上精美的装饰图案，其纹饰有宽带纹、网纹、花瓣纹、鱼纹、弦纹和几何图形纹等。这些纹饰充分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对生活美的追求。精美的彩陶是仰韶文化独具的特征。为了宣传仰韶文化，提高渑池县在全国各地的知名度。渑池人在仰韶博物馆周围种植了大面积的薰衣草和秋菊花。每年四五月份这里是一片迷人的景像，微风吹过，薰衣草的波浪连绵起伏，无比壮观，可与日本的北海道风光相媲美。同时更吸引了周边地区的人们前来留影、观赏、游玩。待到八月过后，这里的秋菊盛开时，到此旅游的人们会有步入花海的感受。金黄色的菊花在阳光下显得十分耀眼。花香四溢，蜂忙蝶舞，陶醉在鸟语花香的人们总是留连忘返。在这里你还会看到勤劳扑实的渑池人，那一张张热情好客的笑脸，让您永远难忘。当您与他交上朋友时，他便会带着憨厚的笑脸，用家乡最好的“仰韶美酒”设宴款待您，那淳厚甘甜的美酒定会使您心动。朋友、若是您有时间的话，我建议您亲自前来体验一番哦。
来吧,来吧,我的朋友；渑池的美景远不止这些，渑池县遍地是宝。我们渑池有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您若是生意人来到渑池，定会让您有意想不到的惊喜与收获。例渑池当地的优质煤炭、铝矾土、铁矿石、石英石、重晶石、钾长石、玄武岩、硅砂岩等等，质量上乘在国内各地厂家深受信赖，对您们生意人来说，岂不是一个很好的致富机遇吗？近年来渑池的工业形势一片大好，全县人民正在加快工农业建设步伐，在西阳乡新开发扩建了天坛工业园区、苏门家用电器轻工业园区、东方希望集团、仰韶水泥厂、洛玻浮法玻璃厂、仰韶酒厂、中色韶星氟化盐有限公司、长城金刚砂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神龙实业有限公司、张村镇义翔铝业等大中型企业，把渑池的经济发展推向了新的高潮；全县人民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还新开发了仰韶大峡谷、夏日玫瑰谷漂流、黄河丹霞、韶山地质森林公园等旅游景区，每一处都会有迷人的风景。另外：渑池当地还有独特的乡土产品，如仰韶大杏、牛心柿饼、土蜂蜜、抵坞小米、南村玫瑰花、闻名全国的仰韶酒、民族特色的农家乐饭庄等。全县广大人民在学致富奔小康的光明大道上是越干越有劲。今日的渑池县可真是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做为一名现代人不到渑池来看看，你会终身遗憾。若是您能到渑池来看看，渑池人定会以诚相待让你玩的愉快而开心、体验和谐与美好，大开您的视界；同时渑池人还会让您对千年文明的仰韶文化有个更深刻的认识。

❿ 良渚街道的良渚文化

每当人们说到“良渚”，自然就会联想到“良渚古玉”。它以质地坚韧、年代古老、造型奇特、纹饰神秘而赢得了人们的青睐。早在清朝的时候，嗜玉成性的乾隆皇帝，就命人广为搜集江浙代出土或传世的玉琮、玉璧、玉璜等玉器，而后亲自赋诗题辞，或作考证文字，并命玉工锲刻其上，珍藏于皇宫宝库之中。有些珍贵的良渚玉器，则又辗转流传到国外，成为某些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令国人至今仍感到十分的痛心。 随着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迅即在国内掀起了崭新的考古浪潮。北京周口店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南渑池仰韶文化遗址、安阳殷墟和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等相继被发现，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而曾为“化外之地”的江南，自然成为被考古学界“遗忘的角落”。尽管良渚古玉早已露端倪，然却往往被视为“汉玉”或“周末时期”，向来未被引起应有的重视。然而，江浙的一些有识之士并不气馁，他们开始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访古探“玉”，以追寻先民活动的踪迹。
1906年夏天，慎微之先生曾在浙江湖州钱山漾捡到一些石器，1934年干旱之时，先生趋湖水下降之机，再次采集到不少石器，从而发现了钱山漾遗址。1935年，杭州的何天行先生也在良渚镇的荀山和长命桥等地采集到一些陶器与石器。但由于这些都属于零星发现的采集品，数量又少，尚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翌年7月，当时供职于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在他的家乡良渚镇的荀山附近发现了古代文明的遗址和遗物，并在1937年先后进行了三次小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及地表遗存，后来根据这些发现编写成《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初步报告》，于1938年8月正式出版，良渚之名因此轰动了全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由于江、浙、沪等地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与良渚遗址内涵相同的文化遗址及遗物在太湖流域有普遍发现，而且地方特色十分显著。