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宏國際女裝重磅桑絲

1. 領宏國際服裝是哪的品牌

質量差，說全羊毛，國家檢驗才百分之六十不到羊毛，可價格便宜二三百塊錢也算可以接受

2. 絲綢之路的詳細資料

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指西漢（前202年-8年）時，由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的以長安（今西安）和洛陽為東起點（一說以洛陽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並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這條道路也被稱為「西北絲綢之路」以區別日後另外兩條冠以「絲綢之路」名稱的交通路線）。因為由這條路西運的貨物中以絲綢製品的影響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於兩漢時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條路線。

廣義的絲綢之路指從上古開始陸續形成的，遍及歐亞大陸甚至包括北非和東非在內的長途商業貿易和文化交流線路的總稱。除了上述的路線之外，還包括在南北朝時期形成，在明末發揮巨大作用的海上絲綢之路和與西北絲綢之路同時出現，在元末取代西北絲綢之路成為路上交流通道的南方絲綢之路等等。

絲綢之路（德語：die Seidenstrasse）一詞最早來自於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77年出版的《中國》，有時也簡稱為絲路。

雖然絲綢之路是沿線各國共同促進經貿發展的產物，但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張騫兩次通西域，開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紀元。並成功將東西方之間最後的珠簾掀開。從此，這條路線被作為「國道」踩了出來，各國使者、商人沿著張騫開通的道路，來往絡繹不絕。上至王公貴族，下至乞丐獄犯，都在這條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跡。這條東西通路，將中原、西域與阿拉伯、波斯灣緊密聯系在一起。經過幾個世紀的不斷努力，絲綢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廣義上絲路的東段已經到達了韓國、日本，西段至法國、荷蘭。通過海路還可達義大利、埃及，成為亞洲和歐洲、非洲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友誼之路。

3. 服裝的「執行標准」是什麼意思

執行標準是指反映質量特性的全方位產品標准，既：國家標准、行業標准、地方標准或企業標准。標簽上標示的產品標准代號和順序號也是監督檢查的依據。

執行標准不僅僅是企業生產經營的需要，更是法律的要求。大家都遵紀守法，有序經營，社會才會正常發展，市場上的假冒偽劣商品才會滅絕。也只有監督與服務充分結合起來，才能達到預期目的。也才能真正樹立起技術監督的形象。

產品「執行標准」是國家規定的工業品必須執行或者推薦執行的標准。標准可分為：國家標准、地方標准、行業標准、企業標准等等。有的產品必須執行某種標准，有的產品可選擇執行某種標准。

無論是強制的還是選擇的，只要一個企業聲明其產品所執行的標准，那麼產品就必須接受標準的約束。所以，商品上的「執行標准」可以是企業自行選擇的，行政機關只能審查企業的產品是否執行合法的標准，並不證明企業的產品一定執行了該標准，但在產品檢驗時，應選擇企業聲明的執行標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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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標準的功能：

1、聚斂功能

一般賬戶引導眾多分散的小額資金匯聚成為可以投入社會再生產的資金集合功能。在這里，股票市場起著資金 「蓄水池」的作用。

2、配置功能

資源的配置，一般賬戶通過將資源從低效率利用的部門轉移到高效率的部門，從而使一個社會的經濟資源能最有效的配置在效率最高或效用最大的用途上，實現稀缺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3、調節功能

個人賬戶對宏觀經濟的調節作用。股票市場一邊連著儲蓄者，另一邊連著投資者，股票市場的運行機制通過對儲蓄者和投資者的影響而發揮作用。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執行標准

