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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领宏国际服装是哪的品牌

质量差，说全羊毛，国家检验才百分之六十不到羊毛，可价格便宜二三百块钱也算可以接受

2. 丝绸之路的详细资料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指西汉（前202年-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和洛阳为东起点（一说以洛阳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广义的丝绸之路指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除了上述的路线之外，还包括在南北朝时期形成，在明末发挥巨大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与西北丝绸之路同时出现，在元末取代西北丝绸之路成为路上交流通道的南方丝绸之路等等。

丝绸之路（德语：die Seidenstrasse）一词最早来自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77年出版的《中国》，有时也简称为丝路。

虽然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并成功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乞丐狱犯，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广义上丝路的东段已经到达了韩国、日本，西段至法国、荷兰。通过海路还可达意大利、埃及，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3. 服装的“执行标准”是什么意思

执行标准是指反映质量特性的全方位产品标准，既：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企业标准。标签上标示的产品标准代号和顺序号也是监督检查的依据。

执行标准不仅仅是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更是法律的要求。大家都遵纪守法，有序经营，社会才会正常发展，市场上的假冒伪劣商品才会灭绝。也只有监督与服务充分结合起来，才能达到预期目的。也才能真正树立起技术监督的形象。

产品“执行标准”是国家规定的工业品必须执行或者推荐执行的标准。标准可分为：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等等。有的产品必须执行某种标准，有的产品可选择执行某种标准。

无论是强制的还是选择的，只要一个企业声明其产品所执行的标准，那么产品就必须接受标准的约束。所以，商品上的“执行标准”可以是企业自行选择的，行政机关只能审查企业的产品是否执行合法的标准，并不证明企业的产品一定执行了该标准，但在产品检验时，应选择企业声明的执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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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标准的功能：

1、聚敛功能

一般账户引导众多分散的小额资金汇聚成为可以投入社会再生产的资金集合功能。在这里，股票市场起着资金 “蓄水池”的作用。

2、配置功能

资源的配置，一般账户通过将资源从低效率利用的部门转移到高效率的部门，从而使一个社会的经济资源能最有效的配置在效率最高或效用最大的用途上，实现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3、调节功能

个人账户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股票市场一边连着储蓄者，另一边连着投资者，股票市场的运行机制通过对储蓄者和投资者的影响而发挥作用。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执行标准