因此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师生在1958年8月编写《中国考古学》教材初稿时，于《新石器时代考古》部分，把环太湖流域出土的遗存的文化内涵，单独命名为“良渚文化”。1959年12月，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便将环太湖流域的同类遗存，因其率先的发现地良渚而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以代表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为环太湖流域史前文化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后来，随着江苏吴县草鞋山、武进土墩和上海青浦福泉山等遗址的发掘，尤其是1983年以后浙江余杭（今为杭州市的一个区）瓶窑的反山、汇观山和安溪瑶山等显贵者大型墓葬、祭坛或大型建筑基址以及江苏昆山赵陵山墓地等一系列重大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良渚文化考古有了重大突破。学术界开始对良渚文化刮目相看，掀起了研究良渚文化和探讨中华文明起 源的热潮，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1994年，国务院将良渚遗址群入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预备清 单；良渚遗址群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也同时被国家文物局向国务院上报推荐为“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从30年代的初露端倪，到80年代后期以来的一系列重大突破，良渚文化被视为本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良渚文化所涵盖的空间范围非常广阔，包括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36500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大致的范围是：北至黄河流域以北的苏北鲁南地区，南至浙江的宁绍平原，东及太平洋西海岸的舟山群岛，西达皖赣境内。良渚文化颁布面虽然如此之广，但是它有一个中心地区，那就是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境内的一个良渚镇（良渚文化的最早发现地）瓶窑镇的区域，我们把它称为良渚遗址群。它是良渚文化分布最密集的地方，是古代良渚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
良渚文化的形成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的，就如我们后代的朝代一样，一代接一代。良渚文化根植于距今7000——6000年的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经由距今6000——5300年的崧泽文化发展而来，其后发现的马桥文化，是否为良渚文化的继承者，目前还缺乏考古依据，无法定论。良渚文化的确切时间我们也通过科学的测定方法——C14测定法测定出来了，为距今5300——4000年。
因此，良渚文化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4000年间，生活在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地区的先民们，在1000多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一切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它在史前文化序列中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父系氏族阶段。
良渚文化以其精湛的玉雕及所表征的礼制文化，以连续作业的稻作犁耕生产方式，以营建大型工程和进行大规模社会生产的组织系统，以丝绸、玉器和黑陶制作为主的手工业或商业的著称于世。其中特别是玉文化所显露出来的与凝结于物质的文化相分立的精神形态的文化，成为后来中国文明的主要构成因素之一。
何天行与施昕更——发现良渚文化的功臣
