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冕. （一）皇帝 1.衮冕明朝在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始定衮冕制度，至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时又分别做过补充修改。 衮冕的形制基本承袭古制，在圆柱形帽卷上端覆盖广一尺二寸、长二尺四寸，用桐板做成的綖，綖板前圆后方，用皂纱裱裹。綖板前后各有12旒，旒就是用五彩的缫（丝绳）12根，每根穿五彩玉珠12颗，每颗间距一寸。帽卷夏用玉草、冬用皮革作骨架，表裱玄色纱，里裱朱色纱做成。帽卷两侧有纽孔（戴时用玉簪穿过纽孔把冕固定在头顶的发髻上），下端有武（即帽圈），纽孔和武都用金片镶成。綖板左右悬红丝绳为缨，缨上挂黄玉，垂于两耳之旁，叫作〓纩充耳。此外，綖板上还悬有一根朱纮。 与此配套的衮服，据《明史·舆服志》记载，由玄衣、黄裳、白罗大带、黄蔽膝、素纱中单、赤舄等配成。据永乐三年的定制，玄衣肩部织日、月、龙纹，背部织星辰、山纹，袖部织火、华虫、宗彝纹，领、褾（袖端）、襈（衣襟侧边）、裾（衣襟底边）都是本色。纁裳织藻、粉米、黼、黻纹各二，前三幅、后四幅，腰部有襞积（褶裥），綼（裳的侧边），褐（裳的底边）都是本色，腰以下前后不缝合。中单以素纱制作，青色领、褾、裾，领上织黻纹13，蔽膝与裳同色，织藻、粉米、黼、黻各2，本色边。另有黄、白、赤、玄、缥、绿六彩大绶和小绶，玉钩、玉佩，金钩、玉环及赤色袜、舄，但《三才图会》的附图与此略有不同。 2.通天冠洪武元年定制（公元1368年），加金博山附蝉，首施珠翠，黑介帻，组缨、玉簪导。与绛纱袍、皂色领、褾、裾的白纱中单、绛纱蔽膝、白色假带、方心曲领、白袜、赤舄配套，为皇帝郊庙、省牲、皇太子冠婚、醮戒时所穿。 （二）文武官员 1.文武官朝服 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凡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颁诏、开读、进表、传制都用梁冠、赤罗衣，青领缘白纱中单，青缘赤罗裳，赤罗蔽膝，赤白二色绢大带，革带，佩绶，白袜黑履。以梁冠上的梁数区别品位高低。公冠八梁，侯、伯七梁，都加笼巾貂蝉（貂原来挂貂尾，后以雉尾代替，蝉是金饰）。驸马七梁不用雉尾。 2.文武官公服 洪武三年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公服，其带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银花，四品素金，五品银钑花，六、七品素银，八、九品乌角。 3.文武官常服 凡常朝视事穿常服。明初常服与公服都是乌纱帽、团领衫、束带。洪武六年规定一、二品用杂色文绮、绫罗、彩绣，帽珠用玉；三至五品用杂色文绮、绫罗，帽顶用金，帽珠除玉外随所用。六至九品用杂色文绮、绫罗，帽顶用银，帽珠玛瑙、水晶、香木。一至六品穿四爪龙（蟒），许用金绣。 （三）明代的巾帽 明代一般人常用的巾幅名目较多，有些是唐、宋传留下来的，有些是辽、金、元游牧民族流传到中原、保留到明代的，还有一些是明代新创的。例如儒巾、软巾、诸葛巾、东坡巾、山谷巾，都是传统的巾式。方巾是古代角巾，明郎瑛《七修类稿》说，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召见浙江山阴著名诗人杨维祯，杨戴着方顶大巾去谒见，太祖问他戴的是什么巾，他答道叫四方平定巾，明太祖听了大喜，就让众戴之。明初有一种用黑色细绳、马尾鬃丝或头发编结的网巾，网口上下用帛包边，长有二玉或金属小圈，二边各系小绳交穿于二小圈内，上面束于顶发，下面可用总绳拴紧，故又名“一统山河”或“一统天和”。网巾的用处是可以保持头发不乱。《七修类稿》说明太祖到神乐观，见有道士于灯下结网巾，问之，答是网巾。第二天明太祖就命此道士为道官，并取网巾颁告天下，使人无贵贱皆带之。明朝官服戴纱帽笼巾，下面多先戴网巾起约发作用。天启时，削去网带，止束下网，名为“懒收网”。另外有四周巾，用二尺多的幅帛裹头，余幅后垂，为燕居之饰。纯阳巾，顶部用帛叠成一寸宽的硬褶，叠好后像一排竹简垂之于后，以八仙中的吕洞宾号纯阳名之。这种巾子也可按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的名，称之为乐天巾。老人巾，是明初始兴的巾样，明太祖用手将顶部按之使之前仰后俯，就依样改制之，惟老年人所戴，故称老年巾。