4. 中国古代丝绸在国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四大要素，而丝绸作为衣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丝绸美化、滋润着中国人的生活。艳丽柔美的绫罗绸缎装饰着男女老少的服装，装饰着家庭中的床褥，装饰着厅堂庙宇等公共场所，装饰着古籍书画等文房用品。甚至小到手帕、荷包等小件，都可以觅见丝绸的踪影。另一方面，蚕桑丝织业是中国农村经济特别是南方农村经济的主要依赖，也是国家最重要的财政及外贸收入之一，在国民经济建设中起着很大的作用。除了与这些表面的服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密切相关外，丝绸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 丝绸与语言文学
在已经发现的甲骨文中，以“糸”为偏旁的有100多个。许慎《说文解字》所收字中“糸”旁260个，“巾”旁75个，“衣”旁120多个，都直接或间接与丝绸纺织有关。在以“糸”为偏旁的文字中，关于纺织丝绸业的有缫、绎、经、纬、绘、织、综、统、纪、纺、绝、继、续、绍、纡、约、紊、辫、结、练、绣、缋、编、缉等，关于纺织纤维和纺纱搓线的有绪、缅、纯、绡、绺、细、级、线、缕、绳、纫、缪、绸等，关于纺织品种类的有缯、纨、绮、缣、绨、缟、绫、缦等，关于纺织品色彩的有绿、缥、缇、紫、红、绀、缲、缁、缛等，关于服装饰品的有缨、绅、绶、组、纽、纶、缘、绔、绦等，其他引申义的还有纸、彝、绥等。其中关于丝绸工艺和服饰的占主要地位，约为50%；丝绸品种其次，占35%左右；织物色名约占30%；其他文字约占15%。
到南北朝时期，由纺织丝绸衍生出来的文字进一步增加。梁顾野王《玉篇》收录与“糸”相关的七部共计400余字。而到宋本《玉篇》中则收“糸”部计459字，“巾”部172字，“衣”部294字。至清代《康熙字典》中的“糸”部约有830字，又较宋代增加很多。这说明中国语言与丝绸的关系相当密切。
在现代汉语中，源自丝绸纺织的一些词汇还有很多复合词组和成语，大大地丰富了我们民族的语言，增强了表达力，如“综合”、“继续”、“线索”、“约束”、“编辑”、“组织”、“机构”、“联络”、“连绵”、“经天纬地”、“锦心绣口”、“提纲挈领”、“作茧自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等。其中，“作茧自缚”原指一条家蚕吐丝结茧的过程，后多用来指自我束缚、自我封闭；“锦心绣口”、“锦绣河山”、“锦上添花”等都是用丝织物的美丽来形容其他事物的美丽；“经天纬地”取经纬相交构成整个天地之意，如今的地理学上所用的“经度”、“纬度”就来源于此；“组织”的原意是织物的经纬线交织的结构，后泛指各种人为的组合；“机构”乃是织机的结构，后泛指一切机械和组织结构；“综合”原是指众多的丝线穿过综眼而被有序地集合在一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蓝草染料在染色后能得到比草色更深的色彩，用于比喻后辈超过前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则是对染工整日在染缸旁被染料沾染的形象描绘，比喻人的思想易受朋友或环境的影响。
除了大量专业性的纺织科技著作，如《蚕书》、《梓人遗制》、《天工开物》等直接记述丝绸生产外，中国古代还有大量的诗词小说等文学作品与丝绸生产有关。这些文学作品出现的基础是封建社会中男耕女织的生产状况。由于家庭丝织在古代社会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女性又较易成为文人描写的对象，因此，“女织”就成为文学家们的重要题材了。这类的实例极多。
我国最早的文学作品《诗经》中已有许多关于丝绸生产的描述。著名的《豳风?七月》中有一段描写蚕桑丝绸生产的诗句：“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再如《小雅?采绿》则与染色染草有关：“终朝采绿，不盈一。予发曲局，薄言归沐。终朝采蓝，不盈一襜。五日为期，六日不詹。”到汉魏六朝时，仍然有大量与丝绸有关的诗歌被记录下来，如汉代《古诗?上山采蘼芜》：“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逮钦立辑校：《古诗五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一二《古诗》，中华书局1983年。再如汉乐府《陌上桑》，描写了一个采桑女子罗敷的故事，同样十分著名：“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逮钦立辑校：《陌上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九《乐府古辞》，中华书局1983年。此外，六朝有许多诗歌如《蚕丝歌》、《采桑度》等也是以丝绸生产为题的。
唐代是我国诗歌创作的高峰期，各种与纺织相关的诗歌更多。许多著名诗人均写下了这类诗篇或诗句，如杜甫的《白丝行》和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的诗句等。唐代诗人中以此为题材写得最多的是白居易、王建等人。白居易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多有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如《缭绫》、《红线毯》、《重赋吟》等，专以丝绸生产为题。其中《缭绫》一首广为传唱：“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纹。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王建是晚唐诗人，写了许多如《簇蚕词》、《田家行》、《织锦曲》、《捣衣曲》等反映蚕桑丝织生产的诗。其中，《织锦曲》描写四川织锦户的生活：“大女身为织锦户，名在县家供进簿。长头起样呈作官，闻道官家中苦难。回花侧叶与人别，唯恐秋天丝线干。红缕葳蕤紫茸软，蝶飞参差花宛转。”