何天行先生（1913年——1986年），字摩什，生于浙江杭州。其父何公旦，精于医学这，擅诗词，及浙江近代名医，育有三子四女，何天行排行老三。他的几位兄弟姐妹也颇有名望，二姐何文如是原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一代画师潘天寿的夫人，胞弟何任也是名医，曾任浙江中医学院院长。 何天行在如此优越的家庭环境中，何天行先生自幼便熟读古文，背诵诗词，为此后进行文化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1935年以前，当时叫杭县的良渚一带盗挖文物之风盛行，而许多石器和黑陶却少有人注意。当时人们还看不出它们的巨大史料价值和文化内涵，往往随挖随弃，因此在盗坑附近常常散落着许多石器与黑陶。 1935年，风华正茂的何天行先生正在复旦大学就读中国文学系四年级，在开设的课程中，有一门就是考古学课，他极有兴趣。因此，他经常利用假期到民间探访，这其中就包括了良渚，采集到了各种古器物。 凭着自己掌握的古文化学识、浓厚的考古学兴趣有和才之士特有的敏感，他敏锐地意识到了那些散落在杭县良渚民间的石器、玉器和陶器决非一般器物，良渚一带是一个优秀的古文化遗址。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间，以施昕更先生为主的省立西湖博物馆对良渚一带进行了正式发掘，正式确立了浙江远古文化----良渚文化的存在，从而也证实了何天行先生的重大发现。
1935年冬，何天行先生在良渚踏看遗址时发现了一个椭圆形的黑陶盘，上面刻有十几个符号，经过与甲骨文、金文中的符号对照分析发现，其中有七个在甲骨文中找到了同形字，又有三个在金文中找到了同形字，因而断定这些符号为初期象形文字，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和肯定。把这些刻符定性为文字而非图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需要胆量和学识，何天行先生慧眼识珠，成为发现良渚黑陶文字的第一人。
发现良渚的石器与黑陶并意识到其重要价值后，何天行先生又经过反复地调查研究，多处于探考征集，于1937年4月完成出版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被作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之第一种，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高度评价，为该书题写了书名，可想而知，这是何等的殊荣。该书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发行，1939年就流传到了海外，是较早将良渚文化介绍于海外的一本著作，也是良渚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
何天行的著作《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出版后，何天行先生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像一位劳苦耕作的老家，对良渚文化痴情不已，长期默默地坚持着对良渚文化的调查与研究，并不断地撰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直至去世，从而为良渚文化的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施昕更先生（1912——1939年），出生于杭州余杭良渚镇一户家道中落的人家。他自幼聪颖，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省高级工业学校艺徒班（浙大前身）学习绘图，虽因家境贫困。系半工半读，但却为今后到博物馆工作及考古发掘工作打下了基础。
施昕更1936年5月，西湖博物馆对杭州一个叫古荡的遗址进行发掘，当时在西湖博物馆工作的施昕更先生也参加了这次发掘，在整理出土器物过程中，有几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特别是一件有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先生的注意，这种石斧在他的家乡良渚一带盗挖文物之风盛行，尤其是盗挖玉器，因此，在盗坑附件常散落着一些石器及陶片，施昕更行政管理从小生长在良渚，对当地的“掘玉”耳濡目染，有深刻的印象。这两地的石斧有没有什么联系呢？良渚为什么也有这种石斧出土呢？这些疑问诱发了施昕更先生回良渚调查的想法。 经过多次的调查，施昕更先生采集到了一些陶片，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良渚似乎有一个古遗址的存在。将这些情况和想法向当时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先生汇报后，在馆里同意和支持的情况下，施昕更先生开始主持对良渚遗址进行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从1936年12月——1937年3月，考古发掘共进行了三次，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实物资料，由此从科学发掘的角度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