将巾、结巾，都是用尺帛裹头，又缀片帛于后，其末端下垂，俗称扎巾。此外还有两仪巾，后垂飞叶两片。万字巾，上阔下狭形如万字。凿子巾，即唐巾去掉带子。凌云巾，因形状诡异被禁用。 明朝民间最流行的是瓜皮帽，当时称六合一统帽或小帽，是用六块罗帛缝拼，六瓣合缝，下有帽檐，当时南方百姓冬天都戴它。《枣林杂记》说，隆庆时，嘉善丁清做句容县令，他的父亲告诫他说：“你们这些戴纱帽的人说好，我不信，当差的说好，我更不信。穿青衿（蓝衫）的读书人说好，亦不信，惟瓜皮帽子说好，我就信了。”明朝瓜皮帽顶只许用水晶、香木。到清朝上上下下都戴这种帽子，材料用纱、缎、倭绒、羽绫，一般用丝绦结顶，讲究的用金银线结顶，也有用玉顶或红珊瑚顶的。遇丧事，帽顶用黑或白。直到抗日战争期间，民间仍有人戴的。从造型来看，与三国时曹操所创的恰帽一脉相承，曹因当时天下荒乱，资材匮乏，所以拟古皮弁式样，裁缣帛以为恰，合于简易随时之义。瓜皮帽款式则稍有改进。 软帽：为一块圆形布帛作帽顶，下缝布帛帽圈而成的便帽，后垂双带，广州东山梅花村明戴缙墓曾出土此种软帽。与江苏扬州明墓出土的儒巾款式基本相同。 乌纱帽：是用乌纱制作的圆顶官帽，东晋宫官已戴之。隋朝帝王贵臣多穿黄色纹绫袍、乌纱帽、九环带、乌皮靴。后渐行于民间。唐代风行折上巾，乌纱帽渐废。明朝采晚唐、明代幞头形式制乌纱帽为百官公服，上海卢湾区明潘氏墓曾有乌纱帽实物出土。而北京定陵出土明万历皇帝所戴翼善冠，则是唐代乌纱折上巾的发展。 烟墩帽：直檐而顶稍细，上缀金蟒或珠玉帽顶。冬用鹤绒或纻丝、绉、纱制作，夏用马尾结成，内臣所戴，四川阳城明墓有戴烟墩帽俑出土。 边鼓帽：是一种长尖顶带檐的圆帽，元代遗制，为一般市井少年、平民、仆役等常戴，明嘉靖时极流行，清代亦常见。 瓦楞帽：帽顶折叠似瓦楞，故名。或用牛马尾编结。嘉靖初生员戴之，后民间富者亦戴。或即《留青日札》所说官民皆戴的形似古代兜鍪，其檐或圆、或前圆后方的帽子，也是元代帽式的流传。 奓（zhà音乍）檐帽：为圆帽顶，帽檐外奓如钹笠，可以遮阳的帽子，《事物绀珠》说圆帽，是元世祖出猎时因日光射目，以树叶置帽前，其后雍古剌拉氏用毡片置帽子前后，即奓檐帽。明代宣宗行乐图、宪宗行乐图画帝王便服，也戴这种帽子。 笠〓：〓即莎草（又名夫须），用莎草皮编为笠，用以避雨，皇帝所戴。图见365页《三才图绘》。 大帽：明太祖见生员在烈日中上班，就赐遮阴帽，形如烟墩帽而有帽檐。图见365页《三才图绘》。 毡笠：帽形尖圆而有帽顶，卷帽檐前高后低，为游牧民族传统帽式。图见365页《三才图绘》。 鞑帽：用皮缝成瓜皮帽形，帽顶挂兽皮为饰，帽檐缘毛皮出锋，此亦游牧民族传统帽式。图见365页《三才图绘》。 方顶笠子：明代农民许戴笠子，多劈细竹篾作胎，外罩马尾漆纱罗，元代笠子帽作方顶式，蒙古族中层官吏所戴，明弘治刻本《李孝美墨谱》所画制墨工人都戴此种笠子。 明代巾帽种类繁多，官服冠帽，传承唐宋遗制而形制更趋繁丽，一般巾帽则常保持元蒙状貌，因其造型简约而适用。
② 请问明代男的戴在头上的帽子叫什么名字
明朝男的戴的那个叫方巾
③ 为什么历代皇帝都选择泰山作为封神之处
嵩山最早被称为“五岳之尊”，直到现在也没有其他哪座名山称为“五岳之尊”。“五岳之尊”与“五岳独尊”虽然相像，但所称的两座名山却有千里之遥：“五岳之尊”称的是中岳嵩山，“五岳独尊”称的是东岳泰山。
也许“五岳之尊”与“五岳独尊”实在相像，嵩山后来将“五岳之尊”让渡于泰山的“五岳独尊”，自己反倒很少再提“五岳之尊”的事儿了。
“五岳之尊”为制造封禅嵩山舆论而来，是武则天时代最大的政治，当然容不得半点含糊。嵩山被武则天定为“五岳之尊”后，唐玄宗为宣誓李唐复辟，封禅泰山，只好制造舆论，称泰山为“五岳之伯”了。而“五岳独尊”，则是赵宋初年山东泰安人石介在他的《泰山》一诗最早提出的。石介“诸山知峻极，五岳独尊严”后，“五岳独尊”的帽子逐渐沉淀在泰山的头上。
石介的“五岳独尊”只是私下自娱自乐地赞唱家乡山河，且显然脱胎于初唐诗歌革新先驱、巴蜀诗人陈子昂的朝廷奏表——《为赤县父老劝封禅表》。他首倡的“五岳之尊”，一如其诗《登幽州台歌》所言，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到现在，四川人王小丫主持的《开心辞典》，都不能赓续她的这位老乡提出的命题。