宋代以词著名，词中也有不少对蚕桑景象的描绘。苏轼《浣溪纱》就曾描写农村的缫丝生产：“麻叶层层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辛弃疾有《鹧鸪天》云：“陌上柔条初破芽，东邻蚕种已生些。”又有《粉蝶儿》云：“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甚无情，便下得，雨风。向园林、铺作地衣红绉。”均与丝绸生产有关。而宋词中写得最好的纺织词要数无名氏的《九张机》，它写活了一个织锦女子把相思之情织入图案的故事：“一张机。采桑陌上试春衣。风晴日暖慵无力。桃花枝上，啼莺言语，不肯放人归。两张机。行人立马意迟迟。深心未忍轻吩咐，回头一笑，花间归去，只恐被花知。三张机。吴蚕已老燕雏飞。东风宴罢长洲苑，轻绡催趁，馆娃宫女，要换舞时衣。四张机。咿哑声里暗颦眉。回梭织朵垂莲子。盘花易绾，愁心难整，脉脉乱如丝。五张机。横纹织就沈郎诗。中心一句无人会。不言愁恨，不言憔悴。只恁寄相思。六张机。行行都是耍花儿。花间更有双蝴蝶，停梭一晌，闲窗影里。独自看多时。七张机。鸳鸯织就又迟疑。只恐被人轻裁剪，分飞两处，一场离恨，何计再相随。八张机。回纹知是阿谁诗。织成一片凄凉意。行行读遍，厌厌无语，不忍更寻思。九张机。双花双叶又双枝。薄情自古多离别，从头到底。将心萦系。穿过一条丝。”
明清时期，小说盛行，小说中常见蚕桑丝绸的描写。明代的“三言二拍”中经常能见到这类描写，如《醒世恒言》中曾写到江苏盛泽镇有一个名叫施复的手工业者，原是一家每年养几筐蚕的小机户，但由于他养蚕、缫丝的技术好，织出的绸质量上佳，商人们争相增价抢购。仅仅几年间，他就增添了三四张机子，并雇工织造。另一部明代小说《金瓶梅》则以开绸缎铺的西门庆为主要人物，其中写到的丝绸品名、贸易情况也十分多(图042)。曹雪芹是江宁织造曹寅的后代，对丝绸生产和产品有着非同一般的理解，因此，其名作《红楼梦》中亦有大量描写丝绸纺织品之处，如锁子锦、妆花缎、蝉翼纱、轻烟罗、茧绸、羽纱、缂丝、弹墨、洋绉、西洋布、雀金呢、哆罗呢、氆氇、倭缎等，不胜枚举。
二、 丝绸与艺术
丝绸自古就是重要的书画材料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大量的帛书帛画用的就是丝织品。唐宋之间，丝织品是文人绘画的主要材料，传世唐宋绘画中大多数是绢本。到明清之际，绢本逐渐减少，纸本增加，但仍有不少书画以丝绸作底，称为绢本或绫本。约从宋代开始，丝绸还成为书画的装裱材料。宋元时主要使用缂丝和织锦做裱材及包首，明清时较多地用锦绫来装裱书画。因此，丝绸与美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周膺：《略论丝绸对中国绘画的影响》，《丝绸史研究》1985年第2期。
在中国历史上，丝绸与美术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丝绸生产场景作为常见题材频繁出现在古代美术作品中。
商代青铜器上已见有蚕的纹饰，战国时期则有许多带采桑场面的青铜壶出土，采桑图反映了当时采桑女劳动、欢爱、歌舞、祭祀的情景，十分生动。汉魏六朝至隋唐，丝绸生产场面经常出现在画像石、画像砖、壁画、木板画上。尤其是汉画像石，在山东滕县的宏道院和龙阳店、山东嘉祥县武梁祠、山东肥城西北孝堂山郭巨祠、山东济宁晋阳山慈云寺、江苏沛县留城镇、江苏铜山洪楼、江苏泗洪曹庄、四川成都曾家包等地都有纺织画像石的发现，其主题多为曾母断机训子，图中机具都为斜织机。赵丰：《汉代踏板织机的复原研究》，《文物》1996年第5期。在甘肃嘉峪关的魏晋壁画墓中，则发现了大量关于采桑、丝绢的画像砖。唐代则有两幅传世名作与丝绸生产有关，即《捣练图》和《倦绣图》，画中不但反映了丝绸精练、刺绣、缝衣等过程，而且人物所穿着的服饰也反映了当时的丝绸图案。
最为有名的反映丝绸生产过程的绘画作品是南宋初年于潜县令楼绘制的《耕织图》。《耕织图》以当时的农业和丝绸生产为题材，共设耕图21事，织图24事。其正本进呈宋高宗，被翰林画院摹绘成彩色绢本，收于宫内，成为皇室成员了解蚕织生产的参考和欣赏品；副本留在家中。现传宋元时期的《耕织图》版本有吴皇后题注本、梁楷本、程棨本等。其中吴皇后题注本中共有浴蚕、切叶、暖种、拂乌儿、摘叶、体喂、一眠、二眠、三眠、暖蚕、大眠、忙采叶、眠起喂大叶、拾巧上山、簇、装山、熁茧、下茧、蚕蛾出种、约茧、剥茧、称茧、盐茧、瓮藏、生缫、谢神供丝、络垛、纺绩、经靷、籰子、做纬、织作、挽花、下机、入箱等画面，并绘有最早的脚踏缫丝车和提花绫机，生动而详尽。乾隆时期，有人进元程棨本《耕织图》，其上所绘严格按照宋楼次序。乾隆令人制成《耕织图》的刻石，藏于颐和园。
明清各朝，《耕织图》摹本纷纷问世，尤其是清代特别重视。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月，康熙皇帝命宫廷画家焦秉贞仿楼图绘成《御制耕织图》，并亲自写序作诗，刊发各地，劝谕农桑。后来雍正、乾隆各朝也予以效法，一时间摹刻《耕织图》之风大盛，一些农书、方志上也印有《耕织图》，连许多石刻、窗户木雕、瓷器彩绘、年画纸币、墨砚上都有《耕织图》。《耕织图》的盛行，还导致相同类型《棉花图》的诞生。
丝绸与其他装饰艺术的关系也很密切。丝绸曾是室内装饰的墙布，因此在建筑图案中经常模仿丝绸的纹样。青铜器、陶瓷、漆器、金银器等装饰纹样也都曾跟随丝绸装饰之风，或与丝绸风格互相影响，体现着共同的时代特征。例如，从青铜时代中期开始，各种礼器上出现的动物纹样的周边和间隙之处填满了各种小几何纹，如回纹、雷纹等，可能正是由于几何纹暗花织物上加以动物为主题刺绣的影响所致。宋元之后的设计中经常可以看到的锦地开光图案，以小几何形的琐纹如曲水纹、锁甲纹、球路纹等作地，上布带环的窠状纹样作主题，无疑也是来源于丝绸图案设计，并大量出现在瓷器、金属器、漆器及建筑等几乎所有的艺术中和生活用品上。
丝绸与艺术的关系还可以在音乐领域中找到。据史载，野蚕丝一直被用于制作琴弦，由此看来，作为中国器乐主要形式之一的弦乐也离不开丝绸，中国古代的器乐也因此被称为“丝竹”。
三、 丝绸与宗教礼仪
古代中国是一个有着严格礼仪制度的国家。在古代社会中，丝织品本身就是高贵与身份的标志，而棉麻织品则是普通人的服用品。
