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就在窗户边上挂红裤子

❶ 传统新年习俗

【春节习俗】 腊月二十三，又称“小年”，是民间祭灶的日子。民谣中“二十三，糖瓜粘”指的即是每年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的祭灶，有所谓"官三民四船家五"的说法，也就是官府在腊月二十三日，一般民家在二十四日，水上人家则为二十五日举行祭灶。 祭灶，是一项在我国民间影响很大、流传极广的习俗。旧时，差不多家家灶间都设有“灶王爷”神位。人们称这尊神为“司命菩萨”或“灶君司命”，传说他是玉皇大帝封的“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负责管理各家的灶火，被作为一家的保护神而受到崇拜。灶王龛大都设在灶房的北面或东面，中间供上灶王爷的神像。没有灶王龛的人家，也有将神像直接贴在墙上的。有的神像只画灶王爷一人，有的则有男女两人，女神被称为“灶王奶奶”。这大概是模仿人间夫妇的形象。灶王爷像上大都还印有这一年的日历，上书“东厨司命主”、“人间监察神”、“一家之主”等文字，以表明灶神的地位。两旁贴上“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对联，以保佑全家老小的平安。 灶王爷自上一年的除夕以来就一直留在家中，以保护和监察一家；到了腊月二十三日灶王爷便要升天，去向天上的玉皇大帝汇报这一家人的善行或恶行，送灶神的仪式称为“送灶”或“辞灶”。玉皇大帝根据灶王爷的汇报，再将这一家在新的一年中应该得到的吉凶祸福的命运交于灶王爷之手。因此，对一家人来说，灶王爷的汇报实在具有重大利害关系。 送灶，多在黄昏入夜之时举行。一家人先到灶房，摆上桌子，向设在灶壁神龛中的灶王爷敬香，并供上用饴糖和面做成的糖瓜等。然后将竹篾扎成的纸马和喂牲口的草料。用饴糖供奉灶王爷，是让他老人家甜甜嘴。有的地方，还将糖涂在灶王爷嘴的四周，边涂边说：“好话多说，不好话别说。”这是用糖塞住灶王爷的嘴，让他别说坏话。在唐代著作《辇下岁时记》中，间有“以酒糟涂于灶上使司命（灶王爷）醉酒”的记载。人们用糖涂完灶王爷的嘴后，便将神像揭下，和纸与烟一起升天了。有的地方则是晚上在院子里堆上芝麻秸和松树枝，再将供了一年的灶君像请出神龛，连同纸马和草料，点火焚烧。院子被火照得通明，此时一家人围着火叩头，边烧边祷告： 今年又到二十三，敬送灶君上西天。有壮马，有草料，一路顺风平安到。供的糖瓜甜又甜，请对玉皇进好言。 送灶君时，有的地方尚有乞丐数名，乔装打扮，挨家唱送灶君歌，跳送灶君舞，名为“送灶神”，以此换取食物。 送灶习俗在我国南北各地极为普遍，鲁迅先生曾写有《庚子送灶即事》诗： 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 他在《送灶日漫笔》一文中说：“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还卖着一种糖，有柑子那么大小，在我们那里也有这东西，然而扁的，像一个厚厚的小烙饼。那就是所谓‘胶牙饧’了。本意是在请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调嘴学舌，对玉帝说坏话。“鲁迅诗中提到‘黄羊’的典故，出于《后汉书·阴识传》：“宣帝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巳后，暴至巨富。至识三世，而遂繁昌，故后常以腊日祀灶而荐黄羊焉。”阴子方看见灶神，杀黄羊祭祀，后来交了好运。从此，杀黄羊祭灶的风俗就流传下来了。 唐宋时祭灶的供品是相当丰富的。宋代诗人范成大的《祭灶词》对当时民间祭灶作了极其生动的描写：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米饵圆。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秽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门，勺长勺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 腊月二十三日的祭灶与过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在一周后的大年三十晚上，灶王爷便带着一家人应该得到的吉凶祸福，与其他诸神一同来到人间。灶王爷被认为是为天上诸神引路的。其他诸神在过完年后再度升天，只有灶王爷会长久地留在人家的厨房内。迎接诸神的仪式称为"接神"，对灶王爷来说叫做"接灶"。接灶一般在除夕，仪式要简单得多，到时只要换上新灶灯，在灶龛前燃香就算完事了。 俗语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说法 。有的地方，女人是不祭灶的，据说，灶王爷长得像个小白脸，怕女的祭灶，有"男女之嫌"。对于灶王爷的来历，说起来源远流长。