在《为赤县父老劝封禅表》中，陈子昂写道：“然则嵩岳神宗，望玉銮而来禅。天中仙族，伫金驾而崇封。实大礼(封禅嵩山)之昌期，膺告成之茂典。况神都(京都洛阳)为八方之极，太室(中岳嵩山)居五岳之尊。陛下垂统紫微(明清天子之居称‘紫宫’禁地，故名紫禁城，该源出紫微，《史记·天官书》称天上‘中宫’星群为‘紫宫’，有太一、三公、正妃、藩臣诸星，《史记·索隐》曰：‘紫之言此也，宫之言中也，言天神运动，阴阳开闭，皆在此中也。’)，大昌黄运(天有黄道，在天之中，嵩山不是天之中，是地之中，黄道在嵩山之北，南极北极，天之枢纽在嵩山观察相对不动)，报功崇德，允协神心。应天顺人，雅符灵望，皇图盛业，实在于兹。”
封禅是帝国时代“承天受命”、“天人合一”的盛典——不说三皇五帝事，就是从后来的中国天文架构看，嵩山封禅亦是帝王的不二之选。对于秦皇汉武错封泰山，武则天早在陪同高宗封禅泰山时，就很是不屑，称他们的登封企图无非是“意在寻仙”，“事深为己”，“因时省俗”，“以情觊名”，是在沽名钓誉，随心所欲地蛮干。
武则天一直鼓动高宗封完泰山封嵩山——从泰山“迁封”嵩山，是比迁都都要紧的帝国政治，当然得有个“过渡”——“五岳之尊”，“五岳之伯”，“五岳独尊”就是这个“过渡”过程中留下的争锋印痕。
如果不是武则天，而是唐高宗封禅嵩山，这个“迁封”也许就顺利完成了，不至于有后来的泰山“复辟”——后来封禅的两个皇帝，一个是唐玄宗，他封禅是为了宣布复辟李唐，当然要复辟泰山封禅；一个是宋真宗，他当然不想跟在女人后头封禅嵩山。
其实封禅嵩山，武则天只是个执行者，“最高指示”却出自唐太宗：“朕意常以嵩高既是中岳，何谢泰山？”
知识分子吁请封禅嵩山
公元682年，高宗在嵩山之阳敕建奉天宫，志在封禅嵩山。
一位帝王泰山封禅后，还实施封禅嵩山，这是亘古未有的。动摇秦皇、汉武、光武三位伟大帝王只封泰山的神话，自然得有个借口。
高宗的借口是“遍封五岳”——“高宗既封泰山之后，又欲遍封五岳”，这样也就没谁能拿出反对他封禅嵩山的道理。
他“遍封五岳”不从京畿的华山下手，而是首选嵩山。封禅是帝国时代最奢华、最需要国力支撑的国家大典，恐怕奥运会也难以比肩——高宗泰山封禅，于麟德二年(665年)二月车驾从长安始发，闰三月抵洛阳。十月丙寅，再自洛阳出发，“从驾文武仪仗，数百里不绝。列营置幕，弥亘原野。东自高丽(包括日本等)，西至波斯、乌长诸国(包括印度等)朝会者，各帅(通“率”)其属扈从，穹庐毳幕，牛羊驼马，填咽道路。时比岁丰稔，米斗至五钱，麦、豆不列于市(不要说人吃人，就是麦、豆都无人问津，看来帝国也真该搞个大活动消费一下)。十一月，戊子，上至濮阳，窦德玄骑从。上问：‘濮阳谓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对。许敬宗自后跃马而前曰：‘昔颛顼居此，故谓之帝丘。’上称善。敬宗退，谓人曰：‘大臣不可以无学；吾见德玄不能对，心实羞之。’德玄闻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强对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曰：‘敬宗多闻，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寿张(在今河南台前县)人张公艺九世同居，齐、隋、唐皆旌表其门。上过寿张，幸其宅，问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艺书‘忍’字百余以进。上善之，赐以缣帛……”十二月，封禅大军抵泰山，次年正月举行封禅大典。
来来回回，一次封禅，帝国上下就得折腾半年。
这还不算，封禅之后，官员都要加爵晋级，百姓不出一年租税(就是现在，哪个国家敢如斯免税)，天下狂欢。“腊月(696年)，甲戌，太后(则天)发神都；甲申，封神岳；赦天下，改元万岁登封，天下百姓无出今年租税；大九日。丁亥，禅于少室；己丑，御朝觐坛受贺；癸巳，还宫……”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把洛州免收两年租税，登封、告成两县免收三年租税都当成小事儿，不肯记载；还有封禅先行仪仗已抵嵩山之阳，后续仪仗还在洛阳南郊等待出发……
这些挂一漏万的文献记载，只是封禅大典的一个侧面。如斯“消费”，谁敢相信高宗“遍封五岳”不是政治托辞？也就是说着玩儿。他这样说，也许只是在力主封禅嵩山的“新思维”与依然坚守只能泰山封禅“旧势力”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以达到自己封禅嵩山的诉求。高宗有没有并禅(定都)少室、“迁封”太室的愿望，只能猜测。但知识界风起云涌反对泰山封禅，力挺封禅嵩山的呼声，自魏晋以降就没有停息过。