“天子”的服饰无疑是最高等级的。《尚书?益稷》中已见对早期冕服十二章的记载：“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据后代的解释，这十二章的含义是：日、月、星辰，取其照临光明之意；龙，能变化而取其神之意；山，取其能云雨或镇重之意；华虫，雉属，取其有文章之德；宗彝，谓宗庙之尊，上有虎、蜼之形，取其勇猛智慧之意；藻，水草有文，或取其洁；火，取其明；粉米，取其养；黼，作金斧形，取其能割断之意；黻，两己相背形，取臣民有背恶向善之意。周锡保：《中国服装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15页。十二章可以根据等级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数量。东汉明帝永平二年(59)，定天子用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周锡保：《中国服装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18页。早期的十二章纹饰并无图像传世，现在可以见到最早的十二章纹是在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中的漆画屏风中的帝王人像以及甘肃敦煌壁画上描绘的皇帝图像，但不全。真正带有十二章的实物是北京定陵出土的明神宗的缂丝衮服。
龙纹也是皇帝服饰中的专用图案题材。从史料记载和考古出土实物来看，龙纹最迟于辽代已用于皇帝服饰。到元代，五爪大龙被专用于皇帝服饰，而较小的三爪龙仍然可以用于一般场合。从明代起，则有五爪龙和四爪蟒的分别，还有与龙十分相似的飞鱼、斗牛，除五爪龙之外，蟒、飞鱼和斗牛都用于赐服。
除图案外，色彩也是分辨等级的重要因素。史载秦时祭服尚黑，西汉尚黄，东汉则尚赤。但汉代又根据时令为服色之别，《后汉书?与服志》载： 五时色朝服为春青、夏朱、季夏黄、秋白、冬黑。紫色一般为贵者宴居之服，而绿色则为民所常服。唐代高祖时天子用赤黄袍衫，遂禁臣民服用赤黄之色，并规定三品以上服紫色大科绸绫及罗；五品以上服朱色小科绸绫及罗；六品以上服黄丝布、杂小绫、交梭、双。太宗时命七品服绿色，龟甲双巨十花绫，九品服青丝布及杂小绫。《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 大抵紫、绯、绿、青四色可定官品之高卑，即始于隋唐。宋代官服色彩等级与唐相同，但时服中有织锦图案的区分。第一等用天下乐晕锦，第二等用簇四盘雕细锦，第三等用黄狮子大锦，第四等用翠毛细锦，第五等用红锦，其余将校则赐窄锦袍，有翠毛、宜男、云雁细锦，狮子、练鹊、宝照大锦和宝照中锦七等。
明清文武百官更多用补子表示品级。洪武二十四年(1391)规定常服花样品级如下：“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练鹊；风宪官獬豸；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明史》卷六七《舆服志三》。清代补子有圆、方之分，圆补主要为龙、蟒之类，用于王公贵族；方补用于百官。其中，文官：一品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八品鹌鹑，九品练雀；武官：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八品犀牛，九品海马。
除官服需要用丝织品的花色来区别等级、确定礼仪之外，农、工、商、释、道、儒亦都有自己特定的服饰。
丝绸还大量地用于宗教场合。无论是佛教的寺庙，还是道教的观宇，总是布满了色彩绚丽的丝绸。《洛阳伽蓝记》载，宋云、惠生使西域时见丝绸之路沿途的佛教场院总是“悬彩幡盖，亦有万计”。这类丝绸幡盖中有佛像的幢幡，在当时被称为“绣像”。这类绣像在藏传佛教中被称为“唐卡”，直到今天，大量的唐卡仍然保存在西藏、青海的藏传佛教寺庙中。
四、 丝绸与风俗
我国悠久的丝绸历史对民俗风情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唐代王建的《簇蚕词》中，我们已经可以见到部分内容：“蚕欲老，箔头作茧丝皓皓。场宽地高风日多，不向中庭晒蒿草。神蚕急作莫悠扬，年来为尔祭神桑。但得青天不下雨，上无苍蝇下无鼠。新妇拜簇愿茧稠，女洒桃浆男打鼓。三日开箔雪团团，先将新茧送县官。已闻乡里催织作，去与谁人衣上著。”而明清时期著名蚕乡杭嘉湖一带的习俗则更加丰富多彩。
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人们把丰收的期望寄托于神灵的保佑，因此进行各种祭祀活动。据史书记载，从3000多年前的周代开始，朝廷的统治者对祭祀蚕神活动就很重视。历朝历代，皇宫内都设有先蚕坛，供皇后亲蚕时祭祀用，每当养蚕之前，须杀一头牛祭祀蚕神嫘祖，祭祀仪式十分隆重。民间也是如此，蚕神的崇拜是蚕乡风俗中最重要的活动。除祭祀嫘祖外，各地根据当地的风俗祭祀所崇拜的蚕神，有祭祀“蚕母”、“蚕花娘娘”者，有祭祀“蚕三姑”者，也有祭祀“蚕花五圣”、“青衣神”等蚕神者。民间供奉蚕神的场所也不完全相同，有的建有专门的蚕神庙、蚕王殿，有的在佛寺的偏殿或所供奉的菩萨旁塑个蚕神像，有的蚕农家在墙上砌有神龛供奉印有蚕神像的“神码”。
养蚕一般在清明前后开始，浙江湖州地区有轧蚕花、划龙船之盛会，其实是养蚕之前的精神调节和准备蚕具。养蚕之前要祛蚕祟，即用各种神像、画符或其他法术驱赶一切有害于蚕的鬼邪、病毒、虫害，同时也是一种卫生防疫措施。养蚕时蚕室门口用红纸书“育月知礼”或“育蚕”等字，告知互不往来，称为“蚕关门”。蚕过三眠，俗称“出火”，此时蚕茧收成已成定局，蚕农家家做一种米粉小汤团，称为“茧圆”，以祀蚕神。蚕儿上山结茧时，蚕农可以开门走动，称“蚕开门”，并且各亲戚间还以猪蹄、鱼鲜、花果、糕点等食品互相赠送并探询养蚕收成，俗称“望蚕讯”。端午、小满前后，蚕农往往要举行一些庆祝活动，如湖州称“谢蚕花”，德清谓“吃蚕花饭”，盛泽则有小满戏，请来戏班公演。
养蚕时禁忌甚多。金代《务本新书》载蚕之杂忌有：“忌食湿叶，忌食热叶。蚕初生时，忌屋内扫尘。忌煎鱼肉。不得将烟火纸捻于蚕房内吹灭。忌侧近舂捣。忌敲击门、窗、槌、箔及有声之物。忌蚕屋内哭泣、叫唤。忌秽语淫辞。夜间无令灯火光忽射蚕屋窗孔。未满月产妇，不宜作蚕母。蚕母不得频换颜色衣服，洗手长(常)要洁净。忌带酒人切桑饲蚕及抬解、布蚕。蚕生至老，大忌烟熏。不得放刀于灶上、箔上。灶前忌热汤拨灰。忌产妇、孝子入家。忌烧皮、毛、乱发。忌酒、醋、五辛、羶、腥、麝香等物。”文中所禁多合科学道理，现在蚕乡也有此类禁忌。嘉湖一带还有许多语言禁忌，如忌“亮”字，忌说“酱”，因亮蚕、僵(与“酱”同音)蚕是蚕病，等等。
丝绸生产的相关行业也有着自己的生产习俗，祭祀着各行各业的发明神。比如，丝织业的祖神是黄帝轩辕氏，在苏州城里还有一座轩辕宫，正是苏州丝织业祭祀的祖师神。染业的祖师是晋代葛洪，杭州景区葛岭上抱朴道院边出土了葛翁染业的石碑，杭州染坊工人每年都会到这里进行祭拜。刺绣业的祖师神则是上海露香园顾氏，虽然年代较晚，但也为苏绣工人所推崇。