在中国的民间诸神中，灶神的资格算是很老的。早在夏代，他已经是民间所尊奉的一位大神了。据古籍《礼记·礼器》孔颖达疏："颛顼氏有子日黎，为祝融，祀为灶神。"《庄子.达生》记载："灶有髻。"司马彪注释说："髻，灶神，着赤衣，状如美女。"《抱朴子.微旨》中又记载："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这些记载，大概是祭灶神的来源吧。还有，或说灶神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或说是神农氏的"火官"；或说是"黄帝作灶"的"苏吉利"；或说灶神姓张，名单，字子郭；众说不一。 由于各地风俗不同，民间还有“跳灶王”和“打灶王”的活动。 祭灶节，民间讲究吃饺子，取意“送行饺子迎风面”。山区多吃糕和荞面。晋东南地区，流行吃炒玉米的习俗，民谚有“二十三，不吃炒，大年初—一锅倒”的说法。人们喜欢将炒玉米用麦芽糖粘结起来，冰冻成大块，吃起来酥脆香甜。 晋东南地区民间流传着两首歌谣，其一是“ 二十三 ，打发老爷上了天；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蒸团子；二十六，割下肉；二十七，擦锡器；二十八，沤邋遢；二十九，洗脚手；三十日，门神、对联一齐贴”。体现了时间紧迫和准备工作的紧张。 其二是一首童谣：“二十三，祭罢灶，小孩拍手哈哈笑。再过五，六天，大年就来到。辟邪盒，耍核桃，滴滴点点两声炮。五子登科乒乓响，起火升得比天高。”反映了儿童盼望过年的欢跃心理。 在所有准备工作中，剪贴窗花是最盛行的民俗活动。内容有各种动、植物等掌故，如喜鹊登梅，燕穿桃柳，孔雀戏牡丹 ，狮子滚绣球 ，三羊（阳）开泰，二龙戏珠，鹿鹤桐椿（六合同春），五蝠（福）捧寿，犀牛望月，莲（连）年有鱼（馀），鸳鸯戏水，刘海戏金蝉，和合二仙等等。也有各种戏剧故事，民俗有“大登殿，二度梅，三娘教于四进土，五女拜寿六月雪，七月七日天河配，八仙庆寿九件衣”的说法，体现了民间对戏剧故事的偏爱。有新媳妇的人家，新媳妇要带上自己剪制的各种窗花，回婆家糊窗户，左邻右舍还要前来观赏。 腊月二十三后，家家户户要蒸花馍。大体上分为敬神和走亲戚用的两种类型。前者庄重，后者花梢。特别要制做一个大枣山，以备供奉灶君。“一家蒸花馍，四邻来帮忙”。这往往是民间女性一展灵巧手艺的大好机会，一个花馍，就是一件手工艺品。 腊月二十三以后，家家户户都要写春联。民间讲究有神必贴，每门必贴，每物必贴，所以春节的对联数量最多，内容最全。神灵前的对联特别讲究，多为敬仰和祈福之言。常见的有天地神联：“天恩深似海，地德重如山”；土地神联：“土中生白玉，地内出黄金”；财神联：“天上财源主，人间福禄神”；井神联：“井能通四海，家可达三江”。面粮仓、畜圈等处的春联，则都是表示热烈的庆贺与希望。如“ 五谷丰登 ，六畜兴旺”；“米面如山厚，油盐似海深”；“ 牛似南山虎 、马如北海龙”；“大羊年年盛，小羔月月增”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单联，如每个室内都贴“抬头见喜”，门子对面贴“出门见喜”，旺火上贴“旺气冲天”，院内贴“满院生金”，树上贴“根深叶茂”，石磨上贴“白虎大吉”等等。大门上的对联，是一家的门面，特别重视，或抒情，或写景，内容丰富，妙语联珠。 举行过灶祭后，便正式地开始做迎接过年的准备。每年从农历腊月二十三日起到除夕止，我国民间把这段时间叫做“迎春日”，也叫“扫尘日”。扫尘就是年终大扫除，北方称“扫房”，南方叫“掸尘”。在春节前扫尘，是我国人民素有的传统习惯。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大江南北，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气氛。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的风俗 ，由来已久。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 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 “三尸神”道教称在人体内作崇的“神”。据《太上三尸中经》说：“上尸名彭倨，在人头中；中尸名彭质，在人腹中；下尸名彭矫，在人足中。”又说每逢庚申那天，他们便上天去向天帝陈说人的罪恶；但只要人们在这天晚上通宵不眠，便可避免，叫做“守庚申”。 吃灶糖,灶糖是一种麦芽糖，粘性很大，把它抽为长条型的糖棍称为"关东糖"，拉制成扁圆型就叫做"糖瓜"。冬天把它放在屋外，因为天气严寒，糖瓜凝固得坚实而里边又有些微小的气泡，吃起来脆甜香酥，别有风味。真关东糖坚硬无比，摔不能碎，吃时必须用菜刀劈开，质料很重很细。口味微酸，中间绝没有蜂窝，每块重一两、二两、四两，价格也较贵一些。糖瓜分有芝麻的和没芝麻的两种，用糖做成甜瓜形或北瓜形，中心是空的，皮厚不及五分，虽大小不同，但成交仍以分量计算，大的糖瓜有重一二斤的，不过用作幌子，买的人很少。