为什么泰山独享封禅殊荣？顾颉刚先生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中说：春秋战国之时，泰山是齐、鲁的界墙，齐、鲁方士游历不远，眼界不广，把泰山当成了普天之下最高的山，设想人间最高的帝王应该到最高的山上去祭祀天上最高的上帝，于是把这侯国之望扩大为帝国之望，定其名为“封禅”。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魏晋以来知识界普遍认为：封禅既然说是夏商周三代的事儿，为什么不见于经(《五经》)？顺着这个思路，他们开始怀疑“此乃秦汉之侈心”。魏晋学人袁准在《正论》中对此提出强烈质疑：“封禅之言，唯《周官》有三大封之文。齐桓公欲封禅，闻管仲言而止。焚燎祭天，皆王者之事，非诸侯之所为也。是以学者疑焉。后秦一主，汉二君，修封禅之事。其制为封土方丈余，崇于太山(泰山)之上，皆不见于经。秦汉之事未可专。管仲云：禹禅会稽，告天则同，祭地不得异也。会稽而可禅，四岳皆可封也。夫洛阳者，天地之所合；嵩高者，六合之中也。今处天地之中，而告于嵩高可也，奚必于太山？”
南朝鸿儒许懋在谏议梁武帝封禅会稽山时，奏表曰：“臣案舜幸岱宗，是为巡狩。……(封禅泰山)此纬书之曲说，非正经之通义也。”
思想界对泰山封禅的质疑，在唐代形成不容忽视的力量，甚至“撼动”唐太宗：“朕意常以嵩高既是中岳，何谢泰山？”
“为筹备封禅嵩山，高宗在嵩阳书院与启母石之间敕建奉天宫，在嵩山之巅敕建登封坛。”登封市史志办公室主任吕宏军先生说，“高宗和则天曾两幸奉天宫，但高宗驾崩后，奉天宫仅存一年，就荒废了；永淳二年，圆径五丈、高九尺的登封坛建成。时有童谣云：‘嵩高凡几层，不畏登不得，但畏不得登。’礼物毕备，该年十月高宗因病情加重，自嵩还洛，预计十一月举行的封禅就此停下。14年后，武则天登上登封坛，完成由她主导的封禅嵩山。”
如今增色嵩山的奉天宫、登封坛早已毁废，乃至遗址都难以寻觅。
④ 明朝官员帽子两边的东西叫什么
王上
⑤ 周、秦、汉、唐朝时士兵的服饰分别是什么样的啊
西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
公元前11世纪末，周武王击溃了商纣王的军队，建立了西周王朝。西周是青铜台铸发达时期，铠甲已经向金属材料发展。西周初年开始实行“国人”当兵的制度。《周礼.春官.司服》详细记载了周天子、诸侯的各种冕服，其中的韦弁服是为“兵事之服”。西周军队中还没有武官，天子及诸侯就是军队的统帅，他们出征所穿韦弁服，就是专用戎服。帅与兵的戎服区别只在与兵的裳要比帅的短些（以便于奔跑）；衣裳简陋些，衣料粗些。西周武士身着的“练甲”大多以缣帛夹厚绵制作，属布甲范畴。
东周（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 年）
公元前770年，周王室由于王位继承的斗争而引起了诸侯的叛变，他们联合犬戎攻入镐京（今西安），杀了幽王，灭了西周。继位的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洛阳），史称东周，又称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一个诸侯争霸、群雄割据的长期战乱年代，也是封建社会向奴隶社会全面过度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军事装备的制造技术进步很快。甲胄制造业已采用了类似今天的流水作业生产方法，且具有相当规模。春秋战国除大量使用皮甲胄外，也使用青铜铠甲。战国后期，出现了铁制铠甲。春秋战国时期的戎服开始采用深衣。深衣是一种上衣与下裳连成一体的衣服。黄河流域的不少诸侯国已经开始创建骑兵，骑兵的出现必然要改变服装，于是紧身窄袖、长裤皮靴的胡服便成为了戎服。战国皮甲，多以犀牛、鲨鱼等皮革制成，上施彩绘；皮甲由甲身、甲袖和甲裙组成；甲片的编缀方法，横向均左片压右片，纵向均为下排压上排；胄也是用十八片甲片编缀起来的。另外，铁甲出现于战国中期，它的前身为青铜甲，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兽面壮胸甲。战国时期的铁甲通常以铁片制成鱼鳞或柳叶形状的甲片，经过穿组联缀而成。
秦代（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