5. 五亩之宅，马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孟子，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72年至前289年。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孙氏衰微后，有一支从鲁迁居到邹，就是孟子的祖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①；大概他的老师不是有名望的人，所以孟子没有讲他的姓名，却是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②孟子对孔子备极尊崇，他在《公孙丑上》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曾经游历齐、宋、滕、魏、鲁等国，前后有二十多年。他游历列国的具体时间，已说不十分准确，只能依据《孟子》一书的记载，说明大体上的时间和情况。

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是在齐威王（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年间。当时匡章背着“不孝”的坏名声，孟子却“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③。他在齐国很不得志，连威王赠送的“兼金一百”④镒，都没有接受，就离开齐国。在公元前329年左右，宋公子偃自立为君的时候，孟子到了宋国。他在宋国期间，滕文公还是世子，他去楚国经过宋国时见到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⑤他从楚国回来又在宋国见到孟子。孟子说：“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⑥意思是说，只要好好地学习“先王”，就可以把滕国治理好。不久，孟子接受了宋君馈赠的七十镒金，离开宋国，回到邹国。《梁惠王下》记载说，邹国同鲁国发生了冲突。邹穆公问孟子：“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回答说：“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他说，这就象曾子说的那样：你怎样对待人家，人家就将怎样回报你。现在，您的百姓可得到报复的机会了，您不要责备他们吧！“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滕定公死了，滕文公使然友两次到邹国来向孟子请教怎样办理丧事。滕文公嗣位，孟子便来到滕国。滕文公亲自向孟子请教治理国家的事情。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他认为人民有了固定产业收入，才有稳定的思想道德和社会秩序。而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后，还必须对之进行“人伦”的教化。“人伦明於上，小民亲於下”。滕文公又派他的臣子毕战询问井田制的情况。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接着讲了一遍井田制。最后说，我说的是大概情况，您和您的国君参照着去做吧！