4. 中國古代絲綢在國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衣、食、住、行是人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四大要素，而絲綢作為衣料，在中國社會生活中有著非常特殊的地位。一方面，絲綢美化、滋潤著中國人的生活。艷麗柔美的綾羅綢緞裝飾著男女老少的服裝，裝飾著家庭中的床褥，裝飾著廳堂廟宇等公共場所，裝飾著古籍書畫等文房用品。甚至小到手帕、荷包等小件，都可以覓見絲綢的蹤影。另一方面，蠶桑絲織業是中國農村經濟特別是南方農村經濟的主要依賴，也是國家最重要的財政及外貿收入之一，在國民經濟建設中起著很大的作用。除了與這些表面的服用價值和經濟價值密切相關外，絲綢也與中國傳統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
一、 絲綢與語言文學
在已經發現的甲骨文中，以「糸」為偏旁的有100多個。許慎《說文解字》所收字中「糸」旁260個，「巾」旁75個，「衣」旁120多個，都直接或間接與絲綢紡織有關。在以「糸」為偏旁的文字中，關於紡織絲綢業的有繅、繹、經、緯、繪、織、綜、統、紀、紡、絕、繼、續、紹、紆、約、紊、辮、結、練、綉、繢、編、緝等，關於紡織纖維和紡紗搓線的有緒、緬、純、綃、綹、細、級、線、縷、繩、紉、繆、綢等，關於紡織品種類的有繒、紈、綺、縑、綈、縞、綾、縵等，關於紡織品色彩的有綠、縹、緹、紫、紅、紺、繰、緇、縟等，關於服裝飾品的有纓、紳、綬、組、紐、綸、緣、絝、絛等，其他引申義的還有紙、彝、綏等。其中關於絲綢工藝和服飾的佔主要地位，約為50%；絲綢品種其次，佔35%左右；織物色名約佔30%；其他文字約佔15%。
到南北朝時期，由紡織絲綢衍生出來的文字進一步增加。梁顧野王《玉篇》收錄與「糸」相關的七部共計400餘字。而到宋本《玉篇》中則收「糸」部計459字，「巾」部172字，「衣」部294字。至清代《康熙字典》中的「糸」部約有830字，又較宋代增加很多。這說明中國語言與絲綢的關系相當密切。
在現代漢語中，源自絲綢紡織的一些詞彙還有很多復合片語和成語，大大地豐富了我們民族的語言，增強了表達力，如「綜合」、「繼續」、「線索」、「約束」、「編輯」、「組織」、「機構」、「聯絡」、「連綿」、「經天緯地」、「錦心綉口」、「提綱挈領」、「作繭自縛」、「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等。其中，「作繭自縛」原指一條家蠶吐絲結繭的過程，後多用來指自我束縛、自我封閉；「錦心綉口」、「錦綉河山」、「錦上添花」等都是用絲織物的美麗來形容其他事物的美麗；「經天緯地」取經緯相交構成整個天地之意，如今的地理學上所用的「經度」、「緯度」就來源於此；「組織」的原意是織物的經緯線交織的結構，後泛指各種人為的組合；「機構」乃是織機的結構，後泛指一切機械和組織結構；「綜合」原是指眾多的絲線穿過綜眼而被有序地集合在一起；「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為藍草染料在染色後能得到比草色更深的色彩，用於比喻後輩超過前輩；「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則是對染工整日在染缸旁被染料沾染的形象描繪，比喻人的思想易受朋友或環境的影響。
除了大量專業性的紡織科技著作，如《蠶書》、《梓人遺制》、《天工開物》等直接記述絲綢生產外，中國古代還有大量的詩詞小說等文學作品與絲綢生產有關。這些文學作品出現的基礎是封建社會中男耕女織的生產狀況。由於家庭絲織在古代社會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女性又較易成為文人描寫的對象，因此，「女織」就成為文學家們的重要題材了。這類的實例極多。
我國最早的文學作品《詩經》中已有許多關於絲綢生產的描述。著名的《豳風?七月》中有一段描寫蠶桑絲綢生產的詩句：「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再如《小雅?采綠》則與染色染草有關：「終朝采綠，不盈一。予發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到漢魏六朝時，仍然有大量與絲綢有關的詩歌被記錄下來，如漢代《古詩?上山采蘼蕪》：「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余。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逮欽立輯校：《古詩五首》，《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漢詩》卷一二《古詩》，中華書局1983年。再如漢樂府《陌上桑》，描寫了一個採桑女子羅敷的故事，同樣十分著名：「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系，桂枝為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逮欽立輯校：《陌上桑》，《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漢詩》卷九《樂府古辭》，中華書局1983年。此外，六朝有許多詩歌如《蠶絲歌》、《採桑度》等也是以絲綢生產為題的。
唐代是我國詩歌創作的高峰期，各種與紡織相關的詩歌更多。許多著名詩人均寫下了這類詩篇或詩句，如杜甫的《白絲行》和李商隱「春蠶到死絲方盡」的詩句等。唐代詩人中以此為題材寫得最多的是白居易、王建等人。白居易是一位現實主義詩人，多有反映勞動人民生活的作品，如《繚綾》、《紅線毯》、《重賦吟》等，專以絲綢生產為題。其中《繚綾》一首廣為傳唱：「繚綾繚綾何所似，不似羅綃與紈綺。應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絕，地鋪白煙花簇雪。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溪寒女漢宮姬。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樣人間織。織為雲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廣裁衫袖長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紋。異彩奇文相隱映，轉側看花花不定。」王建是晚唐詩人，寫了許多如《簇蠶詞》、《田家行》、《織錦曲》、《搗衣曲》等反映蠶桑絲織生產的詩。其中，《織錦曲》描寫四川織錦戶的生活：「大女身為織錦戶，名在縣家供進簿。長頭起樣呈作官，聞道官家中苦難。回花側葉與人別，唯恐秋天絲線干。紅縷葳蕤紫茸軟，蝶飛參差花宛轉。」
宋代以詞著名，詞中也有不少對蠶桑景象的描繪。蘇軾《浣溪紗》就曾描寫農村的繅絲生產：「麻葉層層葉光，誰家煮繭一村香，隔籬嬌語絡絲娘。」「簌簌衣巾落棗花，村南村北響繅車，牛衣古柳賣黃瓜。」辛棄疾有《鷓鴣天》雲：「陌上柔條初破芽，東鄰蠶種已生些。」又有《粉蝶兒》雲：「昨日春如，十三女兒學綉，一枝枝、不教花瘦。甚無情，便下得，雨風。向園林、鋪作地衣紅縐。」均與絲綢生產有關。而宋詞中寫得最好的紡織詞要數無名氏的《九張機》，它寫活了一個織錦女子把相思之情織入圖案的故事：「一張機。採桑陌上試春衣。風晴日暖慵無力。桃花枝上，啼鶯言語，不肯放人歸。兩張機。行人立馬意遲遲。深心未忍輕吩咐，回頭一笑，花間歸去，只恐被花知。三張機。吳蠶已老燕雛飛。東風宴罷長洲苑，輕綃催趁，館娃宮女，要換舞時衣。四張機。咿啞聲里暗顰眉。回梭織朵垂蓮子。盤花易綰，愁心難整，脈脈亂如絲。五張機。橫紋織就沈郎詩。中心一句無人會。不言愁恨，不言憔悴。只恁寄相思。六張機。行行都是耍花兒。花間更有雙蝴蝶，停梭一晌，閑窗影里。獨自看多時。七張機。鴛鴦織就又遲疑。只恐被人輕裁剪，分飛兩處，一場離恨，何計再相隨。八張機。回紋知是阿誰詩。織成一片凄涼意。行行讀遍，厭厭無語，不忍更尋思。九張機。雙花雙葉又雙枝。薄情自古多離別，從頭到底。將心縈系。穿過一條絲。」
明清時期，小說盛行，小說中常見蠶桑絲綢的描寫。明代的「三言二拍」中經常能見到這類描寫，如《醒世恆言》中曾寫到江蘇盛澤鎮有一個名叫施復的手工業者，原是一家每年養幾筐蠶的小機戶，但由於他養蠶、繅絲的技術好，織出的綢質量上佳，商人們爭相增價搶購。僅僅幾年間，他就增添了三四張機子，並僱工織造。另一部明代小說《金瓶梅》則以開綢緞鋪的西門慶為主要人物，其中寫到的絲綢品名、貿易情況也十分多(圖042)。曹雪芹是江寧織造曹寅的後代，對絲綢生產和產品有著非同一般的理解，因此，其名作《紅樓夢》中亦有大量描寫絲綢紡織品之處，如鎖子錦、妝花緞、蟬翼紗、輕煙羅、繭綢、羽紗、緙絲、彈墨、洋縐、西洋布、雀金呢、哆羅呢、氆氌、倭緞等，不勝枚舉。
二、 絲綢與藝術
絲綢自古就是重要的書畫材料之一。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大量的帛書帛畫用的就是絲織品。唐宋之間，絲織品是文人繪畫的主要材料，傳世唐宋繪畫中大多數是絹本。到明清之際，絹本逐漸減少，紙本增加，但仍有不少書畫以絲綢作底，稱為絹本或綾本。約從宋代開始，絲綢還成為書畫的裝裱材料。宋元時主要使用緙絲和織錦做裱材及包首，明清時較多地用錦綾來裝裱書畫。因此，絲綢與美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周膺：《略論絲綢對中國繪畫的影響》，《絲綢史研究》1985年第2期。
在中國歷史上，絲綢與美術的關系更多地體現在絲綢生產場景作為常見題材頻繁出現在古代美術作品中。
商代青銅器上已見有蠶的紋飾，戰國時期則有許多帶採桑場面的青銅壺出土，採桑圖反映了當時採桑女勞動、歡愛、歌舞、祭祀的情景，十分生動。漢魏六朝至隋唐，絲綢生產場面經常出現在畫像石、畫像磚、壁畫、木板畫上。尤其是漢畫像石，在山東滕縣的宏道院和龍陽店、山東嘉祥縣武梁祠、山東肥城西北孝堂山郭巨祠、山東濟寧晉陽山慈雲寺、江蘇沛縣留城鎮、江蘇銅山洪樓、江蘇泗洪曹庄、四川成都曾家包等地都有紡織畫像石的發現，其主題多為曾母斷機訓子，圖中機具都為斜織機。趙豐：《漢代踏板織機的復原研究》，《文物》1996年第5期。在甘肅嘉峪關的魏晉壁畫墓中，則發現了大量關於採桑、絲絹的畫像磚。唐代則有兩幅傳世名作與絲綢生產有關，即《搗練圖》和《倦綉圖》，畫中不但反映了絲綢精練、刺綉、縫衣等過程，而且人物所穿著的服飾也反映了當時的絲綢圖案。