秦代是我国历史上的军事强国。秦代的军戎服饰是至今资料最全面、最准确、最详细的朝代。这要归功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秦代的戎服，上自将军下至士卒形制全部相同，一律上穿深衣，下穿小口裤，士卒腿上裹有行缠，足穿靴或履。兵的首饰有四类。一类为帻，有两种，一种为骑兵，一种为军吏的。第二类是冠，为骑兵所戴。第三类为帽。第四类是发髻。靴履也有四种，根据形象定名为高统靴、方口翘头履、方口齐头履、方口尖头履。靴和履都用带缚于脚背和足踝。戎服一般都束腰。腰带用皮革做成。带用带勾系接。这种铠甲为临阵指挥的将官所穿。胸前、背后未缀甲片，皆绘几何形彩色花纹，似以一种质地坚硬的织锦制成，也有可能用皮革做成后绘上图案。甲衣的形状，前胸下摆呈尖角形，后背下摆呈平直形，周围留有宽边，也用织锦或皮革制成，上有几何形花纹。胸部以下，背部中央和后腰等处，都缀有小型甲片。全身共有甲片一百六十片，甲片形状为四方形，每边宽大处理厘米。甲片的固定方法，用皮条或牛筋穿组，呈“V”字形并钉有铆钉。另在两肩装有类似皮革制作的披膊，胸背及肩部等处还露出彩带结头。
汉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
汉代以王莽新政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汉（又称西汉）的军戎服饰基本上沿袭秦制。铁兵器经过战国后期和秦代的发展，到西汉时已占主要地位。西汉铠甲全都是锻铁制成。汉代的戎服在整体上有多方面与秦代相似，军队中不分尊卑都上穿禅衣，下穿裤。禅衣为深衣，又称沙毂禅衣（即有绉纹的单衣）。汉代军人的冠饰基本上是平巾帻外罩武冠。东汉时期，武吏还有在平巾帻外加沙冠的习惯。汉代戎服外一般束两条腰带，一条为皮制，一条为绢制。武士主要穿靴履，以履为主，有圆头平底、月牙形头等样式。汉代是我国武官制度初步形成的时期。春秋以后，军队规模日益扩大，军、兵种和战略战术也不断复杂，于是出现了一些专门的军事家，形成了实际上的专职武官。区别官兵身份的不仅是服饰，还有军服上的徽识。军服上标出徽识在先秦时代已有制度。汉代的徽识，主要有章、幡和负羽三种。章的级别较低，主要为士卒所佩带，章上一般要注明佩带者的身份、姓名和所属部队，以便作战牺牲后识别。幡为武官所佩带，为右肩上斜披着帛做成的类似披肩的饰物。负羽则军官和士卒都可使用。骑兵在汉末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主要归功于马鞍、马镫的发明。
唐代（公元618年至公元907年）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都对历史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武官制度全面建成的时期，因此唐代武官的服饰比过去历代更为完备，官服有朝服和常服之分，服用范围是朝廷九品以上的文武官员。武官的专门戎服为缺胯衫，绣有各种纹饰。士兵的戎服用两种，一种是盘领窄袍，另一种就是缺胯袍，士兵的缺胯袍没有绣纹饰，头戴折上巾，唐代称幞头，晚唐时幞头已变成无须系裹，随时可戴的帽子。唐代武士还时兴在幞头外包一块红色或白色的罗帕。初唐的铠甲和戎服的基本保持着南北朝以来至隋代的样式和形制。贞观以后，进行了一系列服饰制度的改革，渐渐形成了具有唐代风格的军戎服饰。高宗、则天两朝，国力鼎盛，天下承平，上层集团奢侈之风日趋严重，戎服和铠甲的大部分脱离了使用的功能，演变成为美观豪华，以装饰为主的礼仪服饰。“安史之乱”后，重有恢复到金戈铁马时代的那种利于作战的实用状态，特别是铠甲，晚唐时已形成基本固定的形制，唐代的铠甲，据《唐六典》记载，有明光、光要、细鳞、山文、鸟锤、白布、皂娟、布背、步兵、皮甲、木甲、锁子、马甲等十三种。其中明光、光要、锁子、山文、鸟锤、细鳞甲是铁甲，后三种是以铠甲甲片的式样来命名的。皮甲、木甲、白布、皂娟、布背，则是以制造材料命名。在铠甲中，仍以明光甲使用最普遍。唐代也出现过一些新的戎服，短后衣就是其中之一。唐后期出现了一种“抱肚”的戎服附件，抱肚成半圆型围于腰间，其作用是为了防止腰间佩挂的武器与铁甲因碰击、摩擦而相互损坏。唐代武将好穿长勒短勒乌皮靴，靴头尖而起翘。但着朝服、常服时也穿鞋头有云头装饰的履或麻鞋。
⑥ 魏晋南北朝造纸术有了怎样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造纸工艺进一步发展，造纸业初步形成规模，加工技术发展迅猛。
此外，麻纸、麻黄纸、藤纸、银光纸的出现，更使得纸的质量更上一层，书写便利，其中麻黄纸被大量使用。