“有为神农之言者”农家许行，从楚国赶到滕国来。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而食，反对不劳而获的剥削、压迫；主张实物交易，物品在数量、重量上相等的，价格相同。陈相兄弟很赞成许行的主张，“尽弃其学而学焉”。许行的思想在反对剥削上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他以小农的平均主义思想否定社会分工，是违反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孟子抓住许行的这一弱点，大讲“物之不齐”的道理，并以“劳心”“劳力”的划分来论证剥削制度、阶级压迫的“合理性”。

孟子看得很清楚，滕国的自身都难保，根本谈不上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他在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离开滕国到了魏国。这时，孟子已经五十三岁。惠王见到孟子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最反对国君言利，所以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公元前353年，桂陵之战，魏败于齐。公元前341年，马陵之战，魏太子申被齐军俘虏而死。公元前340年，秦国的商鞅领兵攻魏，俘魏大将公子卯。公元前330年，魏割河西地于秦，公元前328年，又割上郡十五县于秦。公元前323年，楚使柱国昭阳领兵破魏军于襄陵，取得魏国八邑之地。所以梁惠王对孟子说：“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梁惠王讲了一套施仁政于民的办法。他说，这样，就是用木棒也可以抗击拥有坚甲利兵的秦楚军队。梁惠王问的是怎样报复齐、秦、楚的具体办法，孟子回答的却是空泛的道理，当然得不到梁惠王的重视。孟子到魏国的第二年，梁惠王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梁襄王嗣位。孟子见到梁襄王，对他的印象很坏，说他不象个国君。这时，齐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离开魏国又到了齐国。

孟子约于齐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再游齐国，受到礼遇。

齐宣王见到孟子就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①齐宣王想效法齐桓公、晋文公图谋霸业；孟子的政治主张却是效法“先王”，实行“仁政”。他讲的“保民而王”、“制民之产”的道理，虽然注意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长久利益，但并非“富国强兵”的当务之急，从而被看成“守旧术，不知世务”①。

燕王哙因让国给燕相子之，引起燕国内乱。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机派兵伐燕，只用了五十天就大获全胜。齐宣王对孟子说：“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说：“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②宣王不听，“燕人畔”。王曰：“吾甚慙于孟子。”③孟子对齐宣王的进言很多，并未见用。他本来打算依靠齐宣王来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但齐宣王只是把他当作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来尊重，而不是想实现他那一套政治理想。孟子也看清楚了这一点，便准备回乡。齐宣王派人告诉孟子：“我欲中国（国都中）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④这实际上是把孟子当作一块招牌，博得尊贤重士的名声。

《公孙丑下》记，孟子离开齐国，在齐的边境昼地停留了三宿。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迟缓呢？他说：“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又有人说，“我看老夫子你似乎有不愉快的样子。”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我何为不豫哉？”他以历史循环理论的观点认为将要有“王者”兴起，来统一天下。他寄希望于齐宣王，企望在齐国有所作为，但愿望落空了，只得离开齐国。

齐楚曾经有合纵之约。秦使张仪以土地之利诱骗楚怀王与齐绝交。楚齐已经断交，楚也发觉见欺。公元前312年，楚大发兵与秦战，两次大败于秦。当秦楚正要交战的时刻，孟子从齐国到宋国去，在石丘遇到宋牼。《告子下》记，宋牼听到秦楚要打仗，准备去说秦、楚罢兵。孟子问宋牼，用什么宗旨去说秦、楚？宋牼说：“我将言其不利也。”孟子反对言“利”，主张讲“仁义”。他说：“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君臣、父子、兄弟终（尽）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他说：“先王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

孟子再游宋时，宋君偃早已自立为王。《滕文公下》记，孟子的弟子万章问：“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说，汤、武行王政，他们的征伐，是从水火中拯救百姓，诛杀残暴的君主，得到天下人的拥护，“而无敌于天下”。“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孟子不久便离开宋国到了鲁国。这时候正是鲁平公（约于公元前322年至前302年在位）将要使孟子的弟子乐正子为政。鲁平公将要去拜访孟子，因为他所宠爱的小臣臧仓说了孟子的坏话，而又改变了主意。乐正子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孟子。孟子很有感慨地说：“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①孟子这时已经六十几岁，便回到老家邹国，不再出游了。

与儒家争鸣者以墨家和杨朱学派的势力最大。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①又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②孟子痛斥杨、墨学派，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卫）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③他说，他这样严厉地驳斥杨、墨的异端邪说，是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个圣人的事业，他要正人心，就必须辟杨、墨。他的弟子公都子告诉他，别人都说他好辩论，他说：“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一生的经历，也很象孔子，过着长期的私人讲学的生活，中年以后怀着政治抱负，带着学生周游列国。随从的学生最盛的时候，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④。他也是到处受到当权人物的款待。他到了哪一国，都无所顾忌地批评国君，甚至责备得国君“顾左右而言他”⑤，而他的政治主张却不被接受。孟子晚年回到故乡，从事教育和著述。他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乐的事。⑥孟子的弟子虽没有孔子那么多，但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应劭《风俗通·穷通》、班固《汉书·艺文志》都说《孟子》十一篇。赵岐《孟子题辞》分辨了真伪说：孟子“著书七篇”“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也。”今本《孟子外书》，系明人伪作。

《孟子》一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唯心主义的哲学、伦理教育思想等。注释本甚多，主要有赵岐《孟子章句》、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及近人杨伯峻《孟子译注》等。

仁政论

孟子的政治主张的核心是仁政论。仁政论在经济方面的内容是“井田制”。在井田制度下，“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①。孟子提出恒产恒心论。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②。并进而由“恒产”描写出一幅理想的图景：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匆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③。

这一图景的描写，在《孟子》书中凡三见，内容大同小异，《尽心上》说，这是周文王时候的制度。它反映出耕织结合、自给自足、使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的封建小农经济；也具有村公社授田制的色彩。它主张在“黎民不饥不寒”的条件下，进行“孝悌”的教化，以家庭的长幼有序来促使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这也是孟子所向往的“以德服人”的“先王之道”的理想。

孟子反对所谓“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①，即“为田开阡陌封疆”②。他提出了“正经界”的主张，并把这说成是施行仁政的首要任务。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③这种主张的实际内容，是要使贵族保存封土，维持世禄，所谓“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④。