最為有名的反映絲綢生產過程的繪畫作品是南宋初年於潛縣令樓繪制的《耕織圖》。《耕織圖》以當時的農業和絲綢生產為題材，共設耕圖21事，織圖24事。其正本進呈宋高宗，被翰林畫院摹繪成彩色絹本，收於宮內，成為皇室成員了解蠶織生產的參考和欣賞品；副本留在家中。現傳宋元時期的《耕織圖》版本有吳皇後題注本、梁楷本、程棨本等。其中吳皇後題注本中共有浴蠶、切葉、暖種、拂烏兒、摘葉、體喂、一眠、二眠、三眠、暖蠶、大眠、忙采葉、眠起喂大葉、拾巧上山、簇、裝山、熁繭、下繭、蠶蛾出種、約繭、剝繭、稱繭、鹽繭、瓮藏、生繅、謝神供絲、絡垛、紡績、經靷、籰子、做緯、織作、挽花、下機、入箱等畫面，並繪有最早的腳踏繅絲車和提花綾機，生動而詳盡。乾隆時期，有人進元程棨本《耕織圖》，其上所繪嚴格按照宋樓次序。乾隆令人製成《耕織圖》的刻石，藏於頤和園。
明清各朝，《耕織圖》摹本紛紛問世，尤其是清代特別重視。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月，康熙皇帝命宮廷畫家焦秉貞仿樓圖繪成《御制耕織圖》，並親自寫序作詩，刊發各地，勸諭農桑。後來雍正、乾隆各朝也予以效法，一時間摹刻《耕織圖》之風大盛，一些農書、方誌上也印有《耕織圖》，連許多石刻、窗戶木雕、瓷器彩繪、年畫紙幣、墨硯上都有《耕織圖》。《耕織圖》的盛行，還導致相同類型《棉花圖》的誕生。
絲綢與其他裝飾藝術的關系也很密切。絲綢曾是室內裝飾的牆布，因此在建築圖案中經常模仿絲綢的紋樣。青銅器、陶瓷、漆器、金銀器等裝飾紋樣也都曾跟隨絲綢裝飾之風，或與絲綢風格互相影響，體現著共同的時代特徵。例如，從青銅時代中期開始，各種禮器上出現的動物紋樣的周邊和間隙之處填滿了各種小幾何紋，如回紋、雷紋等，可能正是由於幾何紋暗花織物上加以動物為主題刺綉的影響所致。宋元之後的設計中經常可以看到的錦地開光圖案，以小幾何形的瑣紋如曲水紋、鎖甲紋、球路紋等作地，上布帶環的窠狀紋樣作主題，無疑也是來源於絲綢圖案設計，並大量出現在瓷器、金屬器、漆器及建築等幾乎所有的藝術中和生活用品上。
絲綢與藝術的關系還可以在音樂領域中找到。據史載，野蠶絲一直被用於製作琴弦，由此看來，作為中國器樂主要形式之一的弦樂也離不開絲綢，中國古代的器樂也因此被稱為「絲竹」。
三、 絲綢與宗教禮儀
古代中國是一個有著嚴格禮儀制度的國家。在古代社會中，絲織品本身就是高貴與身份的標志，而棉麻織品則是普通人的服用品。
「天子」的服飾無疑是最高等級的。《尚書?益稷》中已見對早期冕服十二章的記載：「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綉；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據後代的解釋，這十二章的含義是：日、月、星辰，取其照臨光明之意；龍，能變化而取其神之意；山，取其能雲雨或鎮重之意；華蟲，雉屬，取其有文章之德；宗彝，謂宗廟之尊，上有虎、蜼之形，取其勇猛智慧之意；藻，水草有文，或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取其養；黼，作金斧形，取其能割斷之意；黻，兩己相背形，取臣民有背惡向善之意。周錫保：《中國服裝史》，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年，第15頁。十二章可以根據等級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數量。東漢明帝永平二年(59)，定天子用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周錫保：《中國服裝史》，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年，第18頁。早期的十二章紋飾並無圖像傳世，現在可以見到最早的十二章紋是在山西大同北魏司馬金龍墓中的漆畫屏風中的帝王人像以及甘肅敦煌壁畫上描繪的皇帝圖像，但不全。真正帶有十二章的實物是北京定陵出土的明神宗的緙絲袞服。
龍紋也是皇帝服飾中的專用圖案題材。從史料記載和考古出土實物來看，龍紋最遲於遼代已用於皇帝服飾。到元代，五爪大龍被專用於皇帝服飾，而較小的三爪龍仍然可以用於一般場合。從明代起，則有五爪龍和四爪蟒的分別，還有與龍十分相似的飛魚、鬥牛，除五爪龍之外，蟒、飛魚和鬥牛都用於賜服。
除圖案外，色彩也是分辨等級的重要因素。史載秦時祭服尚黑，西漢尚黃，東漢則尚赤。但漢代又根據時令為服色之別，《後漢書?與服志》載： 五時色朝服為春青、夏朱、季夏黃、秋白、冬黑。紫色一般為貴者宴居之服，而綠色則為民所常服。唐代高祖時天子用赤黃袍衫，遂禁臣民服用赤黃之色，並規定三品以上服紫色大科綢綾及羅；五品以上服硃色小科綢綾及羅；六品以上服黃絲布、雜小綾、交梭、雙。太宗時命七品服綠色，龜甲雙巨十花綾，九品服青絲布及雜小綾。《舊唐書》卷四五《輿服志》。 大抵紫、緋、綠、青四色可定官品之高卑，即始於隋唐。宋代官服色彩等級與唐相同，但時服中有織錦圖案的區分。第一等用天下樂暈錦，第二等用簇四盤雕細錦，第三等用黃獅子大錦，第四等用翠毛細錦，第五等用紅錦，其餘將校則賜窄錦袍，有翠毛、宜男、雲雁細錦，獅子、練鵲、寶照大錦和寶照中錦七等。
明清文武百官更多用補子表示品級。洪武二十四年(1391)規定常服花樣品級如下：「公、侯、駙馬、伯服，綉麒麟、白澤。文官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雲雁，五品白鷳，六品鷺鷥，七品，八品黃鸝，九品鵪鶉；雜職練鵲；風憲官獬豸；武官一品、二品獅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羆，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馬。」《明史》卷六七《輿服志三》。清代補子有圓、方之分，圓補主要為龍、蟒之類，用於王公貴族；方補用於百官。其中，文官：一品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雁，五品白鷳，六品鷺鷥，七品，八品鵪鶉，九品練雀；武官：一品麒麟，二品獅，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八品犀牛，九品海馬。
除官服需要用絲織品的花色來區別等級、確定禮儀之外，農、工、商、釋、道、儒亦都有自己特定的服飾。
絲綢還大量地用於宗教場合。無論是佛教的寺廟，還是道教的觀宇，總是布滿了色彩絢麗的絲綢。《洛陽伽藍記》載，宋雲、惠生使西域時見絲綢之路沿途的佛教場院總是「懸彩幡蓋，亦有萬計」。這類絲綢幡蓋中有佛像的幢幡，在當時被稱為「綉像」。這類綉像在藏傳佛教中被稱為「唐卡」，直到今天，大量的唐卡仍然保存在西藏、青海的藏傳佛教寺廟中。
四、 絲綢與風俗
我國悠久的絲綢歷史對民俗風情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從唐代王建的《簇蠶詞》中，我們已經可以見到部分內容：「蠶欲老，箔頭作繭絲皓皓。場寬地高風日多，不向中庭曬蒿草。神蠶急作莫悠揚，年來為爾祭神桑。但得青天不下雨，上無蒼蠅下無鼠。新婦拜簇願繭稠，女灑桃漿男打鼓。三日開箔雪團團，先將新繭送縣官。已聞鄉里催織作，去與誰人衣上著。」而明清時期著名蠶鄉杭嘉湖一帶的習俗則更加豐富多彩。
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人們把豐收的期望寄託於神靈的保佑，因此進行各種祭祀活動。據史書記載，從3000多年前的周代開始，朝廷的統治者對祭祀蠶神活動就很重視。歷朝歷代，皇宮內都設有先蠶壇，供皇後親蠶時祭祀用，每當養蠶之前，須殺一頭牛祭祀蠶神嫘祖，祭祀儀式十分隆重。民間也是如此，蠶神的崇拜是蠶鄉風俗中最重要的活動。除祭祀嫘祖外，各地根據當地的風俗祭祀所崇拜的蠶神，有祭祀「蠶母」、「蠶花娘娘」者，有祭祀「蠶三姑」者，也有祭祀「蠶花五聖」、「青衣神」等蠶神者。民間供奉蠶神的場所也不完全相同，有的建有專門的蠶神廟、蠶王殿，有的在佛寺的偏殿或所供奉的菩薩旁塑個蠶神像，有的蠶農家在牆上砌有神龕供奉印有蠶神像的「神碼」。
養蠶一般在清明前後開始，浙江湖州地區有軋蠶花、劃龍船之盛會，其實是養蠶之前的精神調節和准備蠶具。養蠶之前要祛蠶祟，即用各種神像、畫符或其他法術驅趕一切有害於蠶的鬼邪、病毒、蟲害，同時也是一種衛生防疫措施。養蠶時蠶室門口用紅紙書「育月知禮」或「育蠶」等字，告知互不往來，稱為「蠶關門」。蠶過三眠，俗稱「出火」，此時蠶繭收成已成定局，蠶農家家做一種米粉小湯團，稱為「繭圓」，以祀蠶神。蠶兒上山結繭時，蠶農可以開門走動，稱「蠶開門」，並且各親戚間還以豬蹄、魚鮮、花果、糕點等食品互相贈送並探詢養蠶收成，俗稱「望蠶訊」。端午、小滿前後，蠶農往往要舉行一些慶祝活動，如湖州稱「謝蠶花」，德清謂「吃蠶花飯」，盛澤則有小滿戲，請來戲班公演。
養蠶時禁忌甚多。金代《務本新書》載蠶之雜忌有：「忌食濕葉，忌食熱葉。蠶初生時，忌屋內掃塵。忌煎魚肉。不得將煙火紙捻於蠶房內吹滅。忌側近舂搗。忌敲擊門、窗、槌、箔及有聲之物。忌蠶屋內哭泣、叫喚。忌穢語淫辭。夜間無令燈火光忽射蠶屋窗孔。未滿月產婦，不宜作蠶母。蠶母不得頻換顏色衣服，洗手長(常)要潔凈。忌帶酒人切桑飼蠶及抬解、布蠶。蠶生至老，大忌煙熏。不得放刀於灶上、箔上。灶前忌熱湯撥灰。忌產婦、孝子入家。忌燒皮、毛、亂發。忌酒、醋、五辛、羶、腥、麝香等物。」文中所禁多合科學道理，現在蠶鄉也有此類禁忌。嘉湖一帶還有許多語言禁忌，如忌「亮」字，忌說「醬」，因亮蠶、僵(與「醬」同音)蠶是蠶病，等等。
絲綢生產的相關行業也有著自己的生產習俗，祭祀著各行各業的發明神。比如，絲織業的祖神是黃帝軒轅氏，在蘇州城裡還有一座軒轅宮，正是蘇州絲織業祭祀的祖師神。染業的祖師是晉代葛洪，杭州景區葛嶺上抱朴道院邊出土了葛翁染業的石碑，杭州染坊工人每年都會到這里進行祭拜。刺綉業的祖師神則是上海露香園顧氏，雖然年代較晚，但也為蘇綉工人所推崇。