有了第一手考古发掘资料后，施昕更先生便着手撰写考古发掘报告，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报告完成，题为《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以下称《良渚》）。书中施昕更先生充分认识到了良渚遗址古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重要性。虽然他当时认为这支古文化是龙山文化的一支而与后来认定的事实有背，但是应该说，一个年仅25岁，非专业考古工作者的年青人，能作出这样的学术判断，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了。事实上，他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果，还想继续发掘考证。但是，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件变爆发，粉碎了他的计划。同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施昕青先生所撰写的《良渚》一书的印刷被迫中断，他携带原稿，随西湖博物馆迁往浙南，不久即投笔从戎，在瑞安县抗日自卫会工作。1938年，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依靠了好心人的帮助，几经周折，《良渚》一书才得以在上海勉强出版，而被视为珍宝的许多出土器物则因来不及搬迁而毁于战火了。更不幸的是，这位本来还应该能够在良渚遗址发掘研究上大有作为的年青人，在1939年5月因患猩红热而英年早逝。
施昕更的考古发掘报告 何天行与施昕更两位先生对良渚文化发掘研究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发现才会有今天的，他们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的两位先驱。
良渚先民——“良渚人” 良渚人的渊源
一定的考古学文化是指史前某支人类群体活动的遗存，良渚文化就是良渚文化社会群体活动的遗存，这里，我们把这支群体――良渚先民叫作“良渚人”，即良渚文化是由良渚人创造的，良渚人是良渚文化的主角。
那么，良渚人属于什么部族，是土著的还是迁入的？
从古史传说中考证“良渚人”
古史传说中大致与良渚文化时期在时间与空间上吻合的部族有蚩尤、防风氏、羽民国等部族，因此，学术界主张良请人属于上述任何一个部族的都有。但是良渚人究竟是古史传说中的哪一支部族或方国，到底可不可以与某一方国、部落或部落联盟对上号、挂上钩呢？我们也来考证一下吧。
在良渚文化玉器上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图案不断地反复出现，这个图案的形态特别像一尊英武的战神，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好战的蚩尤。古史传说中的蚩尤是中国东南方的蛮夷，非常英勇好战，为了扩大势力范围，不断地与其它的部族发生地盘争夺战，屡战屡胜，被尊为战神。但是当他与中原南下的黄帝部族开战时，终于被更为强大的黄帝部族打败，成为一位勇猛善战的失败的英雄。这一则传说与良渚文化的族属、地望和传说极其吻合：良渚文化中石钺非常发达，表明良渚人也好勇强悍；蚩尤战争节节胜利之时，也正是良渚文化非常发达之时；而蚩尤最终被黄帝打败的时候，又正是良渚文化衰败的时候；传说中的蚩尤其它的几个部落联盟同属东夷集团，居于山东和长江三角洲一带，而蚩尤部族中有一支首领叫九黎的大部落联盟，它的分布范围包括了良渚文化的所有地域，因此，强悍的良渚人应该就是九黎族中的一支。九黎族中有一支叫羽人或羽民的，他们信奉鸟、兽，把它们当作祖先，因而信仰、崇拜鸟、兽图腾，而良渚文化中玉器上的神秘图案下部分似乎也象鸟、兽，也是良港人崇拜的一种图腾。所以良渚人可能就是羽人或羽民。
综上所考，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良渚方国为古史传说中的东夷集团之——蚩尤部落集团中的九黎部落联盟，良渚人就是九黎族中的羽人或羽民。
从历史记载中寻找“良渚人”
良渚文化距今为5300－－4000年，处于没有历史记载阶段。到了良渚文化的下限起，不到1000年，这个地区的历史记载就开始了。记载有越人和吴人，这两支部族在良渚文化以后不久，就在良渚文化地域范围之上登上了历史舞台。良渚人与吴人、越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有人认为：良渚文化是后来吴地古老文化的母体，是吴文化的基石，而吴和越是属于同一个部族的两个中心。
其大致的分析是这样的：