孟子认为，只顾“君之仓廪实，府库充”?/td>

6. 我国编织丝绸的历史到底有多久

上古传说中，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养蚕取丝” ，但现实中丝绸究竟是何时被发明尚具争议。
专家们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推测，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中期，中国便开始养蚕、取丝、织绸了。真正能够说明蚕茧得到利用的是1926年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发掘到的半个蚕茧。据考古学家李济和昆虫学家刘祟乐的研究，断定为桑蚕茧。茧壳长约1.36厘米，幅宽约1.04厘米，是用锐利的刀刃切去了茧的—部分。西阴村所处的时代为仰韶时期（距今约5600—6000年），为人们研究丝绸起源提供了实物。
在河姆渡遗址中人们已发现了纺织工具，借此可以推断丝绸的使用至少不迟于良渚文化 。最具影响力的说法，是中国科学家在1958年的考古发现，距今5300年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丝绸织品。
丝绸织品技术曾被中国垄断数百年，由于其编制技术在当时是一种复杂的工艺，又因其特有的手感和光泽备受人们的关注，因而丝织品成为工业革命以前世界主要的国际贸易物资。最早丝绸织品只有帝王才能使用，但丝绸业的快速发展令丝绸文化不断的从地理上、社会上渗透进入中华文化。并成为中国商人对外贸易中一项必不可少的高级物品。
起初中国严密控制着丝绸织造业和养蚕业的技术流传，并禁止其流向外国。但朝鲜则在中国移民的协助下，与前200年成功实现养蚕技术的突破。此外，西域和田河流域（前500年—前300年）与印度（300年之前）成功实现养蚕。不过罗马帝国则是在550年左右才得到蚕种并发展养蚕技术。 商代农业有了很大发展，蚕桑业亦形成了一定规模。考古发现的商代丝织品尽管数量有限，但已出现了提花丝织物，这说明当时的织造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
西周时期，统治者对手工业生产已有了严格的组织与管理，丝绸生产技术比商代有所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蚕桑丝绸业也受到重视，发展农桑成为各国富国强民的重要国策。
战国时期，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农户成了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手工业成为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更加明显，有些技术世代相传，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能生产丝绸，丝绸的花色品种也丰富起来，主要分为绢、绮、锦三大类。锦的出现是中国丝绸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把蚕丝优秀性能和美术结合起来，不仅是高贵的衣料，而且是艺术品，大大提高了丝绸产品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影响深远 。此时中国丝绸也传进了印度，印度政治家、哲学家考底利耶（Kautilya）的《政事论》（又译《治国安邦术》） 一书中有cinapatta一字，意思就是“中国的成捆的丝”。另外，从梵文的许多字中也可看出，古代印度人民对蚕丝的认识要比希腊人和罗马人准确得多，他们知道丝是虫子吐的，丝是茧（旧n）抽成的。 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处于初步巩固与发展的时期，秦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为汉代的强盛奠定了基础。汉初实行“与民修养”政策，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规模宏大的官营丝绸业建立起来，其产品主要满足宫廷与官府的需求；民营丝织业也有了较大发展，有的作坊形成了自己的产品特色和知名度。丝绸产区较商周时期有所发展。西汉时期丝绸的生产重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从东汉时期开始，西南地区的蜀锦成为全国闻名的丝绸产品。
秦汉时期，丝织业不但得到了大发展，而且随着汉代中国对外的大规模扩展影响，丝绸的贸易和输出达到空前繁荣的地步。汉武帝时期北击匈奴，控制了通向西域的河西走廊。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中原内地通向西域并连贯欧亚大陆的道路。贸易的推动使得中原和边疆、中国和东西邻邦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了著名的“丝绸之路”。这条路从长安出发，经甘肃、新疆一直西去，经过中亚、西亚，最终抵达欧洲。前126年，在汉武帝的西进政策下，中国的蚕丝与丝绸源源不断地通过丝绸之路输往中亚、西亚并到达欧洲，丝绸之路沿途出土的大量汉代丝绸织物就是当时贸易繁荣的物证。中国的丝绸生产技术也在这一时期传播到中亚地区。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绵不绝，国家长期分裂，政权频繁更替。剧烈的社会动荡、复杂的政治格局、持续的民族交融、广泛的国际往来，令丝绸生产虽发展艰难，但内涵丰富，面貌多样。这一时期，北方仍然是丝织品的主要产区，四川成都地区丝绸业一向发达，江南地区由于三国时的相关政策，开发丝绸业有了新的起色，经过南朝的经营而进一步得到发展，为唐代中期以后江南丝织业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长期战乱，造成对黄河流域经济的严重破坏，到了隋代，中国蚕桑丝绸业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长江流域。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总的来说国家强盛、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尤其是文化上的开放，显示了这一时代雍容大度、兼蓄并包的风格。丝绸业也在这一社会基础上出现了发展高潮。当时重要的丝绸产区有三个：一是黄河流域，以河北、河南两道为主体；二是四川巴蜀地区，剑南道和山南道的西部可以划入本区；三是长江下的东南地区，基本形成三强鼎立的局面。安史之乱后，江南地区的重要性大大增强。此外，西北地区丝绸的发展在边远地区中首屈一指，并表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
唐朝是丝绸生产的鼎盛时期，无论产量、质量和品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丝绸的生产组织分为宫廷手工业、农村副业和独立手工业三种，规模较前代大大扩充。同时，丝绸的对外贸易也得到巨大的发展，不但“丝绸之路”的通道增加到了三条，而且贸易的频繁程度也空前高涨。丝绸的生产和贸易为唐代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代的丝绸贸易十分发达，陆上丝绸商道更多采用一条偏北迂回的道路。海上丝绸之路也在这一时期兴起，丝绸产品通过东海线和南海线，分别输往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印度乃至由阿拉伯商人传播到欧洲。丝绸贸易的兴盛导致了丝绸技术的外传，至7世纪，东起日本，西至欧洲，西南到印度均有丝绸生产，基本奠定了日后蚕丝产区的格局。 宋元时期，随着蚕桑技术的进步，中国丝绸有过短暂的辉煌。不但丝绸的花色品种有明显的增加，特别是出现了宋锦、丝和饰金织物三种有特色的新品种，而且对蚕桑生产技术的总结和推广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北宋丝绸生产以黄河流域、江南地区和四川地区为重要产区，中晚期生产重心已转移至江南地区，但北方在高档丝织品生产上仍保持优势。南宋时，丝绸产区基本集中在长江流域，江南地区丝绸生产占绝对优势，浙江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丝绸之府”。辽在夺取燕云十六州后开始发展蚕桑丝绸生产，金代统治区域的丝绸业虽遭破坏，但也维持了一定规模。
宋朝的官营丝绸生产作坊有相当规模，在京城少府监属下设置绫锦院、染院、文思院和文绣院，同时还在重要丝绸产区设置官营织造机构。东京的绫锦院，真宗年间有织机400多张，润州织罗务年产量万匹，新兴丝织业中心城市婺州，号称“衣被天下”。太湖流域“茧簿山立，缲车之声连甍相闻” 。两宋民间丝织业十分发达，除作为农村传统手工业以外，城市中的丝织作坊大量涌现，民间机户的力量不断增长。对外贸易方面，由于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海上丝绸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的生丝与丝绸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往世界各地。
元代丝绸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元初丝绸生产遭遇战争的破坏，但产区仍有一定规模，以中书省所辖的“腹里”地区和江浙行省所在的长江下游为最盛，历史上第一部官方编纂的农书《农桑辑要》也在全国发行。元代中期以后，产区格局有较大变化，北方地区的丝绸生产衰落，江南地区变得更为重要。其原因一方面是气候变冷使北方不宜于蚕桑生产，另一方面是棉花的种植也使得蚕桑业趋向集中。由于蒙古贵族对贵重工艺品的特殊爱好，元代设置了大量官营作坊，集中了全国大批优秀工匠，征调蚕丝原料，进行空前规模的大生产。庞大的官营织造体系是元代丝绸生产的重要特色，对民间丝绸生产有一定抑制作用。 明清两代，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丝绸的生产与贸易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丝绸生产的商品化趋势日渐明显，丝绸的海外贸易发展迅速。江南苏湖一带成为最重要丝绸产地，发展了一批典型的丝绸专业市镇，官营织造也日趋成熟，此时，中国丝绸发展到了最活跃的时期。
明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农崇俭，蚕桑丝绸业的产区范围有所缩减，但形成了以江南为中心的区域性密集生产，其中苏、杭、松、嘉、湖为五大丝绸重镇。明代中期以后，社会风气渐趋奢靡，在商品经济与专业分工经营条件下，江南地区的丝绸工商业获得了极大繁荣。
明代官营织造业规模较大，除在南京与北京设立中央染织机构外，还分别在丝绸产区的苏州、杭州及全国二十多处地方设立地方织染局，供应宫廷和政府每年所需的段匹。生产方式有“局织”和外发“领织”两种，局织是轮班徭役制，领织为民间机户，工匠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元代有所松弛。明代实行海禁，对外贸易为政府控制下的朝贡贸易，丝绸产品以朝廷赐赏的形式流入周边国家和地区。明中期以后，海禁渐开，中国生丝与丝绸大量销往日本和经由澳门地区销往欧洲。
清初丝绸业在战争中损失惨重。康熙时采用了鼓励措施，丝绸生产获得较快发展，在地域上进一步向环太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集中，特别是江南地区在规模和水平上成为全国丝绸业的中心。
清代官营织造体系废除了明代的匠籍制度，原料也以采买为主，总体规模比明代有所缩减，重要的有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和杭州织造局，合称“江南三织造”，负责供应宫廷和官府需要的各类丝织品。民间丝织业生产规模有所扩大，专业性分工和地区性分工更加明显，涌现出一批繁荣的丝绸专业城镇，产品种类繁多，内销市场繁荣。在对外贸易方面，清厉行海禁，加强了对外贸易的限制，实行一口通商。尽管如此，中国对日本的生丝出口和对欧洲各国的生丝与丝织品出口仍然达到了相当规模。
晚清时中国丝绸业在苛捐杂税和洋稠倾销的双重打击下，陷入了十分可悲的境地。