5. 五畝之宅，馬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孟子，名軻，鄒（今山東鄒縣）人，活動年代約在公元前372年至前289年。他是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後裔。孟孫氏衰微後，有一支從魯遷居到鄒，就是孟子的祖先。《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①；大概他的老師不是有名望的人，所以孟子沒有講他的姓名，卻是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②孟子對孔子備極尊崇，他在《公孫丑上》說：「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孟子曾經游歷齊、宋、滕、魏、魯等國，前後有二十多年。他游歷列國的具體時間，已說不十分准確，只能依據《孟子》一書的記載，說明大體上的時間和情況。

孟子第一次到齊國，是在齊威王（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年間。當時匡章背著「不孝」的壞名聲，孟子卻「與之游，又從而禮貌之」③。他在齊國很不得志，連威王贈送的「兼金一百」④鎰，都沒有接受，就離開齊國。在公元前329年左右，宋公子偃自立為君的時候，孟子到了宋國。他在宋國期間，滕文公還是世子，他去楚國經過宋國時見到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⑤他從楚國回來又在宋國見到孟子。孟子說：「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⑥意思是說，只要好好地學習「先王」，就可以把滕國治理好。不久，孟子接受了宋君饋贈的七十鎰金，離開宋國，回到鄒國。《梁惠王下》記載說，鄒國同魯國發生了沖突。鄒穆公問孟子：「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回答說：「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他說，這就象曾子說的那樣：你怎樣對待人家，人家就將怎樣回報你。現在，您的百姓可得到報復的機會了，您不要責備他們吧！「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滕定公死了，滕文公使然友兩次到鄒國來向孟子請教怎樣辦理喪事。滕文公嗣位，孟子便來到滕國。滕文公親自向孟子請教治理國家的事情。孟子說：「民事不可緩也。」他認為人民有了固定產業收入，才有穩定的思想道德和社會秩序。而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後，還必須對之進行「人倫」的教化。「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滕文公又派他的臣子畢戰詢問井田制的情況。孟子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接著講了一遍井田制。最後說，我說的是大概情況，您和您的國君參照著去做吧！

「有為神農之言者」農家許行，從楚國趕到滕國來。許行主張君民並耕而食，反對不勞而獲的剝削、壓迫；主張實物交易，物品在數量、重量上相等的，價格相同。陳相兄弟很贊成許行的主張，「盡棄其學而學焉」。許行的思想在反對剝削上是有進步意義的。但他以小農的平均主義思想否定社會分工，是違反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孟子抓住許行的這一弱點，大講「物之不齊」的道理，並以「勞心」「勞力」的劃分來論證剝削制度、階級壓迫的「合理性」。