浙江省宁绍平原是越族人发展的一个基础地，在距今2万——10万年间，自然界的变迁频繁而剧烈，越族人的祖先就是在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在宁绍平原繁衍发展起来的。但是，到了距今15万年左右，宁绍平原自然环境恶化，迫使越族人几次大规模迁徙。在距今1万年以后的一次迁徙中，有一支越过了钱塘江进入了今浙西和苏南的丘陵地带，从此在这个地区生息繁衍，逐渐地创造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所以良渚人的祖先是越族人。正式进入历史时代的吴越应该就是良渚人与吴越人有着某种关联的一种印证。
良渚人的生活环境
良渚文化如此的辉煌灿烂，它肯定是在一个适宜的自然环境中发展起来的。那么良渚人当时有着怎样的一种自然环境，他们又是如何不断地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呢？通过对大量考古发掘资料的研究及对遗址中出土的动植物遗存和孢粉资料的分析，我们来对古代良渚人的生活环境作一个轮廓的描述。
在距今1万年左右，良渚人生活的地区是一片海水，但有两列群岛分列于今天的良渚遗址群南北两翼，此外还有许多孤岛。良渚人的祖先当时就已聚居在上述两列群岛上。当时，岛上森林茂密，溪泉充沛，良渚人的祖先在燃料和饮水方面不愁短缺，而渔猎所获的食物也非常丰富。在这些群岛上的若干山间盆地和咸潮不及的山坡地上，仍可经营小规模的农业，因为水稻种植技术在此时的良渚人的祖先身上已掌握得非常娴熟。 到了距今7000年以后，海水开始退却，大大小小的丘陵开始绵延不断，丘陵间开始形成沼泽平原，平原上则分布着许多孤丘，这些孤丘较高的在海水没有退却之前就有，有些较矮的则是在海水退却以后才露出来的。此外还形成了湖泊和河流，湖泊当然是咸的，而且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洪水期是湖泊，枯水季则是沼泽。总的说来，此时的良渚生活地区具有一种丘陵、孤丘、河湖相间的沼泽平原和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的自然环境。 海退是一个持续上千年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海平面逐渐下降，丘陵和孤丘的范围不断扩大，而且不断出现新的孤丘，良渚人祖先的活动地域随之不断增加。在沼泽平原最初出现之时，这些地并没有利用价值，但是随着海岸的不断外退、河流的经年冲积，沼泽地面的高度不断增高，沼泽地的咸性程度不断给冲淡降低，沼泽平原上的植物和淡水生物开始增加，自然环境渐趋好转。
良渚人祖先在这个过程中也开始了对这片沼泽平原的利用改造。起初他们仍居住在南北两列丘陵中，后来，无数的孤丘成为他们开拓沼泽平原的跳板。通过这 些孤丘，他们逐渐下达到平原，从平原上比较干燥的地段渐渐向外围发展。在开拓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咸潮和洪水的威胁，但是由于他们有孤丘作为后盾，在环境恶劣的时候可以向孤丘退却，所以他们对沼泽平原的利用改造有恃无恐。他们凭借孤丘的地势，居高临下，选择有利的地形围堤筑塘，拒咸蓄淡，种植水稻，并且逐渐排干沼泽，把聚居地从丘陵、孤立移人平原，在平原上建立聚落。
就这样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前人的艰苦开拓，到了良渚文化的良渚人时期，即距今5000年左右，气候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暖湿阶段，气候温暖，沼泽平原上开始出现了樟树、桑树、棕榈、麻铄等常绿阔叶林的植被，河网密布，那时候水域面积还相当大。良渚人在高于地面的土坡或土墩上生活，他们种植水稻，制作着精美的玉器、石器与陶器。他们还养蚕织丝，用树木制作成小舟，在清澈的河面上捕鱼与相互往来。
良渚人就这样一代一代地生息繁衍，他们的生活似乎过得一年比一年好，气温在不知不觉中降低，气候的凉爽与干燥使河水也在向下退去，许多小河干涸了：原先被淹没在水中的土地露了出来；沼泽明显减少了。良渚人好高兴，他们迁到了地势相对低洼、濒临水源又适宜稻作农业的地带定居。他们在土地上扩大了种植水稻的面积，又在平地上筑起了干栏式的新家，他们周围的植被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常绿阔叶林已不多见，针叶、常绿阔叶混交林明显增多，开始出现柳树、松树、样树、柏树等。水生植物也越来越少了，他们没有太在意，倒是随着许多河流的消失，他们取水越来越不方便，于是，他们又学会了打井，部落的范围因此而更加扩大了。此时的良渚人意气风发，他们在适应着大自然的同时，还在积极地改造着大自然，并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伟大的先创精神创造和发展了良渚文化。
岁月仍在流逝，良渚人似乎丝毫也没有意识到，灾难即将降临。到了良渚文化末期，距今4000年左右。气候再一次显示了它操纵一切的威力，气候又一次转暖，海平面逐渐上升，良渚人大部分的生活地区又重新陷入一片汪洋。受海水的顶托，下江水因下泻不能而四处泛滥，良渚人突然发现，和自然界相比，他们是何等的脆弱。面对着周围白花花的一片，良渚人悲哀地发现，他们要么在洪水围困下束手待毙，要么背井离乡，重新找寻适合他们生存的地方。
良渚人的去向