❷ 结婚风俗的结婚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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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系统：送亲双方父母见面结婚藏鞋结婚点蜡烛 说媒 结婚改口费 结婚滚床

结婚滚床：八字合婚本命年结婚结婚吉日结婚冲喜领证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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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羌族有什么习俗

习俗

1.节日

羌族重视春节。春节又称“过大年”，是羌族人家团年的重要日子。从农历腊月二十三起，家家户户就要扫尘、敬灶，备好丰盛的年货。除夕之夜，要烧猪头肉敬献祖先和神灵。全家人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团年饭，再围坐在火塘四周守岁。一般初一不劳动，不走人户。初二以后开始亲戚朋友之间的走访。正月十五闹元宵，正月三十要送年。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举办各种娱乐活动。

此外，羌族还要过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节日，但最有特色的，当数羌历年、祭山会和领歌节。

羌历年，羌语称“日美吉”，即“吉祥欢乐的日子”。又称”过小年”。原是在秋天收获粮食后，祭祀神灵和祖先，向神还愿的重大节日。每年农历十月初一举行，各地欢庆的时间不一，一般为三到五天，有的村寨要过到初十。主要的活动是还愿敬神和吃宴席。羌历年在20世纪80年代曾一度停止。1988年恢复，成为羌族人民共同的节日。在羌区各地，每年都要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祭山会是羌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之一。又称转山会、塔子会、祭天会、山王会、山神会或者碉碉会。是羌族对代表着天神、山神等诸多神灵的白石神进行祭祀的活动，也是人们祈求保佑来年人畜兴旺、五谷丰登、地方太平、森林茂盛的大典。因各地气候差异，举行的时间、次数并不统一，有正月、四月、五月之分，亦有每年举行一次或二、三次。

领歌节，羌语称“瓦尔俄足”。主要流行于茂县曲谷一带。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举行（如该寨有13岁至50岁妇女死亡，则当年不举行）。是为了纪念天上的歌舞女神莎朗姐。整个节日活动持续3天时间。妇女们尽显其能，忘情欢跳莎朗，农事和家务事皆由男人操持 。

2.婚嫁

新中国成立前，羌族男女婚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存在“指腹婚”、“怀抱婚”、“童子婚”、“买卖婚”等婚姻形式。婚姻讲究门当户对，有转房、入赘、抢婚的习俗。新中国成立后，自主婚姻逐渐居多。但传统的礼仪程序一直保留至今。随着羌寨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得到改善，昔日的婚姻仪式更增添了新的内容。传统和现代相结合，将羌族的传统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更增添了喜庆气氛。

婚嫁仪式主要有订婚和结婚。在羌寨，媒人被称为“红爷”。如果男子对女子有意，男方家就会备礼，请红爷到女方家提亲。女方家要征得母舅同意才可允婚。之后，红爷会带上猪膘、酒等礼物，去女方家吃“许口酒”。数月或数年后，男方家又请红爷携礼到女方家，以“小订酒”招待近亲，并请释比测算双方生辰八字，定下结婚吉日。随即，男方家要备重礼前往女家报期，并在女家办酒席，即“大订酒”，作为正式订婚礼，欢宴女方整个家族。

此后，两家开始婚礼筹备，期待着“女方家花夜、男方家正宴”好日子的到来。“花夜” 意即为新人举办的喜庆晚会，是结婚最为隆重的一道程序。一般在娶嫁的前一天晚上举行，男方办的叫“男花夜”，女方办的叫“女花夜”，男的庆祝娶妻，女的欢送出嫁。这一天，女方家高朋满座，桌上放着咂酒和12盘“干盘子”（即花生、核桃、红枣、柿子、苹果、桔子、糖果等，饱含圆满、吉祥、喜庆之意）。