7. 谁有丝绸之路的资料

丝绸之路

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是由德国地理学家F.P.W.von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原指两汉时期中国与中亚河中地区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其后，德国历史学家A.赫尔曼把丝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路的基本内涵。
沿革 丝绸之路很早就已存在。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国是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考古资料已充分证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的生产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那时中国丝绸经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辗转贩运到中亚、印度。公元前60 年汉置西域都护，屯田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以保西域通道。早自张骞西使乌孙结盟后，汉使者、商人便接踵西行。至此丝绸之路益加畅通，大量丝帛锦绣沿此路不断西运，同时西域各国的珍奇异物也输入中国。魏晋时，东西商业往来不断，位于丝路咽喉重地的敦煌，就是胡商的聚集地之一。5～6世纪时，南北朝分立，但沿丝路的东西交往却进一步繁荣。北魏建国后不久就派使者前往西域，以后中亚各国的贡使、商人常集于平城（北魏前期都城，今山西大同东北）。迁都洛阳后，洛阳更成为各国商人荟萃之地，北齐的都城中也聚集着不少商胡。隋炀帝曾派黄门侍郎裴矩到张掖招徕西域商人，说明当时丝路的兴旺。唐朝西部的疆域超过汉代，在伊州、西州、庭州设立了同于内地的州县。在龟兹、于阗、疏勒、碎叶设立安西四镇（后以焉耆代碎叶）驻兵防守，由安西都护府管辖。以后又置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北路的羁縻州府，这为丝路的畅通提供了更可靠的保证。因此唐代长安、洛阳以及其他重要都市都有大量商胡，呈现出国际都会的风貌。从9世纪末到11世纪，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东南沿海转移，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兴起，东西海上往来逐渐频繁起来；同时，中国西北地区各民族政权的分裂、对立，使丝路上的安全难以保障，这就降低了这条陆上通道的重要性。在蒙元时期，由于蒙古的西征和对中亚、西亚广大地区的直接统治，使东西驿路通畅，许多欧洲使者、教士和商人，都沿此路东来中国，丝路又繁荣一时。明朝建立后，采取闭关政策，虽然出嘉峪关经哈密去中亚的道路未断，但陆上丝路作为中西交通路线已远不如海路重要了。
走向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奠定于两汉时期。大致东起汉长安，西行上陇坂，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先到楼兰。楼兰在古盐泽（蒲昌海，今罗布泊西北部今罗布泊已近干涸，古楼兰遗址几全为荒沙所湮没）。汉代西域有南北两道，楼兰是两道的分岔点。北道自此向西，沿孔雀河至渠犁（今新疆库尔勒 、乌垒、轮台，再西经龟兹（今新疆库车）、姑墨（今新疆阿克苏）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南道自鄯善的扜泥城，西南沿今车尔臣河，经且末、扜弥、于阗（今新疆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由于千余年戈壁沙漠向南移徙，致使南道东段逐渐沙漠化，伊循、扜泥诸古城均为沙漠所湮，所以今日的南道东段已远在古南道之南。永平十六年（公元73）汉明帝北攻匈奴取得伊吾庐（今新疆哈密）地，置宜禾都尉屯田，以阻截北匈奴之南侵西域。此后“新北道”，改由敦煌向北到伊吾，然后西经柳中、高昌壁、车师前部交河城（均在今吐鲁番盆地）、越天山经焉耆至龟兹，再循汉北道西行抵疏勒。南北朝时期，南朝与西域的往来，主要是从益州（今四川成都）北上龙涸（今四川松潘），经青海湖旁吐谷浑都城，向西经柴达木盆地，北上敦煌，或更向西越阿尔金山口进入西域鄯善地区。隋唐时期，又开辟了从瓜州北玉门关经伊州、北庭、轮台，越伊犁河至碎叶进入中亚的道路，即北新道。在上述丝路干线外，还有许多支路，而且随着时代变迁，政治、宗教形势的演变，各条路线在不同时期的重要性不同，而且不断有新的道路开辟。一些学者更扩大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认为上述道路只是通过沙漠绿洲的道路，因称之为绿洲道。又将通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道路称为草原道，经中国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或“南海道”等等。这些提法虽然对研究东西交通有意义，但已非原来意义上的丝路了。
丝绸之路上的古驿站遗址.唐代�盘陀遗址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历史意义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商业贸易之路，而且是中国和亚欧各国间政治往来、文化交流的通道。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知识，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通过此路先后传来中国，并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的纺织、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制瓷等工艺技术，绘画等艺术手法，儒家、道教思想，也通过此路传向西方，产生了影响。丝绸之路是东西交往的友好象征。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商队图，描绘了唐代中外商人在丝绸之路上的情景

8. 双绉真丝和真丝的区别

一、定义不同：

1、双绉真丝：

双绉系绉类丝绸织物。又称双纡绉。平纹组织。经丝采用无拈单丝或弱拈丝。纬丝用强拈，织造时二左二右拈向，依次交替织入，故织物表面精炼后起隐约的细致皱纹。质地轻柔、平滑光亮、坚韧、富有弹性。宜做夏季各种服装。

2、真丝：

真丝一般指蚕丝，包括桑蚕丝、柞蚕丝、蓖麻蚕丝、木薯蚕丝等。真丝被称为“纤维皇后”，以其独特的魅力受到古往今来的人的青睐真丝属于蛋白质纤维。

二、特点不同：

1、双绉真丝：

双绉的主要特点是：表面起有细微均匀的皱纹，质感轻柔、平滑、色泽鲜艳柔美，穿着舒适、凉爽，透气性好，绸身比乔其纱重。缩水率较大，在10%左右。

2、真丝：

真丝面料是纯桑蚕白织丝织物，采用斜纹组织编制。根据织物平方米重量，分为薄型和中型。 根据后加工不同分为染色、印花两种。它的质地柔软光滑，手感柔和、轻盈，花色丰富多彩，穿着凉爽舒适。主要用作夏令衬衫、睡衣、连衣裙面料及头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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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丝保养方法：

1. 洗涤时在30度以下手洗，而且要把衣服翻过来洗，如果用滴了几滴香醋的水浸泡一下

这样洗出来的真丝衣服柔软又光滑。

2. 洗涤时不宜用碱性洗涤剂和肥皂洗涤，洗后应选择通风处凉干，避免破损丝质衣服的

手感及色泽。

3. 汗湿后的真丝衣服要马上洗涤。

4. 不要将真丝衣服挂在坚硬的金属钩上防止绸面损伤。

5. 真丝不穿时，不宜放樟脑丸，否则容易脆化。

6. 熨烫温度以100度为宜，最好垫上衬布。

9. 新旧丝绸之路 区别

1、路线不同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南四省区市重庆、四川、云南、广西。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洛阳。

传统的丝绸之路，起自中国古代都城长安，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6440公里。

2、意义不同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边牵着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

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域辽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土地资源和宝贵的旅游资源，被称为21世纪的战略能源和资源基地，但该区域交通不够便利，自然环境较差，经济发展水平却与两端的经济圈存在巨大落差，整个区域存在“两边高，中间低”的现象。

德国历史学家郝尔曼在20世纪初出版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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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参与此间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的中外嘉宾普遍认为，应优先促进国际合作、发展互联互通。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表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既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需要，也反映了推进亚洲区域合作的需要。

亚洲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也面临不少问题，比如区域内发展不平衡、交通基础设施薄弱等，对深化区域合作构成了不少障碍。建设“一带一路”有利于改善区域内营商环境，有可能成为亚洲整体振兴的两大翅膀。

10. 丝绸之路的资料

丝绸之路通常是指欧亚北部的商路，与南方的茶马古道形成对比，西汉时张骞以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

这条道路也被称为“陆路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但实际上，丝绸之路并非是一条 “路”，而是一个穿越山川沙漠且没有标识的道路网络，并且丝绸也只是货物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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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在1209年没落，而西方造船航海技术日趋发达之后，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被在1203年7月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陷和镇压处决和威尼斯和热那亚和比萨、

及16世纪的西班牙、葡萄牙国家开始企图绕过被意大利和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地中海航线与旧有的丝绸之路，要经由海路接通南亚和东亚，并希望能从中获得比丝路贸易更大的利润。一些国家也希望将本国的所信仰的宗教传至东方。

19世纪初叶，尽管欧洲强权已在海上遍布，中国依然被西方认为是向往之地，是最兴旺与古老的文明，学者多认为这是丝路在中西交流史上所带来的精神性影响，也造成西方在近代200年期间，认为与中国交易能获得巨大利润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