这一时期，纸已经成为我国唯一的书写材料，纸的普及，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科学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为书法艺术提供了轻便廉价的载体。
东汉末年，与中原关系极好的于阗王十分青睐中原的丝绸，但当时朝廷禁止输出蚕丝技术，只作为商品交易。
于是，于阗王向朝廷求娶刘氏王室公主。
朝廷很痛快地答应了。
在公主临行前，于阗的迎亲大臣悄悄告诉公主国王急欲得到蚕丝技术的事，公主便将蚕茧藏在自己的帽子里，将蚕茧带到了于阗。
于阗得到蚕茧，便设法从中原引进桑树，广泛种植，养蚕抽丝织绸。
接着，一种以桑树为原料的造纸工艺也在当地流传起来。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桑树皮为原料制作纸已成为一项重要工艺。
用桑皮、藤皮造纸，这是这一时期造纸原料扩展的标志。
除了造纸原料更加丰富外，在设备方面，继承了西汉时期的抄纸技术，出现了更多的活动帘床纸模。
用一个活动的竹帘放在框架上，可以反复捞出成千上万张湿纸，提高了工效。
在加工制造技术上，加强了碱液蒸煮和舂捣，改进了纸的质量，出现了色纸、涂布纸、填料纸等加工纸。
从敦煌石室和新疆沙碛出土的这一时期所造出的古纸来看，纸质纤维交结刀细，外观洁白，表面平滑，可谓“妍妙辉光”。
北朝杰出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还专门有两篇记载造纸原料楮皮的处理和染黄纸的技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广泛流传，普遍为人们所使用，造纸技术进一步提高，造纸区域也由晋以前集中在河南洛阳一带而逐渐扩散到越、蜀、韶、扬及皖、赣等地，产量、质量与日俱增。
造纸原料也多样化，纸的名目繁多。
如竹帘纸，纸面有明显的纹路，其纸紧薄而刀细。
剡溪有以藤皮为原料的藤纸，纸质刀细光滑，洁白如玉，不留墨。
东阳有鱼卵纸，又称鱼笺，柔软、光滑。
江南以稻草，麦秸纤维造纸，呈黄色，质地粗糙，难以书写。
北方以桑树茎皮纤维造纸，质地优良，色泽洁白，轻薄软绵，拉力强，纸纹扯断如棉丝，所以称“棉纸”。
蔡伦造纸的原料广泛，以烂渔网造的纸叫“网纸”，破布造的纸叫“布纸”，因当时把渔网破布划为麻类纤维，所以统称“麻纸”。
为了延长纸的寿命，晋时已发明染纸新技术，即从黄檗中熬取汁液，浸染纸张，有的先写后染，有的先染后写。
浸染的纸叫“染黄纸”，呈天然黄色，所以又叫“黄麻纸”。
黄麻纸有灭虫防蛀的功能。
这一时期，造纸业也初步形成规模。
如果说汉代在书写记事材料方面还是缣帛和简牍并用，纸只是作为新型材料刚刚崛起，还不足以完全取代帛简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到了晋代，就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由于晋代已造出大量洁白平滑而又方正的纸，人们就不再使用昂贵的缣帛和笨重的简牍来书写了，而是逐步习惯于用纸，以致最后使纸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书写材料，彻底淘汰了简牍。
东晋末年，朝廷甚至明令规定用纸作为正式书写材料，凡朝廷奏议不得用简犊，而一律以纸代之。
⑦ 有个关于人物的
王蒙 当代作家。1934年生于北平。祖籍河北南皮。
王蒙的人生经历可谓大起大落、几度沉浮。上中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从事青年团的区委会工作，1953年19岁就以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成名；22岁则因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遭受厄运，戴上“右派”的帽子到京郊劳动；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保护之后主动要求去新疆，在那里一呆16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1978年调北京市作协工作。 后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长、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等职。这时期他的创作喷薄而出，佳作不断。