男方家派出的能说会道的迎亲队伍会受到热情的款待。双方要按照习俗进行盘歌比赛。盘歌即以歌盘问之意，方式为一问一答，所唱内容广泛，形式随意而风趣。次日清晨，舅舅给身穿嫁衣的新娘披上红绸，新娘哭嫁，拜别父母、兄长和族人。到男方家门口，释比要做祭祀神灵的仪式，驱赶附在新娘身上的“煞气”后，再向新人祝福。众人为新人举行“挂红”仪式。新人在神龛前行礼，一拜祖宗创业恩，二拜父母养育恩，三拜夫妻偕白头，四拜子孙个个强，再拜亲人和宾客，最后夫妻对拜。

拜堂后新娘就正式成为男家的人了。随后，众人欢宴。当晚，男家父母点香敬神，对新人祝福。所有来宾在院坝围着熊熊篝火跳起欢快的莎朗舞。次日即谢客日，主人再备两桌宴席“谢客”。新人要带一个猪头、一根猪尾巴感谢红爷，表示有头有尾，圆圆满满。婚后第三天，新婚夫妇要“回门”。由新郎及弟兄背着酒肉送新娘回家。新郎仅在女方家小住几日，而新娘可以住数日、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才由丈夫接回，开始家庭生活 。

3.丧葬

羌族的葬式有火葬、土葬、岩葬。

火葬的历史最为悠久，《吕氏春秋·义赏》载：“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太平御览》引《庄子》佚文：“羌人死，焚而扬其灰。”直至清朝中期，火葬仍在茂县沙坝、赤不苏、较场等地保留下来。每个家族有自己的火坟场。

大部分地区由于受汉族影响，加上得到封建王朝的提倡，将土葬作为主要葬式，并一直保留至今。各村寨都有遇丧不请自到、协助料理丧事的习俗。丧家需及时通报亲属，向母舅家禀告逝者去世前后的情况，请释比杀羊祭祀、测算下葬时日。一般三天之后，众人在风水宝地下葬逝者。其家人要在新坟前点篝火，烧柏枝，敬香蜡、烟酒、肉类，以示祭奠。葬后三日，再备祭品，并修整墓地。到此时，丧葬礼仪才告结束。

崖葬主要存在于北川一些地方。如果儿童不到三岁就夭折，用蜂桶或简易木箱装殓，置于山岩洞穴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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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陆续在岷江上游和杂谷脑河沿岸的汶川县威州姜维城、理县箭山寨、茂县营盘山等地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还发现了较多的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石棺葬墓群，如茂县撮箕山石棺葬墓群、牟托石棺葬及陪葬坑、理县佳山石棺葬墓群。

出土的器物有陶器、石器、木器、青铜器等。这些考古发现，不仅说明了今天羌族分布的地区，很早就有人类栖息繁衍，而且为探讨岷江上游古文化的渊源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线索。

羌族源于古羌。古羌人以牧羊著称于世，不仅是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羌”，原是古代人们对居住在祖国西部游牧部落的一个泛称。今甘肃、青海的黄河、湟水、洮河、大通河和四川岷江上游一带是古羌人的活动中心。史书记载，殷商时期，羌为其“方国”之一，有首领担任朝中官职。他们有的过着居无定处的游牧生活，有的从事农业生产。

《诗经·商颂》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反映了古羌与殷商密切的关系。甲骨文卜辞中有关“羌”的诸多记载，表明羌人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十分活跃。

周时，羌之别种“姜”与周的关系密切，大量的羌人融入华夏。春秋战国时期，羌人所建的义渠国，领域包括今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宁夏及河套以南地区，是中原诸国合纵连横的重要力量，与秦国进行了170多年的战争。以羌人为主要成分的诸戎逐渐为秦国所融合。

而居住在甘肃、青海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的羌人仍处于“少五谷，多禽畜，以射猎为事”的状态。在《后汉书·西羌传》中，有秦厉公时羌人无弋爰剑被俘，逃回家乡后教羌民“田畜”，自此羌族开始有了原始农业生产，使其人口增加，经济发展的记述。

此后，羌人进一步发展和分化。《后汉书·西羌传》载：“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旄牛种，越嶲羌是也；或曰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这一时期，西北的羌人迫于秦国的压力，进行了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

汉代羌人分布很广，部落繁多。为隔绝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汉王朝在河西走廊设有敦煌、酒泉、张掖和武威四郡，建立了地方行政系统，设护羌校尉等重要官职以管理羌人事务。同时，归附的羌人大量内迁，从地域上分为东羌和西羌。