孟子看得很清楚，滕國的自身都難保，根本談不上實行他的政治主張。他在梁惠王後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離開滕國到了魏國。這時，孟子已經五十三歲。惠王見到孟子就問：「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最反對國君言利，所以回答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公元前353年，桂陵之戰，魏敗於齊。公元前341年，馬陵之戰，魏太子申被齊軍俘虜而死。公元前340年，秦國的商鞅領兵攻魏，俘魏大將公子卯。公元前330年，魏割河西地於秦，公元前328年，又割上郡十五縣於秦。公元前323年，楚使柱國昭陽領兵破魏軍於襄陵，取得魏國八邑之地。所以梁惠王對孟子說：「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灑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梁惠王講了一套施仁政於民的辦法。他說，這樣，就是用木棒也可以抗擊擁有堅甲利兵的秦楚軍隊。梁惠王問的是怎樣報復齊、秦、楚的具體辦法，孟子回答的卻是空泛的道理，當然得不到梁惠王的重視。孟子到魏國的第二年，梁惠王就去世了，他的兒子梁襄王嗣位。孟子見到梁襄王，對他的印象很壞，說他不象個國君。這時，齊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離開魏國又到了齊國。

孟子約於齊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再游齊國，受到禮遇。

齊宣王見到孟子就問：「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回答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①齊宣王想效法齊桓公、晉文公圖謀霸業；孟子的政治主張卻是效法「先王」，實行「仁政」。他講的「保民而王」、「制民之產」的道理，雖然注意到了封建地主階級的長久利益，但並非「富國強兵」的當務之急，從而被看成「守舊術，不知世務」①。

燕王噲因讓國給燕相子之，引起燕國內亂。公元前314年，齊宣王乘機派兵伐燕，只用了五十天就大獲全勝。齊宣王對孟子說：「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說：「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②宣王不聽，「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③孟子對齊宣王的進言很多，並未見用。他本來打算依靠齊宣王來推行他的政治主張，但齊宣王只是把他當作一位德高望重的學者來尊重，而不是想實現他那一套政治理想。孟子也看清楚了這一點，便准備回鄉。齊宣王派人告訴孟子：「我欲中國（國都中）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④這實際上是把孟子當作一塊招牌，博得尊賢重士的名聲。

《公孫丑下》記，孟子離開齊國，在齊的邊境晝地停留了三宿。有人問他，為什麼這樣遲緩呢？他說：「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又有人說，「我看老夫子你似乎有不愉快的樣子。」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賓士天下也；如欲賓士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我何為不豫哉？」他以歷史循環理論的觀點認為將要有「王者」興起，來統一天下。他寄希望於齊宣王，企望在齊國有所作為，但願望落空了，只得離開齊國。

齊楚曾經有合縱之約。秦使張儀以土地之利誘騙楚懷王與齊絕交。楚齊已經斷交，楚也發覺見欺。公元前312年，楚大發兵與秦戰，兩次大敗於秦。當秦楚正要交戰的時刻，孟子從齊國到宋國去，在石丘遇到宋牼。《告子下》記，宋牼聽到秦楚要打仗，准備去說秦、楚罷兵。孟子問宋牼，用什麼宗旨去說秦、楚？宋牼說：「我將言其不利也。」孟子反對言「利」，主張講「仁義」。他說：「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君臣、父子、兄弟終（盡）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他說：「先王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孟子再游宋時，宋君偃早已自立為王。《滕文公下》記，孟子的弟子萬章問：「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說，湯、武行王政，他們的征伐，是從水火中拯救百姓，誅殺殘暴的君主，得到天下人的擁護，「而無敵於天下」。「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孟子不久便離開宋國到了魯國。這時候正是魯平公（約於公元前322年至前302年在位）將要使孟子的弟子樂正子為政。魯平公將要去拜訪孟子，因為他所寵愛的小臣臧倉說了孟子的壞話，而又改變了主意。樂正子把這件事情的經過告訴了孟子。孟子很有感慨地說：「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①孟子這時已經六十幾歲，便回到老家鄒國，不再出遊了。

與儒家爭鳴者以墨家和楊朱學派的勢力最大。孟子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①又說：「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②孟子痛斥楊、墨學派，說：「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衛）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③他說，他這樣嚴厲地駁斥楊、墨的異端邪說，是繼承大禹、周公、孔子三個聖人的事業，他要正人心，就必須辟楊、墨。他的弟子公都子告訴他，別人都說他好辯論，他說：「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一生的經歷，也很象孔子，過著長期的私人講學的生活，中年以後懷著政治抱負，帶著學生周遊列國。隨從的學生最盛的時候，是「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④。他也是到處受到當權人物的款待。他到了哪一國，都無所顧忌地批評國君，甚至責備得國君「顧左右而言他」⑤，而他的政治主張卻不被接受。孟子晚年回到故鄉，從事教育和著述。他說：「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樂的事。⑥孟子的弟子雖沒有孔子那麼多，但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教育家。《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他「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應劭《風俗通·窮通》、班固《漢書·藝文志》都說《孟子》十一篇。趙岐《孟子題辭》分辨了真偽說：孟子「著書七篇」「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托也。」今本《孟子外書》，系明人偽作。

《孟子》一書中記載了孟子的政治活動，政治學說，以及唯心主義的哲學、倫理教育思想等。注釋本甚多，主要有趙岐《孟子章句》、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義》及近人楊伯峻《孟子譯注》等。

仁政論

孟子的政治主張的核心是仁政論。仁政論在經濟方面的內容是「井田制」。在井田制度下，「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①。孟子提出恆產恆心論。他說：「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②。並進而由「恆產」描寫出一幅理想的圖景：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匆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癢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③。

這一圖景的描寫，在《孟子》書中凡三見，內容大同小異，《盡心上》說，這是周文王時候的制度。它反映出耕織結合、自給自足、使勞動力束縛在土地上的封建小農經濟；也具有村公社授田制的色彩。它主張在「黎民不飢不寒」的條件下，進行「孝悌」的教化，以家庭的長幼有序來促使社會秩序的穩定。同時，這也是孟子所嚮往的「以德服人」的「先王之道」的理想。

孟子反對所謂「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①，即「為田開阡陌封疆」②。他提出了「正經界」的主張，並把這說成是施行仁政的首要任務。他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③這種主張的實際內容，是要使貴族保存封土，維持世祿，所謂「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④。