著有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暗杀—3322》、《季节三部曲》（《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中篇小说《布礼》、《蝴蝶》、《杂色》、《相见时难》、《名医梁有志传奇》、《在伊犁》系列小说，小说集《冬雨》、《坚硬的稀粥》、《加拿大的月亮》，诗集《旋转的秋千》，作品集《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王蒙中篇小说集》、《王蒙选集》、《王蒙集》，散文集《轻松与感伤》、《一笑集》，文艺论集《当你拿起笔……》、《文学的诱惑》、《风格散记》、《王蒙谈创作》、《王蒙、王干对话录》，专著《红楼启示录》，自选集《琴弦与手指》以及10卷本《王蒙文集》等。 其中有多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获奖。作品被译成英、俄、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王蒙的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历程，他也由初期的热情、纯真趋于后来的清醒、冷峻，而且乐观向上、激情充沛，并在创作中进行不倦的探索和创新，成为新时期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也最有活力的作家。
⑧ 清代男人与明代男人帽子有什么区别
（一）皇帝
1.衮冕
明朝在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始定衮冕制度，至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时又分别做过补充修改。 衮冕的形制基本承袭古制，在圆柱形帽卷上端覆盖广一尺二寸、长二尺四寸，用桐板做成的綖，綖板前圆后方，用皂纱裱裹。綖板前后各有12旒，旒就是用五彩的缫（丝绳）12根，每根穿五彩玉珠12颗，每颗间距一寸。帽卷夏用玉草、冬用皮革作骨架，表裱玄色纱，里裱朱色纱做成。帽卷两侧有纽孔（戴时用玉簪穿过纽孔把冕固定在头顶的发髻上），下端有武（即帽圈），纽孔和武都用金片镶成。綖板左右悬红丝绳为缨，缨上挂黄玉，垂于两耳之旁，叫作〓纩充耳。此外，綖板上还悬有一根朱纮。 与此配套的衮服，据《明史·舆服志》记载，由玄衣、黄裳、白罗大带、黄蔽膝、素纱中单、赤舄等配成。据永乐三年的定制，玄衣肩部织日、月、龙纹，背部织星辰、山纹，袖部织火、华虫、宗彝纹，领、褾（袖端）、襈（衣襟侧边）、裾（衣襟底边）都是本色。纁裳织藻、粉米、黼、黻纹各二，前三幅、后四幅，腰部有襞积（褶裥），綼（裳的侧边），褐（裳的底边）都是本色，腰以下前后不缝合。中单以素纱制作，青色领、褾、裾，领上织黻纹13，蔽膝与裳同色，织藻、粉米、黼、黻各2，本色边。另有黄、白、赤、玄、缥、绿六彩大绶和小绶，玉钩、玉佩，金钩、玉环及赤色袜、舄，但《三才图会》的附图与此略有不同。
2.通天冠
洪武元年定制（公元1368年），加金博山附蝉，首施珠翠，黑介帻，组缨、玉簪导。与绛纱袍、皂色领、褾、裾的白纱中单、绛纱蔽膝、白色假带、方心曲领、白袜、赤舄配套，为皇帝郊庙、省牲、皇太子冠婚、醮戒时所穿。
（二）文武官员
1.文武官朝服
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凡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颁诏、开读、进表、传制都用梁冠、赤罗衣，青领缘白纱中单，青缘赤罗裳，赤罗蔽膝，赤白二色绢大带，革带，佩绶，白袜黑履。以梁冠上的梁数区别品位高低。公冠八梁，侯、伯七梁，都加笼巾貂蝉（貂原来挂貂尾，后以雉尾代替，蝉是金饰）。驸马七梁不用雉尾。
2.文武官公服
洪武三年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公服，其带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银花，四品素金，五品银钑花，六、七品素银，八、九品乌角。
3.文武官常服
凡常朝视事穿常服。明初常服与公服都是乌纱帽、团领衫、束带。洪武六年规定一、二品用杂色文绮、绫罗、彩绣，帽珠用玉；三至五品用杂色文绮、绫罗，帽顶用金，帽珠除玉外随所用。六至九品用杂色文绮、绫罗，帽顶用银，帽珠玛瑙、水晶、香木。一至六品穿四爪龙（蟒），许用金绣。