进入中原的东羌附居于塞内而与汉族杂居、通婚、融合，从事农业生产，私有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逐步进入封建社会。未进入中原的西羌大部分散布在西北、西南地区，有新疆塔里木盆地南沿的婼羌、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发羌、唐牦、西南地区的牦牛羌、白马羌、青衣羌、参狼羌和冉駹羌诸多羌人部落。其中，牦牛羌，初分布在沈黎郡（郡治在今四川汉源县九襄镇），后继续南下至越嶲郡（今四川安宁河流域及雅砻江下游）。

白马羌，主要分布在今四川绵阳市西北部和甘肃武都市南部。青衣羌，居住在今四川西部的雅安市一带。参狼羌，主要在今甘肃武都市，特别是白龙江一带。冉駹羌则分布在岷江上游和四川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说明羌人在其中占有较大比例，各部的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大部分尚处在氏族部落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氐人符坚建立前秦政权，南安羌人姚氏建后秦政权。后秦政权势力处在北魏之南，东晋之北，统治羌人及中原各族达33年。之后，还有几个羌人部落相继兴起。即陇南的宕昌羌，川、甘边境和岷江上游的邓至羌，二者存在了140多年。从东汉到西晋末年，北方的大部分羌人已基本融入汉族之中。

隋唐时期，活动在甘青和青藏高原东南部的羌人部落有党项、东女、白兰、西山八国、白狗、附国等，其中，西山八国系成都平原以西、岷江上游诸山各部的统称。他们处在中原王朝和吐蕃势力之间。有的同化于藏族，有的内附中原王朝，或同化于汉族，或在夹缝中生存，在唐蕃长期和战不定的局势下，得以单独保存和发展。

宋代以后，南迁的羌人和西山诸羌，一部分发展为藏缅语族的各民族，一部分发展为现在的羌族。羌族民间广为流传的叙事诗《羌戈大战》中记述：远古时候，羌人曾生活在西北大草原，因战争和自然灾害被迫西迁和南迁，南迁的一支羌人遇到身强力壮的“戈基人”，

双方作战，羌人屡战屡败，正准备弃地远迁，却在梦中得到神的启示，他们在脖子上系羊毛线作为标志，用坚硬的白云石和木棍作武器，打败了“戈基人”，终于得以安居乐业，并分成九支散居各地。这段传说，反映了羌人迁徙的一段历史，与史书文献及考古资料结合，印证了羌族的来源。

明末清初时，一部分羌族由四川迁往贵州铜仁地区，至此，羌族的分布格局基本形成。

1840年之后，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和全国其他民族一样，羌族也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为此，羌族人民和其他民族人民一道，曾经向帝国主义、反动官府和封建统治阶级进行过英勇不屈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841年，鸦片战争期间，羌族人民和藏、彝等族人民，组成2000人的军队，开赴浙江前线，在宁波镇海战役中，重创英国侵略军。1894年，羌族地区一个坤姓土司的残余势力，依仗封建特权，盘剥所属人民，激起黑虎寨等地170多户羌族人民的强烈反对。

他们一致向清朝官府列举了坤土司23条罪状，与封建土司的余孽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终于迫使清朝将坤土司“摘去顶戴，交州查看”。1905年，清朝在茂州设立“官盐店”，对食盐实行垄断专卖，从中渔利，激起羌族人民的武装反抗，迫使清政府宣布取消“官盐店”，允许食盐自由买卖。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羌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理县通化乡佳山寨等地的羌族群众，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群起杀死了作恶多端的团总。1924至1926年，理县藏、羌等族人民反抗封建军阀苛捐杂税的压榨，2000多人攻陷理县县城，还攻打到汶川、茂县、松潘等地，斗争坚持了3年之久，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羌族地区，在党的领导下，羌族人民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他们热爱人民的军队，积极参军支前。仅茂县一县就有1000多人参加红军北上抗日，还有上万名民工为红军提供后勤保障。红军北上抗日后，国民党卷土重来，在羌族地区实行白色恐怖统治，经过革命锻炼的羌族人民，继续不断地向反动派展开英勇不屈的斗争。

1942年，茂县爆发了“茂北事变”。茂县专区的专员和县长以“铲烟”为名，派兵洗劫了茂县北路蚕陵乡的一些村寨，引起当地羌、汉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慨。他们消灭了前往搜刮的保安中队，并顺势直攻茂县县城，打垮了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将县城团团围住。这次斗争虽然由于国民党的收买分化最后遭到失败，但斗争的声势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显示了羌族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

1947年，茂县龙坪、三齐等乡的羌族人民又掀起了一次被称为“龙坪事件”的武装起义。事件起因于国民党政府和部分羌族上层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后来发展成为羌族人民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武装起义。这次斗争最后也因羌族统治阶级的背叛而失败，但再一次显示了人民的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