孟子認為，只顧「君之倉廩實，府庫充」?/td>

6. 我國編織絲綢的歷史到底有多久

上古傳說中，黃帝的妻子嫘祖發明「養蠶取絲」 ，但現實中絲綢究竟是何時被發明尚具爭議。
專家們根據考古學的發現推測，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期中期，中國便開始養蠶、取絲、織綢了。真正能夠說明蠶繭得到利用的是1926年在山西省夏縣西陰村發掘到的半個蠶繭。據考古學家李濟和昆蟲學家劉祟樂的研究，斷定為桑蠶繭。繭殼長約1.36厘米，幅寬約1.04厘米，是用銳利的刀刃切去了繭的—部分。西陰村所處的時代為仰韶時期（距今約5600—6000年），為人們研究絲綢起源提供了實物。
在河姆渡遺址中人們已發現了紡織工具，藉此可以推斷絲綢的使用至少不遲於良渚文化 。最具影響力的說法，是中國科學家在1958年的考古發現，距今5300年大汶口文化時期的絲綢織品。
絲綢織品技術曾被中國壟斷數百年，由於其編制技術在當時是一種復雜的工藝，又因其特有的手感和光澤備受人們的關注，因而絲織品成為工業革命以前世界主要的國際貿易物資。最早絲綢織品只有帝王才能使用，但絲綢業的快速發展令絲綢文化不斷的從地理上、社會上滲透進入中華文化。並成為中國商人對外貿易中一項必不可少的高級物品。
起初中國嚴密控制著絲綢織造業和養蠶業的技術流傳，並禁止其流向外國。但朝鮮則在中國移民的協助下，與前200年成功實現養蠶技術的突破。此外，西域和田河流域（前500年—前300年）與印度（300年之前）成功實現養蠶。不過羅馬帝國則是在550年左右才得到蠶種並發展養蠶技術。 商代農業有了很大發展，蠶桑業亦形成了一定規模。考古發現的商代絲織品盡管數量有限，但已出現了提花絲織物，這說明當時的織造技術已達到相當水平。
西周時期，統治者對手工業生產已有了嚴格的組織與管理，絲綢生產技術比商代有所進步。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從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時期，生產力和社會經濟形態發生了巨大變化。蠶桑絲綢業也受到重視，發展農桑成為各國富國強民的重要國策。
戰國時期，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農戶成了社會的基本生產單位，手工業成為農業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絲綢生產的專業化分工更加明顯，有些技術世代相傳，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幾乎所有的地方都能生產絲綢，絲綢的花色品種也豐富起來，主要分為絹、綺、錦三大類。錦的出現是中國絲綢史上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它把蠶絲優秀性能和美術結合起來，不僅是高貴的衣料，而且是藝術品，大大提高了絲綢產品的文化內涵和歷史價值，影響深遠 。此時中國絲綢也傳進了印度，印度政治家、哲學家考底利耶（Kautilya）的《政事論》（又譯《治國安邦術》） 一書中有cinapatta一字，意思就是「中國的成捆的絲」。另外，從梵文的許多字中也可看出，古代印度人民對蠶絲的認識要比希臘人和羅馬人准確得多，他們知道絲是蟲子吐的，絲是繭（舊n）抽成的。 秦漢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處於初步鞏固與發展的時期，秦的統一和中央集權制度的建立為漢代的強盛奠定了基礎。漢初實行「與民修養」政策，促進了經濟的迅速發展。規模宏大的官營絲綢業建立起來，其產品主要滿足宮廷與官府的需求；民營絲織業也有了較大發展，有的作坊形成了自己的產品特色和知名度。絲綢產區較商周時期有所發展。西漢時期絲綢的生產重心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從東漢時期開始，西南地區的蜀錦成為全國聞名的絲綢產品。
秦漢時期，絲織業不但得到了大發展，而且隨著漢代中國對外的大規模擴展影響，絲綢的貿易和輸出達到空前繁榮的地步。漢武帝時期北擊匈奴，控制了通向西域的河西走廊。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溝通了中原內地通向西域並連貫歐亞大陸的道路。貿易的推動使得中原和邊疆、中國和東西鄰邦的經濟、文化交流進一步發展，從而形成了著名的「絲綢之路」。這條路從長安出發，經甘肅、新疆一直西去，經過中亞、西亞，最終抵達歐洲。前126年，在漢武帝的西進政策下，中國的蠶絲與絲綢源源不斷地通過絲綢之路輸往中亞、西亞並到達歐洲，絲綢之路沿途出土的大量漢代絲綢織物就是當時貿易繁榮的物證。中國的絲綢生產技術也在這一時期傳播到中亞地區。 魏晉南北朝時期，戰爭連綿不絕，國家長期分裂，政權頻繁更替。劇烈的社會動盪、復雜的政治格局、持續的民族交融、廣泛的國際往來，令絲綢生產雖發展艱難，但內涵豐富，面貌多樣。這一時期，北方仍然是絲織品的主要產區，四川成都地區絲綢業一向發達，江南地區由於三國時的相關政策，開發絲綢業有了新的起色，經過南朝的經營而進一步得到發展，為唐代中期以後江南絲織業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三國、兩晉、南北朝的長期戰亂，造成對黃河流域經濟的嚴重破壞，到了隋代，中國蠶桑絲綢業的重心已經轉移到了長江流域。 隋唐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高峰，總的來說國家強盛、經濟發達、商業繁榮，尤其是文化上的開放，顯示了這一時代雍容大度、兼蓄並包的風格。絲綢業也在這一社會基礎上出現了發展高潮。當時重要的絲綢產區有三個：一是黃河流域，以河北、河南兩道為主體；二是四川巴蜀地區，劍南道和山南道的西部可以劃入本區；三是長江下的東南地區，基本形成三強鼎立的局面。安史之亂後，江南地區的重要性大大增強。此外，西北地區絲綢的發展在邊遠地區中首屈一指，並表現出濃郁的地方特色。
唐朝是絲綢生產的鼎盛時期，無論產量、質量和品種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絲綢的生產組織分為宮廷手工業、農村副業和獨立手工業三種，規模較前代大大擴充。同時，絲綢的對外貿易也得到巨大的發展，不但「絲綢之路」的通道增加到了三條，而且貿易的頻繁程度也空前高漲。絲綢的生產和貿易為唐代的繁榮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唐代的絲綢貿易十分發達，陸上絲綢商道更多採用一條偏北迂迴的道路。海上絲綢之路也在這一時期興起，絲綢產品通過東海線和南海線，分別輸往朝鮮半島、日本和東南亞、印度乃至由阿拉伯商人傳播到歐洲。絲綢貿易的興盛導致了絲綢技術的外傳，至7世紀，東起日本，西至歐洲，西南到印度均有絲綢生產，基本奠定了日後蠶絲產區的格局。 宋元時期，隨著蠶桑技術的進步，中國絲綢有過短暫的輝煌。不但絲綢的花色品種有明顯的增加，特別是出現了宋錦、絲和飾金織物三種有特色的新品種，而且對蠶桑生產技術的總結和推廣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北宋絲綢生產以黃河流域、江南地區和四川地區為重要產區，中晚期生產重心已轉移至江南地區，但北方在高檔絲織品生產上仍保持優勢。南宋時，絲綢產區基本集中在長江流域，江南地區絲綢生產占絕對優勢，浙江已成為名副其實的「絲綢之府」。遼在奪取燕雲十六州後開始發展蠶桑絲綢生產，金代統治區域的絲綢業雖遭破壞，但也維持了一定規模。
宋朝的官營絲綢生產作坊有相當規模，在京城少府監屬下設置綾錦院、染院、文思院和文綉院，同時還在重要絲綢產區設置官營織造機構。東京的綾錦院，真宗年間有織機400多張，潤州織羅務年產量萬匹，新興絲織業中心城市婺州，號稱「衣被天下」。太湖流域「繭簿山立，繰車之聲連甍相聞」 。兩宋民間絲織業十分發達，除作為農村傳統手工業以外，城市中的絲織作坊大量涌現，民間機戶的力量不斷增長。對外貿易方面，由於陸上絲綢之路被阻斷，海上絲綢貿易有了長足的發展，中國的生絲與絲綢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輸往世界各地。
元代絲綢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元初絲綢生產遭遇戰爭的破壞，但產區仍有一定規模，以中書省所轄的「腹里」地區和江浙行省所在的長江下游為最盛，歷史上第一部官方編纂的農書《農桑輯要》也在全國發行。元代中期以後，產區格局有較大變化，北方地區的絲綢生產衰落，江南地區變得更為重要。其原因一方面是氣候變冷使北方不宜於蠶桑生產，另一方面是棉花的種植也使得蠶桑業趨向集中。由於蒙古貴族對貴重工藝品的特殊愛好，元代設置了大量官營作坊，集中了全國大批優秀工匠，征調蠶絲原料，進行空前規模的大生產。龐大的官營織造體系是元代絲綢生產的重要特色，對民間絲綢生產有一定抑製作用。 明清兩代，由於資本主義的萌芽與發展，絲綢的生產與貿易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絲綢生產的商品化趨勢日漸明顯，絲綢的海外貿易發展迅速。江南蘇湖一帶成為最重要絲綢產地，發展了一批典型的絲綢專業市鎮，官營織造也日趨成熟，此時，中國絲綢發展到了最活躍的時期。
明初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重農崇儉，蠶桑絲綢業的產區范圍有所縮減，但形成了以江南為中心的區域性密集生產，其中蘇、杭、松、嘉、湖為五大絲綢重鎮。明代中期以後，社會風氣漸趨奢靡，在商品經濟與專業分工經營條件下，江南地區的絲綢工商業獲得了極大繁榮。
明代官營織造業規模較大，除在南京與北京設立中央染織機構外，還分別在絲綢產區的蘇州、杭州及全國二十多處地方設立地方織染局，供應宮廷和政府每年所需的段匹。生產方式有「局織」和外發「領織」兩種，局織是輪班徭役制，領織為民間機戶，工匠的人身依附關系較元代有所鬆弛。明代實行海禁，對外貿易為政府控制下的朝貢貿易，絲綢產品以朝廷賜賞的形式流入周邊國家和地區。明中期以後，海禁漸開，中國生絲與絲綢大量銷往日本和經由澳門地區銷往歐洲。
清初絲綢業在戰爭中損失慘重。康熙時採用了鼓勵措施，絲綢生產獲得較快發展，在地域上進一步向環太湖地區和珠江三角洲集中，特別是江南地區在規模和水平上成為全國絲綢業的中心。
清代官營織造體系廢除了明代的匠籍制度，原料也以采買為主，總體規模比明代有所縮減，重要的有江寧織造局、蘇州織造局和杭州織造局，合稱「江南三織造」，負責供應宮廷和官府需要的各類絲織品。民間絲織業生產規模有所擴大，專業性分工和地區性分工更加明顯，涌現出一批繁榮的絲綢專業城鎮，產品種類繁多，內銷市場繁榮。在對外貿易方面，清厲行海禁，加強了對外貿易的限制，實行一口通商。盡管如此，中國對日本的生絲出口和對歐洲各國的生絲與絲織品出口仍然達到了相當規模。
晚清時中國絲綢業在苛捐雜稅和洋稠傾銷的雙重打擊下，陷入了十分可悲的境地。