良渚先民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心灵创造了辉煌，把良渚文化引向了文明时代。然而，就这一支在当时可称为相当发达的古文化，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后，像一颗绚丽多彩的流星，在令人目眩神迷了一阵后突然神秘地“失踪”了，给世人留下一个千古之谜。为此，人们多方收集资料和论据，希望能解开这个千古之谜。
是海侵摧毁了良渚社会吗？
在公元前3000年（距今6000年）前后，全球性气候变迁，良给文化晚期，气候变暧，气温升高，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太湖平原除了少数高地和丘陵外，全部沦人汪洋之中，造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海侵。这次海侵对于良渚文化来说是毁灭性的，经历了千余年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毁于一旦。大部分的聚落被洪水淹没，设施被摧毁，良渚先民赖于生存的农耕之地更是常年淹没在水中，良渚人就这样没有了家园．没有了生存之地，或迁移或死亡，辉煌一时的良渚文化也就这样给海侵摧毁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良港文化遗址之上还普遍发现有水灾痕迹--淤泥、泥炭和沼泽层。可能一些良渚文化遗址，如今还深深地埋在太湖湖底呢！
是洪涝灾害击败了良渚人吗？
良渚文化晚期，太湖地区气候由寒冷变得温暖湿润，平均温度比现在高摄氏2度，年降水量多200－－300毫米，雨量明显增多，加之当时的海平面高出以前2米左右，留于内陆的水宣泄不畅，势必会造成很大的水患。因此当山洪暴发，江河水涨，洪水泛滥，陆地被淹，黄河、长江的下游，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之地，一片汪洋，人们只能向高处躲避或逃奔外地。原有发达的良渚文化各种设施，顷刻间被摧毁，而其农耕地更是常年淹没，再也无法以农为生了。特大洪水灾难延续了若干年，良渚人已无法生存，残存的人们，在相当时间之内，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于是他们只有背井离乡，有的南下，有的北上，被迫大规模地举族迁徙，长途跋涉，辗转漂流去寻求、创造第二家园。因此，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区突然消失，出现了数百年的空缺。
南下的一支到达粤北（今广东省北部）后融入了石硖文化，而其主体则渡江北上到达了中原，与中原的龙山文化先民发生了一场生存空间的生死搏斗。良渚人部族虽然是一个强悍的部族，可是到达中原后，受到当地部落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战争。然而良渚人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等因素，最终在中原部族的联合抵抗下，被打败了，未能在中原取得一块立足之地重建本族的文化，最后不得不被胜利者吸收、同化和融合，因此才会有如此多良清文化因素出现在龙山文化之中。
战争导致了良渚社会的衰竭吗？
良渚社会时期，在黄河、长江流域地区，类似的部落方国为数不少。随着各古国政治的加强，拥有王权、军权、神权于一体的统治者，对内实行着血腥的统治，对外曲了聚敛更多的财富，扩大地盘和人口，同周邻部落古国之间发生着激烈的掠夺性战争。良渚部族本来在当时是最发达、最强悍的一支，但是由于贵族首领的日渐奢糜，普遍追求享乐型的社会生活，非生产性的劳动支出占有相当大的社会比重，社会基层越来越不堪重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越来越不相适应，导致社会矛盾激烈，内讧和各痒痒山头的局面产生，危机四伏。整个社会越来越缺乏控制力，国力日益削弱，这种情况下在频繁的战争中也就逐渐失去了取胜的优势，抵挡不了外敌的入侵，内忧外患，最终良渚文化走向了消亡。
良渚文化真的消失了吗？
受到海侵、洪涝灾害或是战争重创的良渚人，除了大部分迁移外，还有部分残存，残存的人们，在相当时间之内，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几百年后气候转为干凉，积水消退，另外一支部族马桥文化的人们逐渐来此定居。他们的生活也似乎过得一年比一年好，气温在不知不觉中降低，气候的凉爽与干燥使河水也逐渐向下退去，原先被淹没在水中的土地露了出来、沼泽也明显减少。马桥文化的人们从残存的良渚人那里吸收了良渚文化的成份并想把它发扬光大，但是受到了其它文化的入侵，先后又兼容并蓄地吸收了其他的外来文化，使得良渚文化最终没有在马桥文化的人们手上得到充分发展，因而马桥时期陶器制作欠精，造型比较简朴；而玉器不仅品种少，而且质量差、雕工粗劣简陋，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不及良渚文化，所以良渚文化并没有突然神秘失踪，马桥文化先民正是她的主要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