（三）明代的巾帽
明代一般人常用的巾幅名目较多，有些是唐、宋传留下来的，有些是辽、金、元游牧民族流传到中原、保留到明代的，还有一些是明代新创的。例如儒巾、软巾、诸葛巾、东坡巾、山谷巾，都是传统的巾式。方巾是古代角巾，明郎瑛《七修类稿》说，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召见浙江山阴著名诗人杨维祯，杨戴着方顶大巾去谒见，太祖问他戴的是什么巾，他答道叫四方平定巾，明太祖听了大喜，就让众戴之。明初有一种用黑色细绳、马尾鬃丝或头发编结的网巾，网口上下用帛包边，长有二玉或金属小圈，二边各系小绳交穿于二小圈内，上面束于顶发，下面可用总绳拴紧，故又名“一统山河”或“一统天和”。网巾的用处是可以保持头发不乱。《七修类稿》说明太祖到神乐观，见有道士于灯下结网巾，问之，答是网巾。第二天明太祖就命此道士为道官，并取网巾颁告天下，使人无贵贱皆带之。明朝官服戴纱帽笼巾，下面多先戴网巾起约发作用。天启时，削去网带，止束下网，名为“懒收网”。另外有四周巾，用二尺多的幅帛裹头，余幅后垂，为燕居之饰。纯阳巾，顶部用帛叠成一寸宽的硬褶，叠好后像一排竹简垂之于后，以八仙中的吕洞宾号纯阳名之。这种巾子也可按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的名，称之为乐天巾。老人巾，是明初始兴的巾样，明太祖用手将顶部按之使之前仰后俯，就依样改制之，惟老年人所戴，故称老年巾。将巾、结巾，都是用尺帛裹头，又缀片帛于后，其末端下垂，俗称扎巾。此外还有两仪巾，后垂飞叶两片。万字巾，上阔下狭形如万字。凿子巾，即唐巾去掉带子。凌云巾，因形状诡异被禁用。
明朝民间最流行的是瓜皮帽，当时称六合一统帽或小帽，是用六块罗帛缝拼，六瓣合缝，下有帽檐，当时南方百姓冬天都戴它。《枣林杂记》说，隆庆时，嘉善丁清做句容县令，他的父亲告诫他说：“你们这些戴纱帽的人说好，我不信，当差的说好，我更不信。穿青衿（蓝衫）的读书人说好，亦不信，惟瓜皮帽子说好，我就信了。”明朝瓜皮帽顶只许用水晶、香木。到清朝上上下下都戴这种帽子，材料用纱、缎、倭绒、羽绫，一般用丝绦结顶，讲究的用金银线结顶，也有用玉顶或红珊瑚顶的。遇丧事，帽顶用黑或白。直到抗日战争期间，民间仍有人戴的。从造型来看，与三国时曹操所创的恰帽一脉相承，曹因当时天下荒乱，资材匮乏，所以拟古皮弁式样，裁缣帛以为恰，合于简易随时之义。瓜皮帽款式则稍有改进。
软帽：为一块圆形布帛作帽顶，下缝布帛帽圈而成的便帽，后垂双带，广州东山梅花村明戴缙墓曾出土此种软帽。与江苏扬州明墓出土的儒巾款式基本相同。
乌纱帽：是用乌纱制作的圆顶官帽，东晋宫官已戴之。隋朝帝王贵臣多穿黄色纹绫袍、乌纱帽、九环带、乌皮靴。后渐行于民间。唐代风行折上巾，乌纱帽渐废。明朝采晚唐、明代幞头形式制乌纱帽为百官公服，上海卢湾区明潘氏墓曾有乌纱帽实物出土。而北京定陵出土明万历皇帝所戴翼善冠，则是唐代乌纱折上巾的发展。
烟墩帽：直檐而顶稍细，上缀金蟒或珠玉帽顶。冬用鹤绒或纻丝、绉、纱制作，夏用马尾结成，内臣所戴，四川阳城明墓有戴烟墩帽俑出土。
边鼓帽：是一种长尖顶带檐的圆帽，元代遗制，为一般市井少年、平民、仆役等常戴，明嘉靖时极流行，清代亦常见。
瓦楞帽：帽顶折叠似瓦楞，故名。或用牛马尾编结。嘉靖初生员戴之，后民间富者亦戴。或即《留青日札》所说官民皆戴的形似古代兜鍪，其檐或圆、或前圆后方的帽子，也是元代帽式的流传。
奓（zhà音乍）檐帽：为圆帽顶，帽檐外奓如钹笠，可以遮阳的帽子，《事物绀珠》说圆帽，是元世祖出猎时因日光射目，以树叶置帽前，其后雍古剌拉氏用毡片置帽子前后，即奓檐帽。明代宣宗行乐图、宪宗行乐图画帝王便服，也戴这种帽子。
笠〓：〓即莎草（又名夫须），用莎草皮编为笠，用以避雨，皇帝所戴。图见365页《三才图绘》。
大帽：明太祖见生员在烈日中上班，就赐遮阴帽，形如烟墩帽而有帽檐。图见365页《三才图绘》。
毡笠：帽形尖圆而有帽顶，卷帽檐前高后低，为游牧民族传统帽式。图见365页《三才图绘》。
鞑帽：用皮缝成瓜皮帽形，帽顶挂兽皮为饰，帽檐缘毛皮出锋，此亦游牧民族传统帽式。图见365页《三才图绘》。
方顶笠子：明代农民许戴笠子，多劈细竹篾作胎，外罩马尾漆纱罗，元代笠子帽作方顶式，蒙古族中层官吏所戴，明弘治刻本《李孝美墨谱》所画制墨工人都戴此种笠子。
明代巾帽种类繁多，官服冠帽，传承唐宋遗制而形制更趋繁丽，一般巾帽则常保持元蒙状貌，因其造型简约而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