7. 誰有絲綢之路的資料

絲綢之路

中國古代經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通道。因大量中國絲和絲織品多經此路西運，故稱絲綢之路，簡稱絲路。絲綢之路這一名稱是由德國地理學家F.P.W.von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國》一書中首先提出的。原指兩漢時期中國與中亞河中地區以及印度之間，以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其後，德國歷史學家A.赫爾曼把絲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路的基本內涵。
沿革 絲綢之路很早就已存在。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國是種桑、養蠶、生產絲織品的國家。考古資料已充分證明，自商、周至戰國時期，絲綢的生產技術已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那時中國絲綢經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輾轉販運到中亞、印度。公元前60 年漢置西域都護，屯田於烏壘城（今新疆輪台東），以保西域通道。早自張騫西使烏孫結盟後，漢使者、商人便接踵西行。至此絲綢之路益加暢通，大量絲帛錦綉沿此路不斷西運，同時西域各國的珍奇異物也輸入中國。魏晉時，東西商業往來不斷，位於絲路咽喉重地的敦煌，就是胡商的聚集地之一。5～6世紀時，南北朝分立，但沿絲路的東西交往卻進一步繁榮。北魏建國後不久就派使者前往西域，以後中亞各國的貢使、商人常集於平城（北魏前期都城，今山西大同東北）。遷都洛陽後，洛陽更成為各國商人薈萃之地，北齊的都城中也聚集著不少商胡。隋煬帝曾派黃門侍郎裴矩到張掖招徠西域商人，說明當時絲路的興旺。唐朝西部的疆域超過漢代，在伊州、西州、庭州設立了同於內地的州縣。在龜茲、於闐、疏勒、碎葉設立安西四鎮（後以焉耆代碎葉）駐兵防守，由安西都護府管轄。以後又置北庭都護府，統轄天山北路的羈縻州府，這為絲路的暢通提供了更可靠的保證。因此唐代長安、洛陽以及其他重要都市都有大量商胡，呈現出國際都會的風貌。從9世紀末到11世紀，由於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向東南沿海轉移，以及阿拉伯世界的興起，東西海上往來逐漸頻繁起來；同時，中國西北地區各民族政權的分裂、對立，使絲路上的安全難以保障，這就降低了這條陸上通道的重要性。在蒙元時期，由於蒙古的西征和對中亞、西亞廣大地區的直接統治，使東西驛路通暢，許多歐洲使者、教士和商人，都沿此路東來中國，絲路又繁榮一時。明朝建立後，採取閉關政策，雖然出嘉峪關經哈密去中亞的道路未斷，但陸上絲路作為中西交通路線已遠不如海路重要了。
走向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奠定於兩漢時期。大致東起漢長安，西行上隴坂，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先到樓蘭。樓蘭在古鹽澤（蒲昌海，今羅布泊西北部今羅布泊已近乾涸，古樓蘭遺址幾全為荒沙所湮沒）。漢代西域有南北兩道，樓蘭是兩道的分岔點。北道自此向西，沿孔雀河至渠犁（今新疆庫爾勒 、烏壘、輪台，再西經龜茲（今新疆庫車）、姑墨（今新疆阿克蘇）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南道自鄯善的扜泥城，西南沿今車爾臣河，經且末、扜彌、於闐（今新疆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由於千餘年戈壁沙漠向南移徙，致使南道東段逐漸沙漠化，伊循、扜泥諸古城均為沙漠所湮，所以今日的南道東段已遠在古南道之南。永平十六年（公元73）漢明帝北攻匈奴取得伊吾廬（今新疆哈密）地，置宜禾都尉屯田，以阻截北匈奴之南侵西域。此後「新北道」，改由敦煌向北到伊吾，然後西經柳中、高昌壁、車師前部交河城（均在今吐魯番盆地）、越天山經焉耆至龜茲，再循漢北道西行抵疏勒。南北朝時期，南朝與西域的往來，主要是從益州（今四川成都）北上龍涸（今四川松潘），經青海湖旁吐谷渾都城，向西經柴達木盆地，北上敦煌，或更向西越阿爾金山口進入西域鄯善地區。隋唐時期，又開辟了從瓜州北玉門關經伊州、北庭、輪台，越伊犁河至碎葉進入中亞的道路，即北新道。在上述絲路干線外，還有許多支路，而且隨著時代變遷，政治、宗教形勢的演變，各條路線在不同時期的重要性不同，而且不斷有新的道路開辟。一些學者更擴大了絲綢之路的概念，認為上述道路只是通過沙漠綠洲的道路，因稱之為綠洲道。又將通過中國北方游牧民族地區的道路稱為草原道，經中國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稱為「海上絲綢之路」或「南海道」等等。這些提法雖然對研究東西交通有意義，但已非原來意義上的絲路了。
絲綢之路上的古驛站遺址.唐代�盤陀遺址是絲綢之路必經之地.歷史意義絲綢之路不僅是東西商業貿易之路，而且是中國和亞歐各國間政治往來、文化交流的通道。西方的音樂、舞蹈、繪畫、雕塑、建築等藝術，天文、歷算、醫葯等科技知識，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等宗教，通過此路先後傳來中國，並在中國產生了很大影響。中國的紡織、造紙、印刷、火葯、指南針、制瓷等工藝技術，繪畫等藝術手法，儒家、道教思想，也通過此路傳向西方，產生了影響。絲綢之路是東西交往的友好象徵。敦煌莫高窟壁畫中的商隊圖，描繪了唐代中外商人在絲綢之路上的情景

8. 雙縐真絲和真絲的區別

一、定義不同：

1、雙縐真絲：

雙縐系縐類絲綢織物。又稱雙紆縐。平紋組織。經絲採用無拈單絲或弱拈絲。緯絲用強拈，織造時二左二右拈向，依次交替織入，故織物表面精煉後起隱約的細致皺紋。質地輕柔、平滑光亮、堅韌、富有彈性。宜做夏季各種服裝。

2、真絲：

真絲一般指蠶絲，包括桑蠶絲、柞蠶絲、蓖麻蠶絲、木薯蠶絲等。真絲被稱為「纖維皇後」，以其獨特的魅力受到古往今來的人的青睞真絲屬於蛋白質纖維。

二、特點不同：

1、雙縐真絲：

雙縐的主要特點是：表面起有細微均勻的皺紋，質感輕柔、平滑、色澤鮮艷柔美，穿著舒適、涼爽，透氣性好，綢身比喬其紗重。縮水率較大，在10%左右。

2、真絲：

真絲面料是純桑蠶白織絲織物，採用斜紋組織編制。根據織物平方米重量，分為薄型和中型。 根據後加工不同分為染色、印花兩種。它的質地柔軟光滑，手感柔和、輕盈，花色豐富多彩，穿著涼爽舒適。主要用作夏令襯衫、睡衣、連衣裙面料及頭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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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絲保養方法：

1. 洗滌時在30度以下手洗，而且要把衣服翻過來洗，如果用滴了幾滴香醋的水浸泡一下

這樣洗出來的真絲衣服柔軟又光滑。

2. 洗滌時不宜用鹼性洗滌劑和肥皂洗滌，洗後應選擇通風處涼干，避免破損絲質衣服的

手感及色澤。

3. 汗濕後的真絲衣服要馬上洗滌。

4. 不要將真絲衣服掛在堅硬的金屬鉤上防止綢面損傷。

5. 真絲不穿時，不宜放樟腦丸，否則容易脆化。

6. 熨燙溫度以100度為宜，最好墊上襯布。

9. 新舊絲綢之路 區別

1、路線不同

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包括西北五省區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西南四省區市重慶、四川、雲南、廣西。東漢時期絲綢之路的起點在洛陽。

傳統的絲綢之路，起自中國古代都城長安，經中亞國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等而達地中海，以羅馬為終點，全長6440公里。

2、意義不同

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東邊牽著亞太經濟圈，西邊系著發達的歐洲經濟圈，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長、最具有發展潛力的經濟大走廊」。

絲綢之路經濟帶地域遼闊，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礦產資源、能源資源、土地資源和寶貴的旅遊資源，被稱為21世紀的戰略能源和資源基地，但該區域交通不夠便利，自然環境較差，經濟發展水平卻與兩端的經濟圈存在巨大落差，整個區域存在「兩邊高，中間低」的現象。

德國歷史學家郝爾曼在20世紀初出版的《中國與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根據新發現的文物考古資料，進一步把絲綢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內涵，即它是中國古代經過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交往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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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參與此間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年會的中外嘉賓普遍認為，應優先促進國際合作、發展互聯互通。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表示，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既是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需要，也反映了推進亞洲區域合作的需要。

亞洲已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但也面臨不少問題，比如區域內發展不平衡、交通基礎設施薄弱等，對深化區域合作構成了不少障礙。建設「一帶一路」有利於改善區域內營商環境，有可能成為亞洲整體振興的兩大翅膀。

10. 絲綢之路的資料

絲綢之路通常是指歐亞北部的商路，與南方的茶馬古道形成對比，西漢時張騫以長安為起點，經關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錫爾河與烏滸河之間的中亞河中地區、大伊朗，並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

這條道路也被稱為「陸路絲綢之路」，以區別日後另外兩條冠以「絲綢之路」名稱的交通路線。因為由這條路西運的貨物中以絲綢製品的影響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於兩漢時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條路線。

但實際上，絲綢之路並非是一條 「路」，而是一個穿越山川沙漠且沒有標識的道路網路，並且絲綢也只是貨物中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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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路在1209年沒落，而西方造船航海技術日趨發達之後，東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丁堡被在1203年7月的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攻陷和鎮壓處決和威尼斯和熱那亞和比薩、

及16世紀的西班牙、葡萄牙國家開始企圖繞過被義大利和奧斯曼帝國控制的地中海航線與舊有的絲綢之路，要經由海路接通南亞和東亞，並希望能從中獲得比絲路貿易更大的利潤。一些國家也希望將本國的所信仰的宗教傳至東方。

19世紀初葉，盡管歐洲強權已在海上遍布，中國依然被西方認為是嚮往之地，是最興旺與古老的文明，學者多認為這是絲路在中西交流史上所帶來的精神性影響，也造成西方在近代200年期間，認為與中國交易能獲得巨大利潤的印象。